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田余庆专刊|| 论轮台诏
本文转载于“新古史辩”公众号之“2017-04-26”文。
注：本为两篇文章，分上下两部分，先整合为一篇便于参阅。
编者按：今年是田余庆先生逝世第三年，我们将陆续推出对田先生纪念文章。田余庆（1924年2月11日—2014年12月25日），湖南省湘阴县人，出生于陕西省南郑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著名中国史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其文章目光锐利，分析精辟，受西方社会学方法影响，善于将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从集团、家族视角简明深刻、边界清晰、深刻有力地呈现出来，使人读后对相关历史问题有一个结构性、规模性的认知。其所重视虽然具体而微，但都是涉及历史结构性规模性的问题。
本次推送是他的名篇《论轮台诏》，这篇文章通过对《轮台诏》前后汉帝国政策和政治的分析，深刻有力边界清晰地揭示了武帝晚年太子集团与武帝用法集团之间矛盾冲突，内外战略的次第展开，以《轮台诏》为拐点，对外战略和对内国策的重大转变。
虽然后来有学者不断挑战这一结论，或是质疑所使用史料问题，或寻找一些法律较晚变更的事实问题，但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构成对以《轮台诏》为捩点的汉帝国国策的重大转向，这一结论的摇动。史汉的材料足以证明这一转向存在，武帝、太子两大政治集团的形成；而一些具体法律、措施的变更与国策的转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构成，而这些变更也只有在国策出现重大转轨后才有讨论、调适和废除的可能。这是一个现实政治再简明而不过的常识。其他如帝国儒学前后不同问题则属于儒学转向的问题，与儒学从武帝元光元年以来确立为帝国意识形态无关，这也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遗憾的是许多学者将之混为一谈。
总之，田先生此文的基本结论仍然难以摇动，作为秦汉史的名篇，它不仅是一篇深刻的汉史研究，也是一篇古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名篇，是社会学分析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的典范。
论轮台诏
一、轮台诏颁布的时机
《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 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汉武帝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开边兴利，继往开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竭天下民力资财以奉其政，数十载无宁日，加之以重刑罚，穷奢丽，弄鬼神，终使民怨沸腾，社会后果极其严重。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武帝要保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必须及时地在政策上实现转折，使社会安定下来，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政策的转折出现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1]，也就是汉武帝死前二年。这一年，汉武帝所颁布的轮台“哀痛之诏”，是中国古代帝王罪己以收民心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它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
轮台之诏的颁布，不能说是及时的。在征和以前的若干年，出现过需要实现转折也有可能实现转折的时机，但汉武帝丧失了这种时机，延误了转折，从而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和政局的动乱。
汉武帝的统治，前后历五十四年之久。在他统治的最早一个时期，约当建元元年至元光二年(前140-133年)，西汉社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还是升平治世的景象。《史记·平准书》曰:“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盐铁论·国疾》载大夫之言曰:“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又载贤良之言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时虽有闽越用兵之事，但规模不大，对社会无甚影响。
元光二年，汉武帝开始了大规模的用兵。《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自是(指元光二年)始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汉书·萧望之传》张敞曰：“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所谓三十余年，具体说是三十二年。《汉书·西域传·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曰:自元光二年谋马邑，诱单于，绝和亲，为用兵之始。其后连年用兵，至太初三年西域贡献，凡三十二年。”按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前133-102年)，汉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其中除四出征伐外，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改革，还有如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等项政治、军事制度的改革，还有如统一货币，莞盐铁、立平准均输制等项经济制度的改革，等等。河决瓠子夺淮入海，为害武帝一朝达二十余年之久，也是在这个时间之内修复的。
但是，如果细细考察汉武帝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每一项事业的具体时间，我们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事项都是元狩(前122-117年)、元鼎(前116-111年)年间做成的，有少数完成于元封年间(前109-105年)，只有伐大宛一件事在元封以后，而伐大宛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是必要的。如果不计伐大宛这件并非必要之事，那么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的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元封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年号，它是以举行封禅典礼而得名的。封禅典礼盛大隆重，时人非常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不得参预大典，“发愤且卒”。封禅的意义，据《汉书·武帝纪》注引孟康所说，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汉武帝认为自己该办的事都已经或都将办完，可以说已经到了“功成治定”的时候，才于元封元年举行封禅大典，并使用元封年号。这就是说，在元封年间实行政策的转变，应当是汉武帝考虑过的。
还应看到，元封年间已经出现了较大的社会险象。《汉书·石奋传》附《石庆传》:“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谪)之。”武帝反对谪徙，案问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又诏报承相石庆日:“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2]。君不绳责长吏，而请以兴徙四十万口[3]，摇荡百姓……。”流民问题并不始于此年。在此之前，由于连年兴发和重赋，已有不少农民弃业流亡。加之以“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使流民问题更加严重。汉武帝制定了流民法“以禁重赋”，结果仍然是“官旷民怨，盗贼公行”，以至出现流民二百万口的严重局面。这是农民对汉武帝政策的严重抗议。如果官府处置不慎，势必进一步“摇荡百姓”，其后果武帝是知道的。所以他才案问御史以下议请谪徙者，并重责丞相石庆，以图平息事端。从这里看来，武帝在元封年间改变政策以安百姓，也完全是形势所必须的。
《资治通鉴·汉纪》征和二年，有一长段叙述巫蛊之狱始末的文字，内容非常重要，但不见于《史》《汉》及其他有关史籍。其中有几句追述汉武帝对大将军卫青所说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4]，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如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汉武帝以历史为鉴，对于自己所行诸事进行反省，认为这些事情虽属必要但毕竟是劳民之举，文词是恳切的。他料到后世如不改变轨辙，继续劳民，就会出现秦朝那样的速亡局面。这种推测符合情理，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他在局面还没有发展到像征和年间那样接近于失去控制之时，就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他以劳民为念而思所以改弦更张，更是难能可贵。卫青死于元封五年，汉武帝说此话的时间下限不能晚于此年，上限当在元封中或更早一些。这是我们能够见到的汉武帝表示有必要改变政策的最早记载，它出于汉武帝的郑重思考，而不是敷衍之辞。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史籍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能从事态发展中探寻迹象，进行分析。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汉武帝对开边之事心里无数，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适可而止，另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同时，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因而延误了政策转变的时间。只是到了最后时刻，他才下决心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力图挽回将颓的局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汉武帝的目的应当说基本达到了。班固所做“仁圣之所悔”的评论，对汉武帝来说大体上是合适的。
下面，我们拟围绕卫太子向题和开边事态这两个方面试作剖析，以探索征和四年轮台之诏的具体背景，并论证其它相关问题。
二、汉武帝与戾太子的潜在矛盾
上引《资治通鉴》汉武帝对卫青所说的话，是《通鉴》一段长文的一部分。这段长文在上引文之前说，“初，上年二十九，乃有戾太子(按卫太子谥戾)，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卫青曰……。”云云。
皇后卫子夫是卫青之姊，卫太子刘据是卫青之甥。卫子夫以生子刘据而得立为皇后，刘据之贵宠可知。刘据生于元朔元年(前128年)，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太子时年始七岁。汉武帝看出太子“仁恕温谨”的秉性，当是在太子稍稍成年之后，估计是元鼎年间太子十余岁之时。其时武帝开边、兴利、改制、用法，正处于事业发展的高峰。这个时候，汉武帝自然很留心观察太子的才能志向，首先希望他同自己一样具有雄才大略，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他清楚太子的秉赋之后，“嫌其能少不类己”[5]，才逐渐产生了不满。加上其余皇子陆续出生，继嗣有了选择的余地，因此，皇后、太子也就渐渐由宠盛变为宠衰了。这里面，卫皇后宠衰主要是由于卫太子宠衰，卫太子宠衰主要是由于他的才能志向不能称武帝开边、兴利之意。可以看出，宫廷里这一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有政治性，而不只是其它如色衰之类。
《通鉴》在提到“亡秦之迹”的话以后接着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耶?可以意晓之。”这些话无疑是为了安皇后，安太子，也无疑是为了安卫青，安卫氏家族。但事情并不止此。这个时候，武帝确也需要太子这样的继嗣来“安天下”。所以他并没有由于元封五年卫青之死而废黜宠衰的皇后和太子。自此到征和二年，其间有十六年，皇后和太子的地位都无变化。看来由于情况的复杂性，在对待皇后、太子的问题上，汉武帝有一段相当长的犹豫过程。
