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舜旦：撩开当代“诗圣”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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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舜旦：撩开当代“诗圣”的神秘面纱
作者：肖舜旦
在《收获》﹙2017•1﹚上读了陈东东的一篇长篇诗论《圣者骆一禾》（以下简称“陈文”），颇感惊讶。此文题目上就颇具世俗标题党风格，好一个“圣者”名号，给读者的感觉俨然当代“诗圣”驾临，杜甫也理应顺应“时势”退避三舍了。看来坊间一直诟病的文人喜炒作、善吹捧的习气于今甚烈，即便像《收获》这样国内最具权威性的文学刊物，也难免俗。这不禁让人深感遗憾。
“陈文”对诗人骆一禾的评价虽出于至诚，但作为一篇学术论文，立论偏颇，过于感情用事，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字里行间都难免有不少“吹捧”甚或“炒作”嫌疑。简言之：所谓“圣者”之断语，言过其实。
下面，让我们细细分析“陈文”，试撩开这位当代诗圣的神秘面纱。
一、
“陈文”标题是以“圣者”冠名，虽然“圣者”与“诗圣”似乎有些距离，但从文本内容分析，二者意义相差无几。“陈文”对此有明确的表述：“‘圣’是骆一禾一生的关键词，‘圣’不仅贯穿他的诗歌，也贯穿他的为人。”也就是说，骆一禾不仅堪称人格上的“圣”者，还是诗坛的“圣”者，诗坛圣者，非“诗圣”而何？
“陈文”关于骆一禾诗歌之“圣”的主要论述如下：
首先，骆一禾的诗歌理念与同时代（八十年代）的诗人理念就“大相径庭”，当时许多出道的诗人所选择的路径不过是玩“先锋”而已，追赶时尚，“唯恐更新换代得不够先锋”；而他则是“将自己的事业和使命跟以诗歌去处理循环涌动在时间里的文明主体关联在一起”，“在他看来，诗歌与文明互为因果，文明之生即诗歌之生，反之亦然。”“陈文”引用骆一禾“居天下之正形天下之志处天下之危”的诗句强调他的诗对于“世界文明负有使命感”，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史诗性的写作”，而骆一禾1987年在为《十月》杂志开设的诗歌栏目而写的“引言”则表达了骆一禾“欲成就一种非个人的‘大诗’之雄心”。从“陈文”的表述来看，这种“诗史”感，“使命”感的“雄心”可以说远超当年的杜甫。有“诗圣”“诗史”美誉的杜甫当年也不过关注当时当地的民生疾苦而已，何曾有为“世界文明”一呼的使命感？
关于骆一禾的诗歌成就，“陈文”的赞美也是“诗圣”级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世界的血》（骆一禾一首两千八百行左右的长诗＿＿笔者注）是中国自新诗以来的第一部真正的抒情史诗。诗人骆一禾用他那辽阔的歌唱把生命升华到了天空、火焰和海水的透明和纯净之中。”
“长诗中的骆一禾比但丁更艰难也更勇敢……有理由将骆一禾的‘金币地帝城’类比为但丁的地狱；有理由将骆一禾的《大海》类比为但丁的《地狱篇》”
“骆一禾是我们时代里一个正欲起草自己《神曲》的但丁——一个还来不及成为但丁的诗人……他在二十八岁英年早逝，让我们失去了可能的但丁。”
这样的赞美算不算得上“诗圣”级的赞美？其中的敬仰、崇拜之心用“高山仰止”一词来形容是绝不为过的。正是在这样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奉之情的主导下，骆一禾的一首仅仅十五行的小诗《桨，有一个圣者》也被“陈文”夸赞为“微型史诗”“或一首巨型史诗起于青萍之末的开头”，原诗我就不在此引用了，因为无论这首诗写得如何精彩，仅仅十五行的诗歌，就被冠以“史诗”的名号，任谁都难以置信。
二、
虽然笔者之前对诗人骆一禾（1961—1989）知之不多，但细读“陈文”之后，对于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其实还是充满敬意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在这里对这位诗人说三道四，本意不过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便如骆一禾这一类的对诗歌有执著之念的优秀现代诗诗人，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依然存在着一个严重误区，而这误区还远没有引起相关评论者的注意。
