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喜乐 |《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

导    语

从新中国建国初期至1970年代末，国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推动是与新中国的革命化改造紧密结合的。在中国技术和资金都匮乏的情况下，国家希望将知识生产、技术革新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通过重塑新的生产关系、技术关系来提高生产力，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这一时期的科学实践被概括为“群众科学”，这是因为，一方面，“群众科学”实践发生在冷战背景下，是资本主义阵营的“绿色革命”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红色革命”交锋下的产物，因此“群众科学”高度强调科学的“政治性”；另一方面，“群众科学”是对专家化、专业化的“科学”概念的突破，中国在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科学技术”，强调劳动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位置。

在今天的政策话语中，技术往往被作为一种中立的力量，被当做一个“科学”问题；然而，舒喜乐的这本书（《红色革命，绿色革命》）让我们看到，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恰恰是一个政治过程，涉及科学发展、技术创新与社会的关系，也涉及科学技术如何形塑社会的权力和权威结构。

本文译自舒喜乐《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的第一章〈导论〉和第三章〈袁隆平：“知识分子农民”〉，有删节。

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美国），1972年生，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博士，现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安默斯特校区(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1949年以后的中国科学史，尤其关注科学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近年出版的专著有：《人民的“北京人”：二十世纪中国的大众科学与人类身份》(The people's Peking Man :Popular Science and Human Ident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红色革命，绿色革命》(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作者｜舒喜乐

译者 | 陈荣钢

责编｜嘉嘉 侯解

后台编辑｜童话

舒喜乐著作《红色革命绿色革命》

图片来源：豆瓣

导   论

有一个由“绿色革命”引发，隐含在“绿色革命”的概念中，更加普遍却更不为人注意的问题——如何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科学是否如美国“绿色革命”的设计者所想的那样，为世界问题的政治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解决方案？还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像科研工作者不懈坚持的那样，科学与政治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绿色革命”的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构成了其他有关我们共同未来的紧迫问题。新的农业技术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具有核心意义——人们餐桌上食物数量和种类增加，食品工业多样化，消费品的供应剧增。

同时，农业问题（从水污染到食品安全）在广泛的环境和健康危机中有着一席之地。这些危机不仅是中国的危机，也通过全球经济和生态网络连接更大世界。我们需要更了解中国“绿色革命”的环境和社会后果。这段历史也能解释中国的革命政治及其对科技的追求。它还有助于批判科学和社会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支撑着“绿色革命”，并继续支撑着当今世界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

这本书旨在用交叉视野研究中国独特的“红色革命”和“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农业科学总是谨慎行事，情况也要复杂得多。毛泽东的时代并不是许多英文著作中描述的极权主义压迫和生态灾难的简单画面。相反，社会主义的中国农业科学将被用来挑战一些问题的假设——什么是科学？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什么？谁是科学权威以及农业应该如何被组织或改造？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扩展我们的思维，掌握社会主义中国历史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以及这些答案的局限性和后果。因之，我们能更好地思考我们自己的时代和地方的农业科学的前景。

01

红色革命，绿色革命

1968年，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署长威廉·高德(William Gaud)创造了“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这个词。他说：

高产、空前的收成······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在那些亚洲国家正处于农业革命的边缘。······这不是苏联式的、暴力的“红色革命”，也不是伊朗式的“白色革命”。我称它为“绿色革命”。

威廉·高德的地缘政治表明，“绿色革命”的意义远超过拯救生命和提高生活水平本身。“绿色革命”是“冷战”的产物，是一种防止美国所反对的意识形态蔓延的战略。如果世界各地的农民能够通过农业技术的改进而摆脱贫困，他们就不太可能寻求政治解决办法。

这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诞生的前提。1961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成立该部门，以鼓励贫困国家发展经济，并免于共产主义敌人利用“复兴”的名义插手。

1949年，一场“红色革命”把中国推向胜利。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场更动荡的变革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旗帜下开始了。1969年，《人民日报》为印度的“绿色革命”感到惋惜，说这是一场“所谓的绿色革命”，是印度反动政府蒙蔽人民的工具。

这篇文章说明了为什么“绿色革命”是“反动”的。据报道，印度粮食和农业部长：“惊呼，如果绿色革命不成功，红色革命就要来了。”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中国反对“绿色革命”的新技术或更普遍的农业现代化？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即使是社会主义中国最激进的领导人也拥护科学和现代化的事业，因此在某些重要方面，“红色中国”的“绿色革命”与威廉·高德想象的“绿色革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与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目标是通过机械化、新种子和现代化学品来改变农业的物质条件，以提高产量和生活水平。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一部分来自苏联经验。苏联经验影响了社会主义中国在50年代科学和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工作。

但是，中国的方法与20世纪初的美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方法曾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其他美国海外组织推广开来（包括1949年前的中国）——专注于满足农民的需求，基于地方实验站，测试和传播他们开发的新技术。