《通鉴》继续写道:“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武帝既不满意卫太子“仁恕温谨”，又怕“亡秦之迹”再现，而要避免重蹈“亡秦之迹”，又正需要象卫太子那样堪为“守文”的人作为继嗣。这显然是矛盾的根源。其实在当时，武帝仍然深信自己的统治是稳固的，并不认为真会出现“亡秦”的结局。他认为，“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显然，他还没有打算在自己统治的时间内转变政策方向。他担心的是“后世”，也就是自己身后太子即位之时。他把转变政策之事付托给太子。“吾当其劳，以逸遗妆”，以及告诫后世不要“如朕所为”，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他自己，那还是要继续“出兵征伐”，还是要继续“变更制度”。太初年间追匈奴，伐大宛，改正朔，易服色等，就是武帝这种思想的表现。这个时期，武帝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上述矛盾在将来有可能导致不幸的后果。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矛盾确实在起着作用。卫太子与汉武帝比较，有不同的思想品格，有不同的统治政策。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6]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武帝与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抗争。
上引《通鉴》记事写清楚了武帝与太子冲突的两种政见的性质，[7]但是《汉书》却把这一冲突全部写成争宠、泄忿。《汉书·戾太子传》说:“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遂有巫蛊之狱导致卫皇后和卫太子之死云云。两相比较，《通鉴》是比较深刻的，在史识上胜过《汉书》一筹。《通鉴》又认为元封以后武帝与太子疏远，仅仅是由于卫青死，卫太子失去了可以凭依的强有力的外家，因而臣下竞构太子的缘故。考虑到巫蛊之狱卫氏族灭的情况，此说不为无因;但仅仅如此而不究及武帝、太子政见的不同，似乎又离开了《通鉴》本来的观点，离开了历史的深度。
三、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
汉武帝与卫太子的公开冲突，爆发于征和二年，这就是巫蛊之狱。
汉武帝时，巫蛊作为一种迷信活动，在宫廷内外都很流行。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废陈皇后，张汤“治陈皇后巫蛊狱，深竟党与”[8]，“相连及诛者三百余人”[9]。其时巫蛊之术一般是埋木偶于土中，咒诅祭祀，认为咒诅必定应在仇家。巫蛊之事易于被判定咒诅皇帝，大逆不道，所以在纠纷杂出的汉武帝时期屡次成为兴动大狱的罪名。《汉书·西域传》:“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汉〕军。”参以《匈奴传》、《戾太子传》、《江充传》等胡巫参与巫蛊的资料，中外学人疑巫蛊之术或与匈奴习俗有关，不无道理。
大规模的巫蛊之狱发生在征和年间。其时公孙贺为丞相，贺子敬声为太仆，父子被告使巫祠诅武帝，并于武帝经行驰道埋偶人。征和二年(前91年)正月，贺、敬声俱死狱中。这时武帝卧病甘泉宫，水衡都尉江充建言巫蛊为祟，欲乘机陷害太子及皇后。武帝使江充为绣衣使者治巫蛊狱，江充率胡巫掘地求偶人，扬言得之于太子宫。太子使客诈为武帝诏捕斩江充，并发兵凡数万众以拒官军。武帝命丞相刘屈氂与太子战，并收卫皇后玺绶，卫皇后自杀[10]。太子败走湖县(在今河南阌乡境)，旋以被围自刭。太子死后，屡有人言江充之奸。征和三年，高庙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11]。武帝经受激烈震动后，有所感悟，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因此立拜田千秋为大鸿胪，数月以后以之代刘屈氂为承相，并族灭江充之家。武帝还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并对卫太子问题一步一步地进行昭雪。
据《汉书·江充传》，江充曾为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卫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以之属吏，遂与太子有隙，恐太子得立对自己不利，乃引祸以陷太子。《传》文说江充“奸讹”[12]，“由疏陷亲”，都是事实。但是规模这样大的直接针对皇室至亲的巫蛊之狱，除了出于江充个人恩怨之外，是否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呢?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曰:“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按即卫太子)，以兄子则屈氂，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于江充之谮也。”洪迈的意思是说有武帝之朽，才有江充之谮，并一一举出被杀之人，以说明武帝对“骨肉之酷”。洪迈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另一问题，即被杀者中除刘屈氂以外[13]，全部是卫氏家族人物，卫皇后及其子、女、媳、孙。卫皇后二女诸邑、阳石公主，征和二年四月死在公孙贺一案中，而公孙贺一案即是卫太子巫蛊之狱的前奏。卫皇后的直系亲属被杀而洪迈未录者，还有姊卫君孺和弟子卫伉，[14]以及外孙曹宗。[15]卫皇后其他戚属，死者更多。据《汉书·外戚传》说: 巫蛊狱兴，“卫氏悉灭”。可以说，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都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而更换继嗣是更为主要的目的。前面说过，江充兴狱，意在太子。江充掘偶之时，太子少傅石德谓太子日:“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16]江充和刘屈氂所行，客观上都是在实现汉武帝改换继嗣这一政治目的。石德点破“秦扶苏事”，是洞悉当时政局底蕴之谈。
洪迈所论汉武帝“骨肉之酷”，并非特指卫皇后和卫太子，所以把汉家宗室的刘屈氂也列在皇后、太子一起。其实，刘屈氂被杀属于另一矛盾。刘屈氂与李广利是儿女亲家，李广利女嫁刘屈氂子。李广利妹即汉武帝李夫人。李夫人生子昌邑王髆。刘屈氂与卫太子死战，意在除卫太子而以昌邑王髆代为太子。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谓刘屈氂对卫太子“必出于死战，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太子诛，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结李广利，徇姻娅而树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积矣。”卫太子既死，刘屈氂、李广利相约早立昌邑王髆。但是此时汉武帝并未属意诸庶子。由于这个原因，同时出于巨变之后的复杂感情，汉武帝以巫蛊咒诅罪名腰斩了刘屈氂，并收系李广利妻。其时李广利已出征匈奴，闻讯后向匈奴投降。
事端突起、头绪纷繁的巫蛊之狱导致改换继嗣的后果，而改换继嗣又同卫太子“仁恕温谨”和“守文”的秉赋颇有关系。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巫蛊之狱中卫太子的对手江充那里看到旁证。
《盐铁论·国疾》篇贤良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汤)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適(谪)，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江充禁服，指的就是江充为使者禁察本服逾制之事，在贤良看来，这事远远不是一种权宜督察的细小事故，而是与兴利用法诸大事相当;而江充其人也不只是一个奸伪小人，而是与兴利用法的张汤、杜周、杨可并列的重要政治人物。至于说“圣主刑戮充等”，似不准确。我们知道，张汤系自杀而死，杜周病死，杨可不知所终，而江充则是被卫太子杀死的。
《盐铁论·轻重》篇文学曰:“大夫君(按指桑弘羊)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东郭〕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按即杨可)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秋毫。”江充言“利末”，看来是指他允准逾侈的贵戚子弟入钱赎罪，因而有“各以秩次输钱北军，凡数十万”之事。输钱数目甚小，与杨可告缗所得财物数量无法相比，与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理财之入也不相类。但江充毕竟被列入这些人的行列，说明他也是一个以“言利末”而具有政治影响的人物，至少当时人是这样看的。
《盐铁论》中所见江充的地位如此，这使我们得以推知江充治巫蛊事带有政争的性质，并由此想到刘知几提到的一个问题。《史通·品藻》谓“江充、息夫躬谗谄惑上，使祸延储后，毒及忠良。论其奸凶，过于石显远矣。而〔班〕固叙之，不列佞幸”，认为这是史书品藻不当之例。在我看来， 江充等人都有所谓“奸凶”事例属实，但江充与蒯通、伍被、息夫躬同传而皆未入《佞幸传》，主要由于他们，特别是蒯、伍、江，都深深卷入了当时的政争， 与一代政治大事关系密切。这与《 佞幸传》 中诸人进不由道，仅凭婉媚贵幸者，是有显著区别的。班书立传，于此处仍可说是以品汇相从，并无不类。班书《 陈胜项籍传》 首载颜师古以此为例说：班书列传“ 虽次时之先后，亦以事类相从， 如江充、息夫躬与蒯通同传… … ”之类是也。
前引《通鉴》之文说到“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江充充当了深酷用法臣僚的代表，秉承武帝意旨，凭借党与的优势，用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的政治势力，这也许就是巫蛊之狱的实质。当然，这毕竟是两千余年前的事。今天研究起来，一来宫闱秘事，情节难详，二来已知情节中兼有偶然，区分不易; 三来汉武帝晚年多疑，其行事也不可全以常情判断。所以要作出确凿无疑的解释，看来还有一些困难。
汉武帝时代网禁严密，法律被用来大量杀人，而皇权又高于法律，皇帝杀人无需法律根据。廷尉杜周之言曰:“三尺(按指法律)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17]汉武帝甚至对大臣也任意宰割，承相能免于屠戮者甚少。因此，公孙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认为自己“从是殆矣。”他受拜后没有多久，果然在巫蛊之狱中族灭。[18]朝廷纷争，几乎都与屠杀相伴，巫蛊之狱就是一场大屠杀。征和四年轮台之诏颁行后，屠杀又被用来作为一种既是为卫太子昭雪，也是为转变统治政策扫清道路的重要手段。请看以下诸例。
据《汉书·武帝纪》以及刘屈氂、金日磾等传，侍中仆射马何罗(按即莽何罗)与江充善，巫蛊事件中马何罗之弟马通(按即莽通)以击卫太子力战功，封重合侯。后元元年，即颁布轮台诏的翌年，马通兄弟谋逆被擒。据《汉书·功臣表》，马通于后元二年腰斩。
据《刘屈氂传》及《百官公卿表》，大鸿胪商丘成以击卫太子力战功，封秺侯。据《功臣表》，后元二年商丘成坐于孝文庙醉歌，大不敬，自杀。
据《刘屈氂传》，长安男子景建从马通力战，获太子少傅石德，以功封德侯。据《功臣表》，景建于后元二年坐共马通谋反腰斩。
据《戾太子传》，太子被围困，闭户自刭，山阳卒张富昌开户，与李寿共得太子，以功封题侯。据《功臣表》，张富昌后元二年为人贼杀。[19]
据《戾太子传》，太子被围困，闭户自经，新安令史李寿以得太子功封邘侯。据《功臣表》，李寿征和三年坐送李广利征匈奴出长安界诛。[20]
以上说到的马通、商丘成、景建、张富昌、李寿，是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的全部五人，他们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两年内，又全部被杀或被逼自杀。其中李寿于征和三年伏诛，其余的人都死于后元二年。（据《功臣表》王先谦补注，商丘成、马通、景建的死年均当在后元元年）。他们之死，史籍上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为转变政策扫清道路的需要。
还有一个动向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昌邑王髆之死。昌邑王髆是武帝李夫人所生，巫蛊之狱后，李广利、刘屈氂曾欲拥立他为太子而为武帝所阻。他恰好也死在后元元年，史籍不著死因。他的儿子昌邑王贺，就是昭帝死后一度被迎立为皇帝而旋被废弃的人。昌邑王贺被废弃后继立的汉宣帝，恰恰又是卫太子之孙。这种种情节，估计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前述自元封以来事态发展的又一曲折。是否如此，由于材料不足，姑且存以待证。
政治上的大转折有时不免反复。武帝兴利之臣的代表人物桑弘羊预武帝顾命，预示着转变政策还可能出现麻烦。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本文第五部分再作研究。
四、轮台诏前西域开边的背景
元封五年，大将军卫青死。《汉书·武帝纪》是年谓“名臣文武欲尽，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云云。师古释绝国为“绝远之国，谓声教之外”。在当时，声教之外的绝远之国，主要是西域诸国大宛之属。汉武帝既然意在西域，所以放弃了改弦易辙的时机，继续筹划对西域的战争。两年以后的太初元年，李广利就师出大宛了。
大宛远在葱岭以西，与汉境迥不相接，为什么汉武帝要执意征伐大宛呢?
