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广东省新安县地名考释（二）如何考释②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上回说到，如果将《嘉志》记载的村落比作祖宗，现今的村落比作子孙，这就等于是要为《嘉志》中的村落（老祖宗）找出他的子孙，同时亦为现今的村落（子孙）找出他的祖宗。

摆在面前的是一班老祖宗及一班子孙，如何将他们一一对应？在看以下文章时，请手拿先前公众号文章《清广东省新安县地名考释（一）前言》的村落列表，边看文边参考。

第四，村名的对应（村的对应）。

之前已说过，对各村进行地域上的排除与纳入，以及时间上的排除与纳入后，就要对具体的每个村落进行一一比对，就是——村的对应。

如果将村名比作一个人的样貌，同名的村就如两个人相同样貌的人。但我们不能凭某两人样貌相似就认定他俩绝对是祖孙关系，不能“以貌认父”，要仔细分析。那么，如何分析呢？

（一） 看集群对应。

         《嘉志》对村落的记载并非东写一个、西写一个的无序记载，而是绝大部分按路线沿线记载，记载的沿线数个村落可视作一个集群。

          例如《嘉志》官富司（序号589）记载一个“大窝村”，而现时在香港元朗、大埔、西贡、离岛、北区、葵青共有六个大窝村，那么哪个才是官富司（序号589）记载的“大窝”呢？（或者这样理解：现在六个大窝村谁是官富司序号589的“大窝”这个老祖宗的子孙？）

↑在电子地图上，随便一搜“大窝”，可发现有六个相同的“大窝”和一两个近似的“大窝口”“大窝坪”。

↑《嘉志》上“大窝”的位置。红框内为大窝，绿框内为排在大窝前后的数个村落。

       我们看一看它在《嘉志》官富司所站在的位置：“……大榄、扫管郁、水蕉、大窝、上下塘……”根据这个排列，可判断它应位于水蕉至上下塘之间并且应该在距离上靠近水蕉与上下塘。

        经查，大榄、扫管郁在屯门，水蕉在元朗十八乡（现称水蕉老围），上下塘（现称上塘）在荃湾。在现时六个大窝中，元朗八乡的大窝村距离水蕉与上下塘均二三公里，距离最近。而葵青的大窝距离水蕉与上下塘十多公里远，大埔及离岛的大窝更远。于是，我们可判定，该“大窝”即现在元朗八乡的大窝村。

↑我们将 大榄、扫管郁、水蕉、上下塘、响石、城门和六七个大窝标注在地图上，按“……大榄、扫管郁、水蕉、大窝、上下塘……”的排列顺序进行连线，可发现：在现时六个大窝中，元朗八乡的大窝村距离水蕉与上下塘均距离最近而且符合排列顺序。于是，我们可判定，该“大窝”即现在元朗八乡的大窝村。

        这好比一个祖宗要在数个同样貌的孩子中找出自己的真正子孙。

       《嘉志》对村落的记载除了“绝大部分按路线沿线记载形成不同的集群”这特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每个集群都是“虎头蛇尾”。所谓“虎头蛇尾”是指在记载每个村落集群时，会以一个大村落或重点村落为首，然后再沿线对其他村落记载。

        例如，官富司本土村落是按这个顺序来记载的：先从锦田（元朗锦田）开始，沿屏山、八乡、十八乡、屯门、荃湾、大屿山各乡村沿线记载，然后又转从龙跃头（粉岭龙跃头）开始，沿粉岭、上水、新田等香港北部各乡村记载，再然后，从泰亨（大埔泰亨）开始对大埔、西贡北约、西贡等各乡村沿线记载，从积存围（沙田大围）开始对沙田、新九龙、九龙、港岛等各乡村沿线记载，又转从赤磡（罗湖蔡屋围）开始对罗湖、福田、香港打鼓岭、罗湖莲塘、罗湖梧桐山一带等各乡村沿线记载，再从上梅林（福田上梅林）开始对梅林、沙头、福田等各乡村沿线记载，再从白石龙（龙华白石龙）开始对龙华等各乡村沿线记载，再从平湖围（平湖）开始对平湖、东莞塘厦等各乡村沿线记载。锦田、龙跃头、泰亨、积存围、赤磡、上梅林、白石龙、平湖围等都是每个集群的重要节点、为首村落。

↑《嘉志》上“龙跃头”“泰亨村”的位置。香港北部的邓氏龙跃头作为其中一个节点“虎头”，其后依次是河上乡、金钱、上水、粉岭、新田、米步等香港北部本土乡村。记完后，即从另一“虎头”——泰亨村开始，对香港大埔周边村落进行记载。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特点对各个集群进行分割，从而确定在两个集群之间的某个村落到底是现时的两个同名村落中的甲村还是乙村。

