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往事

1905年5月11日，陈云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府吴江县（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的一户农民家庭中，幼年时读完了初小和高小，但因家贫无力继续求学。

陈云的班主任是一位张姓老师，见他机敏聪慧，不舍得孩子就此荒废学业，于是推荐他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商务印书馆期间，陈云从最基础的印刷工作开始，逐渐学习到书局的商业运作与财务交易，并在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投身工人运动，由董亦湘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19年12月到1927年9月，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近八年，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

解放后回上海看望张老师时陈云深情讲道：

“我一生转折从商务（印书馆）开始，没有先生你，就没有我今天。”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陈云在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特科工作。

1931年3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变节，陈云协助周恩来处理后续事件，他在周恩来转移后挑起重建中央特科重担，化名“李介生”。

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斗争，上海已无法立足，于是陈云随中央机关一起于1933年1月转移至苏区，担任全总苏区执行局党团书记。

青年陈云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陈云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团长为董振堂。

同年底军委纵队成立，陈云改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与刘伯承搭档。

1935年5月29日夺取泸定桥的当晚，红军高层在泸定桥附近的一所房子里召开会议，讨论的核心内容是如何汇报有关遵义会议的决议。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参与的情况下自行改组领导层的关键会议。

由于完成了重大人事调整，因此在红军暂时脱险后，新领导集体便思考着派一位分量够大、政治过硬的同志前赴上海，通过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向莫斯科汇报相关情况。

会上，组织决定将这一重要使命交给陈云。

之所以安排陈云，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对上海非常熟悉——不仅会说上海话，而且具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

遵义会议会议室里并排悬挂着参加会议的八位领导同志照片，左一即陈云。

就这样，在参加完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1935年6月初，陈云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大部队。

由当地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教员席懋昭护送，经天全县、荥经、雅安、成都到达重庆。

与他同步行动的B角为潘汉年，安全起见，二人分两路独立出发。

抵达重庆后，陈云到刘伯承的弟弟家中住了十几天，休整完毕，他只身乘民生公司轮船赶赴上海。

按照最初的设想，陈云将在上海联系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同志，恢复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汇报遵义会议决议。

可来到上海后，陈云发现上海的地下组织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局面根本无法收拾。

考虑到在上海一时不能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陈云当机立断，决定亲自跑一趟莫斯科。

他秘密找到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请求帮助安排赴苏；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陈云和陈潭秋、曾山等一起搭乘苏联货船于1935年8月5日离沪北上，起赴海参崴。

值得一提的是，此番莫斯科之行是时年三十岁的陈云第一次出国，他将直接向共产国际高层乃至斯大林本人汇报事关中国革命前程的重大事宜。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海参崴的城市主干道

从海参崴出发，陈云一行人经西伯利亚大铁路万里奔赴莫斯科。

抵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王明风风光光的做了大会报告，还被选为尊贵的“执委”。

而此时共产国际对于长征中红一方面军的状况一无所知，俨然成了断线的风筝。

陈云等人到达后，带来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

他详细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汇报了中央和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介绍了长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战和严重损失。

汇报中，陈云重点强调了“留苏派”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失误和毛泽东同志危急关头挽救党和红军的壮举：

“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

这是莫斯科自红军长征后第一次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敏锐地意识到，原先对于中国革命形势和条件的估计同实际情况有相当出入。

陈云汇报完毕，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高度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并指示将报告材料编辑成《英勇的西征》一文，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第一、二期合刊上。

这些对于毛泽东和遵义会议产生的新领导集体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胜利，彻底击垮了部分人翻案的幻想。

其实在“建国功劳”领域，我们可以简单分为“政治功劳”与“专业功劳”。

专业功劳比较容易理解，前方将领纵横驰骋，林彪粟裕攻城歼敌，这些都属于专业功劳里的军功。

政治功劳则相对模糊一些，更多隐藏在历史深处，需要仔细探究，比如陈云的莫斯科之行；尽管不如辽沈战役、淮海战役那样荡气回肠，但这些都是很大很大的功劳。

陈云在莫斯科大概待了一年多点的时间，期间主要在列宁学校学习。

前面提到过，由于家境困难，参加革命之前陈云只读到高小，莫斯科列宁学校的这段经历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接受系统性专业教育，学习的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英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革命史等。

因成绩优异，陈云还被学校授予“突击手”称号。

1936年10月，中央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组建西路军，试图打通通往苏联的国际通道。

为了接应西路军，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陈云和滕代远等人回新疆，负责我军与苏联的沟通联络事务。

三十年代新疆军阀盛世才是苏联扶持的马仔，西路军出征时，苏联已经在中苏边境的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准备好了各类弹药武器（西安事变后改移交国民党部队，支援抗战）。