汉武帝伐大宛的战争，《史》《汉》仅以求汗血马来解释，自然是不够周全的。近人有一些新的见解，如余嘉锡先生提出改良马政说，[21]张维华先生提出求天马以升天说，[22]国外汉学家也颇有论述。近几年，史学界又陆续提出一些其他见解。所有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思考，但都难于确定。对于伐大宛原因的问题，本文姑置不论，只是认为汉向大宛一带(而不是特指大宛一地)进军之事，从汉武帝向西开边的阶段和步骤考察，是多年以来汉朝军事战略上步步行动的必然结果，而不只是汉武帝一时的物欲所致。
《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封禅大典前夕，武帝诏曰:“南越、东瓯咸服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事实上，汉与北夷即匈奴的战争虽然经常发生，但是决定性的战役早已结束，汉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剩下的主要问题是与“西蛮”即西域诸国还没有进行过足以决定雌雄的较量。打西域是箭在弦上，是必然的，问题只是在时机和地点的选择而已。
张骞第一次通西域，到达大宛等地，但没有也不可能导致汉对大宛的军事行动，因为那时连河西走廊都还不在汉朝手里，汉军开赴西域，并非易事。以后经过几次对匈奴的大战役，汉得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列置郡县;又逼迫匈奴北徙，使漠南不再有匈奴王庭。元狩二年(前121年)或稍后，汉“筑令居以西”[23]，即从令居(今甘肃永登境)向西修筑亭障。据《汉书·张骞传》注引臣瓒曰，令居事障西迄酒泉为止。得河西，列亭障至酒泉，才使汉朝在军事上开通西域成为可能。
接着，张骞向汉武帝陈述经营西域方略，进一步提出招乌孙东归敦煌、祁连故地，并主张与乌孙结和亲以“断匈奴右臂”。《汉书·张骞传》张骞谓:“‘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这就是说，汉朝必须在西域取得乌孙这样的立足点，才能招徕更西的大夏之属，包括大宛在内。于是而有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西域之行。
张骞第二次出使，到达乌孙，副使到达大宛等国。由于其时西域境内不存在足以对抗匈奴的汉朝军事力量，乌孙不愿在匈奴和汉朝这两大势力之间偏向汉朝，所以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年)无功而返。这种情况使汉朝明了，要使乌孙接受和亲，还需要在河西走廊之西，即西域的东部，有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抗拒匈奴的据点。于是而有元封三年（前115）的楼兰之役。
楼兰之役，是汉朝为保护西行使者而发动的一次战役。其时使者相望于道，每年多至十余辈，而当道的楼兰、姑师(车师)苦于供应，攻击汉使，又屡为匈奴耳目。元封三年，赵破奴破楼兰，汉使者王恢助破姑师。《汉书·西域传·楼兰》曰: 汉破楼兰、姑师以后，“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据《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传》，玉门亭障始自酒泉，元封四年所筑。前述元狩二年筑令居以西亭障，其终点即在酒泉，至是又自酒泉西延至玉门。玉门指玉门都尉治所，在敦煌郡治之西[24]。令居至酒泉再至玉门的亭障连以长城，这就是古称的西塞。长城西延，汉兵威西渐，乌孙乃于元封六年接受和亲。这是汉对西域用兵的第一阶段。
汉朝至此并未止步，接着就有大宛之役。
乌孙和亲后，汉朝没有达到招徕大夏之属以为外臣的目的。《张骞传》谓任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詘以礼，羁糜而使也。”因此，军事上出现了向西再进一步的要求，大宛也就被选定为进攻的目标了。前引《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诏求“跅弛之士”能“使绝国者”，所谓“绝国”，当包括乌孙、大宛、大厦之属。
太初元年(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是汉在西域用兵第二阶段之始。太初三年，李广利逼降大宛。由于汉军已西移至大宛，汉的军事亭障也因此得以自敦煌、玉门继续向西延伸。《汉书·西域传序》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大宛列传》叙此于汉降大宛“岁余”之后，当是天汉元年(前100年)的事。汉得河西走廊以后，约二十年中，亭障自令居西行，经酒泉、敦煌、玉门，至是又到达盐泽，即今罗布拍地区。
这里所说的盐泽，或做盐水。《史记·大宛列传》:“敦煌、酒泉置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陈梦家先生《汉武边塞考略》[25]，据此认为盐水专指盐泽以西流入盐泽之水，约当今营盘以下的库鲁克河及营盘以上的孔雀河，而孔雀河的上段到达渠犁境，近于轮台。这说明敦煌以西的亭障沿盐泽以北继续西行，止于渠犁、轮台区域。[26]斯坦因当年在盐泽以西以至今库车一带发现延绵的烽台，同今甘肃境内汉代亭隧结构相同，但不像敦煌以东那样有长城相连。这当是敦煌“西至盐水”的亭障。由于亭障到达渠犁、轮台地区，渠犁、轮台地区置田卒才有可能。
《汉书·西域传·大宛》:天汉以后，汉“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谕以伐宛之威。”汉使所至，不限于宛西诸国，太始年间有至莎车者。《流沙坠简》廪给类:“出粟一斗二升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八月癸卯(下缺)”。简发现于罗布泊以东地。这是西域道中供给汉使廪食的纪录。《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承父侯续相如，以使西域，发外王子弟诛斩扶乐王首，虏二千五百人，侯。……太始三年(前94年)五月封。”汉简续相如不冠侯号，则其遣人上书当在太始三年五月受封之前。象续相如那样深入西域南道西端的莎车，当是汉使乘太初年间“伐宛之威”以及天汉年间亭障沿盐水西延之便，扩大了交通范围的结果。
唐人司马贞于《史记·大宛列传·索引·述赞》中说:“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在西汉势力向西域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亭障相连，构成防御线，构成交通线，也构成供应线。这些亭障还为汉向更西的地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可以说，没有亭障，也就没有汉在西域的经营。
综上所述，汉朝向西域推进，大体的程序是，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一，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二，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27]。元封三年征服楼兰、姑师后，即遵循上述程序进行活动:一、元封四年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二、“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太初三年降大宛后的活动，也是遵循这一程序:一、天汉元年“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二、“风谕〔宛西诸国〕以伐宛之威”。汉朝势力向西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元封和太初；两个步骤，即楼兰之役和大宛之役。这是战略形势使然。第一步骤指向楼兰、姑师，决定于地理条件。至于第二步骤，可以指向大宛，也可以指向大夏，还可以指向近旁它国。汉武帝终于选定大宛为目标，其决定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前所申述，本文存而不论。
征和四年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这就是轮台诏颁布以前西域军事形势的背景。正是针对这种形势，汉武帝下轮台诏，才消除了这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五、汉武帝完成向守文的转变
前已论及，作为元狩、元鼎以来开边、兴利、改制、用法和擅赋的结果，元封四年（前107）在关东出现了二百万流民，引起了政局的动荡。在此以后，“〔太初〕元年，贰师将军征大宛，天下奉其役连年”，[28]导致“海内虚耗”，[29]“天下骚动”[30]。作为后果，出现了天汉二年（前99）的农民大暴动。这次暴动遍及关东地区，大群数千人，攻城邑，杀二千石，小群数百人，掠卤乡里。关中“豪杰”受到影响，也多远交关东。《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天汉暴动较详，认为主要原因是酷吏专断。“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汉书·王䜣传》则认为连年征伐是天汉暴动的直接原因。大抵天汉暴动是元封流民骤现形势的重演，不过规模更大，来势更猛。地方宫府不能禁止，汉武帝乃采取非常措施，由皇帝直接派员控制局势。这些人衣绣衣，杖斧，持节及虎符，称绣衣直指使者，发兵分部捕逐，斩首或至万余级，颇得渠帅，而散卒复聚阻山川。汉武帝于是作“沉命法”，督责二千石以下捕盗不满品者，太守、刺史伏诛者多。其结果又出现上下相匿不报，暴动更多。这无疑是西汉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来自下层的大震动。据《汉书·李陵传》，“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军中。”她们自然会扩大农民暴动的影响。《酷吏传》谓农民暴动延续数年犹未平息，《萧望之传》谓天汉四年之后犹是“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这是对汉武帝的一次比元封四年更严重的警告，逼迫他思考所以改弦易辙之道。
汉武帝利用专制权威，孤注一掷，大发直指使者以镇压农民暴动，居然获得成功。农民暴动既被压平，转变政策的问题也被搁置，几年以后，还发生了导致改变继嗣的巫蛊之狱。但是，酿成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农民暴动随时有再起的可能，汉武帝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刘屈氂、李广利一案所见改变继嗣引起的统治者内部纠纷，亦足以使汉武帝有所警觉。所以在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后，形势又围绕着为太子昭雪事而急转直下，导致轮台诏的颁行。
《通鉴》征和四年（前89）三月叙武帝之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这是汉武帝“罪己”的开端。是年六月就有轮台之诏，见于《汉书·西域传·渠犁》。诏中说到“深陈既往之悔”，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以上引《通鉴》“不可追悔”之文注此，其意盖指其为一事的重申。轮台之诏上承卫太子昭雪事，其直接起因，则是征和三年不利的军事形势。
征和三年，汉军三路进攻匈奴。出军五原的李广利由于曾与刘屈氂谋立昌邑王髆事发，惧降匈奴。这是巫蛊之狱的余波。其时卫太子既已昭雪，站在卫太子反面的人物，包括刘屈氂和李广利，就成为余波冲击的对象。另一路汉军由马通(即莽通)率领，出酒泉，至天山，在西域活动。汉恐车师遮马通军，乃以匈奴降者开陵侯成娩率楼兰等六国兵共破车师。马通军东归，道死者数千人，武帝乃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另一路汉军商丘成出西河，也无功而还。汉军的不利，使调整防务成为必要，因有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之奏。他们请求于轮台以东屯田，置校尉，由张掖、酒泉遣斥候属校尉，有事因骑置以闻;并且列亭障以威西国，遣使者以安之，使他们不致于因汉军不利而有所摇动。
汉军失利虽于大局影响无多，汉武帝却决心利用时机，改弦更张。他否定桑弘羊等的请求，并下诏曰:“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武帝由是不复出军，并于征和四年六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31]以明休息，思富养民。这些就是轮台诏的主要内容。自从汉武帝对卫青说到以“亡秦之迹”为鉴以来，时间已过了大约二十年，‘矛盾积累更多，“亡秦之迹”的征兆也更为显著。过去汉武帝把转向“守文”的历史任务寄托给卫太子，现在却不得不由自己来实现了。
