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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0月2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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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说，胡耀邦贵为世界第一大党的总书记，愿意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多大的排场，都会很容易实现，然而他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古今中外，有很多领导人物标榜节俭，但多数是矫揉造作的“亲民秀”表演，而胡耀邦的节俭则是真性情的流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希望共产党人能够达到“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境界，这句话人人都背地烂熟，但是真正做到的就凤毛麟角了，我想胡耀邦是其中之一。
2.胡耀邦宽容大度，从来不喜欢报复人。“文革”之前，胡耀邦在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体恤民情，却遭到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无情地批判打击，胡耀邦因此大病一场，刘澜涛不但不收手，还让病中的胡耀邦继续做检讨接受批判。1967年刘被当做“叛徒”打倒，“文革”后胡耀邦却积极推动给他平反，有人对此很不理解，胡耀邦说：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的，以前的事一律不许再提。刘澜涛恢复工作后，住房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胡耀邦又给他安排了住所。事后，刘澜涛到胡耀邦家里赔礼道歉，胡耀邦说：“这件事我早就忘了”。
“文革”中团中央的干部，迫于压力“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的不少。“文革”后胡耀邦都没有计较这些，从来不阻拦组织部门提拔他们，有些人还走向重要领导岗位。他身边一位非常密切的工作人员，“文革”中也曾揭发过他，胡耀邦当总书记后，还让这人回来继续留在身边工作。古往今来，领导人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对贴身勤务员的忠诚度，甚至比重要官员下属要求都高，哪怕任何理由的“背叛”行为只要发生了都不可以再用，而胡耀邦不在乎这些。事后也证明胡耀邦是正确的，经历了“文革”的教训之后，这些人在大是大非面前都站稳了立场。
党在历史上因各种原因，导致“斗争哲学”盛行，同志之间揭发、诬陷屡见不鲜，尤其是一个人如果获取了更高的权力，那么就会不择一切手段报复打击别人。胡耀邦“以德报怨”，这对当时政治生活正常化起了很重要示范作用。
3.政坛人物是最善于审时度势、工于自保的，而胡耀邦却从来不懂“看脸色”行事。1959年8月，本来正在山东调研的胡耀邦，突然被通知到庐山参加中央全会，一些上级领导人的本意是希望胡耀邦这样的少壮派能够懂得“知遇之恩”、“珍惜前程”，狠狠地去批判彭德怀，没想到胡耀邦在会上却一言不发，胡耀邦后来说：庐山会议后，有一两年时间主席都不理我。
1975年，被打倒的胡耀邦终于有机会出来工作，去中科院主持日常工作，没想到胡耀邦一上台就逆“文革”中反智的潮流而上，主动解放抚慰被打倒的科学家，又制订“汇报提纲”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胡耀邦因此被“四人帮”视为眼中刺，年底即遭批判停职，在中科院的“百日维新”无疾而终。
1977年，胡耀邦再度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接着兼任中组部部长，对于一个从政的人来讲，获得了这两个令人垂涎的“实权”职位，首先想的是不出事，然而再高升一步。但胡耀邦目睹中国在长期“左”祸下遭受的深重苦难，他没法做到昧着良心“做官”，一上任就发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很多老干部都为胡耀邦捏一把汗，问他还想不想要脑袋。
李瑞环曾经说过，干部要少琢磨人，多琢磨事，胡耀邦对这句话非常欣赏，这也是他人生的写照。胡耀邦一辈子不喜欢琢磨怎么做官，只喜欢琢磨怎么做人做事。在强权和真理之间，他会毫不犹豫选择真理；在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他无条件倒向人民利益，这是他政治生涯命运多舛的根源，也是他受到人民热爱的原因。
4.胡耀邦作为领导人，其民主作风也是一个异数。何迪先生曾经透露过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他的父亲何康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时，有一天胡耀邦找他谈话，两个人就我国耕地面积问题争论地很激烈，事后胡耀邦不仅没有责怪这位副部级干部，为了更好地协调农业发展，还让何康兼任了国家计委副主任。何康与总书记完全相反的观点也照旧没有遭受任何干扰地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83年他进一步被提拔为农业部部长。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衷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事后胡耀邦却评价严：这个人不错，敢于直言。
