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防or放开？看国家底色下的防疫取舍

2019年末，世界各国在原有的博弈格局中，多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

新冠疫情来势汹汹，每个国家都如临大敌。如今，新冠疫情进入到了常态化防控阶段，各个国家的防疫举措也出现了明显分化。

泰国、日本、新加坡及欧美等一些国家相继宣布放开，取消或放宽了一些入境的限制。

而一直坚持动态清零的中国，近期也发布了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整治防疫的层层加码问题，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世界各国面对疫情，更多的是基于本国国情来“因地制宜”，从而采取了不同的防疫制度和举措。

关于放开好，还是严防好，各方观点不一，只能说各有利弊。而我们选择的，也是相对来说更适合我国国情的方案。

号称一代宗儒的史学家钱穆曾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到，这世上没有任何制度是有利而无害的，我们在评价一个制度的时候，不能只看它的优点或只看它的缺点，而是要从全局出发，来看实行这项制度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面对疫情这道谜题，各个国家都在试图破局。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脚下的路却不一样，需要渡河的人也不相同。

所以，武断地否定，或是盲目地跟从都不可取。

当我们对形势的演变，难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时，不妨先回溯一下历史。尽管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但很多事情依然有迹可循。

钱穆曾说：“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很多人评价，读钱穆的书，会让人变得谦逊。就是因为钱穆在分析历朝历代的制度与得失时，他会结合每一项制度得以确立的背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与人的理念等。

比如，秦朝的戍边制度，是让老百姓到边界服役3天，但秦国国土辽阔，尽管只需要戍边3天，但老百姓从出发到边界的路途往返，有的甚至需要半年有余。

很多人会指责为何会有这么不合理的制度存在，但当你追溯到戍边制的创立时期便会发现，当时正值春秋战国纷争时代，各国的国土面积狭小，从中央到边疆差不多半天时间就到了，基本不会对百姓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又解决了边疆兵源不足的问题，可以说一举两得。

到大一统的秦国，整个国情已然改变，却不知变通，还在盲目延用一些旧制度，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

但我们不该迁怒于“戍边制度”的制定者，或直接彻底否定这一制度的价值。

任何制度都有“保质期”，就像钱穆所言：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

毕竟，一个制度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放之何时皆可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并不似其他史书般的鸿篇巨制，薄薄的一本，没有长篇大论和特别晦涩难懂的内容。

凭借钱穆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博学强识，让他站在了一个“大历史”的视角，纵览古今，以谦虚、理性又公允的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几个主要朝代政治制度的优劣得失。

钱穆选取了汉、唐、宋、明、清这五个政治体制相对完善的朝代，分别从行政制度、人才选拔制度、赋税制度和兵役制度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解读。让读者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几个朝代间，各项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对国运产生的一些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

同时，在书中，钱穆也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存在着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个是相权的不断衰落，一个是科举制度的失效。

相权的衰落，使君权与相权相互制衡的关系被打破，形成了君权专制的局面，使政府失控，最终导致明清之后的国势日渐衰危。

科举制度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通道，但比如唐代的诗歌和明清的八股文等科举考试的内容，都存在与现实行政严重脱节的问题。

钱穆还指出，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

他在书中提到：辛亥革命前后，人人言变法，太重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转变。 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枯燥乏味，无可讲。而且已经明日黄花，也不必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为钱穆的代表作之一，出版以来广受好评，在同类书目中，一直是评分极高的首推佳作。

但同是钱穆经典著作的《国史大纲》，读者的评价却有些两极分化，甚至很多人抨击钱穆为中国古代的一些封建制度“洗白”，认为钱穆的史观过于守旧。

比如，钱穆对秦朝以后中国政治黑暗专制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他提到中国古代皇权一直受到相权的制约，皇帝并非一直随心所欲。

而且，中国古代的特权阶层在逐步消失，只有皇帝是世袭的，朝廷官员都需要通过科举选拔，底层群众是有上升渠道的，这一点就比很多同时期的西方国家进步很多。

对于《国史大纲》这本书该如何评价，我们不妨用钱穆分析历朝制度的方式来看下。

该书创作于19世纪30年代，完稿于1939年。当时的中国被列强入侵蚕食，日军发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国土沦陷大半，山河破碎，民生凋敝。

而中国的落后和孱弱，也导致了当时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很多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只有完全西化，学习资本主义那一套才有出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被全盘否定。

民族命运危在旦夕，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抱着也许是“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悲壮信念，开始编撰《国史大纲》。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里写道：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钱穆选择以史救国。他认为我们要从历史根源上，寻找自身衰弱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华民族一次次面对困境时自强自救的经验中汲取希望。

尽管当时的中国落后挨打，但钱穆愿后人能带着温情与敬意，去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而不是站在历史制高点上，将民族的种种灾难全部归罪于古人。

所以，钱穆编撰《国史大纲》的初衷，在于帮助国人了解中国辉煌的历史，以及中华文化的独特与优秀之处，帮助国人重塑民族认同感，从而对中国的未来重拾信心。

了解这一层底色，我们才能对这本书以及钱穆的史观给出更公允的评价。

钱穆在学术上的造诣，以及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毋庸置疑。但因受到蒋介石的庇护，钱穆晚年定居台湾，直至去世，却也落下了一些话柄和争议。

如今，世界各国日已成熟的政治体制，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我们很难说谁是抗疫的优等生，或谁是摆烂的差生。只不过是国情不同，有的放矢罢了。

是生命诚可贵，还是金钱价更高，没有标准答案。或许只有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底色，才能真正明白其防疫制度的取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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