“为农业生产服务” | 图片来源：新华社，1964年

然而，中国的农业转型建立在科学哲学之上，与美国推动的“绿色革命”有很大不同。与威廉·高德明确阐述的技术官僚主义不同，社会主义中国的主导立场是“科学不能脱离政治，现代化不能脱离革命”。

中国的激进革命者对“绿色革命”支持者的反对，不是因为后者对“现代化”和“发展”的支持，而是其把科学和技术视为非政治性力量，更糟糕的是，支持绿色革命的这些人试图用科学和技术来绕开社会和政治革命【编者注：原译文此句翻译有误，在编辑时进行了修正】。因此，社会主义中国从来没用过“绿色革命”这个词，同样的一套农业技术被称为“科学种田”。

1963年，毛泽东的一句话是社会主义中国关于科学和政治的主导观点的缩影：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对毛泽东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激进主义者而言，科学是一场“革命运动”，与更熟悉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政治承诺并行不悖。因此，只有通过“红色革命”的手段，才能让“绿色革命”的技术引进获得政治合法性。

施化肥，来自著名的山西“户县农民画” 

图片来源：外文出版社，1974年

因此，中国在60年代中期发起了“农村科学实验运动”，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位一体”基础上，农村各地组织了基层“科学实验小组”。具有实践经验的“老农民”、具有革命热情的“知识青年”和具有正确政治认识的地方干部协同工作，以确定需求并制定解决方案。

他们将推翻科学精英和“资本主义道路”所倡导的“技术官僚”方法。他们将把“政治放在首要地位”。国家对他们工作的重视表明，社会、政治与科技之间不可分离。

为了纪念国际妇女节，一个被命名为“三八农业科学小组”的少女小组用猪粪作为肥料来提高贫瘠土地的产量。她们之所以挑战了科学农业，不是因为她们的技术是新的（其实很古老），也不是因为粪肥是生态的可持续肥料（这在当时不是一种政治价值），而是因为这种实践帮助她们推翻了有关妇女耕作能力不足的不科学的、古老的、性别歧视的观念。

在社会主义中国，“科学种田”绝对不是一种不需要革命就能解决问题的非政治力量，而是一种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造的手段。

中国试图领导“第三世界”，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遗留问题进行斗争。因此，中国对农业改革的激进做法超出了国界范围。非洲国家并不是美国最初“绿色革命”的受益者（奥巴马在首次正式访问非洲大陆前才纠正了这一点）。

这给了中国机会。中国本应被“冷战”的地缘政治孤立，但实际上却活跃在超级大国较少涉足的全球许多角落。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等西非国家，中国专家在当地监督制造的水稻脱粒机，使用家禽家畜粪便作堆肥，圈养鸡、猪来解决吃饭问题。

同时，这些实践被视为反帝国主义、自力更生的毛泽东思想原则。莫桑比克的革命领袖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颂扬农民和机械师的智慧，谴责专家的“傲慢”，说他们和民众分开成了“特权阶层”，说他们“思想不成熟，就像锁在抽屉里的种子”。

印度的“绿色革命”经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反面教材。印度政府自愿促进“绿色革命”，但它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不一致。如果说美国机构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和促进自由市场经济，那么印度政府更关心避免“主权危机”并保持统治和道德合法性——要用更好的粮食供应和安全来让今天的印度有别于英国统治时期。

印度领导人也没有局限于美国模式。20世纪50年代中期，印度专门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学习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方法，认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比印度更先进。

尽管如此，印度还是遵循威廉·高德的“绿色革命”农业转型方法，解决社会和经济变革的目标是支持而不是挑战庞大的技术专家结构。此外，中国的政策倾向于发展一个支持社会主义农业的全国性农民技术员网络。

02

“绿色革命”与中国农业转型

一直以来，中国的“绿色革命”都是难以捉摸的历史对象。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推广的技术是多样的，既有化学的，又有有机的；既有现代的，又有传统的。

中国农业实践有实用和政治的双重目标。各地农民欢迎化肥、杀虫剂和拖拉机，堆肥、病虫害防治和其他“可持续”方法都出于经济需要。新技术和旧技术都与社会主义时代的政治价值有关。农业投入的现代化与建设新的、繁荣的农村理想产生了共鸣，而推广长期存在的、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实践有助于发挥农民的智慧和集体劳动的巨大成就。

防治病虫害 | 图片来源：教育图片出版社，1956年

物理景观的变化在中国农业文化转型中引人注目。梯田和其他形式的彻底的土地重建带来了新的耕地，水坝和灌溉系统使缺水之处有了水源。物质资源的这种重组反过来扩大了农业规模和机械化规模。

