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曾：从刘道玉给官员让软卧，到老教授给我们腾客房，再到我们给胡耀邦让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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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记事系列：

李庆曾：从刘道玉给官员让软卧，到老教授给我们腾客房，再到我们给胡耀邦让地方 

作者：李庆曾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MBA教育中心）

        一

多年前就读过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在1980年代中期带领学校的几位行政人员和教师到北京出差时的一段经历。他与另一位老教授在自己的软卧上还未坐定就被强行赶出，直到火车启动后才给他们安排了新的铺位。

事后刘校长才知道，原来是新任省长带队出国访问，也要先到北京。省长随从的1号软卧包厢离厕所较近，而他们要求离厕所和洗漱室远些的包厢。于是有关方面就让刘校长他们腾出原来的4号包厢，搬到厕所旁边的1号包厢了。

此事被媒体曝光后自然造成不小影响。而且中央责成湖北省委进行调查，写出报告。

当时省里给刘道玉传话，省长上任不久，应当支持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形象，希望刘道玉出面申明：所谓的报道是子虚乌有，纯粹造谣。

刘道玉不愿意作假证，事情陷入僵局。

省里的领导人认为，这件事是刘道玉捅出去的，泄露了党的机密，应当追究他违反纪律的责任。

于是派调查组到武汉大学，找了与刘道玉同行的教师和干部，又到财务处查他们报销的火车票，直到最后，才向刘道玉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省里后来怎样向中央报告的，人们不得而知。

一年多后，刘道玉突然被免职，原因不明。据说，刘道玉拒绝了国家教委安排他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的建议，开始在武汉大学安度晚年。30多年来，他一直隐居在武大幼儿园对面的一座家属楼里。被武大学生称为“我们永远的校长”。

    二

每次读到这篇文章，我都会联想起自己在1980年代中期去湖北出差调研时的一段往事。之所以一直没有把这一段往事写出来，是由于自1989年我移居澳洲后，中文的写作就此辍笔了。直至30年后，在今年年初的疫情期间，才开始了远离我的老本行经济学领域的笔耕，而转到纪实文学的写作上去了。

自2020年2月以来，我的写作已有30余万字。包括了几大系列: 童年的记忆、中学时代、兵团岁月、求学之路、改革大潮、澳洲纪实、人间记事等等。权当我这70多岁人的生活一乐，所以是想到哪、写到哪。在此情况下，当我再次看到刘校长给省长随从腾让包厢的文章时，自然而然地想把我在同期去湖北省出差调研期间，湖北财经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位老教授给我们腾让客房的事也记述下来。

1984年底，我从社科院研究生院农经系毕业后，就留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一年后正常转为助理研究员，两年后被提拔为研究室副主任，三年后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四年后被提拔为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副社长，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一年迈一步，真可谓春风得意。

一次，所里安排由我带队到湖北省搞调研。参加此次调研的是刚到所里不久的几个本科毕业生，记得有胡必亮(刚在网上搜了一下，他现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王华民等三、四个人。

本文作者（左一）、胡必亮在湖北宜昌

我虽然在研究生毕业后选择在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工作，但也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发展组)的最早的那批成员之一。为了工作方便，发展组的工作人员去外地出差搞调研，一般都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出具介绍信。

我在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曾多次带队到外地搞调研，都是找王歧山开的介绍信。他当时的身份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办公室的负责人。按照惯例，凡发展组的人员外出调研，一般都由他来安排协调。

当时，虽然我留在了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工作，但为了工作方便，凡是我带队出差，一般仍旧找王岐山出具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介绍信。所以这次由我带队到湖北搞调研也不例外。

到武汉后，接待的对口单位是省府办公厅。他们给我们安排到了省委内部招待所东湖宾馆的一幢别墅内。

收拾停档后，胡必亮和王华民向我请假，说当时这个招待所正在接待一个会议，他们母校(湖北省财经学院)的一位很有名望的老教授来参会，也住在这个招待所，他们要去看望一下这位老教授。