这个误区的要害在于：诗歌创作的本来目的是面对生活，面对大众。在艺术形式上，无论诗人如何追求新颖变化，都应该以读者能接受为准则。伟大的诗歌决不是诗人在自己诗歌象牙之塔中的自娱自乐，自话自说。而统观如骆一禾一类的现代诗人的大量作品，他们的诗作的最大误区就是：过于抽象，晦涩，难以解读，读者甚至包括他们的同道都只能捕风捉影，不辨东西南北。结果诗歌只成了诗人内心的某种情愫的代码，除了诗人自己，无人能够解码。这样的诗歌，价值几何？
在骆一禾的诗歌理念里，我以为最大的问题就是自视过高，过于夸大了自己诗歌的意义使命，以至于有意无意地使自己的诗歌越来越走向一条脱离大众脱离生活的精神贵族之旅，热衷于一些大而化之、虚而玄之的诗意演绎，而几乎不考虑一般读者的接受程度，这样的诗歌势必离大众越来越远。
如为了强调自己的诗歌的历史使命感，骆一禾将自己所处的八十年代与鲁迅所处的五四时期相提并论：“鲁迅说，这是一个大时代，其所以大，乃是不惟可以由此得生，亦可以由此得死，可以生可以死，这才是大时代。他所说的乃是五四时期，中国文明在寻找新的合金，意图换发新的精神活火。而这一努力，迄今尚未完成，中国的有志者，乃于八十年代的今日，寻找自己的根……”骆一禾是在1985年6月（此时骆一禾已任《十月》杂志编辑）说的这段话，他认为我们正身处于“某个旧文明的末端”以及一种新文明起始的“新诗、朝霞和生机的时间”，而自己的诗歌就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这样的宏图大愿固然可以令人钦佩，但却多多少少有一些堂吉诃德式的不切实际的虚妄和疯狂。鲁迅强调的五四时代的使命是中华文明面临伤筋动骨、更新换代的一个伟大时代，它需要的是无数精英人士的齐心合力；而骆一禾所处的八十年代是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姑且不论，但是，即便真具有这种“大时代”的特点，又如何可以仅仅依靠诗歌这一单一的文学形式来达到这寻求新文明的宏伟目标？既然五四以来的大批文化精英奋斗了将近一个世纪都“迄今尚未完成”这宏大目标，现在仅凭你骆一禾聚集的屈指可数的诗歌精英的“史诗性”创作，竟然就可以承担这份重大历史使命？而事实是，想靠诗歌来改变世界、改变文明只能算是诗人的一厢情愿的疯狂梦想。而骆一禾恰恰就是陷于这种近于疯狂“梦想”中而无以自拔的一员。
据“陈文”介绍，骆一禾的“史诗”观几乎是在他的诗歌创作起步就存在了的，1981年他在北大读大三时写的《桨，有一个圣者》就已经显露了这种意愿，这种“史诗”性写作发展到后期（1988至1989）“几乎就全部倾注于长诗”，由几百行到几千行，一年半不到的时间里，他就创作了二百八十多页、七千多行的长诗。这里折射出的误区就明显有一种过于追求篇幅长的倾向，所谓“史诗”的本质其实更倚重的是诗的内容，倚重于诗歌所展现生活的本质、深度以及其中所蕴含的深远历史意义，而非形式上的“大构架”。但在诗人的越写越长的大“史诗”里，其繁复庞大的构架、虚无离奇的意象，加上他晦涩莫辨的语言及其逻辑，人们大都只能望而却步，难以卒读。如此，再精深博大的“史诗”深度，如何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如此，诗人殚心竭虑、肝肠寸断“苦吟”出来的“生命精髓”又如何体现其伟大价值呢？
三、
下面我想以骆一禾的《修远》一诗为例，进行简单的分析，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而已，考虑到篇幅的原因，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几小节，点到为止，但绝无断章取义之意，只希望或许也可以借此让不熟悉骆一禾诗歌的读者见识一下他诗歌晦涩抽象的高难度。
《修远》写于1988年，据“陈文”介绍，这首诗有两稿，第一稿将近百行，而第二稿则被诗人砍去一半多，以致“诗意也变得有点儿涩噎”。但即便是“陈文”比较喜欢的第一稿，“陈文”也坦陈“极难详细索解”，诗人“的确在诗中散布了那么多让人猜不透的词语和形象迷雾”，尽管如此，“陈文”还是认为“《修远》实在是一首不可（无须）释义而只需反复咏赞，倾听其诗歌音乐的诗”。
《修远》一诗的诗名，来自于《离骚》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歌的立意也与此相关。诗中的行人应该就是在诗歌求索之路上的圣者，而这条道竟然是一条充满了艰难甚至血腥的畏途：
“触及肝脏的诗句诗的/那凝止的血食/是这样的道路是道路/使血流充沛了万马倾注在一人内部/这个人迈上了道路/他是被平地拔出”
这是《修远》的第一节，一位甘愿为诗歌呕心沥血献身的诗人被命运“平地拔出”，走向了这条神圣修远的漫漫长途。除了诗中的“血食”的意象有些费解外，其他的意思读者大概还能应付过去吧，当然符不符合诗人的本意就难说了。
“想起了方向的诞生/血就砍在了地上/我扶着这个人 向谁/向什么 我看了好久/女儿的铃铛 儿子的风神 白银的滋润/是我在什么地方把你们于毁灭中埋藏/方向方向，白银的嗅觉/无处安身，叫我的名字”