在所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努力中，机械化最重要。机械化为革命的社会重组提供了物质基础，拖拉机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业生产从家庭农业过渡到公共农业。然整个毛泽东时代，拖拉机仍然供不应求。因此，除了把机械化作为中国农业困境的出路，国家也推行“精耕细作”之法，也就是用密集劳动使小面积土地产出更多农产品。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开始特别认可“间作”的做法，一块土地不只种植一种作物。虽然这很好地利用了有限的耕地，并利用了不同生物体可以相互受益的原理，但这并不利于机械化的发展。相反，间作和中国传统的集约化耕作方式启发了世界各地可持续农业的发展（农业生态耕作、生态文化和水稻集约化）。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现代机械化和传统集约化并存，它们都是增产策略，也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绿色革命”的关键在于开发新的谷物品种，特别是矮化育种或半矮化育种，因为它们能有效利用土壤养分，在强壮、短小的茎杆上产生大量谷物，还不会因重量过重而倒伏。

这些品种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高产品种”(HYV)。1956年，洪群英、洪春利推出了“矮脚南特”这个品种；1959年，黄耀祥推出了更成功的品种“广场矮”。这些都是中国在该领域的重要突破。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育种工作仍然是全国研究机构和生产队的重点工作，尤其在谷物育种方面，此外还有蔬菜和牲畜育种。尽管中国在“冷战”期间处于相对孤立的地位，但它绝对没有完全隔绝于国外研究生产的新品种。1966 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利用台湾的亲本开发了一个重要的水稻矮生品种IR8。1967 年，该品种引进中国。

“绿色革命”改变了人们的饮食习惯。新品种的味道不同了，食物丰富到足以让人选择。但由于“绿色革命”促使相对较少的“改良”品种扩散，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的谷物多样性在减少。新技术使更多的人能够吃到传统上被认为是高质量的主食。汉族文化长期以来把大米（还有小麦）而非其他谷物视为高质量主食，但几千年来，生态和经济的需要迫使大多数人吃小米或高粱，最近几个世纪则吃玉米和红薯。

正如周杰荣(Jeremy Brown)在谈到天津周边的华北地区时指出，在毛泽东时代，“村庄和城市的区别就在于粗粮和细粮，也就是廉价的玉米面和昂贵的加工小麦面的区别”。

毛泽东时代引进的改良品种提高了亩产，而梯田和灌溉技术也让水稻种到了更多地方。1977年，“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劳格(Norman Borlaug)访问中国。他看到生长在北方干旱环境中的水稻时，在日记中写道：

除了在低洼的洪泛区，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在这里种植水稻，我无法相信。也许是因为“大寨精神”说做就做吧。

“农业学大寨” | 图片来源：

Jordan Schnitzer Museum of Art

无论大寨是否是直接的灵感来源，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时对大米的需求的确很高，这种高需求一直持续至今。如果种植其他价值较低的谷物，人们通常会认为有某种特殊需求，但一旦有更平坦、更肥沃的土地或更好的灌溉条件，他们肯定会改种水稻或小麦。

历史学家指出，高产品种发展离不开“二战”后美国市场上氨的供应。以前提供大量军用炸药的工厂现在可以生产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氮肥。除了化肥，毛泽东是有机肥的“政治盟友”。他在1959年宣布猪是“化肥厂”，说它产的粪肥比化肥“好十倍”。

“猪是化肥厂，又是聚宝盆” | 图片来源：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12月

1973年，也就是《人民日报》抨击印度效仿美国“绿色革命”模式的五年之后，中国与美国“家乐氏”(US Kellogg Corporation)以及荷兰和日本的两家公司签订了合同，建立了十个大型氨水厂，用于生产氮肥。

尽管如此，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努力建设化肥厂的同时，国家还提倡扩大使用动物粪便、人类排泄物和“绿肥”作为肥料，堆肥，疏浚河流和池塘，在某些地方还从洞穴中采集蝙蝠粪便。

改变20世纪农业的另一种主要农用化学品是化学农药，特别是除草剂和杀虫剂。除草剂除杂草，省去了手工除草的劳动。自古以来，虫害就一直困扰着农民，然而，在现代农业实践中，虫害在单一种植领地更难控制。这会造成“杀虫剂恶性循环”，需要越来越多的化学杀虫剂，但这本身就会使害虫产生抗药性，造成更大的爆发，于是就需要更多的杀虫剂。

当然，杀虫剂也对水质造成了显著影响，杀死了鱼类和甲壳类动物。要知道在上世纪70年代，这些动物仍然是许多农村人宝贵的饮食补充。

与化肥一样，中国使用化学农药的时间与其他国家有些不同。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到了70年代，说得最多的与杀虫剂相关的“问题”是供应短缺——只要有了杀虫剂，人们就会蜂拥而至，利用其效率来驱除害虫。

然而，在有杀虫剂的地方，人们很快就开始观察其过度使用的弊端。此外，中国的昆虫学家与国际科学界有很深的联系，他们对国外同行记录的害虫抗药性和化学毒性的问题很警惕。因此，无法获得化学杀虫剂，同时对抗药性和毒性的担忧，促使科学家和农业官员探索其他控制害虫的方案，包括生物逻辑控制（培养害虫的自然捕食者、寄生虫和疾病）和文化控制（调整种植方法以打断害虫的生命周期），这些方式在国外环保主义者看来是“先进的”。