关于轮台诏，有如下两类问题值得推敲。一类是军事方面的屯田、筑亭障等向题。轮台诏似乎以否定屯田轮台之请为主要内容，史家叙及该诏者，往往首举罢屯田事。但是实际上屯田既非重大扰劳，也非始置。轮台屯田，除了其地点适宜农垦的原因以外，还由于它处于抗拒匈奴的关键位置。从汉初到汉宣帝时，匈奴统治机构僮仆都尉一直设立在这一带的焉耆、尉犁、危须之间。所以汉朝势力一旦深人西域，就必须在这一带置卒屯田，以求久驻固守。
《史记·大宛列传》:“仑头(按即轮台)有田卒数百人”，这当是太初、天汉间事，因为《史记》记事，不可能晚于天汉。《汉书·西域传》亦谓“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汉书·郑吉传》李广利伐大宛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犁)。”看来，轮台屯田很可能是武帝天汉已置田卒而未及屯垦，或虽屯垦而未久即止，其人数不过数百，规模是不大的。征和四年汉武帝否定桑弘羊等屯田之请以后不久，昭帝时霍光复“用桑弘羊前议，以杅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32]置卒屯田，是经营西城势所必需，而罢屯田事于西汉所省不大，从“思富养民”的意义上说来并不如罢筑亭障重要。
如前所述，西域亭障已沿盐水修筑，至于渠犁、轮台之间。《汉书·西域传》载桑弘羊等奏，于设屯田事后有“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为便。”连城，地名，在渠犁附近。《水经·河水注》:“敦薨之水自西海（ 按海， 指今新疆博斯腾湖） 径尉犁国， 国治尉犁城。……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还连城别注，裂以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为连城以西可遣屯田[33]，以威西国’，即此处也。”桑弘羊等议列亭障而西，起自连城，系取乌孙方向。以情理度之，连城当即敦煌“西至盐水，往往有亭”的亭障终点。回顾汉武帝时期向西建筑亭障，元狩二年（前121）筑令居以西至酒泉为第一次，元封四年（前107）筑酒泉至玉门为第二次，天汉元年（前100）筑敦煌、玉门至盐水上游的连城为第三次。继这些以后，桑弘羊等于征和四年（前89）请筑连城以西，是关于第四次西筑亭障的建议，但是没有实现。[34]
修筑亭障，包括筑成以后置卒戍守，虽然比置卒数百屯田更为烦费，但这两者在汉武帝的西进方略中是相关的事，所以轮台诏中相并言之。后人只以罢屯田为轮台诏的主要内容，而忽略了罢筑亭障具有更大的意义，是不尽符合实际情况的。
轮台诏的另一类值得推敲的问题是政治方面的。戍轮台、修亭障之请被否定，奏请者桑弘羊、田千秋、商丘成等同受“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的指责，但他们的结局却各不相同。商丘成本以击卫太子功封侯，迁御史大夫，在上奏的第二年即坐罪自杀死，已见前节。田千秋以讼太子冤之功原已得到晋升，累迁大鸿胪、丞相。武帝轮台诏在责其“扰劳”的同时申富民侯之封，似于褒奖中微寓讽刺。[35]至于桑弘羊，他在武帝死前以搜粟都尉[36]迁御史大夫，偕丞相田千秋，与同受遗诏辅政的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并拜卧内。桑弘羊是汉武帝兴利之臣的代表，他在汉朝转变政策的时候有愆无功，到这时反而得到升迁，可能由于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他与卫太子死事无直接关系，第二，他从十三岁为侍中(时在武帝即位之初)起，长期在武帝身边，元封元年为治粟都尉，治绩显著，使“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37]，所以霍光还需要他理财办事。
这样一来，在改弦易辙的昭帝一朝，在执政者中包括霍光、桑弘羊这样两类很不相同的臣僚，自然又孕育着以霍光为一方，以桑弘羊为另一方的新的矛盾。始元六年(前81年)，举行了包括盐铁问题在内的扩及全部国是问题的大辩论[38]，其内容备见桓宽《盐铁论》一书。辩论中，受霍光支持而与桑弘羊对立的贤良文学处于优势。但是居外廷首脑地位、“当轴处中”的丞相田千秋却“括囊不言，容身而去”[39]，实际是支持桑弘羊而反对霍光。霍光没有取得肯定的胜利，矛盾仍然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盐铁之议的第二年，元凤元年(前80年)，出现了燕王旦、上官桀与盖长公主等阴谋反叛事件，桑弘羊牵连被杀，罪名是“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40]。“怨望霍光”当是桑弘羊致死的真正原因，从盐铁会议的辩论内容看来，可以肯定，这不仅是由于私怨，而且也是出于政见。此案以后，朝廷的矛盾得到解决，所谓昭宣中兴的局面由此展开。至于田千秋，本来“无它材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还曾附合桑弘羊轮台屯田、西修亭障之请，所以他并不足以当政治上改弦易辙的重任，不是武、昭政局中的关键人物。田、桑关系甚多。桑弘羊死，其故吏侯史吴以匿桑弘羊子桑迁获咎，田千秋婿少府徐仁议赦，田千秋亦屡为侯史吴言。霍光卒诛徐仁，但未究及田千秋。
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估计：屯田和筑亭障都不算大问题，而只是汉武帝用以引出“哀痛之诏”的由头而已。元封年间就该出现的变革不能再延宕了。没有桑弘羊、田千秋、商丘成等人奏请之事，汉武帝也要借其他由头来实现变革。所以与屯田、筑亭障问题相比，轮台诏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事迹可能更值得我们推敲。
论轮台诏的前因后果，涉及的历史人物颇多，他们在纷纭政局中起着各自的作用，表现了历史的复杂性，但真正左右局势的并不是他们，而是汉武帝自己。历史动向向我们昭示，汉武帝作为早期的专制皇帝，实际上是在探索统治经验和教训，既要尽可能地发展秦始皇创建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又力图不蹈亡秦覆辙。在西汉国家大发展之后继之以轮台罪己之诏，表明汉武帝的探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汉武帝罪己之诏虽然不能像所谓“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那样，臻汉室于鼎盛，毕竟挽回了将颓之局。不过，轮台诏能够奏效，是由于它颁行于局势有可挽回之时，而且有可挽回之方。崇祯罪己，词旨可谓酷切，但是既非其时，又无其方，不足阻闯王的锋锐。所以汉武帝虽然提供了封建帝王收拾局面的先例，而直到有清之末为止的王朝历史中，真能成功地效法汉武帝以“罪己”诏取得成效的封建皇帝，却不多见。
六、余论
论轮台之诏既竟，觉得古代史籍叙述汉武帝改弦易辙原委，比较翔实严谨的要算《资治通鉴》，因而再对这个问题从史料学和史学史的角度略作申述，作为本题的余论。
司马迁没有见到汉武帝统治的全过程，《史记》记事不及轮台之诏。司马迁除对武帝间有如借汲黯之口斥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41]一类议论外，在政治上没有总的评价。卫宏《汉旧仪》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以至无传。所以《史记》中关于汉武帝改弦易辙的问题，没有保存太多的资料。《史记·太史公自序》曰: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今上本纪》原貌虽不可知，可能止于改正朔、易服色而不及此后的大事，但司马迁对太初以前汉武帝的评论，从这几句话大体可以窥见。
班固《汉书》忽视了汉武帝改弦易辙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只是在戾太子、江充、刘屈氂等传中散记巫蛊之狱，在《西城传》中记轮台之诏，而不著其联系，如是而已。而且这些事件，都没有叙之于《武帝本纪》中。班固论汉武帝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师古谓班固之论，“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俭也。”班固生活在所谓汉室“中兴”之世，又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对汉武帝颂扬甚力，而指责则含糊其辞。
唐代的司马贞为褚补《史记·武帝本纪》作《索引·述赞》曰:“孝武纂极，四海承平，志尚夸丽，尤敬神明。…疲耗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针砭汉武帝之短而不及其功业，说汉武帝齐衡嬴政而不说其终免亡秦之覆，是司马贞所论的片面处。与班固之论相比，这是又一极端。
《通鉴·汉纪》出刘攽之手，刘攽叙巫蛊问题，取材和编排最具匠心。刘攽用大段文字，以“史终言之”的笔法，集中写了卫太子始末，武帝与卫太子关系以及武帝告诫后世等内容。他的目的，显然是突出“亡秦之迹”可鉴，突出改变统治政策的必要，并把它与卫太子的升降生死结合在一起。卫太子与汉武帝既有血属关系，又有政治关系，情况错综复杂，其发展高潮是卫太子迫蹙致死。但高潮之后还有高潮，这就是紧接而来的为卫太子昭雪，并且由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征伐四夷问题导致轮台诏的颁布，而卫太子问题也终于同转变统治政策的问题一起解决。刘攽于叙事中把握历史脉络，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无关的问题排比在一起，探索它们的关系，从中揭示出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此后霍光之辅佐昭帝，霍光与桑弘羊的矛盾在盐铁会议中之揭开，桑弘羊牵连而死于谋反大狱等事，以至昌邑王之旋立旋废，卫太子之孙终于得以继统为宣帝等等，也都可以联系起来观察，都可以视为卫太子问题的余波。刘攽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史料大大超过了《史》《汉》的范围，这些史料由于刘攽的引用才得以流传至今。
《通鉴》这段汉武帝惩“亡秦之迹”的文字去古已远，现在查不清更原始的出处，因此出现了是否可信的问题。在我看来，《通鉴》资料取舍原则是无征不信，有异则考明之，严谨而不苟且，这是古今史界所公认的。所以我相信这段文字必有可靠根据。年代去司马光不远的朱熹是相信《通鉴》这段话的。《朱子语类》卷一三五论汉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并谓其“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这显然是朱熹引用《通鉴》此段文字，或是引用与《通鉴》 此段文字同源的文字，用以与门人谈论历史。朱熹深谙司马光的学识， 也了解北宋时古籍存佚情况。他对于此段史料的鉴别，其权威性自然要大大超过今人。[42]刘攽在政治上是反对开边、兴利诸端的。其《咏史》诗曰:“自古边功缘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骷髅。”其《寄王荆公》诗曰:“青苗助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随车骑过江东。”诗句偏激尖刻，在北宋政治条件下，是无甚可取的。但是他以这样的观点来观察元封以后的政局和汉武帝的活动，突出他所说“亡秦之迹”的鉴诫，却是切中时弊，因而是有卓识的。
司马光编《通鉴》，在这个问题的关键之处，理解刘攽的思想。司马光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乎！”[43]司马光处在积贫积弱的宋代，又长期与王安石相抗衡，所以对汉武帝多谴责其奢侈、繁刑、重敛、穷兵诸端而未赞其功业。他非常欣赏汉武帝“晚而改过，顾托得人”，因而免蹈亡秦覆辙，而这一点正是刘攽所着意强调的。
《通鉴》学的重要学者胡三省，注《通鉴》多发微之笔，但于此一案却似乎缺乏特别见识。另一《通鉴》学的重要学者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卷三中引叙汉武帝以亡秦为鉴之言曰:“武帝之能及此也，故昭帝、霍光承之，可以布宽大之政而无改道之嫌。宋神宗唯不知此，而司马君实被三年改政之讥……。”三年改政，说的是神宗死，哲宗立，司马光入为门下侍郎，欲去王安石新政，而议者则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讥司马光。[44]王夫之意在说明，如果宋神宗晚年自己开始“改政”，颁布一道像汉武帝那样的“ 哀痛之诏”，司马光就不会受到“ 三年改政” 之讥了。我们知道， 汉武帝轮台诏后昭帝、 霍光的“改道”，同神宗死后司马光等的“改政”，性质不一定相同，这里不拟深究。但是诚如他所说，有了汉武帝的轮台之诏，昭帝、霍光建立“守文”之局确实顺利得多，虽有阻碍亦不难克服。这就可见轮台诏对西汉政局转折确实具有关键作用。
司马光论汉武帝，着眼于汉武帝个人的思想认识；朱熹直谓汉武帝轮台之悔是由于他“天资高”。他们分析历史问题，深度只能至此为止。今天看来，汉武帝以“亡秦之迹”为诫，终于在最后一两年中实现转变，还有其客观原因，有其历史条件。朱熹论史，懂得“大凡事前未有样者，不易做”的道理。[45]样，有正面的样，也有反面的样。有了样，事情就好做多了。这就是今人所说的历史经验，历史借鉴。秦始皇“事前未有样”，所以“不易做”。汉初有亡秦的历史可以借鉴，有了样，就好做得多。所以有文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直到武帝初年还是这样。后来当社会出现险象的时候，汉武帝自然而然地想到“亡秦之迹”。
