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局往事

建国初期，全国被划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行政区，大行政区的党务机构是XX局，行政机构是XX人民政府，编制为副国家级单位。

比如华东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级别即对应中央政府的副部级。

五六十年代，大行政区的概念曾经历过两次建立与撤销——

1954年底，撤销。

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重新建立。

1966年动荡爆发，又陆续被撤销。

六大局中相对特殊的是华北局，相对于驻武汉的中南局、驻上海的华东局、驻西安的西北局、驻重庆的西南局和驻沈阳的东北局，华北局早在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即迁入京城。

政务院在初创之时基本依托了华北人民政府的机构，正因如此，1952~1953年间大局领导人上调入京才被称为“五马进京”。

简单介绍完背景，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华东局身上。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局的一把手是饶漱石（书记），二把手是陈毅（副书记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并未形成类似东北局林彪一肩挑的局面。

华东局统辖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军工作，最关键的军事层面，在华东野战军合并之前，山东野战军的司令员是陈毅、政委为黎玉，华中野战军的司令员是粟裕、政委为谭震林。

作为新四军一脉的政工干部，饶漱石原本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高。

但因为皖南事变的爆发，项英（新四军政委）、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全部折了进去。

危急关头，饶不仅辅助叶挺指挥军事，还凭借流利的英语用华侨身份蒙混突围，之后他的地位便迅速凸显出来。

饶先是接替袁国平出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后于1942年升任新四军代政委。

抗战期间，新四军与八路军115、120、129三个师大致是平齐的关系，三个师和新四军的主要军政领导后来都成为大战区的主要负责人。

五十年代初曾一度被降为处长的黎玉。抗战期间统辖115师主力和山东纵队的山东分局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四人组成，除罗帅外，其他三人均命途坎坷。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饶漱石鲜有建树。

1946年初，他被调去北平参加军调部工作，后赴东北任沈阳军调代表——军调工作是解放战争初期的头等大事，由大名鼎鼎的马歇尔亲自主导。

国共调停失败，马歇尔回国出任国务卿，转向欧洲方向搞起了“马歇尔计划”。

军调时期饶漱石尽管一直顶着华东局书记的帽子，但直到1947年初才返回山东工作。

之后两三年间，饶比较广为人知的事迹是鼓励粟裕向延安“斗胆直呈”，即解放战争中期粟裕强烈建议更改南线作战方案、改为长江以北决战的事件。

执掌华东期间，饶漱石心思机敏，争权的意识很浓厚。

他不仅斗倒了原山东解放区的代表人物黎玉，边缘化了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省委书记鲁赤水先生，还与搭档陈毅搞得十分僵化。

与陈毅的角力中，饶几次想在军事领域借粟裕的名义对陈发难，以至于五十年代险些把粟裕给牵扯进来。

上海解放阅兵式。挥手致意的三人中饶居C位，左一是陈毅，左三是粟裕。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饶以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去过上海外滩的朋友都会有印象，外滩和平饭店正对的地方有一尊高大的陈毅雕像——建国后上海市首任市长。

之所以首任市长的故事比较多而不提首任市委书记，原因大家都懂的。

1952年初，饶漱石由于工作疲劳引起面部神经痉挛，来到京城医治。

上级把他安顿在颐和园内靠北侧的一所幽静院子里，使用了苏联医生最新发明的“睡眠疗法”——服用大量安眠药，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一连睡了二十天。

治疗期间，饶漱石得知自己在华东局的工作已由第二书记陈毅和第三书记谭震林代理主持，一时间心神不宁。

毛泽东在与其深夜交谈三个小时后，安抚他留京专心养病，当年饶正式由华东调入京城，出任组织部长。

上海外滩的陈毅雕像

很多时候大家去看官方的职务表，其实很难分清楚实际主持工作的人是谁的。

比如五十年代的华东局，按排名饶入京后陈毅是第二书记，可实际上在1952~1954年底间主持华东局工作的却是第三书记兼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

这一时期的华东局下辖山东分局、上海市委和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四个省委，江湖人称“谭老板”的谭震林是华东六省市的第一号人物。

关于“谭老板”这个绰号，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发明的。

一次高级别会议上毛泽东曾朝谭震林道：“谭老板，说说你的意见”，从此这个称呼便在官场传开。

还有一种说法渊源更久。

1940年，新四军军部调谭震林赴苏南地区工作（后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苏南区党委书记），他化装成一个绸布店的老板，身穿长衫西裤、头戴呢帽、脚蹬皮鞋、手持“通行证”，大摇大摆地穿过日伪军封锁线，平安到达根据地。

凭借着这段经历，谭震林被大家冠以“老板”的称呼。

1954年底大局撤销后，谭震林入京历任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书记处书记等要职，早在1958年即当选局委，比好几位元帅都早。

为何谭震林会如此受到重用呢？

熟悉人物履历的朋友想必不会感到意外。

谭震林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的核心老部下，角色与罗荣桓类似，几十年间深受信任。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谭震林作为苏区留守部队的一员与项英、陈毅等坚守在南方打游击战，这才成了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一脉。