然而事与愿违，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进退失据，最终抵达新疆星星峡的只有李先念部的几百人。

李先念部在祁连山中意外收到电台的呼号，按指令北折新疆，陈云亲自到入疆门户星星峡迎接了他们。

在陈云、滕代远等“驻疆办”同志的安排下，数百名九死一生的西路军战士被转至迪化（乌鲁木齐旧称）休整，他们被改编成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为新疆督办公署“新兵营”。

此后“新兵营”战士们接受了大量苏联专业军事教育，包括汽车、装甲车、火炮、无线电、军医、情报等，甚至还有25人去苏联学习了航空技术。

陈云在新疆待了半年多时间，1937年11月底，他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康先生等人一起返回延安，出任中组部部长。

延安时期他主管中组部长达七年，负责管理发展党员、筹建学校及培养干部等工作。

在任期间，党员数量从3万上升至121万，为全国各条展现输送了大批有生力量。

1944年3月，病愈复出的陈云改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这是陈云在从事工运工作、干部组织工作之后，首次担任重要经济管理职务。

或许是多年来厚积薄发的结果，他把生产、货币、黑市、预算、汇率和交易等环节搞得井井有条，被视为“稀有的财经专家”，给同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日后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陈云为首任驻疆办主任

1945年的东北，风起云涌。

日本的投降、苏联红军的进驻、斯大林和蒋介石的讨价还价，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使这方土地的前景变的扑朔迷离。

9月6日，“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四千余人大张旗鼓的进入沈阳。

一星期后，苏联驻东北最高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出专机，搭载其全权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和曾克林一起飞抵延安，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

与身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简单沟通后，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决策迅速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9月15日，东北局正式成立，彭真任东北局书记。

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延安方面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委和中候补、率两万干部和十万部队立即开赴东北，其中就包括陈云。

东北局初期，军政领导班子情况大致如下：

彭（局委）东北局书记、第一政委

陈（局委）东北局常委、北满分局书记

高（局委）北满军区司令员

林（中委）东北民主联军司令

罗（中委）东北民主联军第二政委

电视剧《潜伏》中吴站长对余则成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事即政治”。

人事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技术层面的安排问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个职位安排哪个人，有着很深刻的政治内涵。

从1945年到1946年，东北战场在外部大环境影响下发生了战略上的转变——由最初的和平接收到与国民党军事决战。

为了配合这一战略，东北局人事上必须予以调整。

1946年6月16日，中央决定改组东北局：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三位一体），陈和高任副书记，彭真返回延安。

解放战争期间，陈云承担了东北野战军后方“萧何”的角色，自1947年5月起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人民政府的前身）书记，主管社会经济事务。

若干年后，陈云与林彪搭班子的这段经历也间接影响到了对林彪的评价。

1979年，当谈到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时，陈云讲道：

“我的看法是，处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林彪反革命集团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也应该有所区别。”

这是1971年9月13日之后第一次有人出来为林彪说话。

1948年东北局召开会议。左起：林、高、陈、张、吕

时间来到1949年的上海。

5月27日，上海解放；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挂牌。

为了迅速恢复经济秩序，军管会先后颁布了《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金圆券的规定》和《关于公营事业收款一律用我人民币的通告》，动用政权的力量为人民币占领市场造势开道。

看过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朋友一定会对币制改革这段剧情印象深刻，当时国民党为了挽救败局，推行过一场规模宏大的金圆券代替法币运动。

被国民政府给予厚望的金圆券从1948年8月开始发行，1949年6月停止流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府洗劫了数亿美元的金银外汇。

从复盘分析的角度来看，金圆券改革其实是加速了国民党的灭亡，属于饮鸩止渴。

由于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主要在大城市，且采取强制兑换的措施，导致很多城市居民瞬间一贫如洗，于是中国境内最后一个相对拥护国民政府的阶级——城市中产阶级被彻底得罪了，民心大失。

如今新政府成立，按照规定要求，从1949年6月起上海将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回收后销毁。

事实证明，金圆券相对人民币是一个非常弱势的货币，很容易便被击垮，收兑工作十分顺利——《规定》发布七天内即收兑金圆券35.9万亿元，约占国民党政府全部金圆券发行额的53%。