意识形态的变化，同样是汉武帝终于实现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变化也是借鉴亡秦而出现的。秦代统治思想是单纯的没有韧性的法家思想，反映在政治上则是有张无弛，不允许有任何转折出现。汉初黄老思想流行，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四度》说：“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刃，注家释为满。这句话的意思是，武功满后，要有文治，才能说是成功的。《陆贾传》所谓“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也正是这个意思。汉初人物的政论文章，充斥着以秦为鉴的议论。武帝时期出现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主张以刑辅德，并且包含“更化”的内容，与法家思想相比，有很大的因时宜而变易的余地。这种思想的出现，当然也有亡秦之鉴的历史背景。所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帝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向“守文”，也是可以从思想上加以解释的。我们知道昭帝时的重臣除霍光以外要算张安世和杜延年，而他们分别是张汤、杜周之子。《汉书·杜周传·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 …。”张安世、杜延年以酷吏子而皆成为重要的“守文”之臣，也应当有时代的原因和思想的原因。
还须要说明一下， 这并不是说汉武帝的转变在意识形态上是由法入儒。汉宣帝兼用儒法，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46]这种制度，正是武帝时形成的。王道霸道之说，在汉人观念中主要指用法的宽严，施政的缓急， 赋敛的轻重而言，而不是先秦学说中严格意义的王道和霸道。《朱子语类》 卷一三五说：“宣帝不识王伯（霸），只是把宽慈底便唤作王，严酷底便唤作伯（霸）。”《汉书》入于《循吏传》的黄霸，字次公，汉武帝末年入仕， 宣帝时为相，其人少学律令，喜为吏，而又用法宽和，力行教化。这就是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 的典型官僚。《 梦溪笔谈》 卷一〇载殿臣对宋仁宗之问，曰：“臣尝读《前汉书》，黄霸字次公，盖以霸次王也。”汉武帝末年随着轮台之悔而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变化，反映在吏治上就是以霸次王，霸王相杂。这个问题已离开了本文主旨，所以就不多论说了。
后记:本文第三部分附注中关于戾太子自刭后张富昌足蹋开户、李寿趋抱解太子一事，用王先谦说，以为张、李二人意在生得太子而非为解救太子，因而在诏封张、李分别为题侯、邘侯时有“疑赏所以申信”之语。兹检荀悦《汉纪》卷一五，题侯作踶侯(《四部丛刊》本作蹋踶侯，蹋字衍)，邘侯作抱侯。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三据《汉纪》，谓踶通蹋，隶书抱与邘形近，以此判定《汉书》表、传讹提为题，讹抱为邘，并谓提与抱皆以解救太子得名。夏燮《校汉书八表》卷五以王念孙说为得。按，王念孙谓《汉书》表、传字讹，甚有理据，但是作提作抱，仍可释为欲生得太子，非必释为解救，至少武帝当时未能肯定提、抱动机，否则疑赏申信之语就无从理解。武帝终于置张、李于迫蹙太子者诸人之列，故张、李未得免死。权衡各家解释，仍觉王先谦之说于理为得，证据较强。文己排定，故赘后记如此。
原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收入《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0～62页。
责任编辑：顿顿、姚姚
编者按：此文是为纪念田余庆先生而写，如今先生逝去转眼已近三载，先生在秦汉史界巨大影响仍在继续，一些围绕先生观点的争论近年也更为热烈。笔者认为，先生一些具体文献的征引或可商榷和修正，但相关发微探幽的基本结论仍难摇动，而作为不同社会集团和阶层的历史社会学的简明清通的分析方法，仍然是深刻揭示和剖析历史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方法，值得每一位从习历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借鉴。
此文也正是借鉴这一方法而成，为先生《论轮台诏》有益补证，而一些汉武帝时期的内政和对外战略的分析已超出了《论轮台诏》一文范围，想必读者自有判断，或将有助于更深地了解汉中前期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及其后期的重要转向与变迁。
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
——谨以此文纪念田余庆先生（上）
成祖明
摘 要：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在索隐探幽中将散见文献背后武帝晚年内外形势，隐然的武帝、太子集团矛盾边界清晰而又深刻地呈现出来，给人以认知深处的强烈冲击和震撼，对汉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汉武一朝内外格局始分，内朝作为战略决议机构对汉武帝时期内外战略展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汉帝国的内部秩序和外部战略交互展布实现了大汉世界帝国的崛起。肇始武帝早年夺嫡之争，其意识形态的建构一直藉重于方术集团，造成了帝国信仰的巫魅化，为各夺嫡势力利用，终酿巫蛊之祸。巫蛊之祸对武帝内政造成重大打击，在对外战略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也无力进一步拓展。以《轮台诏》颁布为标志，汉帝国对内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转向。《论轮台诏》一文的基本结论不能动摇。
关键词：汉武帝；侍从集团；内部秩序；外部战略；《轮台诏》；重大转向
时值2014年末，田余庆先生突归道山的消息从朋友圈传来，汉史学界痛失一位杰出前辈。可以说，研究汉史的人无不读过田先生的《论轮台诏》一文。是年又是田先生《论轮台诏》一文发表三十周年。在笔者看来，该文的意义不仅在于结论所揭示的汉武晚年对内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更在于汉史研究方法的一重要突破，将散见于文献背后汉武帝晚年对内对外形势和隐然的武帝、太子集团矛盾边界清晰而又深刻地呈现出来，给人以认知深处的强烈冲击和震撼，从而激发读者对汉史研究的兴趣，在索隐探幽中将汉史研究不断推进。这是该文的魅力所在，在笔者看来，也是该文对汉史研究里程碑式的意义所在。
然则由于该文主要论述汉武帝晚年《轮台诏》颁布前后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转向，对汉武帝一生整体的内外战略分析不够，结论又给人过分依赖《资治通鉴》等晚出史料的印象，以致最近有学者试图通过对《资治通鉴》材料的辨析来否定田先生的结论。[1]笔者认为，田先生所论是建立在对汉史索隐探幽的分析基础上，特别是注意到武帝集团与太子集团之间的张力这样一个事实而做出的分析判断，《通鉴》的材料只是佐证。换言之，纵使没有《通鉴》材料或者《通鉴》材料为伪，也很难动摇田先生所做出的《轮台诏》颁布标志汉武帝政策重大转向，这一基本结论。本文拟从汉武帝一生对内对外的战略布局来考察《轮台诏》出台前后的战略转向，以补田先生之不足。在材料的使用上对后世晚出材料采取参而不用的原则，以便所论更为坚实。
一、西京朝变局与内朝决策机构的形成
一个世界帝国的崛起绝非偶然，特别是面对四面强敌的时候，需要持续清晰得当的对内对外战略。汉帝国的崛起就经历了这一持续的过程。经高惠文景时期的准备，到武帝时期，经过周密的对内对外战略的实施，最终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在东亚崛起。以往学者在论汉武帝时多沿用班固的“雄才大略”来评价其一生的文治武功，尤为显著者，文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则征伐四夷，开疆拓土，但很少有学者将这些对内对外事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其层层展布中来论述其何以“雄才大略”。
这就需要我们从汉武帝即位之初所面临的政治形势论起。汉初武力功臣集团把持了中央朝政，在地方军功受益集团也拥有强大势力。[2]在这种情况下皇室不得不依靠宗室诸王的力量来保持力量的平衡。这就形成了汉初皇室、武力功臣集团和宗室诸王“夹持而为治”[3]的局面。这种夹持局面相适应的是汉初黄老之学一直占统治地位。黄老之学的兴盛也是维系汉初皇室、武力功臣集团和宗室诸王间平衡需要，在无为而治下，各方势力相安无事。但这种无为而治，实质上是放任军功集团和诸侯王势力的滋长，二者的坐大势必对皇室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为了巩固皇权，皇室必须在功臣和宗室之外寻找新的力量。而伴随着大一统郡县帝国的建立，是以编户齐民为主体的平民阶层的代表——士人集团的逐步崛起。他们无尺土之功，但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知识和修养，治理国家社会和教化民众的能力，在民间往往具有巨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学而优则仕”——脱离农业劳动寻得政治经济出路，也是这些士人的基本需求。如任由这些士人流散民间，势必为诸侯、权贵和豪强所豢养，对皇室和帝国的稳定构成新的威胁。而代相陈豨之反就与“宾客随之者千余乘”[4]有关。高祖《求贤诏》的颁布正是平叛陈豨归来之后。从帝国稳定和抑制削弱武力功臣与诸侯王势力出发，都需要将这些士人招至左右。而士人集团也只有在皇室那里才能寻得安身立命的政治经济出路。在国家在国家功卿要职皆为武力功臣把持的情况下，这些人只能作为私人顾问和侍从被安排在皇帝身边，顾问应对，论议谏争。[5]这就形成汉代政治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集团——郎官侍从集团。于是从高帝开始在实践一个制度——以郎官侍从集团为主体的内朝议事制度便隐然形成。而汉帝国的内政、外交和意识形态都在这一制度的形成中悄然变化。
高祖之后，惠帝、吕后时期，皇室、武力功臣和宗室诸王基本保持了力量的平衡。但这种平衡被诸吕之乱打破。时诸吕伏诛，京师喋血，文帝为武力功臣拥戴，由外藩入主，皇室处于弱势。文帝只能小心谨慎，延续高祖传统，“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6]将这些士人招纳为侍从之臣，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即位第二年，便借日食之变，以退为进下诏“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7]表明自己的承担和谦逊，藉此之机，实则招纳士人，以培养亲近势力，为将来有所作为做准备；而鼓励贤良直言极谏，上书陈政，“以匡朕之不逮”，则借贤良之口凸显朝廷敝政，以达到抑制武力功臣的目的。而其时以贾谊为代表的儒生成为一股活跃力量，提出了“列侯之国”“侯国迁移”“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等策略。这些策略虽然遭到了武力功臣的抵制，文帝并以贾谊外放相妥协，但最终都被一一落实，有效地消除了武力功臣聚集京师合纵联横和地方诸侯不断坐大的威胁，也防止了功臣集团与宗室诸王的联合，对巩固文帝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由于文帝晚年“新垣平案”的顿挫，终景帝一朝中央不复有招贤之举。但贤良高第晁错被重用，采取严厉的削藩政策打击诸侯王的势力，士人酷吏郅都等则对新老军功集团给予了近乎无情的打击。与此同时，更放任其次子刘德在帝国北方河间王国高举儒术，兴修礼乐，搜集整理儒学文献，招徕培育士人，“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踰宾客”，[8]“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9]成为鼎盛一时的儒学中心。其后又将兴儒有功的原河间王太傅擢升为太子刘彻的太傅，旋迁为相，又以儒者王臧为少傅，向儒之势显然。可以说，这种外儒内法“王霸杂用”汉家性格在景帝时期已然形成。
