狗尾巴花环

                            作者：汪平

　　这个狗尾巴花环，是典明的老婆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送给典明的。

　　因为，典明这个人谁也不喜欢，他太可恶，就像绿头苍蝇，在粪缸中粘满一身屎，生怕飞到了你的身上，脏了你，臭了你，而避之不及。

　　但他也可怜，而死的时候更可怜，不但丧葬简单得不能再简，连花圈也没有一个，就连他老婆做的这个狗尾巴花环，也不知道送到了他的坟上没有。

　　他还不足五十岁，是因为他最爱的儿子在外病重无钱医治，让他心中一线生存的希望破灭，就如仅剩几根根须粘在墙上的墙头草，被风吹的要飘走似的，支撑着他的精神支柱倒下，便买了瓶甲胺膦的剧毒农药，一口喝下。

　　他老婆是个神经病人，在二十四只秋老虎的季节，能穿着冬天的棉袄帮典明去田中收割稻谷，她一个人在前面割禾，那个禾把不是一把一把的，都是一束一束的，有时是一株一束，典明则在四四方方的稻桶前脱粒，他把禾把高举，然后使劲的摔下，稻谷便脱落在方型的桶中，那个禾把则是才十来岁的天生豁口的儿子拿来送给他，那儿子光着上身，仅穿着短裤，光着赤脚在田中跑来跑去，有时禾把远了，那一束一束的禾把他还得收集拢来，他就像个小猴一般，把禾把收拢后抱在身上，一跳一跳地跑过来送给他，以至他的肚皮上被汗水粘满了许多禾把的碎叶和泥巴。而他老婆汗流浃背的时候，典明去剥下她的衣服，她却使劲的抱着双臂大嚎大叫，即使剥下了，她也会立即重新又穿上。典明不在家小孩又在上学的时候，她还不知道做饭，饿了，家中的南瓜萝卜甚至红苕、晒干了的玉米，她拿过来就吃，家中没有，便到别人家的菜地去，菜地里有什么她便吃什么，一路在菜地中走，一路在菜地中吃。有一次到冬天了，大雪封山，家中什么也没有了，连米也没有，她也许是饿疯了吧，到楼上抓了谷就吃，把谷嚼的咯嘣咯嘣响，连那个谷皮也不吐出。

　　但典明喝药倒在床上的时候，她见典明吐出许多的泡沫，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但却知道拿着毛巾把典明吐出来的泡沫一点一滴地擦干。医生来了，因喝的是甲铵膦，不能洗胃，在这乡下，医生也回天泛术。典明的母亲只知道哭，他老婆只知道不时地擦着那些有浓烈甲胺膦药味的泡沫，但泡沫擦了又有，她只好不时的去擦，就好像擦泡沫是她唯一能做的工作。

　　典明有四个小孩，虽说国家有计生政策，但对一个神经性的女人来说，却无可奈何，所以她一连生了四胎，大大小小，连他的老婆在内都找典明要吃要喝，政府也没见帮过他，连他老婆的低保也没有一个，典明的能力又有限，一家六口总要吃饭，哪里赚得来呢？

　　那时大家的生活刚好解决温饱，他家人多，老婆又什么也不能帮，自然少吃，不说小孩，有时他自己也恐怕饿了不少。如果有人和他打赌吃东西，他什么都敢来。一次有人跟他赌在半小时内喝一箱啤酒，他拿起酒就喝，喝到十一瓶，赌的人见他喝的不像灌不下去了的样子，便把最后一瓶抢了过去，说：别都被你白喝了，这一瓶留着我自己喝。但更为离奇的是赌吃屎，这乃天下奇闻，那时的工匠每天的工资就三十元钱，只要谁能出一百元钱，他可以把你拉的屎吃下。他说出这句话，很多的人都作呕，但他却正颜正色地说：有钱我怎么不能吃，屎又不是毒药，毒不死我，一百元钱可以买多少斤大米，可以买多少斤猪肉呢？可以买多少件衣服呢？

　　这次也许是大家太穷，舍不得那一百元钱，或者是被他敢赌的勇气吓退，居然没人敢与他赌。我虽然也作呕，但却不得不佩服他的这种吃屎的勇气。

　　这对一个正常人来说，谁也无法做到，但他有这种勇气，也许是因为他家太穷，也许是因为他家太需要钱，为了自己的生存，也更为了家人的生存，他什么都敢做。

　　正因为他家太穷，生活的太无奈，便不得不多了第三只手。

　　他开始是偷菜，别人的菜园就像是他家的一般，菜地里只要没人，所有的菜都是他的，因他老婆有病，什么也做不了，连饭都不能做，所以过年的猪也自然养不了，过年没肉，他也只好顺手去偷，丢了肉的人，便到他家去找，不说百分之百的能找到，他自己也会承认，但他一偷过去，一家几口随即大吃一顿，过过年瘾，所以失主也没法，只要没吃完，吃便吃了，剩下的拿回家就是。