胡耀邦虽然是党中央一把手，但是不喜欢被突出，开会仍旧喜欢跟与会人员比肩并排而坐，以显示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平等的一员。胡耀邦尤其讨厌下面的歌功颂德，比如洞察一切、运筹帷幄、高屋建瓴、高超领导艺术之类的用辞，他说，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胡耀邦经常对别人讲：“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曾经与胡耀邦长期共事的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说：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我想，这也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最民主、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5.胡耀邦作为党魁，另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是他敢于承认党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敢于直言体制的弊端，戳破权力和专制的遮羞布。政坛向来讲究“说话艺术”，以左顾而言他、打太极拳为真本领，而胡耀邦净是说实话，直击要害，赵朴初先生称赞耀邦说“胡公血性人，纯笃而坦荡”，此言得之。
“文革”中，胡耀邦的长孙女出生，家里人都忙着工作，照顾不过来，就请来一位安徽籍的保姆，这位保姆的多位亲人在60年代初都被饿死，在家乡无法生活辗转来到北京。胡耀邦听了她的遭遇后，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共产党对不起人民啊！拨乱反正的时候，胡耀邦看到太多知识分子被迫害的惨剧，愤慨地说：我们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1978年中央讨论给右派摘帽的问题，与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还有人质疑：给平反的右派是不是太多了！胡耀邦反问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最后除了90余人因特殊政治原因不予改正，55万右派全部得到平反。
对于“文革”，胡耀邦指出：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党内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救世主，大大小小的奴隶“有权就有一切”；“有了权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权到处做坏事。胡耀邦道出了“文革”极左思想的“专制”和“奴役”的实质，这句话只有他敢讲，也只有他具有如此深刻犀利的眼光看清事情的本质。
胡耀邦对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行为，也从来都是不客气地当面指出。1983年底胡耀邦视察西南地区，当得知长江航运被各个管理部门条块分割，关卡林立，运力受到极大限制，他说：你们龙头大爷、袍哥大爷把水道一段一段霸起来，不准别人开发利用，我回京后要让长江局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勇气和胸怀，不是指挥千军万马、横扫无敌，而是敢于承认缺点和错误。中国政治几千年不进步的悲剧之一就是没有一个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的机制。胡耀邦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敢于坦诚面对问题，并带动全党全社会形成反思和批判的潮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往往如果连承认错误的机会都没有，那么也就关闭了改正错误向前走的机会。
6.关于胡耀邦的政治品德，我最后想讲的一点是他能够跳出身份和时代的局限。恩格斯大概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思想很难摆脱他所处的主观条件、时代、知识和思维能力的限制。胡耀邦做到了，这一点他堪称圣人。
胡耀邦1980年担任总书记不久，就主持制订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明显是要限制各级党委一把手的权力的，当时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已成定局，但是胡耀邦照旧通过了这个“革自己的命”、限制自己权力的规则。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任上，胡耀邦不是想着如何如何延长自己的任期，而是想着如何以身示范废除领导终身制，及早退下来。1986年他遇见老部下和老朋友就兴高采烈地讲：明年我马上就要退了。历史上有多少这种对放弃最高权力看地这么坦然又不丝毫留恋的政治家？
