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精英，“愚蠢”的群众

2016年11月9日，美国第45任总统大选结果揭晓，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政治素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战胜了奥巴马政府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当选美国总统——这一选举结果让所有的观察家都跌破了眼镜。被称为“可悲之人”（deplorable）而被美国所有建制派“精英”鄙视的特朗普，居然战胜了身为前总统克林顿“第一夫人”而在美国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希拉里。

而在大洋此岸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似乎又是另一个叙事——传统上我们将高考视为“寒门学子”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流动渠道，但到了今天这些考试中的胜利者却会被鄙为所谓的“做题家”。

取而代之的，不是像丁真那样超脱于“做题”以外的“没有经历过九年义务教育的眼睛”，就是像谷爱凌那样“生在罗马”的全球精英；正是这些形象，激起了以往安顺的“做题家”们的不忿和愤怒。

美国和中国这一对“卧龙凤雏”，各自发生的愤怒以及由此而来的民粹浪潮，看似源自不同的理由——前者是“精英”对红脖子们的鄙视，而后者则是“街溜子”对“做题家”们的挤压。

但是，两者实际上都是源自传统社会化路径和上升渠道的危机甚至崩坏——在美国，是红脖子、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无法让自己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竞争中立足；在中国，则是通过考试制度向上流动以及由此而成的“做题”惯习，已经无法适应深度市场化的年代。

在大洋的两岸，变革都是由此岸和彼岸的“精英”们发起的——新自由主义体系，既摧毁了西方的“牛仔”意象，也摧毁了东方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

评价标准的置换，仅仅是源于提高效率的“绩优”需求；但是，这一“绩优”的逻辑，最终却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更加剧了传统路径之下的社会群体的失落和被羞辱的愤怒，而最终形成了民粹主义的浪潮。

追求效率导致了价值体系的转型，由此而来的“绩优”思想则承诺说，人们可以通过追求效率而获得“机会平等”——从冷战结束到现在，这一承诺从没有兑现过，不平等越演越烈，甚至通过“绩优”原则而披上了“合理”以至道德的外衣。

美国著名公共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一书，将引领读者反思“绩优”的概念以及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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