　　但偷这些，只能解决得一家人的饥饱，到了冬天，小孩的衣服也成问题，破点脏点没事，问题是破了的衣服也没有，幸好他孩子的身体个个都很好，每个人都不怕冻，好像天生的是个挨冻的精，但到了严寒，大雪纷飞，冰天雪地的时候，小孩还是受不了，于是别人凉在外面的衣服，他便顺手牵羊地拿几件，被主人认出来了，这次他却不再像拿了别人的猪肉一样承认了，他把拿走的衣穿在小孩的身上，那小孩穿的除了他拿过来的那件毛衣之外，只穿一件内衣，毛衣有点大，腰上便用草绳束着，下面穿的也仅是一条薄裤，裤缝也破了很长的一段，每走一步，那起了鸡皮圪塔的小腿肚子便裸露在外，脚上没穿袜子，只穿一双破鞋，大脚指从那破洞里露了出来，在雪光的映照下，他小孩的手脸都冻得通红通红的。但这件毛衣被失主认出，他说：这件毛衣是我姑妈送我的，世上就只卖你一个人的么？失主说：这件毛衣在我烤火的时候，被火星在袖上烧了一个洞，可这个洞还在，怎么不是我的呢？典明说，我的毛衣也烧了一个那样的洞，是我的就是我的。典明的叔伯都来了，都骂典明，典明坐在地上，一副无赖相，他们越骂，他越是不听，那些叔伯要打他，他便跑到失主的家撒赖起来，把失主的东西乱摔乱丢，反而骂道：我是偷过人家的南瓜、冬瓜、豆角、辣椒，我承认做贼是做出名了，但我没杀人没抢劫，没去偷银行，没去偷商店，衣服是我的就是我的，我不怕你们冤枉，我无知怎么样，我无赖怎么样？我本来就什么也没有，你们抓我去坐牢呀，我们一家子正没吃没穿的，求之不得呢，我不走了，反正现在又无赖得出了名，我就再赖一次，你有火我也来烤，你有吃我把一大家子都叫来吃，你讨厌我，我还正活的不耐烦呢。

　　失主气得没有办法，只好请那几个叔伯把典明劝走，这时，典明也是一头犟牛，谁劝也不理，他就是气嘟嘟地坐失主的房中，谁拉都拉他不动，他有如定住了的木桩一般，你即使把他抬出来了，他挣脱依然来到那家人的房中，还是摔东摔西的，那人气得没法，说：典明爷，典明爹，典明祖尊，那件毛衣我不要了，我错怪你了，我再送你两件衣服好吗？典明说：这么多人在这里看，我的丑也出了，洋相也被别人看完了，你几句道歉说得多好听，我现在只希望你吃了我呢，吃了我，我可以把一家大小都甩给你。

　　这时，看热闹的有上百人，他的几个叔伯无不气疯了，失主更是气得没法，场上也没一个人能把典明劝走，我看到这种场景，不由走到典明的身边，对他说：典明，多大的事呢，别理他，我有几句话，可以请你到那边去，我们商量下好吗？我边说边拉着典明的手，牵着他就走，他站起来，就如我牵着小孩的手一般，跟着我一路轻飘飘地走去，我边走边说：这么冷的天，三九寒天呢，万一冻坏了小孩怎么办？不就是几件衣服吗？我家多得是，我拿几件给你。他说：一件衣服是小事，我就看不惯这些人，人人都把我当可恶至极的人，我还没吃人呢，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要是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我又何苦和他们去争呢，我无赖到那么无聊么？

　　于是，我拉着典明一直往外走去。待我回来，失主千恩万谢，有人还居然向我树起了大拇指，可他们就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能轻易地把典明拉走。其实能拉走典明的不是我说的那几句话，而是没有人给他一个下去的台阶。

　　但他毕竟勤快，自己的事情做完，经常到别的人家去卖零工，只要有人请，一是可以管了他自己的肚子，二是还挣了工钱，每天的那三十元钱，可以多花点家用。所以，不管多累多脏的事他都做，挑粪、挖地、割禾、插禾、抬丧等，只要你拿钱请他，他都做，并且还会做，做的不比任何人差。

　　对典明来说，一个六人之家，吃的穿的就是大事，老婆是一个那样的人，他不能出远门，不能丢下一家不管，家中的田地耕种下来，一家子虽然吃不饱，但也饿不死，但小孩还得读书，一大家子还得要有家用，所以典明在空余时间，还出去做点小营生，什么能赚钱他都可以去做。

