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

小引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是明代思想家李贽的一副联语，意在借诸葛亮和吕端的为人行事之风以自勉。

那么吕端究竟做了什么事被后人称赞为“大事不糊涂”呢？

话说宋太宗赵光义末年拜吕端为宰相，有人劝太宗皇帝，称吕端年事已高、为人糊涂。

赵光义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遂坚持授吕端大权。

赵光义驾崩后，吕端入宫，发现只有太监王继恩和李皇后，不见太子赵恒。

吕端担心有变，暗中通知太子赵恒赶紧入宫，同时他果断囚禁王继恩，挫败后党阴谋。

即位大典上，吕端为了防止掉包，请求侍臣卷帘。

他登殿审视，确认是赵恒后才退降殿阶，率群臣高呼“万岁”。

这便是“吕端大事不糊涂”的由来。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当众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从此这句话便和叶帅有了不解之缘。

1949年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

正文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在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下虎形村一个小商人家庭。

叶帅的祖上是宋代南迁的客家人，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做事认真、心思缜密，为日后纵横政坛打下品性基础。

1915年秋天，叶帅中学肄业，他先是在当地小学做了半年多的教员，又和父亲一起闯荡南洋。

二十岁那年，叶帅考入云南讲武堂，在这里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毕业后，他来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军，追随中山先生一起南征北战，讨伐各路军阀。

1922年六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阴谋加害孙中山。

万分危急之时，年仅二十五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率部激战陈炯明，他亲自护卫孙中山登上“宝壁”舰，后改乘“永丰”舰前往黄埔，立下救驾大功。

嗣后，叶帅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并凭借言岭关大捷名震一时。

1924年初，叶剑英升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后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黄埔时期，他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学校里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也就从这时开始，叶剑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广州的东校场宣布誓师北伐。

北伐初期，叶帅担任蒋介石嫡系第一军总预备队参谋长（军长为蒋介石本人）。

在率部攻克南昌后，他受到蒋介石“佩剑”接见，被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代师长。

和我党一样，国民党内部也是讲究出身和资历的，北伐时蒋介石的第一军是国军内部绝对的“天子门生”。

或许大家对叶剑英当时的地位没有直观概念，我们不妨拿个熟悉的人物来类比一下。

蒋介石心腹爱将、“十三太保”之一的胡宗南，在北伐时官职仅为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叶剑英高了他整整一级。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值此紧急关头，叶剑英毅然放弃了老蒋提供的高官厚禄，亲自起草发出“通电全国反蒋”电文。

叶剑英的反蒋电文震惊了国民党政军各界，当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将这件事报告给蒋介石时，蒋根本不信，说：“叶师长不会反对我的。”

1927年7月上旬，在革命生死存亡的时刻，叶剑英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保密，党组织让叶剑英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发生联系，而是继续保持国民党员的身份。

当时正值“宁汉分流”，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支持武汉汪精卫政府。

该方面军中，秘书长高语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都是公开的共产党员，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则是秘密的共产党员。

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孙科等要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以解除二人兵权。

他果断于7月24日约叶挺、贺龙在九江甘棠湖“游湖观景”。

在其中一只普通的“小划子”（小船）上，叶剑英、贺龙、叶挺、高语罕和廖乾吾等五人密会，大家共同商议后决定：

1、贺龙、叶挺不上庐山；

2、不接受直接上级——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调二人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而是直接率部队乘火车到防守相对薄弱的南昌；

3、叶挺部先行，贺龙部随后行动。

若干年后，叶剑英组织的这次小会议被称作“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前一次重要的策划会。

小划子会议宣传画

1927年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

起义爆发后，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原打算遵照汪精卫的命令，火速追赶叶、贺部队，加以歼灭。

谁知在动兵前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经叶剑英一番“分析”，张发奎竟改变了主意，南昌义军的军事压力被大大减轻。

叶剑英对张发奎说（大概意思）：

现在叶挺贺龙率部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广东的李济深必会派兵出击；不如我们坐山观虎斗，干脆南下广东，由您代替李济深做“广东王”。

