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写一本死的时候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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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写一本死的时候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书

来源：沈丰随笔

写一本死的时候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书

作者：陈忠实

（1942年-2016年）

从初中二年级在作文本上写小说起，经历了50年代60年代极左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仍然不能舍弃创作。按当时的写作计划，完成这部小说时我就49岁或者50岁了。在我当时的意识里，包括我们整个村子里的农民世界的思想意识里，50岁以后我就是老汉了，人的生命最有活力的时期就过去了。那么我50岁的时候写的这个长篇小说，如果仍然不能完成一种自我心理安慰，自己的心里肯定很失落、很空虚，到死都要留下遗憾。出于这种心理，所以我说弄一本死的时候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让我安安心心离开这个世界的书。

写(《白鹿原》)这部小说历时四年，从草稿到正式稿两稿，大概一百万字。写完的那一天下午，往事历历在目，有一些想起来都有点后怕的感觉。历时四年，孩子从中学念到大学，我的夫人跟我在乡下坚守，给我做饭。快八十岁的母亲陪着大孩子到西安去念书，但到那年的最后几个月，母亲腿不行了，孩子和她都需要人照顾，于是夫人也进城去照顾他们了，那个空院子就剩下我一个人坚守写作。夫人从城里把馍蒸好送回乡下，最后一次离过年不到一个月了，我说这些馍吃完进城过年的时候，书肯定就写完了。腊月二十五的下午写完，我在沙发上坐半天，自己都不能确信是不是写完了，有一种晕眩的感觉。这四年时间，从早上开始写作到下午停止写作，本来按我们正常思维就应该休息了，但脑子根本休息不下来，那些人物始终在你脑子里活动着。

那时，过去写作从来没有过的真实体验就是必须把白嘉轩、田小娥这些人物从我的脑子里赶出去，晚上才能睡好。作品完成时这些人物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对我自己的情感来说，纠结得很厉害。开始采取的方法是散步，但没有解决，这个时候真正学会了喝酒。一喝酒以后，我脑子好像就能放松，那些人物才能全部赶出去，然后好好睡一觉，才能继续写。一直延续到腊月二十五写完以后，情绪好像一下子缓不过劲来，我在沙发上坐了好长时间，抽着烟，情感总是控制不住。然后到接近傍晚的时候，我就到河滩上散步去了。走到河堤尽头，冬天的西北风很冷，我坐在那儿抽烟，一直到腿脚冻得麻木，我也有了一点恐惧感才往回走。在家的小桌子上写了整整四年，突然对家产生了恐惧感，不想回家，好像意犹未尽。我又坐在河堤的堤头上抽烟，抽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产生了很荒唐的举动。我用火柴把河堤内侧的干草一下子点着了。风顺着河堤从西往东吹过去，整个河堤内侧的干草呼啦啦一下子烧上去，在这一刻我才感觉到了一种释放，然后下了河堤就回家。

回家以后一进门，我就把包括厕所灯在内的屋里所有灯都打开，整个院子都是亮的。村子里的乡亲都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呢，连着跑来几个人问。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晚上图个亮，实际是为了心里那种释放感。第二天一早我就进城了，夫人说你来了我就知道你写完了。到吃饭的时候她问：“你这个写完了要是发表、出版不了咋办？”我说如果发表不了，出版不了，我就回来养鸡。这是真话，我当时真是有这种打算。为什么呢？你投入了这么重要的精力和心思的作品不要说出版不了，就是反应平平，我都接受不了，我就决定不再当这个专业作家，重新把专业作家倒成业余，专业应该是养鸡。

因为四年期间没有稿费，收入很艰难，曾经有一年，三个孩子相继上高中、上大学，暑假我拿不出三个孩子的学费，就向曾经跟我在乡下一块搞过文学的人借了2000块钱，他搞了一家乡办企业赚了钱。我当时真是感觉到，农民企业家很厉害，2000块钱就给你摔在桌子上，多豪壮啊。后来我很踏实地对夫人说：“这个小说要是能出版，肯定会有点反应，不会平白无闻。”因为我清楚我作品里写的是什么。但是我在这里很坦率地跟大家讲，这本书出版后引起的热烈反响我从来就没有想到，给我十个雄心壮志我都想不到。

这个书的出版过程也有点意思。书稿为什么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完全是一种朋友间的友情和信赖。我在“文g”期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尽管国家还处动荡之中，但已经开始恢复刊物，逐步恢复文艺创作，培养文学新人，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开始恢复出版。

《人民文学》的一个编辑何启治到陕西来，找了各地的老作家，有人就说陈忠实写了一个短篇，大家都认为不错。我当时正在郊区，区委正在布置开什么生产会，然后这个编辑就到区上来找到我，他对我说：“你这个短篇我已经看了，再一扩展就是二十万字的长篇。”我当时给他吓得几乎就不敢说什么了，能发表一个短篇我当时就很欣慰了。但这个何启治的动人之处就是由此坚持不懈，回到北京以后，不断给我写信，鼓励我写长篇。坚持了半年之后，我被派到南泥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半年，几乎同时他也被派到西藏去做援藏干部。这样还保持着书信联系，他虽然已经不在岗位上，但还鼓励我写长篇。新时期以后，何启治跟我有一次相遇，说：“我现在再不逼你写长篇了，但咱们约定一点，你的第一个长篇，你任何时候写成，你给我。”我就答应了，所以《白鹿原》写完之前，有些出版社闻讯我有长篇，先后来找我，我都说已经答应给别人了。

写完以后不到一个月就给他写了信，很快按我说的时间来了两个编辑。这两个人来西安以后还等了两天，我把最后两章梳理完，把改好的长篇交给他们以后，他们下午就离开了，到四川开个什么会，然后再回北京。因为当时出版手续不像今天，一个礼拜就可以印刷出一部长篇小说来，所以我预计最少得两个月以后才有消息，所以心里倒一直很坦然。结果大概不到二十天，我从乡下再回到城里就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回信。我当时以为肯定不会有什么结论，肯定是让我把稿子拿回来。结果打开一看，我几乎都不相信，大叫一声就惊坐在沙发上了。我夫人从灶房里跑过来，吓得脸都青了，我躺在那儿简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两个人从西安把稿子拿上以后，在火车上就看完了，看着看着就入神了。他们回到北京就给我写了这个回信，评价之好大出我的意料之外，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下来，那出版肯定没有问题。

对一个长篇小说表态如此之快，在我看来是非常少有的。在此之前也有一件让我感觉欣喜的事。我曾把《白鹿原》的复印稿给作家协会的一个评论家李星看过，让他给我把握一下。他跟我是同代人，打小就是哥们。后来我在作家协会的院子里撞见李星的时候，问他稿子看过了没有，他说看完了，我说我都不敢问你感觉如何。李星拽着我的手说：“到我家里去说。”刚一进他家的门，李星转过身就跳起来说：“这么大的事叫咱们给弄成了。”我听完了以后也愣在那儿。后来我调侃李星，我说：“李星第一次用非文学语言评价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