　　当鲜玉米棒可以卖钱的时候，他便把他自己种的玉米都摘了去卖，但自己的玉米有限，有时不免半夜三更的偷摘别人的玉米。但他更多的时候是贩买贩卖，比如乡下人做的扫把，他一元一把收过来，挑到县城卖一元五毛一把，扫把卖完了，可以卖瓷器，但瓷器是个重活，一挑百多斤，还挑不了多少，但他都能从县城贩回来，第二天再挑到很远的地方去卖，时间久了，赚的差价，也让他家的生活改善了很多。有时几次深夜，我都看到典明挑着没卖完的瓷器回来，问他，他累的说话都没劲，只说：跑了百多里，都被别人卖过一遍了，卖不出。但到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是看到他依然挑着一满担瓷器出去，幸好他年轻有力，累了，晚上睡上一觉，第二天依然精力充沛。但到后来，来讨钱的人也很多，都是赊了人家的货没给钱，我有一个姑妈六十多岁，她辛辛苦苦做了一百多把扫把，典明赊过来，几年了，姑妈让我去讨，我能讨什么讨呢，不过是一百多元钱罢了，还有一个卖瓷器的老板，让典明欠了二千多的瓷器款，他来讨钱时，听了大家的介绍，人没见着，也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下次再来时，还是讨不到，只好说：就当是捐给他的罢。

　　后来，他便到处赊，欠东家欠西家，欠的太多了，他的生意便做不下去了，这时，香港六合彩流行过来，买码的人都要码报，他便卖起了码报，当晚的码一出，第二天天刚亮，他便步行几十里进些码报过来，从外一路地卖回家，收入也居然不错，并且不挑担不做活，就是脚上走点路的事，这每天行走几十里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六合彩期期有人买，于是，码报期期有得卖，还长期稳定，一个月下来，家用开支居然能勉勉强强地过下来，甚至还有些结余。这时，他身上有一两百元钱，就宛如大富豪一般，不由地趾高气扬，得意忘形起来。

　　一次，他给小女儿两元钱，看到孩子高兴得飞跑去买零食的那种幸福感，说道：她每天都要用我好几元呢，你不给她她就找我要，我不如给她，反正是要给的，只要赚得来，这几元钱几张码报就赚过来了。这时，我向他的脸上看去，以前一向低落的情绪不见，露出了少有的笑靥。别人并不在乎他这一两元钱，甚至不值得在乎，但他就是高兴，没人答理，他却能自顾自地一路说下去：现在有钱什么都能做，上街去玩个女人，二三十元钱就可以搞定，只要你想，天天都可以去。说到女人，便有人打趣他：典明，你有钱你去多玩几个不好么？他说：想玩就玩呢，你要的话，我打个电话，随叫随到。那人说：你又能有几个电话呢？你又玩了几个女人呢？他说：比你肯定多玩点，信不信，我带你去试试，雪白的大腿雪白的胸由得你摸，你想摸哪个就摸哪个。说起这些荤话，他高兴得唾液喷出去好远，只要你有时间，他可以陪你侃上大半天。

　　而旁人都喜欢打牌，有人便说：典明，你那么有钱，上桌来打牌，有本事你可以多赚点。他说：打就打，谁怕谁呢。他一上桌居然大老板样还飘上几元，出钱也出得很爽，但几圈不胡，大家叫他出钱时，他木鸡样什么声都不做了，大家再打两手，见他还不出钱，便说：典明，你的钱呢？你刚才不是大老板样么，满县城的女人好像都是你的，那个温柔的无底洞你要是少擦几回，何愁你打这点小牌呢？他竖起脸，一本正经的说：钱没了，都被别人欠在码报上了，我外面的码报钱都被人欠了一千多呢。打牌的人说：你才输了多少呀，一百元还差得远呢，凭你这点破钱还去玩女人，白大腿白胸脯是你这几个钱摸的么？看你明天拿什么钱去进码报。他这时却站起身笑着说：我一分钱不要，倒样能批到码报，他不给我，别处叫我去的人多的是，每次去了，他还好烟好茶毕恭毕敬的留我，生怕我不去了呢？于是，大家打牌不欢而散。

　　后来，小孩慢慢的大了，虽然都没有读多少书，最多的初中还没有毕业，但都各自出去混自己的去了，他的负担不由轻松了许多，他挣的钱可以让自己放开地喝酒，放开地抽烟，开初为卖码报，买了个自行车，后来钱多了一点便换了个摩托，还买了个山寨手机，一路风风光光的，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每天回来，总是红光满面，一看就知道是喝了酒，下了车，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捧一个不锈钢茶杯，红光满脸，走到众人的面前，不用说，又是神侃起他那些“风风光光”的事了。

