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舜旦：王安忆长篇小说《匿名》的重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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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王安忆长篇小说《匿名》的重大误区
作者：肖舜旦
王安忆长篇《匿名》问世已经五年了，该如何评介这部作品，坊间态度颇为暧昧。虽然晦涩难懂的“天书”之议几成共识，读者不堪卒读的抱怨之色也欲隐还显，但“深刻哲理”、“先锋探索创新”一类的附和称誉之声也大有市场。这可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或许，这可以称之为“《匿名》现象”。
“《匿名》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刻薄些说，它让我想到了安徒生那个“皇帝新装”的古老童话；婉约些说，正好借用李清照早年的那首《如梦令》以寓言：“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核心词就是“误”。“沉醉不知归路”，得意而忘形，忘乎所以，不辨东西；“误入藕花深处”，花多耀眼，色艳迷心，迷途而难返；“惊起一滩鸥鹭”，议论蜂起，莫衷一是，毁誉参差。直言之，《匿名》：一部误入迷途之作。
《匿名》的误区源于王安忆思想观念上的严重误判。
王安忆在作品面世后，曾通过各种媒体多次表达过她的创作初衷：
“我希望《匿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把我对世界的疑问写出来。”“这次我的这个小说，确实是一个野心”，“我很想写一种文明的再生，文明的循环和周期状态”。
关于为何小说写得这么“艰深、晦涩”，王安忆是这样解释的，在写作过程中，她的教授同事陈思和一直鼓励她“要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东西”，甚至可以“写大段的议论，不用照顾读者的心情，不管读者是否能读得懂”。
王安忆这些“夫子自道”透露出了其创作初衷上潜藏的某些“不良”因子：“野心”大大的，功利心则“蠢蠢欲动”。想出大名欲成大作，这本来也属正常；但是，却不曾料到大脑竟然发热误判，以致误入“藕花深处”，“乱花渐欲迷人眼”而不自觉，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一误再误，误入迷途，以致无可自拔者也。
误判是如何发生的？先是自以为找着了一个深刻、隽永的主题，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故事，以文史哲三融和的深刻寄寓方式，来揭示“一种文明的再生，文明的循环和周期状态”。这个绝妙创意，一定让作家内心很产生了一种“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舍我其谁”之类的豪气。其次，既然主题深刻旷远，那么就得不走寻常路，以往的清新明丽柔婉风格必须扬弃，而要以艰深晦涩扭曲风格来展现深奥广博的哲理寄寓，也无须在乎读者能否看懂，要有“勇气”鼓足信心：我不是为读者写作，而是为自己的“野心”写作。
在这般大脑严重发热的利欲心驱动下，一连串的迷失错位现象的发生就无可避免了。
我以为，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匿名》的最严重失误就是：丢失了一部文学作品的灵魂——人文情怀。
王安忆为了实现她“文明再生”的主题思想，“巧妙”地设置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框架：一位大上海的67岁无辜老人被一黑道团伙作为人质而秘密绑架，但很快就发现帮错了对象，可如果释放又担心泄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老人做了。可执行者执行时却似乎有些良心发现，不忍直接下手，于是擅自将老人丢弃到一个如迷宫般无法逃出的深山大莽中，让其自生自灭。在作家看来，如此一来，这位老人就算是进入了一种新的“时间之流”，就从一位现代文明人退化成了一位原始“新人类”；而这位“新人类”为了活下去的所有生存本能及其活动，就构成了所谓“文明再生”“二次进化”的伟大实践。