要是您现在率兵去和叶挺贺龙死拼，那得利的不就是李济深了嘛。

懂政治的叶剑英还给这套方案起了一个好名字——“实现先总理遗训，以图重新北伐”。

后来张发奎果然把大军拉回了广东，只派出一小队佯装追击南昌义军。

大军到广东后，叶剑英将计就计，他联合叶挺又发动了“广州起义”，一箭双雕。

青年叶剑英

话说北伐战争后，国民政府实际已成为大半个中国的“武林盟主”，只不过“盟主”家里闹分裂，蒋介石占据着江浙、上海、安徽一带富庶地区，汪精卫则占据两湖、江西一带。

当时两广的大部分地区实际是在桂系军阀的统治下，二十年代桂系与国民政府的关系非常复杂，分分合合，恩怨纠结。

1926年北伐开始时，国民党留下大佬李济深任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李济深和桂系关系极为密切，曾是李宗仁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宁汉分裂后，蒋介石迅速将李济深收归麾下，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

待到南昌义军南下广东，李济深便派大军到潮州、梅州一带镇压。

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派”，张发奎与亲桂系的广东省主席李济深向来不睦。

1927年11月17日，乘李济深离粤，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叶剑英为其参谋长）在广州发动政变，驱逐桂系人员，史称“广州张黄事变”。

“张黄事变”对国民党的权力格局影响非常深远，此处我们不表。

由于两个“国民政府”内讧，唐生智、“新桂系”（李宗仁等人）、李济深、汪精卫、蒋介石、张发奎等人斗的不可开交，给我党领导广州起义带来了绝佳的条件。

1927年12月初，张发奎在广州市内的部队仅有第四军军部、教导团、警卫团、部分新编部队和一些警察武装。

这些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为我党所掌握。

此等大好局面让共产国际总部非常兴奋，尤其考虑到广州的重要性，共产国际还专门派代表带来了两百多万美元的经费，共同谋划起事。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

叶剑英作为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任起义副总指挥（叶挺为总指挥），所部为起义主力。

这是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我党领导的第三场大型起义，义军曾一度控制广州城，震惊中外。

张发奎自知上了叶剑英的当，在经历过短暂的惊慌后，他顾不上防备桂系军队，连夜调所部主力五万余人围攻广州。

面对张发奎大军围攻，叶挺、叶剑英力主起义军主动撤离广州，但遭到共产国际顾问的否决。

经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失败，义军大部战死。

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不同，广州起义有着复杂的国际大背景。

1927年下半年，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事业遭到严重挫败，斯大林的中国政策受到其政敌托洛茨基的猛烈批评。

于是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希望在一些省份夺取政权，复制“十月革命”的成功。

因此在义军夺得广州控制权后，共产国际高层十分兴奋，要求“务必坚守”。

城破之际，叶剑英在地下交通员李运全的掩护下化装成铁路工人离开广州，之后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

留苏回国后，叶剑英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1931年四月到达江西瑞金，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长征期间的川西分兵事件中，叶帅曾经立下过盖世奇功。

不过关于叶帅截获电报的内容，由于没有原始存档（因为不是发给红一方面军的），至今都是一个谜。

红军时期的叶剑英

1935年底，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陕北红军一起整编成新的红一方面军。

因为朱德被裹挟在南下的左路军中，所以资历最深的原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出任红一方面军司令，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新的红一方面军下辖有红1和红15两个军团。

前者实际上是整编了原红1和红3两个军团，由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

后者则是徐海东部和刘志丹部早些时候组成的，四驾马车分别是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和副政委高岗。

简单梳理一下，未来的十大元帅在这支队伍里的有：

彭德怀  方面军司令

叶剑英  方面军参谋长

林彪    一军团司令

聂荣臻  一军团政委

罗荣桓  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那其余几位元帅呢？

朱德、刘伯承和徐向前在南下的左路军中；陈毅留守在苏区和项英一起打游击；贺龙率红2、6军团正在长征途中。

这便是初到陕北时的形势。

1936年2月，红军发起了著名的东征战役，讨伐山西土财主阎锡山。

由于事关重大，毛泽东亲自到黄河岸边的延长县坐镇，彭德怀任总指挥，叶剑英以总参谋长的身份负责指挥中路军渡河作战。

或许叶帅自己也想不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把过战场瘾（1949年广东战役曾挂司令衔，和负责具体作战实施的副司令陈赓联合指挥）。

东征战役结束后，叶帅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统战东北军”上面，即由红区工作转为白区工作。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三人赶赴西安调停。

在分工中，周恩来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工作、博古负责党内工作、叶剑英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工作。

此后的若干年间，叶帅一直追随周恩来活跃在国统区，这种稳固的关系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持续到建国后——七十年代每当周恩来做手术时，叶剑英都要亲自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完毕，问清情况后才会离开。