至武帝即位之初，中央朝功卿要职仍主要被武力功臣和黄老权贵所把持，但经景帝朝的打击已受到极大削弱，其势力已无法与文景朝相比。而经高祖、文帝朝的数次招贤和六十多年民间发展，新兴士人集团作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已势不可挡。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武帝即位伊始“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10]与此同时，则是一系列人事的调整，大批士人前所未有地进入到了功卿要职。于是士人集团与黄老权贵、军功集团继文帝之后再次爆发冲突。如文帝时新垣平之变如出一辙，黄老、军功权贵们揪出这次运动核心关键人物的罪状，给予武帝和士人集团沉重一击。[11]处于要职的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相继因罪自杀。包括丞相、太尉在内的太常、大理（廷尉）、大行令、内史等公卿要职纷纷易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12]“入朝”一词表明淮南王此次并非正常礼聘来朝，而是衔命入京。田蚡言论表明当时局势已非常危险，不仅武帝的皇位，甚至人身安全一度都受到威胁。
自高祖以来的传统，当公卿为武力功臣和皇老权贵把持的时候，皇帝主要从郎官侍从之臣中招徕士人培养自己的亲信。其时则相继出现了董仲舒、严助、主父偃、徐乐、终军、吾丘寿王等著名的近侍名臣。而与高祖以来形势不同的是，其时军功集团的势力借助窦氏集团虽可一时遮云蔽日，但总体已大势已去，非可同日而语。在严助等近侍之臣的帮助下，不仅一举扭转被动局面，在与其参议和谋划中，汉家对内对外政策的重大战略也逐次展开。由是这些由高祖而来具有私人性质的近侍顾问机构，一变而为皇权所依重的帝国决策机构。由是汉家内朝外朝始分，渐次形成以内驭外的朝政格局。此为西京朝局之大变。如钱穆云：“武帝当时所以斡旋朝政，独转乾纲者，则在其以文学为侍中。削外朝之权而归之内廷，此又汉制当时一大变也。”[13]对此，钱大昕说：“此西京朝局之变，史家未明言之，读者可推检而得也。”[14]明了这一朝局变化方可论武帝朝的内政和对外战略，可以说汉武帝朝政的变化都与这一格局密切相关。与其说于汉武帝一人雄才大略，不如说在这一决策集团的雄才和远略。
建元初，风云突变后，政局表面上归于平静，[15]新的变局却在武帝和其身边的侍从中酝酿。契机终于出现，建元三年七月，闽越趁汉政局不稳之机，欲扩展自己的势力，北进以围东瓯，欲复春秋吴国霸业，进而与汉分庭抗礼。东瓯告急于汉。时朝臣上下皆欲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在严助等内侍之臣的谋议下，武帝力排众议做出兵援东瓯的决策。在武帝尚无法征发郡国兵的情况下，严助又孤身持节赴会稽，“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16]是年“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处庐江郡”，[17]汉廷这种“义存危国”之举，不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更在外交和政治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事件非常重要。不仅一举扭转了此前内政上的被动，也深刻影响了汉帝国整个外交和对外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帝国整个对外战略转变就是从这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开始的。对于汉武帝元光二年至太初三年（公元前133—前102年）三十二年间征伐，田余庆认为，“汉武帝的全部事业,几乎都是在这三十二年中完成的”。[18]事实上这些事业大多是在建元年间谋定的。《史记·大宛列传》：建元中“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19]可见，元光二年开始汉武帝所发动对北方匈奴一系列的大规模的征伐并非偶然，因为北征匈奴的战略早在建元年间就已谋划、制定。
征北必先安南，可以说建元年间一系列向南动作都是为对北的大战做准备。如班固所指出的：“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20]对匈奴整个战略，都是围绕着征北安南、通使西域，断其右臂战略，持续而清晰的层层展开的。而这一战略基本上是在建元年间制定的。
从元光年间的战略进展来看，汉家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准备阶段。主要为即将来到的汉匈大战作准备。我们可将之概括为征北安南，通使西域，断其右臂的战略。如前文所述，重点以南越为目标。南越据山川之险，其力量绝不可小觑。据《淮南子·主术训》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南征百越，“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五万为五军”才略定南越，可见其时越人的势力。而在秦末之乱中，这批秦兵精锐大多滞留在南越，亦构成了南越的重要力量。高后时，南越曾发兵攻长沙边界，败数县。《汉书·南越传》：“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领。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粤、西瓯骆，伇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这次战争使汉家损失惨重，不得不从攻势转为防守，直到文帝时仍有重兵在长沙边界守护，长沙南部仍处于战后破败的景象。[21]可见南越对汉的威胁一直存在。对于主要目标放在征讨匈奴的汉武帝来说，此时不可能集中大规模力量，也无胜算的把握来对付南越。最好的策略，就是震慑与安抚同时进行，稳住其力量，让其不愿也不敢从后方袭扰汉边，以免汉军陷入两面作战困境和危险中。建元六年征讨东部闽越，并以兵威风晓南越，元光年间经略西南夷，欲设置郡县加以控制，从而对南越构成威慑和钳制，正是这一战略清晰实施。后因道路开通代价太大，引发巴蜀骚乱，为“专力事匈奴”，遂“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22]然其时武力向东南、西南延伸，威服东越、西南夷、震慑钳制南越，以稳定南方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
而在北方则主要针对匈奴，通使西域寻求盟友，以绝其“兼从西国”之患，至少能让其坐壁上观，以断其后援。也有迹象表明，在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汉家在东北方向也有活动，而且更加巧妙和顺利。元朔元年，东夷薉君降，为苍海郡。对此，《史记·平准书》云：“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汉书·食货志》则曰：“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可见彭吴并非普通的商人，和张骞一样肩负着帝国北征匈奴的战略任务，从两翼阻断匈奴后援，并形成对匈奴作战的钳夹之势，同时防止在进攻匈奴时，汉军侧翼受到威胁。第一阶段的战略准备和目标总体进展顺利，在元光年间可以说基本实现。
接下来即进入了战略的第二个阶段，即与匈奴的正面交锋。从《汉书·武帝纪》的记载看，对匈奴的作战主要在元朔至元鼎年间。这一阶段又可分为战略守势和战略进攻阶段。守势主要在元朔年间，这一阶段用兵相对比较谨慎，多数情况下是被动迎击或报复性的出击，兵行有明显的节制，轻意不敢深入到匈奴腹地，克获也比较小。而在元朔末，情况发生了变化，经过几次交锋，汉家将士得到了历练，整体战力无疑得到提升，特别卫青、霍去病的军事才能得以展露。战争因此由试探性的交锋转向了战役性对决。元朔末年卫青帅六将军深入匈奴的腹地“大克获”，取得了军事上重大胜利。此后，对匈奴的战争，由卫青、霍去病主导，分别在元狩二年、四年取得对匈奴战争的决定性的胜利，获敌首虏达十一二万级，迫使敌昆邪王率众四万余人来降。匈奴自此元气大伤。而汉家的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也基本实现。
当匈奴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征北目标阶段性完成，便进入了战略目标的第三阶段，那就是通过和平或武力的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两越问题。两越一旦不复存在，西南夷自然顺势纳入汉家的版图。实际上在对北征伐越来越顺的情况下，南向战役也一直在精心准备。为了熟悉水战，汉廷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于元狩三年凿昆明池造楼船以练习水战。在后来的征服两越的过程中，楼船将军杨仆、横海将军韩说所率水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通过通使礼聘往来，军事和民间力量渗透，汉家已把两越的军事地形地貌，气候特征了然于胸。这从后来选择战役的时间和进军的路线都清晰可见汉军对两越地理和气候的谙熟。这就使得吕后时期因气候问题而出现的人员严重损耗不复再现。战事进展也异常的顺利，以摧枯拉朽之势平定了两越和西南夷，将南方大片土地自此纳入大汉版图，终结了帝国来自南方的威胁。
由是帝国对外战略就进入了最后阶段，经略西北的阶段。如《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封禅大典前夕诏书所云：“南越、东瓯咸服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这一阶段重点向西北推进。因为这里有匈奴广袤的腹地，而且分布着西域各国的势力，“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23]其中有数国胜兵达十万以上。一旦匈奴“兼从西国”仍构成汉家巨大威胁。而汉家军事力量一旦进入威服这一地区，“隔绝南羌，断其右臂”的战略目的就得以彻底实现。在适当的时候更可发动西域盟友，给予匈奴右部腹地致命地打击。[24]并且“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25]对此田余庆先生有很好地分析：
由于其时西域境内不存在足以对抗匈奴的汉朝军事力量, 乌孙不愿在匈奴和汉朝这两大势力之间偏向汉朝，所以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年）无功而返。这种情况使汉朝明了，要使乌孙接受和亲, 还需要在河西走廊之西，即西域的东部, 有一个足以支持西域诸国抗拒匈奴的据点。于是而有元封三年的楼兰之役。[26]
楼兰之役后， “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于是汉列亭障至玉门矣。”[27]汉兵威西渐，乌孙乃于元封六年接受和亲。然则汉朝招徕大夏之属以为外臣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张骞传》谓“任大宛以西皆自恃远，尚骄恣，未可拙以礼，羁糜而使也。”因此，军事上出现了向西再进一步的需要，而处于北连乌孙西接大月氏战略要冲的大宛便被选定为进攻的目标，大宛之战就如箭在弦了。对于汉武帝的西进战略，田余庆先生将之概括为：
汉朝向西域推进，大体的程序是，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元封三年征服楼兰、姑师，然后有：一、元封四年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二、“
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太初三年降大宛，然后有：一、天汉元年“ 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二、“风谕〔宛西诸国〕以伐宛之威” 。汉朝势力向西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元封和太初, 两个步骤，即楼兰之役和大宛之役。这是战略形势使然。第一步骤指向楼兰、姑师, 决定于地理条件。至于第二步骤, 可以指向大宛, 也可以指向大夏, 还可以指向近旁它国。汉武帝终于选定大宛为目标。[28]
而准备西进的一系列战役前则是要先解决另一翼从后方可能的袭扰，即已经营了多年的东北朝鲜问题。这其实与西进战略异曲同工，即对可能再度崛起的匈奴防其兼从东国，断其左臂，同时给其构成来自两翼的压力。于是元封二年秋发动了对朝鲜卫氏政权的攻势。战争虽然一波三折，由于最初的挫折和战将不和而拖延，但第二年夏，朝鲜人杀其王右渠以降，最终结束了战斗。[29]是后，便发动了楼兰、姑师之役。而西进的战略也由此全面展开，是有大宛之役，第四阶段的战略目标基本完成。
综上所述，可见当这一总的战略目标实现后，不待《轮台诏》的颁布，整个汉帝国对外战略的总体由外向内的转变已势在必行了。
而与“师行三十余年”对外战略相表里则是内部秩序的展开。这里也可清晰看到帝国内政逻辑的演进。而这一过程中也清晰地看到这些内侍之臣对决策的参与，其结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帝国政策的变化。为此，笔者根据《汉书·武帝纪》，从元光元年至天汉四年，制作汉武帝“师行三十余年”文治与武功大事年表，以便更清晰地见其一生文治武功交替展布和帝国事业的演变轨迹。
表1
汉武帝师行三十余年文治武功大事年表