比如，老人饥不择食，就被作家“科学”地判定是学会“觅食”了，并“已速成为杂食动物”，并且是“以采集经济为基础，也不排除其他来源，比如狩猎”；老人偶尔捕捉到一只仓鼠，就算是“狩猎”成功了；老人在山里偶然拾到一块铁梨片，作为刨爬工具，就被作家描述为“携带着上一期文明的工具，进入下一期的劳动”；老人“行走在壁上”时“腿脚忽变得敏捷”，作家便视其为“迅速变种”现象，惊叹于这个“新物种”的“文明”再生的创造能力；老人为自己找了一处固定的大便处所，作家赞不绝口，这个人竟然“建造了茅厕，多么聪明啊！简直了不得，晓得如何处理秽物”，“别小看这一个人，他那一点点生产活动，也会影响大山里的生物圈，不定什么时候促成突变”；老人饿得面黄饥瘦，“须发白尽了，肌肉也差不多消耗尽了，皮包着骨头”，“说不定已经死亡”，所以，这“活着的”就是一个“新物种”了，“生与死早转换形态，模糊分野”，而“从生物学上说，就好比单性繁殖。在单性繁殖进化到双性繁殖之后，再继续进化到单性繁殖”……一连串煞有介事的描述下，又加以一连串晦涩深奥的学术名词的定型定性，俨然具有了一种教科书般的严格“精准”性质。就这样，一种“文明的再生”或“二次进化”或生物学上的“单性”“双性”“繁殖”就莫名其妙地发生了。
然而，稍具一些常识的人就应该明白，真正的“文明的再生”岂能如此就轻易发生？这只能是一种极其荒谬极其幼稚的臆想，一种走火入魔的自以为是、无限上纲、自欺欺人，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然而，王安忆却偏要把它视为一个煞有介事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进化事件，甚至还奢谈所谓叙事上的合理性，“在长篇小说中，每一个合理性我必须要考虑，都只能老老实实地写出来”，实在有些“强‘己’所难”。明明一个想入非非的伪命题，怎么可能从事理逻辑上“圆谎”出“合理性”来？
按照这样一个故事构架，接下来该发生什么呢？我想，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只要稍稍冷静理性，就必然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老人遇此灾祸，会有什么反应？他会不会担心、害怕、痛苦、绝望、愤怒……然而，王安忆的回答居然是：不会，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也不应该发生。
这就是大作家的创意，似乎只要“艺高人胆大”，就可以从虚无飘渺中生发出“合理性”来。因为《匿名》的创作目标压根儿不是为了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而是写小人物为“文明的再生”所激发出来的极大潜力和创造力；所以，这位不幸的老人就不应该有凡夫俗子们那些婆婆妈妈的喜怒惊惧的情感，他应该是干大事的“新人类”，他应该感到自豪甚或感恩，因为他正在创造历史，创造新的文明。这就是王安忆的“合理性”。为实现这“合理性”，她只须略施小计，老人就可以没有七情六欲了，就可以一心一意地听从作家的调遣，去完成“文明再生”的伟大历史重任了。这“小计”就是——“失忆”。只要一“失忆”，就可以一了百了，六根清净，与世无争，与愁绝缘了。大概正因为此，《匿名》里的不幸老人自绑架伊始，就“被”“失忆”了。这样，他就瞬间成为了一个超越于一切喜怒哀乐、冷暖寒热之上的无知无觉的巨婴型创世生物，任谁都没有必要为他掬一把同情之泪，纯属多余！当然，与此同时，我们的王大作家也俨然一超越一切世俗情感的远古神人女娲，将老人蚂蚁般随意捻碎成泥，便催生出一个“新物种”“新人类”，这是何等大手笔！然而，透过这冷血如冰的大手笔，王大作家人文情怀的缺失却也展现无遗。一件极其残忍的生存悲剧事件，在作家王安忆的笔下，却高深莫测地成为了一个极佳的“人类文明再生”的现实案例，成为了作家哲思妙悟的灵感泉源。作家因此欣欣然入超凡圣境，无嗔喜怨怒，淡泊宁静，自由超迈，玄想频生。在作家看来，黑道人物将一位衰迈的老人扔进茫茫无际的原始山野，就是让他回归到了“时间之流”，并进入到了新一轮的“历史轮回”的起点；而老人作为一个受害者的人权、生存权以及作为生物人在这种困境面前的诸多喜怒哀乐之情则被作家统统抽空，以“失忆”之名将它们统统弃置于虚妄之境。