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林会见新任驻越大使

9月17日上午，越共领导人、越南国家元首苏林在主席府接受中国驻越南特命全权大使何炜递交国书。

苏林在会谈中对中越关系给予高度评价，比如：“两党两国关系保持积极发展势头并迈上新的历史高度”，“越南党、国家和人民一贯重视发展同中国的传统友谊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视之为越南外交政策的战略选择和首要任务”等等。

说来有趣，今天苏林其实集中接受了多国新任大使国书，并分别进行会；在越通社中文版网页上，同时刊登有接见中国大使和接见其他国家大使的新闻稿（下图左），但在越文版、英文版、法文版、俄文版网页上就只有一份通用稿件（下图右）。

可见越南人做外交也是十分心思细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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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位置非常之好，它位于河内市巴亭区黄耀大街46号，毗邻越共中央驻地、越南主席府、总理府及外交部，距离巴亭广场、胡志明主席陵仅几百米。

具体位置我们可以参考下图。

在这样政治意涵十分特殊的首都中央，中国使馆院拥有一座独立院落，包括一幢办公楼、一座综合楼、一幢三层宿舍楼和六幢法式小楼（大使官邸为一幢二层小楼，与使馆一街之隔），面积明显超过毗邻的其他几个国家使馆。

话说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中国大使馆从越南北部太原省的革命根据地迁入首都河内。

由胡志明亲自批准，建造了这座在巴亭区市中心的大使馆，被公认为河内最具特色、位置最佳的大使馆之一。　　

抗美援越期间，中国大使馆曾多次遭美军轰炸。

1966年12月14日下午，美国飞机多批轰炸河内市区其中两架于3时24分向大使馆俯冲，发射一枚空对地导弹，炸毁了大使馆电影厅大楼西南角。

当天下午6时，胡志明徒步来到大使馆，向时任驻越大使朱其文表示慰问。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办公楼

使馆院落内的体育场和游泳池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1979年中越爆发战争期间，双方也没有断交，因为中方入越作战时并未向其宣战，两国法理上没有进入战争状态。

之所以这样操作，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苏联和越南签订有军事同盟条约，条约规定“任意一方受到来自第三国攻击或入侵，另一方无条件提供军事援助”。

相较于直接宣战，“自卫反击”（越南称“越中边界战争”）带有模糊色彩，某种意义上是给苏联一个台阶下，或者说避免过度刺激莫斯科。

文章后半段，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79年波谲云诡之际的中越外交。

越军炮兵阵地

前中国驻越大使杨公素在其《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回忆》一书中这样写道：

“当我接受去越南当大使任命时（1978年12月），我知道这是个艰难的任务，很可能不会长久。

作为大使应该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争端，而我知道以当时两国关系及双方决策人的言论来说，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很难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要做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准备。

对一个当大使的人来说，这是最不愿看到的形势。”

根据杨公素回忆，新到任的大使首先应到驻在国外交部商谈递交国书事宜，然后由其外交部安排呈递国书时间及程序，然而越南礼宾司的官员却告诉他，时任越南国家元首孙德胜因年迈不能接受国书，改为副主席阮友寿接受。

阮友寿在五六十年代曾频繁访华，同中国关系密切，而且被认为十分亲华，可在同杨公素的见面中，其谈话冷淡、谨慎、短暂，面部毫无表情。

按惯例，杨公素上任后向越南外交部提出新任大使拜会越南国会、政府各部门的请求，结果越方仅安排了一次会见，其他则一律不见。

不仅如此，越方还清空了中国驻河内大使馆门前的小公园等公共区域，不许外人靠近，并安排便衣警察充当暗哨。

在1978年12月至1979年1月的短短两个月内，杨公素去越南外交部只有两种情况：一是奉国内指示向越南提出抗议，二是去接受他们向我国提出抗议。

对于开战之前的故事，杨公素写道：

“我去河内前，曾受到当时主管外事的首长指示，要使馆短小精干、做好党和国家的耳目。外交部韩念龙副部长主管越南工作，要我做应付非常局势的准备。

1979年初，我接到外交部来电要我回国述职，我就知道中越之间将有一场武装冲突，将使馆应变工作布置完毕后，我即乘中越通航最后一次班机回国，到北京不久之后，自卫反击战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