胡耀邦是1929年就参加革命的，他一生74年中有60年在在中国共产党的熔炉中渡过的，可以说他是党“培养”成大的，他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但是他考虑问题从来不是以一党之私出发，而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他的“人民性”总会占上风。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考虑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党的权力走向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的轨道，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被人民驯服，让共产党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化的激烈对抗当中，传统守旧思想披着各种文化外衣负隅顽抗，像胡耀邦这种认清历史潮流的政治家又有几人？
7.不喜欢胡耀邦的人往往批评他“不成熟”、“不老练”、“没有领袖魅力”，但一个政治家太成熟也未必是好事，政坛上的油腻难免会遮掩人性的光辉，恰恰是因为胡耀邦的这种不成熟，使得从他身上看到政治家们难以具备的人性之美、真诚之美，这也是人们为什么敬重胡耀邦的一个重要原因。
胡耀邦去世前曾经说，这一辈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退下来以后还有个好名声。1988年秋季，胡耀邦在河北涿县调研，当时他因“犯了错误”，只保留政治局委员身份，但是当他离开宾馆时，被当地老百姓发现，4000多名群众为他夹道送行；当年初冬到湖南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推挤于道、争相与他握手。胡耀邦后来为了给地方领导减轻压力，想了解什么情况，只好采取在宾馆约谈的方式。
1989年胡耀邦去世，作家冰心悲伤地写下《痛悼胡耀邦同志》，她动情地说：听到耀邦逝世的消息，我眼泪落在衣襟上，我已经虚度八十九岁光阴了，本来该死就没有死，耀邦比我年轻十六岁，却先死了。2000年，90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写下了《老来缅怀耀邦同志》一文，他说：我越是接近耀邦同志，越是对他更为尊敬，我感激他不仅在关键时刻给了我这一生中的第二次生命，而且以身作则地教导了我怎样用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而乐此不倦。
1983年胡耀邦访日，短短几个小时互动之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被胡耀邦的人格打动，要以”兄长“称他。1989年胡耀邦去世，中曾根立即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随时来参加葬礼。2005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中曾根特意委托刘延东女士向共青城胡耀邦陵园赠送90株樱花，以示对这位老朋友的思念。胡耀邦曾经访问过毁于原子弹的长崎，长崎知事高田勇仅与他有一面之交，也被他的气质感动。1998年初，高田勇卸任前，特意以官方身份来到共青城来祭奠胡耀邦，同年共青城所在的江西省发生百年不遇洪水，高田勇又在长崎发动市民募捐赈灾，捐款额居日本各府县道之首。
古往今来，被知识分子敬重的政治家不多，因为中外政治文化的差异，被外国人敬重的中国政治家也不多。胡耀邦当政时间不长，却留下这么好的口碑，即便是有些细节上的“不够成熟”、“不圆润”也瑕不掩瑜，毕竟历史去评价一个政治家不是看他的外貌、生活品味、社交手腕，而是看他为社会进步做了什么。
8.中国人心中有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的潜意识，人们都孜孜不倦地崇拜那些呼风唤雨的魅力型领袖。国家产生一位伟大的魅力型领袖，既可能是幸运的事情，也可能是不幸。魅力型领袖往往具备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如果能够洞察历史潮流，则可以给国家带来突飞猛进的变革，如果忽略时代脉搏，甚至浪漫的构想与时代错位，则有可能给国家带来悲剧。
而胡耀邦这样的“非典型领导人”同样值得尊敬和怀念。恰恰因为胡耀邦是个“凡人”，他知道人民需要温饱，需要自由，需要尊严，这也是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期间一直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中国也才得以告别长达半个世纪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逐渐变成一个常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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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二、三事，太平凡简朴了，你肯定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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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二、三事，太平凡简朴了，你肯定不知道！
来源：湖湘秀才