马世骏（1915-1991），昆虫生态学家，飞蝗治理

如果说中国的“绿色革命”是一块块拼图，那么就很难定性为“现代”或“传统”。有些“传统”方法对某些地方来说是新的，至少说区别于它在该地的早期形式。例如，使用氮肥覆盖作物来滋养土壤，在中国已经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各地的农民都在这么做。

此外，当国家动员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或不熟悉的方式来追求这些方法时，即使是最熟悉的方法也可能被视为全新的体验。一代代农民在夜间采集土壤，用手压碎虫卵，他们在厕所里挖出三年的积肥，在一块表现不佳的田地里进行一次施肥，培训一批年轻的中学毕业生监测害虫，在害虫生命周期手工消灭它们······这些都是实践中的变化，这些实践与引入现代化学品一样意义重大。

“绿色革命”也离不开“红色革命”所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口号。拖拉机和灌溉系统需要不断维修；如果不定期注入新的遗传物质，改良的作物品种就会退化；育种者需要经常回到野外寻找更多亲本；不给土壤持续供养也不行。所有这些维护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劳动。正如爱德华·梅利罗(Edward Melillo)所言，没有汗水和鲜血，光靠技术是实现不了“农业奇迹”的。

03

重   拾   过   去

今天还把“社会主义”说成前进方向有些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些人所谓的“后社会主义”世界。也就是说，虽然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潜力依然存在，但对“冷战”的主流评价是资本主义的“西方”赢了。历史学家的目标是重拾某个过去的时间。虽然这个时间离我们只有几十年，但它已经非常模糊了。

国家完成了绝大多数关于毛泽东时代的文献资料，其中的许多属于“宣传”范畴，是国家专门制作的材料。即使目的不同，但政府文件、技术手册、甚至表面上由科学家撰写的期刊文章也带有国家政策的一些标志。我重视这些文献资料，并不是说它们“真实”，而是它们阐明了科学的愿景，对资本主义西方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发挥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影响和激励作用。

“意识形态”这个词无处不在，对不同领域的学者和普通大众都有不同影响，所以需要解释它。意识形态存在于每个社会。在社会主义中国，意识形态（字面意思是“意识的模式”）不仅不是消极的，而且国家积极推进意识形态的“思想工作”，以在民众中产生“正确的”意识形态取向。但是，无论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自由资本主义，都反映和加强产生它们的社会群体的观点和利益。

众多学者讨论了意识形态如何出现以及人们应该如何看待它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强调主导意识形态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塑造人们的思想。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则强调人民在抵制主流意识形态，改变意识形态以适应自己的能动性。这种辩论适用于本书第六章和第七章，这两章利用日记、回忆录和采访来探讨科学对参与科学实验运动的知识青年的意义。

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和张其成提醒我们，不要把“抵抗”浪漫化，认为反对体制性权力是理所当然和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这是生活中的趣事。事实上，年轻人经常以对他们有意义和授权的方式积极接受国家宣传的元素。

虽然宣传的主要作用是告诉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但仔细阅读宣传资料，也可以提供关于实际的人的经历、社区的运作和文化的线索。比如，湖南省华容县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译注1】宣传画就是这样。

湖南省华容县的“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宣传画

这些海报被分发给全国各地的公社，以推广华容县完善的农业科学方法。这张题为“自力更生，勤俭办科研”的海报赞扬了知识青年在农业实验中利用当地材料的做法。这些是照片能告诉我们谁参与了实验、他们如何穿着以及他们必须使用的实验材料。然而这些照片无疑经过精心准备，以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衣服有可能是专门为拍照而选择的，笔记本是为了符合宣传人员对科学实践的理解而提供的，甚至这些人的性别和外表都是被精心挑选的。

这些海报是了解政治价值的重要文献。斑驳的窗户、陶罐、卷起的裤子和泥泞的脚，都说明国家有意将农村科学实验表现得谦逊、朴实和自力更生一些，而这是一位普通农民“可以而且应该”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国家不能让知识青年看起来衣衫褴褛或营养不良。

除了国家生产的文献资料，日记、回忆录、传记、访谈和学术出版物也都诞生在特殊的背景下，并在特殊的背景下流通。此外，学者不应局限于“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献来逃避“意识形态”。

2007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传记呼应了华容县海报的主题。袁隆平曾在湖南腹地教授农业科学，据说他能为了研究做任何事。不过这本传记没有强调“自力更生”或其他毛泽东时代的大众科学价值观，而是强调袁隆平不愿因购买设备而给家庭带来财务负担，而这与“后毛泽东时代”国家鼓励人们充实家庭的价值观具有一致性。