时间 | 文治措施 | 军事外交 |
元光 ︵ 前 134 ∣ 129 ︶ |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夏四月，赦天下，赐民长子爵一级。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五月，诏贤良。 | 十一月，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六月罢 |
二年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 二年春，诏议公卿击匈奴；夏六月，马邑之谋 | |
三年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后为列侯。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发卒十万救决河 | ||
五年八月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 | 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 | |
六年冬，初算商车。春，穿漕渠通渭 | 匈奴两入边杀略吏民。遣将军卫青、韩安国等击之 | |
元朔 ︵ 前 128 ∣ 123 ︶ |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公卿大夫议不举孝廉罪。春三月甲子，立皇后卫氏。诏赦天下，与民更始 | 秋，匈奴侵边杀略太守、三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击，获首虏数千级。东夷薉君降，为苍海郡 |
二年春正月，颁布推恩令。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 匈奴入上谷、渔阳。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获首虏数千级。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 |
三年三月，诏曰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与士大夫日新厥业，其赦天下 | 春，罢苍海郡。夏，匈奴入代，入雁门。秋，罢西南夷，城朔方城 | |
四年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杀数千人 | ||
五年夏六月诏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 春，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 | |
六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六月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 | 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三千余级，夏四月，复将六将军绝幕大克获 | |
元 狩 ︵ 前 122 ∣ 117 ︶ |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诏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三老、孝弟力田及鳏寡孤独等 | 五月乙巳晦，日有蚀之。匈奴入上谷，杀数百人 |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 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 | 春、夏将军霍去病、公孙敖等两次出击斩虏十一万级。秋，匈奴昆邪王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 |
三年夏五月，赦天下。封萧何曾孙庆为列侯。秋遣谒者劝水灾郡种宿麦，吏民假贷贫民者以名闻 |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千余人。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发谪吏穿昆池 | |
四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冬，徙关东贫民陇西等地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缗钱 | 春，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青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至阗颜山乃还。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 | |
五年春平牡马匹二十万。罢半两钱，行五铢钱 | 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 |
六年冬十月，赐丞相以下，蛮夷锦各有差。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初作诰。六月，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问鳏寡废疾，举独行之君子等 | 秋九月，大司马骠骑将军去病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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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鼎 ︵ 前 116 ∣ 111 ︶ |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 | |
二年春大雨雪，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令下巴蜀之粟救之，遣博士中等分循行，无令重困。 | ||
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 | ||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赐民爵一级。东幸汾阴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绍封嘉为周子南君。六月，得宝鼎作《宝鼎》、《天马》之歌 | ||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十一月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 | 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赦天下。秋，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咸会番禺。九月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匈奴入五原，杀太守 | |
六年冬十月，东行，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春，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秋，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 冬十月遣将军李息、徐自为平西羌。南越破，以为南海等九郡，平西南夷以为武都等五郡。秋，遣将军韩说等击东越。又遣将军公孙贺、赵破奴击匈奴 | |
元 封 ︵ 前 110 ∣ 105 ︶ | 春正月，用事华山，至于中岳，四月癸卯，登封泰山。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 | 元封元年冬十月，诏告匈奴，巡边，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东越杀王余善降。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 |
二年春，幸缑氏至东莱。四月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命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赦所过徒赐孤独高年米。还，作甘泉通天台、长安飞廉馆。六月甘泉宫内中产芝，赦天下 | 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 秋，作明堂于泰山下。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击朝鲜。又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 | |
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秋七月，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 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 | |
四年冬十月，巡狩。春三月，祠后土。其赦汾阴等三县死罪以下，赐三县及杨氏皆无出今年租赋 | 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说之。单于使来，死京师。匈奴寇边，遣拔胡将军郭昌屯朔方 | |
五年冬南巡狩，赦天下。所幸县皆赐免税赋。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名臣文武欲尽，特诏茂材异等 | 大司马大将军青薨 | |
六年春，作首山宫。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赦汾阴殊死以下，赐天下贫民布帛，人一匹 | 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击之 | |
太 初 ︵ 前 104 ∣ 101 ︶ |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二月起建章宫。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 | 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 |
二年春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夏四月，赦汾阴、安邑殊死以下 | 五月，籍吏民马，补车骑马。秋，遣浚稽将军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 | |
三年春正月，行东巡海上。夏四月，还，修封泰山，禅石闾 | 筑五原塞外列城及居延，兵屯之。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诸亭障 | |
四年秋，起明光宫。冬，行幸回中。 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 | 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 |
通过这张表，我们清晰地看到，与对外战略相表里，汉武帝和他的谋臣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坚持贯彻着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无论整体的战略布局，还是阶段性的战略步骤的实施，抑或是具体的大的战役前，都做足了内政方面的准备。根据上表和班固的总结：“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30]我们大致可将汉武帝对内事业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建元到元朔年间，我们或可称为新政更化与实施阶段。亦如班固所指出的，“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31]这一阶段内，汉武帝很好地贯彻了内侍重臣董仲舒“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内政措施，抑黜百家，立《五经》博士，在建元五年；畴咨海内，举其俊茂，虽自武帝即位以来几未停止，然制度性举孝廉则在元光元年，在元朔元年加以重申并制定相应奖惩措施；兴太学，则是在元朔五年；而推恩令的实施也在元朔二年。立太学等学校之官，州县举茂才、孝廉的察举制度之设，其影响不仅为帝国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官僚队伍，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大汉建国以来的武力功臣把持朝政的问题，更使帝国中央与民间社会在文化教育、阶级流动和德道教化上建立了直接联系，在中央政治风气与民间社会道德之风间建立了良性互动。而推恩令的颁布也使帝国另一个心患诸侯王尾大不掉的问题消解于无形之中。这些措施使汉家气象为之一新，不仅奠定了大汉世界帝国的基础，也创业垂统立定中国古代郡县制帝国的根基。这一阶段是武帝朝最具活力的上升时期，也是内朝名臣辈出的时期，其内侍名臣多在这一时期活跃于政坛，实质上正是这些人主导了帝国的内政和对外战略。