不一会儿，小胡和小王就回来了。小胡想对我说什么，但又欲言而止。我见他心事重重，就追问他发生了什么。后来还是小王吞吞吐吐地告诉我，他们去探望的那位老教授，原来就住在我们所住的这栋别墅里。但由于我们的到来，工作人员又把他调换到了另一个地方。原来，我们所住的这栋别墅，是省里接待贵宾的场所。

胡必亮和王华民心里坠坠不安，是因为我们的到来便挤占了这位他们一向敬仰的、德高望重的著名教授的房间。这位老教授竟不得不为从衙门口派下来的学生们的入住，而腾出自己原来住的地方。

事情很清楚，而且也很简单。我们都不过是一个毕业不久的学生，尽管我有行政职务，但这绝不是省政府让那位老教授给我们腾房的理由。而我们持有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介绍信，才是事情的关键。

国务院派出的人到下面搞调研，肯定要被地方奉为座上宾。最好的房间要给我们住，也便顺理成章了。老教授给他的由国务院派下来的“官员”学生们腾房间，也便不足为奇了。

    三

在此我不想对自己当年的轻狂无知作出忏悔，就像我当时回复胡必亮他们的: “我们住这儿是省政府的安排，又不是我们把老教授赶出去的。”

在此我也不想对官本位制提出任何批评，因为凡有国家的地方，官本位制必然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

我只是想把这件事客观地记述下来，使人们知道刘校长给官员腾让地方并非只是个例。

此外，我的另一次相关经历是我们给胡耀邦腾地方。

那是在1982年夏天，当时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一，计划利用暑假到黑龙江做农业调查。于是我联系了读本科时的两位老同学王彬和张文锦，以及我读研时的同窗顾秀林同行。我找当时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王岐山开了调研介绍信并借钱后，我们一行四人就出发了。

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刚刚成立。我们发现，负责接待的黑龙江省农委在言谈话语间表露出他们对这个新的机构并不了解，于是打电话给省委秘书长询问对我们的接待方式。

后来，他们把我们安排到省委最好的内部招待所“花园邨”。

说是邨，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花园，当时正值夏季，绿树茵茵，百花争艳。园内是一幢幢的独立别墅，别墅之间的间距很大。据说当年毛主席到哈尔滨时就住在这里。

左起: 本文作者、张文锦、王斌。摄于1982年夏哈尔滨花园邨

省农委对我们的调查工作做了十分周密的安排。在省府调查期间，不需要我们出门走访，而是由各局、委、办的领导上门汇报。由于我们调查的题目大，范围涉及广，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不同部门的人上门汇报。来的人多是些白发苍苍的上了年纪的人，他们的小轿车直接开到我们所住别墅的门口，下车后一进门就点头哈腰地说，“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

我们四个听汇报的人都是三十几岁，而来汇报工作的多是五六十岁的省农口各部门的领导，他们看到国务院派下来的人这么年轻，都十分惊讶。特别是农委接待处的人还私下问我们调查组的另外三位同志: “你们带队的李庆曾同志是什么级别？”由于我们是代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来搞调研的，所以不好说我只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在校生，我们的人只得把话题岔了过去。

在我们调查期间，正好赶上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胡耀邦来到哈尔滨视察工作。为了接待胡耀邦，被称为毛主席行宫的花园邨一律清空，于是把我们安排到省委的另一家内部招待所“和平邨”。

这就是老教授给我们腾客房和我们给胡耀邦让地方的经历。

2020年12月07日初稿

2020年12月20日定稿

作者简介:

李庆曾，有故事的人: 内蒙兵团大头兵、大学扩招幸运兵、改革大潮排头兵、自主创业志愿兵、教书育人义务兵、纪实创作不老兵。

附：李老师：你未留下联系方式，请加我微信：18608684996，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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