胡耀邦无论是在东方政治文化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中，都是一个异数。人们如果想起政治领袖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画像：外貌形象伟岸高大，富有人格魅力，善于权力谋略，威严令人生畏，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几十年身居高位，做了七年党主席和总书记的胡耀邦，一点都不符合这些特征：他身材矮小，生活很随意，作风民主，大公无私，为人没有城府，不喜欢搞权力斗争。胡耀邦政治人格种种方面，算是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特例。丁学良先生称胡耀邦是“非典型领导人”，我觉得这个评价概括地很准确，我愿意沿着丁先生的结论，做进一步的发挥阐述。
1.胡耀邦生性简朴，痛恨排场和特殊待遇，认为这是低级趣味的表现。1980年初冬，他去黔南和桂西视察，没有警车开道和森严保卫，一路上只有两辆面包车，山路崎岖、大雾迷蒙、通讯不便，胡耀邦的车辆竟然跟地方失联好几个小时。到深夜抵达一个县城，没有招待所，就在县委办公室打地铺睡。他去河北太行山区易县视察，住在县委招待所普通标准间，房子里灯泡坏了，电工进来修灯泡，才知道里面住的胡耀邦，感叹说：我知道什么是真正共产党员了！
1989年1月，著名作家张扬去湖南省委招待所看望胡耀邦，看到他喝水的杯子竟然就是用过的豆瓣酱瓶子（也是这次谈话中，胡耀邦告诉张扬：可以不做事，但是还要做人！）。胡耀邦去世后，新华社记者去家里拍摄他的遗物，发现他用的书桌还不如机关单位领导的办公桌结实宽敞，他的穿过的衣服也都是平民百姓都能消费地起的，况且很多都磨出了洞。
按道理说，胡耀邦贵为世界第一大党的总书记，愿意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多大的排场，都会很容易实现，然而他对这些一点兴趣没有。古今中外，有很多领导人物标榜节俭，但多数是矫揉造作的“亲民秀”表演，而胡耀邦的节俭则是真性情的流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希望共产党人能够达到“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的境界，这句话人人都背地烂熟，但是真正做到的就凤毛麟角了，我想胡耀邦是其中之一。
2.胡耀邦宽容大度，从来不喜欢报复人。“文革”之前，胡耀邦在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体恤民情，却遭到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无情地批判打击，胡耀邦因此大病一场，刘澜涛不但不收手，还让病中的胡耀邦继续做检讨接受批判。1967年刘被当做“叛徒”打倒，“文革”后胡耀邦却积极推动给他平反，有人对此很不理解，胡耀邦说：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的，以前的事一律不许再提。刘澜涛恢复工作后，住房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胡耀邦又给他安排了住所。事后，刘澜涛到胡耀邦家里赔礼道歉，胡耀邦说：“这件事我早就忘了”。
“文革”中团中央的干部，迫于压力“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的不少。“文革”后胡耀邦都没有计较这些，从来不阻拦组织部门提拔他们，有些人还走向重要领导岗位。他身边一位非常密切的工作人员，“文革”中也曾揭发过他，胡耀邦当总书记后，还让这人回来继续留在身边工作。古往今来，领导人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对贴身勤务员的忠诚度，甚至比重要官员下属要求都高，哪怕任何理由的“背叛”行为只要发生了都不可以再用，而胡耀邦不在乎这些。事后也证明胡耀邦是正确的，经历了“文革”的教训之后，这些人在大是大非面前都站稳了立场。
党在历史上因各种原因，导致“斗争哲学”盛行，同志之间揭发、诬陷屡见不鲜，尤其是一个人如果获取了更高的权力，那么就会不择一切手段报复打击别人。胡耀邦“以德报怨”，这对当时政治生活正常化起了很重要示范作用。
3.政坛人物是最善于审时度势、工于自保的，而胡耀邦却从来不懂“看脸色”行事。1959年8月，本来正在山东调研的胡耀邦，突然被通知到庐山参加中央全会，一些上级领导人的本意是希望胡耀邦这样的少壮派能够懂得“知遇之恩”、“珍惜前程”，狠狠地去批判彭德怀，没想到胡耀邦在会上却一言不发，胡耀邦后来说：庐山会议后，有一两年时间主席都不理我。
1975年，被打倒的胡耀邦终于有机会出来工作，去中科院主持日常工作，没想到胡耀邦一上台就逆“文革”中反智的潮流而上，主动解放抚慰被打倒的科学家，又制订“汇报提纲”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胡耀邦因此被“四人帮”视为眼中刺，年底即遭批判停职，在中科院的“百日维新”无疾而终。
1977年，胡耀邦再度复出，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接着兼任中组部部长，对于一个从政的人来讲，获得了这两个令人垂涎的“实权”职位，首先想的是不出事，然而再高升一步。但胡耀邦目睹中国在长期“左”祸下遭受的深重苦难，他没法做到昧着良心“做官”，一上任就发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很多老干部都为胡耀邦捏一把汗，问他还想不想要脑袋。