       例如，官富司343号记载一个“扫管莆”，目前，在香港有两个类似的村落\地名，均是小村。一个是香港北区粉岭的“扫管莆”，一个是香港岛的“扫杆埔”，到底哪个是官富司343号“扫管莆”呢？按地理位置，粉岭“扫管莆”与赤磡（蔡屋围）也不远，而香港岛“扫杆埔”与薄凫林（薄扶林）也靠近。也即是说，不管官富司343号“扫管莆”是指哪一个，都有可能。但是，当我们按上面所述方法，对各个集群进行分割，则发现，官富司343号“扫管莆”是位于积存围集群之内的，是积存围这个“虎头”的尾（“蛇尾”）。积存围集群是对沙田、新九龙、九龙、港岛等各乡村沿线进行记载的，故而官富司343号“扫管莆”只能是香港岛的扫杆埔。而粉岭扫管莆虽然离赤磡不远，但它很小，是粉岭村分支，不可能在记载完薄扶林后转到粉岭去记载一个小村，它不可能作为一个“虎头”，故而不可能是粉岭扫管莆。

        这种集群对应方法，我又称之为“位置序列”对应方法。

↑《嘉志》。红框的积存围、赤磡村是两个虎头，蓝框的扫管莆是积存围集群的“尾巴”。

       除了一个祖宗要在数个同样貌的孩子中找出自己的真正子孙，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子孙要在好几个同样貌的老人家中找出自己的真正祖宗。

       例如，深圳市目前只有一个黄田村，即位于宝安区西乡航城街道的黄田村，当时当属福永司范围。而《嘉志》福永司记载了两个“黄田村”，分别是序号805、839两个“黄田村”。那么，《嘉志》福永司805、839两个“黄田村”哪个才是现今的黄田村的祖先呢？

       我们看一看它们所站在的位置：

      福永司805黄田村所站在的位置序列：“怀德、大步涌、沙头、黄田、隔田、桥头、岗头……”。村落均位于福永沙井一带，判断它应位于福永沙井附近。

       而福永司839黄田村所站在的位置序列：“罗租、白芒、黄金洞、黄家庄、黄田、横村围、塘坑……”。判断它应位于黄家庄及横村附近。罗租在石岩，白芒在南山区与石岩交界，黄金洞在铁岗水库与石岩交界，黄家庄在石岩浪心，塘坑仔在石岩官田。因此可判断福永司839的黄田应在石岩一带。

        于是，我们可判定，靠近福永沙井的805黄田村是现今航城街道的黄田村，而839黄田村应在石岩一带，不是现今航城街道的黄田村。

        这样，我们就为现今航城街道的黄田村找到了老祖宗：福永司805的黄田村。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805黄田村是现今航城街道的黄田村，那么839 的黄田村（在石岩一带）又是现今哪一个村呢？我们也要为它找到它的子孙。请看下文。

（二） 看土客对应。

       土，指土籍村落，即本土的广府村落，《嘉志》《康志》中常记作“土著村落”（个别人对此不甚了解，以为土著指原居少数民族，实则大错特错），即从秦开疆岭南开始至宋明时，所形成的的广府村落；客，指客籍村落，即客家村落，是康熙年间复界后从广东嘉应州（梅州）、潮州、惠州、及江西、福建等地迁入的客家村落。土、客村落在《嘉志》中记载详细，因涉及科举，为避免侵占土籍人员权益，客籍人必须回原籍科举（与现时回原籍高考一样）。故此在《嘉志》中，哪个村是本土村、哪个村是客籍村，记得一清二楚。所以，虽然许多村名相同，但土客有别，我们从中亦多了一种分析渠道。

↑《嘉志》：管辖墟市，又有土著、客籍之分。旧志亦略而不著。此县志所*当重为编辑也哉（红框）。这里所说的土著，即本土（广府）人。

↑《嘉志》载，客籍学额只得文武各二名，与本土的不限额不可相比（红框）。又载：按 新安自复界以来，土广人稀，奉文招垦军田，客民或由江西、福建，或由本省惠、潮、嘉等处陆续来承垦军田并置民业。……（绿框）。

      例如，上文写到的福永司805 “黄田村”《嘉志》中就载明是土籍，即广府村落，这是现在航城街道的黄田村无疑，而未知的福永司839的黄田在《嘉志》中就记载是客籍村落。我们判断客籍的839的黄田在石岩附近，于是我们可以尝试在石岩镇里找。经查阅资料得知：石岩有个水田村，是客家村，原称水坑围，又称水黄田，1866年《新安县全图》在现水田村位置则标注“小黄田”。而水黄田后又改称水田。考虑到水黄田、小黄田的名称与黄田的近似，再结合所在位置，这样，我们基本可判定，该福永司839的客籍的黄田村即现在石岩的水田村。