博古、叶剑英、周恩来在西安同合影

叶剑英与周恩来相识很早，渊源颇深。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之初，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叶剑英应廖仲恺的邀请出任校教授部副主任一职，相当于中层副职。

同年夏天，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州，出任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是中层正职。

二人作为黄埔军校里的中层领导，一起参与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1927年叶剑英入党也是周恩来批准的，周总理还评价叶帅“底子好”。

抗战期间，叶帅先后追随周恩来经历了武汉长江局时期和重庆南方局时期；在南方局时期，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副书记兼统战部长）、秦邦宪（组织部长）、凯丰（宣传部长）、吴克坚（周恩来随身副官）、叶剑英为常委。

作为我党最重要的白区机构，南方局直接领导整个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党组织工作，所有人对外均以中共代表团成员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现。

作为军人政治家，叶剑英这一时期被赋予了广泛的使命。

1940年春，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一场“全国参谋长会议”，企图制造舆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当时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也接到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会议通知。

3月4日，这场参谋长会议在重庆举行，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会议变成了指责八路军的声讨会。

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训示道：

“我历来讲，统一军令，严肃军纪，方能克敌制胜。然而，有人公然不听军令，划地称王，拥兵自重，游而不击，摩擦不断……”

面对蒋和国民党诸将领充满敌意的发言，叶剑英没有急于申辩，而是冷静地做好记录。

待一番准备、胸有成竹后，佩带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的叶剑英缓缓起身，开始发言——

“委员长，我先报告我十八集团军的作战情况。我军一贯执行统帅部和委员长的抗战命令，在华北敌后团结广大军民，抗击敌军，艰苦奋战，成绩卓著。”

叶剑英这样开头道。

接下来，他从华北战场入手，介绍我军战略战术、具体战役战果，每一场战役都有详细敌我伤亡数据说明。

叶剑英尤其详细介绍了击毙日寇“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涞源作战（1939年11月），并引用日本共同社的报道：

“日军将士莫不切齿痛恨，立誓尽歼共军，以飨阿部中将之英灵。”

叶剑英的发言引发了诸多参会将领的共鸣，一时间议论感慨之声不断。

讲到最后，叶剑英痛斥国民党内部的反共作为，表态“拥护委座严肃军纪，对制造摩擦者不能姑息迁就。”

反客为主。

1940年叶剑英（右）在重庆良庄看望沈钧儒（左）时留影

1941年2月，叶剑英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回到延安，任军委参谋长兼十八集团军参谋长。

此后叶帅在延安待了四年多的时间，直到抗战胜利，作为军事调停代表再度与周恩来一起赴重庆谈判。

解放战争初期，叶剑英在北平军调处做代表。

调停工作结束、大家掀桌子后，叶帅于1947年2月返回延安出任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简称“中后委”，统一领导延安后方工作的机关。

解放战争末期，叶帅再次发挥自己纵横捭阖的特长，来到风云际会的北平。

他出任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领导了对旧军队的改编和对旧北平市政府的接管改编工作。

建国初期，叶剑英的仕途之路起自家乡广东。

与明清年间“避籍”的做法不同，当时为了迅速巩固局面，新政府采取了大量使用本省籍人的办法。

1949年9月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代拟了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调令。

华南分局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和香港的党组织，广东不设立省委，由华南分局直接领导——这个职位的分量大家也就不难体会了。

除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外，叶剑英还兼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华南分局的直属上级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为林彪。

不过林彪在1950年6月参加完七届三中全会后即举家搬回北京，不久赴苏联治病，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蛰伏，五十年代初中南局的实际领导是第二书记邓子恢。

叶剑英作为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是林彪时期中南七省的三把手、邓子恢时期的二把手、邓进京后至大局撤销前的一把手（代理中南局书记）。

伏案批阅文件的叶剑英

值得一提的是，主政华南分局时期，叶帅还曾在“华容道”上放过蒋介石一马。

1949年12月10日下午，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仓惶逃往台湾。

当天，解放军十五兵团已接管了广州机场，但机场仍留有部分国民党人员。

一片混乱中，成都方面并不清楚广州机场已经“陷落”，还是按惯例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

在机场人员的交谈中，我方得知蒋介石专机将在下午三点左右路过广州上空，然后直接飞往台北。

机场方面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到十五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洪学智处。

白云机场的解放军接管负责人建议，可以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或者是干脆用高射炮打下来。