　　四个小孩中，就那个豁嘴最勤快，后来虽然补好，但说话依然不清，因他最勤快，也最听话，是典明最喜欢的一个，其他三个都是各人混自己罢了，但这个儿子在外打工时，不幸因病没钱上医院而误信游医，以致延误治疗时间，让病情爆发，他一时以为儿子已到难治的境地，因对儿子之痛之爱，就像三魂被抽走了七魄一般，神不由主地去到小店买了瓶剧毒农药回家，待众人发现他喝了农药时，他已经倒在地下，人事不知了。

　　那天，我正好在家，正是一年一度的鬼节，待我帮人写好包袱出来时，已是上午十点半了，听到典明吃药，便走过去看看，他已被众人抬在床上，眼闭着，人不时地抽搐，医生已来过，因喝的是剧毒农药甲胺膦，无法救治已经走了，听了医生的这种宣判，我也不由无可奈何，因中午还要去别处赶赴升学宴，我只好匆匆地走了，待我饭后步行几里路回家，已是下午两点，本以为典明早已死了的，再到那里去看时，他居然没死，躺在床上一味地吐着泡沫，一吐一大团，就像肥皂泡一样，不是那种美丽的颜色，而是一种气味冲人的黄色泡沫，房中只有他七十多岁的不管世事的妈妈坐在那里，不时地儿呀儿的哭几句，他老婆则坐在堂屋，眼睛专注地看着典明，一见泡沫吐出来了，便立即拿起毛巾，冲过去帮他擦干，擦干了她便不知道再去做什么，也不去哭，依然坐到堂屋的凳子上，眼睛依然专注地盯着典明，只要那泡沫一吐出来，她便拿起毛巾，立即冲了过去。

　　我见典明延续了这么久的生命，从医生来的时候起，那时是九点多，到现在已是下午的两点了，他的生命已顽强的延续了四个多小时，也许他命不该死，我不由涌起一股对生命的担当，对他的家人说：快打120吧，也许他还会有救。但旁边的人说，都这个样子了，医生早就来过了，都宣判已无可救药了，还能有救么，死在家里比死在外面要好。我说：人家的一条猪病了，哪怕是病得要死，不也是要叫个畜医过来么，死猪当做活猪医吧，人的命总比猪命值钱。在我的强烈建议下，才打了120，但等到救护车来时，已是三点半了，在去县医院的途中，他的生命终因轻于鸿毛，一缕游魂飘向了天国。

　　典明家是一贫如洗的，他的子女都没有钱，不然，他儿子病到那个程度，不可能没钱去治，典明死了，以现在的丧葬费用，他家怎么拿得出来呢，政府也指望不上，有一年，村里曾想给他老婆一个低保，但最终却被换给比他条件好得多的别人去了，不然这么多年以来，早就应该帮过他，那时我只能打算，如果他的亲人拿不出丧葬费用出来的话，我就准备多辛苦一下，在一个几百人的村庄，让每家捐点，也要把他安葬下去。

　　幸好，那个费用他的妹妹承担了下来，虽然一切从简，但在高消费的时代，这笔费用对一个农村的人来说，还不是一笔小数。

　　因他死了，那几天，我便留在家中，帮他动用，并帮他写着礼簿，那些债主听说他死了，都来打问，看看那些债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是我的熟人，见是我在写礼薄，便说：汪平，是你写礼簿么？典明欠着我五百多元的肉钱呢，你得帮我扣下。我说：人都死了，他的丧葬费用都无从着落，你还好意思开口呢，你看得起他，能赊那么多的肉给他，就再送他点买纸币的钱好么？那人见说，灰溜溜地走了。当然也有来讨钱的，看到场景，在我这里登个礼簿，说：典明啊，这辈子你是太穷了，太可怜太可恶了，欠人家的太多，我在这里登个簿，你到那边多买些阴币，就过好一点吧。

　　典明上山后，我找他的儿子结清礼簿上的账，也许是典明穷吧，人情薄于纸，薄得礼簿上只有二千多元，离丧葬费用差得太远。在结账的时候，看看他的房中，除了几张床一张吃饭桌之外，什么都没有，衣服都是乱堆在床上，没有一件家具，煤气灶放在没有粉刷的楼梯间，我看到他的老婆，缩在房中的一角，不知她在哪里抽来那么多的狗尾巴草，就坐在那里用那些狗尾巴草做着一个直径五十公分左右的花环，她见了我，眼神有一种畏缩感，便低着头独自地去做，我不知道她是做了玩还是做了送给典明，但典明已还山了，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把这个花环送到典明的坟上，但这却是典明丧葬期间唯一的一个“花圈”，我见那“花圈”做得很精致，那些狗尾巴草蓬蓬的，在她的动作下一晃一晃，那种毛乎乎的感觉，很是晃眼，让我感觉到这种晃眼的感觉比典明的生命要耀眼得多，有份量得多。

（谨以此文赠给我的老乡汪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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