第二阶段，从元狩元年到元封五年。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汉武事业达到顶峰，但危机已在这一阶深刻埋下。这一阶段帝国的主要任务一是解决战争的巨大耗费所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二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上帝国文化意识形态重建的问题。文治上的成功也为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延缓了空间，使之不至像秦一样迅速崩解。而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帝国上下也表现出了共克时艰的精神。政府的财税收入绝大多数用在了对外战争和救济灾民方面，甚至“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32]在这阶段又遇到了两次大的自然灾害，一次是元狩四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一次是元鼎二年春夏雨雪灾，关东饿死者以千数。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汉武帝每次都会遣使巡行“无令重困”，存问鳏寡废疾，“虚郡国仓廪以振贫”。元狩四年更徙关东贫民至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等地凡七十二万五千口，而这些人都“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33]元鼎二年则令下巴蜀之粟救之。而在治理黄河水患，武帝甚至亲临黄河决堤处，命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面对帝国巨大的财政困难，救灾压力，“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34]表现了与庶民共克时艰的精神。也正是因为这些得当的措施，仍能坚持文治与武功一张一弛双管齐下，使得帝国承受巨大压力下得以度过重重危机，使得其既定的战略目标一一实现。而元封元年桑弘羊“
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斡天下盐铁……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复告缗。它郡国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35]经过桑弘羊的改革后，汉家的财政问题终于解决。
由于处理得当，在艰难的困境中帝国仍日益强大。但在郡县制下，“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 [36]皇权孤悬在上，如何巩固皇权，构建一稳定的持存的大一统郡县帝国从秦以来就是一个持续争论和思考的问题。这就必须解决帝国信仰和意识形态问题。从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东幸汾阴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则表明帝国信仰与意识形态建构提到了历史日程。班固所的“修郊祀，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则多发生在这一阶段。元封元年封禅告天大典的举行则标志这一信仰建构的完成，也标志汉武帝一生事业的顶峰。这一时期以公孙卿为代表的方士集团便在武帝内侍集团中崛起（关于方士集团与帝国信仰建构下文详）。财政问题的解决，也使武帝再无顾忌，在帝国信仰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名义下，从此走上了奢华浪费，沉迷求仙问道的下坡之途。“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37]由是武帝事业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黄昏暮年期。从太初元年至《轮台诏》颁布以前，除了改历以外，几无新的有意义的新政出台。而由“好鬼神”所引发的一场巨大政治危机——巫蛊之祸已悄然而至，几乎动摇了帝国的根本。
注释：
[1] 参见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2]关于汉初军功集团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3]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60页。
[4] 《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40页。
[5] 这从叔孙通弟子百余人，高祖咸以为郎，陆贾、贾谊为中大夫，以及文帝二年对贤良的安排可窥见一斑。又《汉官旧仪·补遗》：“议郎秩比六百石，特征贤良方正敦朴有道第”（《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23页），正是这一制度的反映。
[6]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273页。
[7]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6页。
[8] 葛洪：《西京杂记》卷四，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第5a－b页。在原宫、馆遗址上，近世有出土印有“日华”、“君子”铭文的汉砖。参见陈直：《汉书新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10页。
[9] 《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裴骃《集解》引杜业语，第2094页。
[10]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55－156页。
[11] 尽管贾谊等人关于“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2222页）等文教政策调整的建议因武力功臣的抵制而放弃，但对文帝确实产生了影响。十四年冬，匈奴寇边，“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人”。（《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25页）借此之机，文帝用其心腹掌握了首都及全国的军事。其时绛、灌之属相继去世，朝廷开国大功臣几近殆尽。（文帝二年冬十月，丞相陈平薨，四年十二月丞相灌婴薨，十一年绛侯周勃薨。十五年丞相张苍因汉德运之争告病）帝位巩固后，遂欣然在文治上欲有所作为，遂于十五年复诏举贤良。在这些贤良的参与下，当时整个郊祀、制礼、改历、易服色等活动可谓风风火火，并制定了带有汉家宪法性质的《王制》，大有对帝国从头到脚进行彻底改造的态势。但好景不长，一方面遭到了以张苍、申屠嘉等代表的功臣残余势力的抵制，另一方面则因活动中的重要人物新垣平造假被揭发，使文帝颜面扫地，大为难堪，倍受来自武力功臣集团的压力，不得不于后元元年三月下诏，承认自己的失误，使政策再次回到重质少文上来。至此之后，正历、服色、礼制之事，“孝文帝废不复问”。（《史记》卷二六《历书》，第1260页）这一事件的打击，对文帝夫妇心理影响至深，窦太后直到武帝初还对此案念念不忘，其好黄老不喜儒术当与此事有极大的关系。
[12]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3082页。
[13] 钱穆：《秦汉史》，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第96页。
[14] 钱大昕：《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卷一，台北：广文书局， 1978年。
[15] 窦氏集团和黄老权贵最终没有废帝，主要应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毕竟窦氏已经年迈，武帝为其亲孙，废帝之举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做出的；二是质而少文的窦氏黄老军功集团，与文多浮辩的淮南道家并非同路，刘安也决非其所意中的对象；三是当与武帝、王夫人自身的迅速转向，以及石奋等公谨廉直的景帝旧臣的努力有关，其后石氏家族被委以重任，从中可见在这次变局中的砥柱作用；最后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武帝招举天下贤良，赢得天下士人之心，其时形势黄老权贵已日暮西山，而儒学士人集团力量的崛起正如日中天，任何一股政治势力也不敢小觑这股力量，表面上政局逆转有利于黄老军功权贵，但实质上，接踵而至的天下汹汹舆情，使得黄老权贵们也不敢轻意做出过激之举。
[16] 《汉书》卷六四《严助传》，第2776页。
[17] 《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1134页。
[18]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9]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57页。
[20]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28页。
[21] 参见熊传薪：《关于驻军图中的有关问题及其绘制年代》，见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文集》，长沙：湖南省出版社，1994年，第154—160页。
[22]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传》，第3840页。
[23]《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上》，第3871页。
[24]在宣帝本始三年，“汉兵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并出。”“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翖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马牛羊驴槖驼七十余万头。”（《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第3905页）给匈奴以重大打击。
[25]《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第2692页。
[26] 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7]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上》，第3876页。
[28]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9] 起先是楼船将军杨仆所率齐卒，“入海已多败亡”，最后登陆仅七千人又寡不敌众败散；而左将军荀彘所率燕代卒也在最初的攻势遭遇挫折。之后又是二将不和拖延了战事，至到第二年夏，才结束了战事。
[30]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2页。
[31]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525页。
[32]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第1166页。
[33]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8页。
[34]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第1161—1162页。
[35]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第1174—1175页。
[36] 《汉书》卷十四《诸侯王表序》，第393页。
[37]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第1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