解放战争期间华野的配置中，陈毅总览全局，粟裕（副司令）负责军事，谭震林（副政委）负责政工。

如果拿东北野战军做个类比的话，那么陈毅+粟裕的角色类似林彪，而谭震林便是华野的罗荣桓。

几十万大军在外驰骋，必须要有最信赖的人压阵。

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五人总前委中，谭震林的知名度远不如其他四位。

与其他几个大局一样，华东局在1954年底被撤销，又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恢复。

此番出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风云大咖，是至今“盖棺未定论”的争议人物——柯庆施。

毛泽东在柯庆施的陪同下在上海参观中国研究制造的第一枚探空火箭，1960年5月。

1949年建国之后的仕途逻辑与战争年代截然不同，很多此前名气不大的人物突然间官运鸿通——柯庆施便是其中的一个。

以下是他的履历：

1949年5月 南京市长

1950年8月 南京市委书记

1952年11月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954年10月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

1960年9月 华东局第一书记

1965年 国务院副总理 同年逝世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份履历中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

1、1954年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2、1958年当选局委，为两年后主政华东局提供政治身份。

那么这两个时间节点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时间节点的故事大家都能猜到——1952年、1954年饶漱石与陈毅先后入京，短短两年内上海的一二把手相继空缺，变相为柯腾出了位置。

接下来重点聊第二个时间节点。

五十年代上海街头的有轨电车。按照1948年的统计数据，上海市人口达430万，而排名二三的天津北平均在170万上下。

1957年底，访苏归来信心满满的毛泽东开始酝酿“十五年内钢产量等主要工业指标赶超英国”的运动。

五六十年代时毛泽东非常偏爱华东地区，几乎每年都会来华东一带的城市小住，访苏归来的这年底更是在上海停留了近一个月。

春江水暖鸭先知，柯庆施精准地把握到了脉搏。

1957年12月，柯在上海做了一篇风格激烈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次年1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重要经济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因力主“反冒进”遭到批评，被认为是“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

而拔得头筹的自然是柯庆施，毛泽东甚至称呼年仅五十六岁的柯为“柯老”，原因是其“资格老”，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同年五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与谭震林、李井泉等一起被增补为局委。

既然聊到“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下面就来插播一段柯庆施青年时代的故事。

柯庆施是安徽歙县南乡竹溪村人，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是因为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老乡——陈独秀。

作为十里八村的名人，陈独秀非常喜欢这位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小老乡，二人1920年开始便互相写信。

1920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八卷第三期上，还曾刊登过一篇柯庆施写给陈独秀的有关讨论劳动专政问题的信。

同年，柯从老家来到上海，正式投身革命工作。

1922年1月，二十岁的柯庆施与其他几位历史名人一起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几人受到列宁亲自接见，还同列宁握过手。

不久柯庆施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资格非常老的党员。

由于列宁1924年1月即逝世，因此“见过列宁本人”是一项很显示革命辈分的履历，除去个别听过大会报告的那种，柯事实上成为唯一一个近距离见过列宁并与其握手的人。

列宁非常喜欢去群众中间做报告

回到正题。

1960年六大局复设时，作为局委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顺理成章出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1950~1960的短短十年间，他从一个南京市委书记坐火箭般飞升至华东六省一市（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的第一号人物，炙手可热。

不仅如此，1958年南宁会议后他还收获了“柯老”的尊称以及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批阅文件的柯庆施。

历史人物从来都是复杂的。

柯既有“春江水暖鸭先知”和激进的一面，但同时也有稳健和自律的一面。

据1963~1965年间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的马达同志回忆，柯庆施生活很简朴，经常是脚穿布鞋，身穿旧中山装，除了抽烟外没啥其他爱好，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开会、找干部谈话。

每天清早就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看报——秘书会在办公桌上放好当天出版的本市各大报和《人民日报》。

由于白天的日程很满，柯经常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在家看书和批阅来信，极少出席各种应酬，更不要提游乐。

因为主政者这种相对务实的作风，使得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这段时间上海的发展很不错。

除了负责好上海市的业务外，柯也很好地扮演了华东其他几个省份与京城之间“缓冲器”的角色。

混过衙门或者大企业的朋友都清楚，一个领导能在上级与下级之间找准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

据五六十年代曾任江苏省长的惠浴宇同志回忆，1959年江苏省面对“反右”的压力时，他与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曾一致决定——向老领导柯庆施求援。

江渭清建国初期曾任南京市委副书记、江苏省委第二书记，是柯庆施南京和江苏时期的副手，以为官稳健谨慎著称。

在其执政江苏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江苏全省划的“右派”数量仅占全国2.4%，是比例最低的省份之一。

这其中固然有江渭清本人的作用，但柯的帮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有人以“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

由于执政北京的彭真对其并不感冒，因此这一时期她频频来到自己的发迹地上海找灵感。

柯作为嗅觉敏锐的政治人物当然能体会到一些事情，于是他安排自己的心腹爱将、时任上海宣传部长的张出马辅佐。

张曾是柯的政治秘书，之前柯在南宁、庐山等很多重要场合的发言稿都出自他的手笔，在张、姚等人的帮助下，终于搞出了轰动一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而后来如日中天时，她曾一再称感谢“柯老”当年的支持。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因病治疗无效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一年多后，风暴来临，冲击之下的华东局停止了工作。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对于历史人物来说，身后的事情无法预料，更无法猜测，有些时候早点离开或许是一件保全名节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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