↑  1866年《新安县全图》在水田村位置（红框）标注为“小黄田”。

↑  1949年《香港地图》（该地图涵盖珠三角）在水田村位置（红框）标注为“小黄田”。

↑  2020年电子地图的水田村位置（红框）。

       可以说，“土客有别”与先前说过的“地域排除与纳入” “时间排除”三项分析法，是地名分析的三项“硬指标”。即是这三项是不可违反的“指标”。

      例如，香港沙田“山下围”（又称曾大屋）就不可能是《嘉志》的221的“山下村”，更不可能是《康志》188的“山下围”。因为沙田山下围（曾大屋）建于1840年，不可能出现于1819年的《嘉志》，更不可能出现于1688年的《康志》，这个早已被“时间排除”。另外，沙田山下围（曾大屋）是客家村落，而《嘉志》的“山下村”是本土村落，这就更被“土客有别”一项排除。《嘉志》的“山下村”和《康志》的“山下围”实则是现时香港元朗屏山乡的山下村，是张氏的本土村落。

       类似的情况还有：《嘉志》的本土“长冈村”是现时香港元朗厦村乡的“祥降村”而不可能是元朗八乡的客籍“长江村”，因“长江村”是原林村麻莆尾的分支，于1930年才迁入元朗，并新命名“长江村”。长江村既被“时间排除”，又被“土客有别”一项排除。

（三） 排除人工合成村名。

       所谓人工合成，即土改后，建立生产大队人工合成村名。比如，公明马山头村与薯田埔村合并作马田大队（取马山头与薯田埔各一字），又称马田；龙华大船坑与浪口村合称大浪；松岗江边村与碧头村（大围）合称作江围大队（取江边与大围名称各一字），又称江围。但这村名是人工合成的，就等于说它的样子是整容整出来的。所以，不能光看它的名称与《嘉志》记载的村名相同就认定有传承关系，例如不能将《嘉志》官富司记载的 “大浪村”认定为现在的龙华大浪，同样，不能将《嘉志》里福永司记载的“九江围”村认定为现在的江围。这就好比不能看某个小孩子的样貌与某个老者相似就判定这小孩是老者的子孙，何况这个小孩的样貌是整容（人工创造）整出来的。

（四） 许多村名的保留在以下地方：

       1.镶嵌在股份公司名称内。

       例如，《嘉志》福永司691的“雾冈村”按推断位于松岗一带，但在目前松岗的地名村名中找不到。但是，我们发现，松岗蚌岗村成立的股份公司就叫做“雾冈股份合作公司”，而且村内就有个雾岗幼儿园。这就说明，其实雾冈即今日之蚌岗村。

↑  蚌岗村城市化后成立的股份公司就叫作：雾冈股份合作公司。

       还有松岗红星村，下属有八个股份公司，分别为西坊（西社）、南岸（南畔）、龙门、湾头、格布及温屋、蚝涌、石岗，均在股份公司名称里保留了村名；再如沙井新桥村下辖十一个股份公司，分别为大庙、塘面、上西、新大、芙蓉、深东、深发、上坊、高围、新益、合力，这就在股份公司中找到了一些古村的去向。

        2.保留在路名、巷名里甚至工业区名字里。

        例如沙井上星村有龙头路，再细查，就发现，原来上星村土改前称作龙头村，这就弄明白，上星村就是《嘉志》福永司记载的龙头村。再如《嘉志》福永司记载记在了一个710号“瓦窑头”，它是这样排列的“……塘下涌、瓦窑头、田心围、燕村、罗田村 ……”。序列其中的塘下涌、燕村、罗田村都在现在的松岗镇，都在燕罗街道。那么瓦窑头、田心围这两个村落应在塘下涌、燕村附近。经查，松岗塘下涌有工业区名叫瓦窑头工业区，再细查，原来该地曾有村庄，名瓦窑头，姓刘，清朝后期散去。附近塘下涌的田心围（又称塘下涌围）的黄氏族人在瓦窑头村刘氏族人走后又占用了该地。土改后塘下涌围改作塘下涌村的下辖的自然村，名幸福村（又称为塘下涌三村）。而瓦窑头之地至今建有工业区，名瓦窑头工业区，属塘下涌幸福村物业。这就弄明白，《嘉志》福永司记载的710瓦窑头、711田心围的去向：瓦窑头保留了地名，而田心围则是现在的幸福村。而且，由于土改及改革开放后，许多老村改造，迁移，建成工业区，地名只保留在工业区里。

↑  2007年《宝安区交通旅游图》，标注塘下涌北部的瓦窑头位置（红框）。

↑  认真翻看《嘉志》，甚至可以发现，塘下涌瓦窑头的刘氏曾经得过功名（红框）。红框内的刘文炳应是清初瓦窑头村未曾独立立村时所取得的功名，故将刘文炳记作“邑之塘下涌人”，将其归入塘下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