这是《修远》的第三节，大意是诗人沿着选定的方向行走时的思想情感。其中“血就砍在了地上”，被“陈文”解释为“颇能道出骆一禾‘寻找新的合金，意图焕发出新的精神活火’的诗歌精神”，而“血是生命的象征，也是生命本身，血也是诗歌之喻”，但后面“女儿”句的表述是喻指诗人为诗歌而义无反顾地毁灭了自己的世俗家庭生活吗？倘若真如此，如此代价是不是太沉重了？按“陈文”的解说，《修远》一诗是“骆一禾致敬了以屈原为代表的文明史上的那些伟大的圣者”；可是，“屈原”们的伟大“求索”之旅似乎都没有骆一禾的“求索”之道这么沉重，这么充满血腥味，这么具有犯罪感。如此沉重的心理压力，让这些先贤们情何以堪？
“修远我以此迎接太阳/持着诗 我自己和睡眠那阵暴雨/有一条道路在肝脏里震颤/那血做的诗人站在这里这路上/长眠不醒/他灵敏其耳/他婴童他胆死他岁唱他劲哀/都已纳入耳中/听惊鸿奔过，是我黑暗的血/
血就这样生了/在诗中我看见的活血俱是深色/他的美他的天庭 他的飘风白日/平明和极景/压在天上 大地又怎会是别人的/在诗里我看见的活血汪霈而沸腾”
这两节诗继续着前面的那种血腥而悲怆的抒情，只是其中诸多意象的涌现在逻辑上显得有些混乱无序，在理解上更是一团乱麻，这的确很符合“陈文”所说的诗人“的确在诗中散布了那么多让人猜不透的词语和形象迷雾”，只好欣赏其节奏和音乐之美了。然而诗毕竟是诗，不能等同于音乐的歌，诗的节奏顿挫也绝不等同于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如果一首诗无法在意义上形成逻辑链，那么如“陈文”所说得也可以单纯地欣赏其音乐节奏之美，这其实是自欺欺人。
然而，诗读到这里，意义的链条上那许多接踵而来的意象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杂乱甚至莫名惊恐的感觉呢？如“那阵暴雨”、“道路在肝脏里震颤“、“血做的诗人”、“长眠不醒”、“灵敏其耳”之类，很难理解这样修饰、渲染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还有再如“他婴童他胆死他岁唱他劲哀”的排列，除了意义上的凌乱、不解、断裂外，即便从现代汉语的组词角度来看也是莫名其妙的拼凑和堆砌，一个有过良好现代汉语素养的文人是不应该写出这样的句子的。
虽然按照“陈文”的解释“血是生命的象征，也是生命本身，血也是诗歌之喻”，但诗中几乎无所不在的“血”的意象在读者眼前恐怕绝没有这般圣洁而崇高。无论诗中的“血”如何“活血“，如何“俱是深色”，如何“汪霈而沸腾“，而读者眼前的诗人形象依然就恍如一个战场上从血泊里爬起来的满脸血污的孤独者，但却不明白他的极度悲怆来自何方，还有他的凶险之敌是谁？至于“他的美”什么的是如何“压在天上”，“大地”是诗人的还是“别人”的这类意义，读者就更莫名其妙，甚至无暇顾及了。
以上列举的几节《修远》，应该可以让我们窥见这首诗的一些“神韵”了，说的刻薄些，诗歌里的意境类似一个虚无缥缈的地狱般恐怖的梦境，诗中充斥着许多梦呓般的碎片组合，几乎看不到什么逻辑链条，只有词与词之间的生涩拼凑，意识流兼近乎无厘头的混杂……除了诗人自己自以为深邃无比的陶醉沉迷外，在旁人看来，简直就是不知所云，类似于精神病患者的喃喃自语。
据“陈文”介绍，正是骆一禾与海子在当时的诗坛“率先”开始了这种“大诗”的创作的实践。可是，如果我们依据正常的人性、情理观来推想，一位诗人，长久沉溺于这种近乎臆想中的极其压抑、极其悲怆、极其血腥的“大诗”或“史诗”意境里，为此殚精竭虑，苦吟焦虑甚至肝肠寸断，他的思想还能容纳多少现代人的生存意识？他的心理如何承受这种近于“自虐”的强大压力？他又如何让自己融入现代人的生活环境？这是不是一种近似病态的心理症象？想到海子年纪轻轻就最终选择了卧轨自杀，不能不想到这可能正是诗人沉溺于这种可以让人“绝望”的“史诗”意境中不能自拔的结果，而骆一禾在海子去世之后二个多月也因为脑出血而离开人间，恐怕也与这种长期的心劳日拙的病态心理有关。
即便从诗歌美学发展的角度而言，这种极其抽象的几乎没有多少人能领会欣赏的“史诗”型巨作，他的美学价值也是极其有限的。无论创作者如何自信，欣赏者如何赞美，那也充其量只是小圈子里的一群文人“贵族”相拥相报的文字游戏而已，无论他们如何自我陶醉，其实与平民大众没有半毛钱关系。而真正的史诗是离不开民众的真心拥戴的，没有民众基础的象牙塔里的贵族文字游戏注定是不能长久的，无论你写得多么长，多么“深刻”，也不可能成为史诗，也不可能成为诗圣的。
作者简介：肖舜旦，中学退休教师，喜文学评论。常在网上发表评论文章，《文学自由谈》《文学报》等曾多次发表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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