老人惟剩一幅唯唯喏喏、懵懵懂懂、俯首贴耳、心甘情愿的愚民相，对于自己的不幸境遇，只有一种动物类的本能反应，丝毫看不到他的喜怒哀乐，几乎察不到他人性起伏的脉动惊悸。作者确乎没把他当成一个人，而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正在“从人类退到灵长类”再退到“灵猫”一类的“新物种”，或者是一棵“陷在林子里，脱身不得”“任凭造物摆布”的树，只是欣赏并惊叹于这个“新物种”的“文明再生”的创造能力以及“迅速变种”现象，这种貌似极其冷静客观的“科学”视角，将一个复杂多变的阶级社会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还有黑道人物的强势张狂，蛮横残忍悄悄化为乌有，这是一种多么冷漠无情的立场！
从艺术的本源而言，任何抽象、变形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具象的呼应甚至回到现实，也就是说，“形而上”的追求并不是要逃离“形而下”的现实，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抵达现实的本质。超越的外相下应该始终有着一线隐形却坚韧的现实关怀维系，始终汹涌着一股阻不断理得清的逻辑精神潜流：这才是抽象的本质。如果一种抽象最终完全背离了生活的本质，完全旁逸斜出于生活逻辑轨道之外，那么这种抽象，还有什么意义价值可言呢？《匿名》中对人质绑架事件的抽象基本就属于这类，与此相关联的许多抽象寄托也因此陷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逻辑怪圈，错招频出，迷途重重。
在小说的下部，有一个明显的重心转移，即对残疾人生存境遇的关注。因为上部被困深山的“失忆老人”因为一场山火（当然这场山火的发生在逻辑细节考量上也可说是来历不明，疑窦重重，在此姑且忽略不计）而绝路逃亡，竟致脱离了大山的重围而回到人间，先后被当地两家福利院收留。小说借助老人命运轨迹的转换，先后叙说描写了这两处福利院所的残障人士的生活风貌，这本该是一个展示作家人性人文关怀的极佳契机。如果说之前对“人质绑架事件”的抽象展现因为“文明重建”这个高难度命题的难以驾驭以至于走火入魔地偏离了生活的本质；那么，对福利院所的残疾人士的关注则应该可以踏踏实实地回到现实人间，可以迷途知返，“亡羊补牢”，回归人情人性的理性关怀轨道中。
但是，孰料作家“文明再生”的哲理探索兴味丝毫未减，而是借此转移到了新的领域，即意图通过对残疾人的生存现状的描述，继续深入探索“文明再生”“二度进化”的深刻哲理境界。在此，王安忆的“哲思妙悟”有了一个新的理论依据：福利院的这些“畸零人”，因为他们的残缺身份而被主流社会所遗忘或抛弃，成为了“溢出正常社会规范之外”的“除不尽的余数”，但依然各自代表了一段“文明的沉浮”，因而同样也具有了文明“二度进化”的可能。正是这种可能，让王安忆兴奋莫名，“你很难说他们是残障。写到这些人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兴奋的，因为他们很具体，更符合我的美学”。
作家的这番表达耐人寻味，“很难说”是“残障”是什么意思呢？而让作家这么“兴奋”的残疾人生活又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作家描述的一家九丈镇民政养老院的基本状况如下：
这个所谓的“养老院”由 一个还俗的尼姑管理，地点就是自己居住的破旧庵子。“院”里总共五名人员：尼姑、两个病孩（一个躺在床上不能动，一个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而被父母抛弃）、一个有些懵懂痴呆的老头、再就是新来的“失忆老人”。五人中有两人缺乏独自进食能力，而需人喂食。养老院的生计来源只有粮站每年给出的几百斤谷麦。其余维持全靠养老院“自谋生路”。所谓“自谋生路”不过是在逢集的日子，抱着病孩子在集上化缘（实际上就是乞讨）；再如去机房碾米，店主不收钱，也不留砻糠，反添给女人一个筐底子，也算是对养老院的资助之类。
面对这样一个 可称之为赤贫状态的养老院现状，王安忆究竟看到了哪些让她“兴奋”的东西呢：
当这一群畸零人走在九丈的老街上、老小病残一列纵队自由行进时，作家形容为“有一种滑稽的哀容”，“自由散漫底下，又隐藏着爱娇，这样的老而且窘迫，这两个字很难想象，可就是爱娇呢！”作家同时又感叹于社会道德人心之美好仁慈，“要不怎么解释它的存在？”