04

小           结

科学种田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因此，中国的科学家、农民、地方干部、技术人员和“知识青年”的经历都会得到关注。本书第三章介绍了袁隆平，他是毛泽东时代科学事业的缩影。袁隆平在中国接受教育，尔后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农业大学。不过他凭借“文革”期间对杂交水稻技术进行的重要研究，在70年代末一举成名，最终获得了“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袁隆平的故事突出了政治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性。在华国锋短暂的领导期间（1976-1978），袁隆平的研究被冠以人们熟悉的“大众科学”字眼；在“后社会主义”中国，他通常被描绘成一个被“文革”激进政治困扰的知识分子。

袁隆平，2017年，广西 | 图片来源：IC Photo

【第三章】袁隆平：“知识分子农民”

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的生活和蒲蛰龙（1912-1997，昆虫学家，本书第二章介绍过）很像。袁隆平比蒲蛰龙晚生近20年。当袁隆平到了上大学的年龄时，共产党离“国共战争”胜利只有几个月了。他没有机会去美国读研究生。【译注2】

1953年，袁隆平毕业于新成立的西南农学院，分配到湘西（洪江市）偏远山区的安江农校。他的许多学生都是毕业后一定会回乡的年轻农民。

今天，袁隆平的名字家喻户晓，他在中国的地位远比“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劳格在美国的地位高。然而，尽管他的名望来自毛泽东时代的杂交水稻，但在那时的文献资料中几乎看不到他。

尽管袁隆平的家庭教育和农业学校的工作背景比蒲蛰龙这样的“象牙塔血统”更符合朴素而本土的科学价值观，但他直到“后毛泽东时代”才出名。他成了一位“土”和“洋”结合的科学家，既有“洋”的资格，又因谦卑的背景让人联想起“土”的价值。

01

毛泽东时代文献资料中的袁隆平

袁隆平在毛泽东时代只发表过一篇论文，刊登在1966年的《科学通报》上（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袁隆平报告了他发现的雄性不育突变体水稻植株，这是在开发杂交水稻的道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水稻的异花授粉率非常低，95%以上的情况下，水稻种子完成雌雄同株的自花授粉。要生产杂交水稻种子，首先必须把其中一株的雄性部分去掉（选育一个雄性不育的品种），避免自花授粉，然后让雌蕊接受来自异株的花粉。这已经是中国和其他许多地方在生产水稻新品种时的一种标准做法。

然而，“杂交优势”的现象只适用于通过这种杂交产生的第一代（称为F1）植株。所以，即使新品种可能具有许多有用的品质，稳定且值得作为“改良品种”投产，但这些第一代杂交植物通常会比后来的几代表现得更好。

与“杂交玉米”一样，“杂交水稻”的诀窍是找到一种便利的办法实现每年大规模重复杂交。这能为农民提供大量的种子，使其成长为第一代杂交植物。

袁隆平的这篇文章发表于“文革”前夕，随后袁隆平的名字就从报纸上消失了，直到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倒台后的几个月才又出现。

不过，1972年在《农业科技报》上以“黔阳农业专科学校”科研组署名发表的一篇文章无疑来自袁隆平。当时，他和他的同事已经放弃了1964年在田间栽培品种中发现的雄性不育植株，并且经过艰苦的探索，在海南岛发现了一种野生稻作的雄性不育植株。这个品种取名“野败”。

袁隆平在1972年的文章中说出了下一项挑战——找到“三系杂交稻”的种子生产方法所需的第二个遗传品系。这个品系又叫“保持系”，当与雄性不育植株保留时，雄性不育性状能保留下来，从而产生更多雄性不育植株。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片来源：农业出版社，1977年【译注3】

袁隆平借鉴了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雄性不育系是“矛盾运动的结果”，“保持系和不育系”是同一矛盾的两面。他提研究问题的方式，不仅遵守一般科学研究的惯例，也是具体到杂交工作的惯例。

1971年，还有一篇文章用“矛盾理论”介绍了第一代杂交高粱的“三系法”。而就在袁隆平发表研究前一个月，安徽的一个研究小组发表了一篇文章，将同样的理论运用于杂交水稻“两系法”。

毛泽东时代还有一篇与袁隆平有关的文章，但就像他本人在那时的许多工作一样，这篇文章也有几分神秘色彩。这篇文章貌似可以追溯到1974年，出现在最近出版的《袁隆平论文集》中，据说最早源自《湖南农业科学》。不过除了在《文集》中，在其他别的地方都找不到这篇文章。无论它最初是否刊登在《湖南农业科学》上，这篇文章导言中使用的政治短语也表明它确实是在1974年或前后写的。

关于这篇文章，第二个也是最奇怪的点在于，文章声称杂交水稻研究受到“传统”理论阻碍，因为传统理论认为水稻这样的自花授粉植物不会体现出杂交优势。这种与“传统”理论的冲突反复出现在“后社会主义”时代袁隆平的传记中，但在这里似乎是第一次提到。

在这篇文章中，袁隆平为这种“传统”理论提供了一个参考文献来源——一本名为《遗传学》原理的“外国书”。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被广泛用于中国的育种实践中，也说不上“阻碍”。