洪学智在了解了这一方案的可行性之后，将情况报告给时任十五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

叶帅表示可行，但要请示中央。

谁知中央的指示久久不来，洪学智要求“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但叶剑英坚持认为“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最终蒋介石顺利飞过广州，逃到了台湾。

1954年10月，叶剑英从广东回到北京，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

在主政华南的五年时间里，叶剑英积攒下了良好的口碑，他尽力保护华侨、侨眷的利益，对各种工商业者也给予相对宽容的态度。

由于香港的党组织也是由华南分局管辖，因此这一时期叶剑英与很多香港商会组织相熟。

七十年代李兆基、包玉刚、李嘉诚等巨贾第一次到内地，都是先见的叶帅，澳门特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还曾在叶帅领导下工作过。

陶铸是叶帅在中南局、华南分局时期的副手。

叶剑英是十大元帅里唯一一位没有担任过野战军主要领导岗位的，他参谋出身、没有“山头”、非关键岗位（军事科学院）。

因此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叶帅地位并不突出（1966~1967年初短暂出任军委秘书长），这让他很好的避开了六十年代的波谲云诡。

1969年1月，叶剑英被下放到新华印刷厂蹲点。

同年10月，因中苏交恶，叶剑英又被疏散到长沙。

期间，周恩来特意派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长期负责周恩来警卫工作）前去看望，带话嘱咐他千万注意身体。

蹲点的几个月里，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一起分析国际形势，最终形成了“联美抗苏”的外交大思路。

叶帅跟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从黄埔军校到抗战期间的白区工作，一起共事数十年。

1971年林彪事件前夕，面对满目疮痍的局面，毛泽东想起了已靠边站多年的叶剑英。

8月底，毛泽东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和汪东兴等谈话时重提了1935年的电报一事：

“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你们应当尊重他。”

林彪事件后，叶帅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再度出山，被委以主持军委办公会议的重任。

这一时期，叶剑英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协助周恩来接待尼克松、田中角荣、基辛格等人访华，逐渐引起外媒重视。

1973年8月，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继续主持军队工作，并在1975年后兼任国防部长。

在七十年代波谲云诡的历史大势中，他成为一股可以鼎定乾坤的力量。

1976年的历史转折中，叶剑英曾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当有人提议由他主持工作时，叶剑英坚决推辞：

“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

其实叶帅主动推辞工作并不是第一次。

1975年毛泽东曾提议由叶剑英主持政治局会议，叶剑英回信道：

“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

众所周知，叶帅被誉为军人政治家，能够于波谲云诡的局势中洞明世事，而政治家很重要的一项特质就是懂得知止。

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广东省委驻地，1977年11月

叶剑英同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1979年

1979年，春风伊始，叶帅的态度对于广东省先行先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以著名的白天鹅宾馆为例。

随着改革开放后与海外及港澳交往的增多，广东省开始筹划着建造几座现代化的宾馆以迎接四方来客。

这其中就有白天鹅宾馆，它的外部投资方是香港著名爱国商人霍英东。

然而当1979年霍英东提出斥巨资兴建宾馆时，一个难题却摆在了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的面前——因金额超标省里无权审批，必须报请北京。

如此一来旷日持久不说，由于局势尚不明朗，也将徒增许多变数。

思索再三，时任广东省领导以“看望”的名义找到了叶帅，请示汇报此事。

叶帅非常干脆的说道：

“有中央50号文件在手，你们自己审批就行了。”

（注：50号文件即《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

得到叶帅的指示后，广东省方面十分兴奋，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的第一个大工程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启动开来。

叶剑英与女儿下棋，1981年5月

陈云和叶剑英，1982年

据《叶剑英传》编写组组长范硕回忆，叶帅生前很喜欢一副对联——

凭栏望韩夫子祠，如此江山，已让前贤留姓氏；

把酒吊马将军墓，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

这副对联的作者是清末诗人、民国初年曾任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的邱逢甲，也就是著名诗句“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的作者。

冒昧揣测一下，叶剑英之所以钟爱丘逢甲这副对联，或许是因为最后一句——竟将残局付英雄。

纵观叶帅一生，多次于危难之时出面收拾残局，比如1971年复出主持千疮百孔的军队工作，再比如1976年一举结束浩劫，还有1980年为团结大局做出的万般努力。

1986年10月22日凌晨1时16分，叶剑英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叶帅身后的评价极高，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下面这段话：

“在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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