欣赏、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且用词极其温柔深婉，极其“春秋笔法”，绝对独特新颖。“哀容”能和“滑稽”搭手，堪称绝配。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指让旁人看上去感到忍俊不禁的悲哀的脸容，但这究竟会是一种怎样的悲喜兼具的表情呢？更绝的还有“老而且窘迫”的“爱娇”之态，这应该是专指两位老头的，一位懵懂痴呆，一位失忆落魄，既“老”又“窘”，想必是指皱纹纵横、形销骨立，可如何又这般“爱娇”作态、甜蜜可爱得难以自持并让王作家喜爱的情不自禁呢？虽然这“可爱”的情景让人有些看不懂，但在作家的心目中，这就是一群在“社会道德人心美好仁慈”的怀抱里幸福生活的畸零人。作家的逻辑判断简单明确：因为他们活着，“存在”着，就说明了社会道德人心的美好仁慈；即便他们脸有“哀容”、既“老”又“窘”，他们依然是快乐幸福的，因为他们的表情里充满了喜剧性的滑稽意味，还“隐藏”着一种甜蜜散漫的“爱娇”情趣。一群多么幸福快乐的畸零人啊！
不仅如此，小说在描述另一处福利院时，还抒发了下面这样的感慨：
“福利院聚集着一些隐匿的小世界，因不能纳入常识的大世界，就被遣送来了”，而在“这个沉寂的福利院，别看都是歪种子，残果子，稗果子，其实生机勃勃……不定裂出个什么玩艺儿……或者预示着某种更高级生物的诞生。”
这肯定也是令作家更“兴奋”的美学价值之一，由此不难明白王安忆对残疾人是如何欣赏赞叹并喜爱有加的！能够从残疾人窘迫寒酸困顿的生存状态中看到快乐、安宁、美好的生活内蕴，能从福利院的众多“歪种子，残果子，稗果子”中看到“生机勃勃”的“更高级生物的诞生”，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定义为王安忆的一种“残疾人情结”。透过这“情结”，王安忆对残疾人生存现状的独到观察、理解以及阳光、乐观、喜爱赞叹情感可说展现无遗。
小说里还描写了另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山“桃花源”，一个奇特的化外之地。这里的山民很少与外界发生关系，外界诸多法律如征兵、义务教育、计划生育、户籍、婚姻法等对他们都没有任何约束力。这些“化外之民”一个最大的生存特点就是，由于近亲结婚、繁殖，白孩子越来越多（与“常人”的比例总在一半对一半），因而未成年便夭折的也多。这些白孩子晒不得日头，否则就会导致红疹和眼盲，所以，他们只得蜗居在山里的绿树荫翳丛中，无法走向外面的世界，而只依靠当地天生的枸杞为生。 由于未成年人生存率低，这样人口就不见长，“正够枸杞养命”，这种原始落后、封闭停滞的病态生存状态竟让作家真切感受到了一种天地自然“生态平衡”的奥妙，感受到一种“天地不仁”里的“慈悲”，并对这种“慈悲”情怀极其欣赏并由衷地赞叹，而完全忽略了其中所隐含的原始野蛮和反文明的丛林法则。在这种“丛林法则”里，那些夭折的孩子可算是死得其所，不然的话，大家都活不下去，山里哪有那么多的资源养活这么多人？而那些盲眼的白化病人也应该无怨无悔，因为这是上天与你们做的一笔交易。
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封闭、蒙昧、落后、病态的生存空间，仅凭枸杞收入这一单一原始的谋生手段生存，可想而知，山民的生活应该是极其糟糕的。但是，在王安忆眼里，这里却纯朴、温馨、富裕、其乐融融，堪称现代的“桃花源”理想国，这又是王安忆发现的一种独特的“美学”价值。小说里还重点描写了一位白化病少年鹏飞。这是一个具有天赋异禀超能力的奇人，“他就像蝙蝠，听得见超声波”，还“简直看得见呓语里的梦境”，“假以时日，没准也成为牛顿那样的人”，或许在作家看来，这就是“某种更高级生物”诞生的“预示”？
或许，在王安忆看来，这种野蛮落后的生存困境，最能准确地体现出某种文明“二度进化”的自然法则，就像亚马逊原始森林里的动物弱肉强食的生物竞争原则一样，大家伙都凭着自己的动物本能、技能去生存，去竞争，公正公平，物竞天择。在这个竞争过程里，上天会自动地遵循某种“生态平衡”规律，保持一种生态链的常态，使得各动物种群都能自然合理地在一定程度上存活、发展或死亡、灭绝。但是，王安忆忘了，这种自然的“进化”只适合于原始森林里的动物世界，却不宜在现代文明的人类生存天地中提倡。因为现代文明应该尊重并保障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生存权。就如小说里所描写的深山白化病人群居的“化外之地”，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就应该把这些病人的生存环境彻底改变，把他们这种原始、落后、病态的生活方式彻底改变，而绝不应该对他们的生存困境听之任之，不闻不问。而对一个负责任的有着人道情怀的作家而言，也绝不应该对这种“病态”只抱着一种猎奇甚至欣赏的态度，对对其中的人伦悲剧生存困境却视若无睹，这实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价值取向！