直到1976年底，杂交水稻的研究很少受到《人民日报》等大众新闻的关注，甚至很少出现在国家科学杂志上，这令人感到惊讶。此外，尽管1974年第一代杂交水稻种子的生产已经进入评估阶段，但当年“美国植物研究代表团”访华时并没有提及。

然而，省级期刊和档案材料表明，杂交水稻研究进展迅速，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和推广系统都参与其中。1972年至1973年发表的文章讨论了湖南、北京、四川、广东、黑龙江、安徽、辽宁、福建和贵州等地的进展。甚至在遥远的西北省份新疆，1971年就已经从湖南引进了雄性不育水稻种子，到1974年，新疆的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地通过“三系法”生产出了第一代杂交种子。研究活动并不局限于省级机构，例如，1975年福建诏安县报告了通过“三系法”生产的早熟杂交水稻新品种的发展情况。

虽然袁隆平的名字没在上述种种研究报告中被提及，但他的学校在开拓杂交水稻研究方面的重要性经常得到认可。毫无疑问，湖南的特殊地位归功于袁隆平的努力。从毛泽东时代的文献中可以看出，袁隆平的故事并不是孤独的英雄科学家的故事。

尽管偶尔会提到袁隆平的农民学生李必湖（1946- ）的名字，但当时避免对科学家个人的颂扬，而是强调工作的合作属性和众人的参与。人们听到袁隆平的名字是后来的事，不是他们参与杂交水稻工作时的事。

袁隆平和学生李必湖（左，现任怀化市职业

技术学院院长）| 图片来源：新华社，1976年

1972年，《农业科技报》上的一篇说，有效的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是更大的“大规模杂交育种科学实验运动”的一部分，这项运动已经在玉米和高粱上取得了较大进展。文章注意到许多省份已经在从事这项工作，特别在湖南有一百多个研究点。在大队一级，有八百多人参加了四百个水稻品种的一万四千次实验。

1976 年，在浙江省政府办公室编写的《积极试验和推广杂交水稻》一书中，总结了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特别强调了三省的功劳：“黔阳农业专科学校提出了研究课题，（江西省）萍乡市农科所创造了不育系，广西农科院找到了比较理想的恢复系，三系齐全。”

毛泽东时代的农业科学讲求研究和推广相结合。当然，如果从毛泽东时代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杂交水稻的生产是一场政治斗争，而不是技术成就。一些文献资料将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彻底置于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中。

比如，1975年广西的一篇文章利用杂交水稻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指责儒家抑制科学，颂扬法家提倡科学。《广西农业科学》的“专刊”介绍了杂交水稻会议，呼吁注意“两条路线的斗争”，指责杂交水稻生产中有人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加强政治教育，说清楚杂交水稻与无产阶级群众路线之间的关联，“批林批孔”，和“天才论”和西方奴隶思想作斗争，强调粉碎迷信和解放思想的重要性，还要和顽固的保守派作斗争，因为他们懦弱而懒惰。

同一年，邓小平第二次被贬，成为全国政治斗争的另一个目标，也包括杂交水稻的斗争。

从毛泽东时代的文献资料看，杂交水稻的故事是“红色革命”土壤中的“绿色革命”。个人的、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成就在这里无一席之地。相反，科学是协作的产物，是农民和科学家都参与其中的工作，是他们把理论和实践、研究和推广、育种和种植结合起来。

此外，与美国“绿色革命”的技术官僚主义相反，杂交水稻在毛泽东时代远不止一项技术成就。它组成了正在进行的社会和政治革命，也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

02

华主席与袁隆平产生了联系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治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也改写了杂交水稻的故事。第一个变化是对袁隆平本人的重视。袁隆平的成名是非常突然和迅速的，这一点归功于华国锋。

全国科学大会上，湖南省代表袁隆平在小组会上

发言 | 图片来源：新华社，1978年3月21日

毛泽东把指挥棒交给华国锋时，后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大家觉得，在全中国人民都渴望变革的时候，华国锋还维护毛泽东的“一切”言论和行动，最终只掌权两年。

不过有学者指出，华国锋和邓小平之间的政策差异其实很小。邓小平赢了华国锋，不是因为华国锋缺乏远见，而是作为一个相对较晚入党的人，华国锋缺乏邓小平的政治关系。

毫无疑问，在教育、文化和经济政策方面，华国锋接受了邓小平和其他温和派自60年代初以来一直倡导的现代化改革承诺。不过在农业方面，华国锋的经验特别丰富，这可能让他有别于其他人，因而把握住“革命中最现代化的东西”，和“现代化中最革命的东西”。

因此，华国锋努力把自己塑造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科学现代化的拥护者。60年代以来，邓小平和其他人在争取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也坚持大众科学。华国锋曾在1970年至1976年间担任湖南省委书记，负责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发展。