然而另一个强大的对手却迅速浮出水面——银元。

渡江战役前中国北方解放的过程与渡江战役后南方的解放过程有很大不同。

北方解放的步骤一般是先巩固乡村、包围大城市，最后进城，这样金融贸易上人民币就先在乡村生了根。

随着中心城市一解放，人民币迅速推广占领市场，同时打通城乡物资交流，水到渠成，像北平、天津和沈阳等都是这种模式。

渡江战役后则不同，为了迅速解放南方各省市，我军是先取中心城市、后占农村。

而南方作为国统区的大本营，城乡均是银元市场，乡村非但不能帮助城市推行人民币，反而增加了人民币推行的困难。

1948~1949年间的金圆券风暴对于国统区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噩梦，尤其是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居民。

多年的战乱和城头变幻大王旗，使得他们对于纸币存在强烈的不信任感，钟情于金银和美元。

正因如此，最初缺乏足够贵金属保证的人民币进入上海流通时遭到了民间无形的抵制，甚至商号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

华东财委在1949年6月4日的报告中称：

“上海解放后，金圆券基本上已打垮并已肃清，银元成为我们货币斗争上主要敌人，目前上海市场上银元是实际的本位币，人民币只是辅币。市上流通的人民币总额不超过二十亿，由于它不是唯一流通的手段和支付手段，故而完全浮在市上。”

什么叫“浮在市上”呢？

其实就是只能当零钱花，买不到大宗货物或批量货物。

去过东南亚或拉美加勒比国家的朋友会立刻联想到，“双币制”的模式在一些小国非常常见。

这些国家的本币（实际角色是辅币）在市场上流通时只能买个小件，一旦牵扯到买房、买土地、买原材料等大宗交易，就必须用美元结算。

上海街头挤兑黄金的人群，1949年

城市解放初期，上海的金银价格迅速上涨，为了稳定物价，华东财委专门拨发十万银元向市场抛售，但效果并不明显。

鉴于上海在南方城市中的标杆地位，上峰将“银元之战”的重任交给了中央财委主任陈云。

从1948年开始，陈云的官方职务是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了沈阳等大城市的接管工作，财经领域的经验十分丰富。

于是在1949年3月，周恩来宣布由陈云负责筹备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暂时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待政务院成立后归政务院领导。

中财委的主要班底来自原华北财委，加入了东北、华东、西北、华中等大区的经济工作负责人做委员。

陈云是1949年5月抵达北平的，刚开始工作就遇到了华东财委上报的难题。

经过仔细研判，陈云认为正常的抛售方法已经难以应对上海的金融形势，必须多管齐下。

在中央支持下，陈云起草了《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决定以强硬手段打击不法投机行为。

6月10日，上海出动部队和公安人员包围查封了金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官方出面宣布禁止银元在市场流通，但允许银元至银行兑换人民币票。

在强力手段执行的同时，也推出了许多经济措施，比如：

1、大举抛出市府手里储备的银元，将银元价格不断压低。

2、出售米、煤、盐、油等生活物资，抛出人民币吸收工业品。

3、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

4、开放各解放区之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之货币阵地来支持南方新区货币阵地。

5、发售实物公债。

……

经过一连串的组合拳，上海银元价格和主要物资价格均实现大幅下降，人民币终于占领了市场。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时全体委员合影，前排左六为陈云，1949年10月

上海银元之战是陈云担任中财委主任后处理的第一个重大经济事件，为武汉、广州等其他南方大城市的经济稳定工作提供了样板。

“银元之战”结束后不久，陈云又马不停蹄的发动了“粮食之战”。

作为人民生活的必需物资，建国初期，北京和南方主要城市粮食很大程度是靠东北、华北老解放区支撑。

为确保粮食进关，陈云派专人到东北去调运粮食，他专门交代：

“东北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打席囤存粮，必须每天增加存粮席囤。要给粮贩子看到，国家手上是真有粮食。”

从1949年5月入京到1950年5月的短短一年间，中财委完成了建国初期极为重要的财政经济工作统一、稳定物价、稳定重大城市供给以及支援抗美援朝等几件大事。

至1950年下半年，金融和物价问题已基本解决，经济领域的重点工作开始转向工商业和国防工业。

执掌中财委期间，陈云以“鸟笼经济”的理念推广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佐的经济模式，尽管八十年代该理念曾对市场经济模式产生过一定挑战，但在当时已经属于比较有弹性的政策了。

总的来看，陈云在计划经济年代里是一位非常精干务实的领导，五十年代末掀起“大炼钢铁”热潮时，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

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宋平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而是算了一笔细账：

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

当下的“钢指标”对应多少吨铁，而粗钢还得精炼，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有损耗……

经过详细的计算后，宋平指出，当年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很困难的。

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高度认可了他的意见，只可惜最后因为种种原因建议并未被采纳。

实际上，在整个六七十年代，陈云大多数时间都处于被休养的状态，很少就重大问题发表言论，直到1978年12月迎来仕途的“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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