李瑞环曾经说过，干部要少琢磨人，多琢磨事，胡耀邦对这句话非常欣赏，这也是他人生的写照。胡耀邦一辈子不喜欢琢磨怎么做官，只喜欢琢磨怎么做人做事。在强权和真理之间，他会毫不犹豫选择真理；在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他无条件倒向人民利益，这是他政治生涯命运多舛的根源，也是他受到人民热爱的原因。
4.胡耀邦作为领导人，其民主作风也是一个异数。何迪先生曾经透露过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他的父亲何康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时，有一天胡耀邦找他谈话，两个人就我国耕地面积问题争论地很激烈，事后胡耀邦不仅没有责怪这位副部级干部，为了更好地协调农业发展，还让何康兼任了国家计委副主任。何康与总书记完全相反的观点也照旧没有遭受任何干扰地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83年他进一步被提拔为农业部部长。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衷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事后胡耀邦却评价严：这个人不错，敢于直言。
胡耀邦虽然是党中央一把手，但是不喜欢被突出，开会仍旧喜欢跟与会人员比肩并排而坐，以显示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平等的一员。胡耀邦尤其讨厌下面的歌功颂德，比如洞察一切、运筹帷幄、高屋建瓴、高超领导艺术之类的用辞，他说，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胡耀邦经常对别人讲：“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曾经与胡耀邦长期共事的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说：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我想，这也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最民主、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5.胡耀邦作为党魁，另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是他敢于承认党在过去犯下的错误，敢于直言体制的弊端，戳破权力和专制的遮羞布。政坛向来讲究“说话艺术”，以左顾而言他、打太极拳为真本领，而胡耀邦净是说实话，直击要害，赵朴初先生称赞耀邦说“胡公血性人，纯笃而坦荡”，此言得之。
“文革”中，胡耀邦的长孙女出生，家里人都忙着工作，照顾不过来，就请来一位安徽籍的保姆，这位保姆的多位亲人在60年代初都被饿死，在家乡无法生活辗转来到北京。胡耀邦听了她的遭遇后，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共产党对不起人民啊！拨乱反正的时候，胡耀邦看到太多知识分子被迫害的惨剧，愤慨地说：我们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1978年中央讨论给右派摘帽的问题，与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统战部的一位副部长说：如果把几十万"右派"都改了过来，全党不就忙得乱套了吗？还有人质疑：给平反的右派是不是太多了！胡耀邦反问说："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最后除了90余人因特殊政治原因不予改正，55万右派全部得到平反。
对于“文革”，胡耀邦指出：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党内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救世主，大大小小的奴隶“有权就有一切”；“有了权就有一切”，一些人拿了权到处做坏事。胡耀邦道出了“文革”极左思想的“专制”和“奴役”的实质，这句话只有他敢讲，也只有他具有如此深刻犀利的眼光看清事情的本质。
胡耀邦对地方官员的官僚主义行为，也从来都是不客气地当面指出。1983年底胡耀邦视察西南地区，当得知长江航运被各个管理部门条块分割，关卡林立，运力受到极大限制，他说：你们龙头大爷、袍哥大爷把水道一段一段霸起来，不准别人开发利用，我回京后要让长江局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政治家最大的勇气和胸怀，不是指挥千军万马、横扫无敌，而是敢于承认缺点和错误。中国政治几千年不进步的悲剧之一就是没有一个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的机制。胡耀邦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敢于坦诚面对问题，并带动全党全社会形成反思和批判的潮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往往如果连承认错误的机会都没有，那么也就关闭了改正错误向前走的机会。
6.关于胡耀邦的政治品德，我最后想讲的一点是他能够跳出身份和时代的局限。恩格斯大概说过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思想很难摆脱他所处的主观条件、时代、知识和思维能力的限制。胡耀邦做到了，这一点他堪称圣人。