杂交水稻的故事是湖南少数几个激动人心的农业领域的大众科学范例。华国锋可以用杂交水稻的故事来支持自身的形象。在这个新的故事中，袁隆平成为一位理想的英雄。不过，即使引入了“英雄科学家”的角色，华国锋时代关于杂交水稻的宣传也符合毛泽东的科学路线，坚持群众动员和集体主义的原则。

1976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介绍了袁隆平，这是华国锋与杂交水稻的故事交织在一起的关键时刻。这时期的文章很典型，开篇谴责“四人帮”，热烈欢迎华主席。

杂交水稻的故事开始于1964年，当时袁隆平和他的学生李必湖等人根据革命的迫切需要，在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的成功基础上，决定研究杂交水稻。这篇文章自始至终都还在说“袁隆平和其他人”，没有单独提袁隆平。

文章说，1970年，李必湖发现一种野生的雄性不育植株，为在中国各省进行更多实验提供了基础。1972年至1973年，江西、湖南和广西的研究小组相继培育出雄性不育系，并将其与主栽系和恢复系配对，创造了成功的“三系法”技术。

文章的其余部分没有提到“袁隆平等人”，而是强调“党的指导”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研究工作进展迅速，表现在成立了干部、群众和技术人员“三位一体”研究小组。研究成果和育种材料很快就成为大家的共享资源。杂交水稻研究成为“大规模科学实验运动”。

袁隆平和研究人员 | 图片来源：新华社，1980年

当然，作者还强调，杂交水稻在70年代初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华国锋同志”的支持。

次年4月，《人民日报》再次刊文谈论此事。这时，华国锋在该事件中扮演着更大的角色，政坛动态也更激烈了。文章开头就表示，毛主席的路线指引了方向，华主席不会把船带入歧途。

据报道，湖南群众回顾了华国锋长期以来对科学和技术的支持，并庆祝他当选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因支持华容县“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和常德市“地方方法”成功生产出的生物肥料而受到赞扬。

他还成为杂交水稻的凯旋人物。据报道，在1970年湖南的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观看了袁隆平的研究成果，并亲自为袁隆平的研究小组颁奖。之后，华国锋指示袁隆平按毛主席的教导精神进行研究，即“在所有工作中，我们必须组织群众运动”。于是，全省动员养殖技术人员与干部、农民一起开展群众运动，解决剩余问题。

据报道，在林彪和“四人帮”开始（给“四个现代化”）“吹冷风”，说科学研究是走“白专道路”。据说，华国锋坚持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1972年5月，在“全国农林科技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决定将杂交水稻研究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研究重点。

在这个故事中，林彪和“四人帮”掀起的风暴吹到了袁隆平的学校，他成了政治斗争的目标，是“白专道路的典型”，是“资本主义技术骗子”。一些人甚至摧毁了他多年来辛辛苦苦培育的植株。不过，在1970年，华国锋在会议上看了袁隆平的研究。袁隆平登上领奖台，从华国锋手中接过奖状时，观众爆发出 “雷鸣般的掌声”。

杂交水稻的故事变得细致，一些关键要素被巩固下来。1977年出版的《华主席在湖南》一书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了湖南农科院的杂交水稻研究。和“文革”政治一致的是，这本书说，虽然袁隆平的研究是1964年做的，但当时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仍然很大。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在做研究，而且进展缓慢。

1970年，当华国锋支持这项研究时，该省能够动员所有可用资源，包括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农科院、农业学校，以及最重要的是广大的穷人和中下层农民。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和技术人员齐心协力，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发展。杂交水稻研究的成功不仅赢得了华国锋的关注，也赢得了“大寨典范”、（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1915-1986）的关注。

陈永贵（1915-1986）

图片来源：《人民画报》1963年11月

华国锋再次站出来反对“四人帮”。他在广州召开了关于杂交水稻的全国性大型会议——表示在“资本主义学者”还在争论杂交水稻的优点时，中国就把它投入了生产，让外国人望尘莫及。

在关于1977年全国杂交水稻会议的报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华国锋时代的独特言论——支持“群众路线”。他鼓励科技人员把“三系法”水稻的研究交给群众去做，把这项研究从少数专家的实验发展到千军万马的新阶段。

科技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远大志向。他们致力于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们还批评了西方的奴性和保守心态。他们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坚持实践高于理论，艰辛地攀登科学高峰，用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所以不会产生杂交优势”的过时的遗传学理论。

袁隆平认为杂交水稻研究反映了几乎所有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观——群众动员、自力更生、社会主义合作、勇于走自己的路（一个与苏联修正主义决裂有关的老口号）。

新品种水稻已经赢得了关键人口（穷人和中下层农民）的支持。他们称其为“革命米”。我们无法确信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袁隆平自己当时的观点，但一些线索表明，他的兴趣更多在于研究的技术细节，而不在于其政治意义。他在1966年发表的文章中没有政治修辞，而在他1977年撰写的另一篇文章中，只在开头和结尾笨拙地附加了毛泽东关于群众动员的语言，而文章的主要内容完全不涉及“群众”。