当然， 王安忆的本意或许是出于对残障人士的尊重，以为这些残疾人并不是如外人所想象的那么懵懂、无知、愚昧、可怜兮兮……所以她想极力发掘他们非“残障”的一面，甚至有意彰明他们之间其实藏龙卧虎、高人辈出；但是，她似乎完全没有料想到，她的对残障人士的“尊重”却明显滑向了一个误区——猎奇，她的“尊重”中几乎完全忽视了残疾人的真实困境、背离了基本的人性关怀轨道，她对残疾人超常能力的“发掘”将残疾人的真实困境几乎完全遗忘。在王安忆的笔下，这些残疾人可谓是“‘穷、残、病’且快乐着”，他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在“仁慈”社会对他们的“多方”赞助下，他们在“文明再生”的进程中自然地进化着、平衡着，活得无忧无虑、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王安忆如此别出心裁“抽象”创造出来的这种令人“兴奋”的“美学价值”，如同魔术奇幻，巧手生花，“空手套白狼般”“套”出了一幅残疾人自满自足、幸福快乐的生活之“相”，让人不禁生出一种“做残疾人也幸福”的感慨！
以上种种，就是《匿名》一连串迷失错位之链。以立意“误”区始，把一个想入非非的“文明再生”伪命题尊崇为一个“高大上”的哲理探索主题，且痴迷执着，坚定不移，这就注定了方向上的起始错位，此为始“误”；而为此虚构的故事主线更是脱离了逻辑起点，明明是一桩性质恶劣的人质绑架案却偏要完全撇开案件的道德价值意义去演绎一个虚无飘渺的伪命题，导致人文情怀缺失，得不偿失，强作解人，顾此失彼，此为再“误”；残障人群体进入作家视野后，作家完全无视其中的生存悲剧，一味猎奇所谓的“病态”之“美”，“过度”欣赏、盲目拔高以致于突破人情良知底线，此谓三“误”；讨论《匿名》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即它的学院体叙事、议论兼抒情的矫揉造作、莫名其妙，此谓四“误”。“误”以为“深刻”就是深奥、晦涩，就应该是学院体兼意识流的超级组合，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是要把作品整得让人看不明白看不懂；“渊博”就是跨行业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考古学、天文学诸学科学术名词、概念、知识等的炫耀、堆砌、混搭、杂糅……
一部《匿名》，几乎完全颠覆了王安忆以往的“作家人设”，以清新明丽流畅细腻著称的王安忆猛然转型为深奥晦涩、矫揉造作、装逼扮酷，距人于千里之外的“天书”撰写者。似乎唯恐读者不明白她的大学教授底蕴，因而高深莫测、絮絮叨叨地议论不休；高屋建瓴、古往今来地“渊博”不止；高步于形而上的“学术”云端；“深刻”于莫须有的“文明”再生；却几乎忘记了文学的初衷或基石——那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这不禁让人想到钱钟书《论俗气》里的一段议论：“从求美而得丑，我们立刻想到求雅而得俗的矛盾现象——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中杜慎卿所谓‘雅的这样俗’，《随园诗话》所谓：‘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这种现象是起于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俗人拼命学雅，结果还是俗。”
作者简介：肖舜旦，中学退休教师，喜文学评论。常在网上发表评论文章，《文学自由谈》《文学报》等曾多次发表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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