胡耀邦1980年担任总书记不久，就主持制订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明显是要限制各级党委一把手的权力的，当时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已成定局，但是胡耀邦照旧通过了这个“革自己的命”、限制自己权力的规则。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任上，胡耀邦不是想着如何如何延长自己的任期，而是想着如何以身示范废除领导终身制，及早退下来。1986年他遇见老部下和老朋友就兴高采烈地讲：明年我马上就要退了。历史上有多少这种对放弃最高权力看地这么坦然又不丝毫留恋的政治家？
胡耀邦是1929年就参加革命的，他一生74年中有60年在在中国共产党的熔炉中渡过的，可以说他是党“培养”成大的，他的一切都是党“给予”的，但是他考虑问题从来不是以一党之私出发，而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党性和人民性之间，他的“人民性”总会占上风。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考虑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党的权力走向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的轨道，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被人民驯服，让共产党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化的激烈对抗当中，传统守旧思想披着各种文化外衣负隅顽抗，像胡耀邦这种认清历史潮流的政治家又有几人？
7.不喜欢胡耀邦的人往往批评他“不成熟”、“不老练”、“没有领袖魅力”，但一个政治家太成熟也未必是好事，政坛上的油腻难免会遮掩人性的光辉，恰恰是因为胡耀邦的这种不成熟，使得从他身上看到政治家们难以具备的人性之美、真诚之美，这也是人们为什么敬重胡耀邦的一个重要原因。
胡耀邦去世前曾经说，这一辈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一个是没有想到在退下来以后还有个好名声。1988年秋季，胡耀邦在河北涿县调研，当时他因“犯了错误”，只保留政治局委员身份，但是当他离开宾馆时，被当地老百姓发现，4000多名群众为他夹道送行；当年初冬到湖南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推挤于道、争相与他握手。胡耀邦后来为了给地方领导减轻压力，想了解什么情况，只好采取在宾馆约谈的方式。
1989年胡耀邦去世，作家冰心悲伤地写下《痛悼胡耀邦同志》，她动情地说：听到耀邦逝世的消息，我眼泪落在衣襟上，我已经虚度八十九岁光阴了，本来该死就没有死，耀邦比我年轻十六岁，却先死了。2000年，90岁高龄的费孝通先生写下了《老来缅怀耀邦同志》一文，他说：我越是接近耀邦同志，越是对他更为尊敬，我感激他不仅在关键时刻给了我这一生中的第二次生命，而且以身作则地教导了我怎样用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而乐此不倦。
1983年胡耀邦访日，短短几个小时互动之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被胡耀邦的人格打动，要以”兄长“称他。1989年胡耀邦去世，中曾根立即向中国政府表示愿意随时来参加葬礼。2005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中曾根特意委托刘延东女士向共青城胡耀邦陵园赠送90株樱花，以示对这位老朋友的思念。胡耀邦曾经访问过毁于原子弹的长崎，长崎知事高田勇仅与他有一面之交，也被他的气质感动。1998年初，高田勇卸任前，特意以官方身份来到共青城来祭奠胡耀邦，同年共青城所在的江西省发生百年不遇洪水，高田勇又在长崎发动市民募捐赈灾，捐款额居日本各府县道之首。
古往今来，被知识分子敬重的政治家不多，因为中外政治文化的差异，被外国人敬重的中国政治家也不多。胡耀邦当政时间不长，却留下这么好的口碑，即便是有些细节上的“不够成熟”、“不圆润”也瑕不掩瑜，毕竟历史去评价一个政治家不是看他的外貌、生活品味、社交手腕，而是看他为社会进步做了什么。
8.中国人心中有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的潜意识，人们都孜孜不倦地崇拜那些呼风唤雨的魅力型领袖。国家产生一位伟大的魅力型领袖，既可能是幸运的事情，也可能是不幸。魅力型领袖往往具备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如果能够洞察历史潮流，则可以给国家带来突飞猛进的变革，如果忽略时代脉搏，甚至浪漫的构想与时代错位，则有可能给国家带来悲剧。
而胡耀邦这样的“非典型领导人”同样值得尊敬和怀念。恰恰因为胡耀邦是个“凡人”，他知道人民需要温饱，需要自由，需要尊严，这也是他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期间一直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中国也才得以告别长达半个世纪的疾风暴雨式的革命，逐渐变成一个常态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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