我们看到，袁隆平表明他从毛泽东的《矛盾论》中找到灵感。这种政治理想在变革中幸存下来，而这些变革也改变了杂交水稻故事中的许多其他因素。

03

在“后社会主义”中国

重新书写杂交水稻的故事

当华国锋短暂的执政结束后，邓小平认为杂交水稻的故事必须成为一个胜利的故事，为中华民族和执政党带来荣耀，同时又不会让人觉得“文革”在其中有什么功劳。

这个新故事的载体是袁隆平本人。袁隆平的传记相互借鉴，从而形成关于杂交水稻发明的主导叙述。这些传记保留了华国锋时代故事的一些元素，抛弃了其他元素，并增加了一些新元素，以讲述一个与“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政治和新科学价值观相适应的故事。

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哲学中一些比较安全的部分对毛泽东时代袁隆平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同时，杂交水稻的故事符合“文革”传奇的模板——有英雄，有反派，但很少提及支持杂交水稻的庞大农业科学网络。

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所发挥的激励作用，说出了华国锋时代和华国锋之后杂交水稻故事的重要延续性。这种延续性确保对“文革”的批评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国家本身的合法性叙事。

尽管这些文献资料都突出毛泽东思想，但杂交水稻的故事加强了“文革”是一场失败的主流说法。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说法中，帮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走出“文革”的是英明的领导。（比如《光明日报》2001年的一篇文章）

袁隆平在“文革”初期成为批判对象，因为他在专业期刊发表文章，还胆敢指出毛泽东的“农业八字宪法”缺一个“时”字（时机）。【译注4】

不过在一位北京官员的干预下，袁隆平被救出“牛棚”。这位官员看到了袁隆平的文章，认识到他研究的价值。他甚至让袁隆平得到了一些资助。李必湖的贫农身份也让袁隆平更有政治保障。李必湖直接向国家科委发电报，上面派代表到湘西调查。据说，学生们含泪讲述了袁隆平的伟大品德和经历的磨难。不过，袁隆平很快又回到他的研究中去，不久后，省里主管部门注意到了他，把他和助手们调去了湖南农科院。

袁隆平（1962年）

在这一时期的杂交水稻故事中，华国锋的作用在削弱，对邓小平的歌颂也不多。2008年，华国锋在临去世前几个月被请去为袁隆平的口述史写序言。袁隆平曾多次对华国锋表示感谢。2006年，袁隆平说：

没有华国锋的支持，杂交水稻的推广就不会这么快。这么多年来，我对华老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相比之下，袁隆平的传记作者完全忽视了华国锋。例如，1990年的一本传记提到“一位省级领导人”鼓励过袁隆平，但完全没提华国锋的名字。这位传记作者偏爱邓小平和他的技术官僚主义，提到了“湖南一个农民”的打油诗，说解决粮食问题依靠两个“平”，一个是邓小平（负责制），一个是袁隆平（杂交水稻）。作者还解释说，他们首先依靠政策，其次是科学。

这位传记作者还讲述了一位农民对袁隆平的崇拜，为他塑像，在家里挂有一幅对联：“发家致富靠邓小平，粮食丰收靠袁隆平。”而“翻身不忘毛主席，致富不忘邓小平”的歌谣也被延续为“致富不忘邓小平，吃饭记得袁隆平”。

同时也出现了淡化甚至批评集体主义的转变。虽然传记承认其他人和其他省份对杂交水稻研究的贡献，但袁隆平一直处在指导地位。这时杂交水稻的故事有了更高的政治含义，即维护邓小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新路线的正确性。因此，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对集体主义的负面评价，而对科学实验运动和农业推广系统的认可却寥寥无几，因为后者在结构上扎根于集体主义体系。

例如，在2002年出版的《袁隆平》一书中，“集体”一词只出现了两回。一回是袁隆平在农民的集体食堂吃饭，说那里的食物“只适合猪吃”；另一回是他被下放到农民家里，一边挖煤一边“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

然而，在袁隆平的亲口陈述中，他承认其他省份甚至其他国家的研究进展，并强调中国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功依靠的是“集体力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合作”的基础之上的。

政治价值观发生了惊人的转变。在“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传记中，人们并不觉得袁隆平的实验小组是当时席卷全国的大型“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虽然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时代的文献资料强调研究和推广要彻底结合，但“后社会主义”时期的传记却极少提到这一点。在袁隆平的口述史中，有一回，他对高粱的推广工作所涉及的革命能量表现出热情。他表示：

这确实是一场群众运动。干部有示范田，士兵有“战备田”，妇女有“三八田”，青年有“跟班田”，老农有“传经田”，学生有“学农田”，农科组织有示范田。

他还抱怨过“蹲点”制度，要求科学家花很长时间与当地生产队谈政治，直到很晚。当地领导还要求他研究红薯而不是水稻。【译注5】

04

“知识分子农民”

袁隆平的传记中描绘的是一幅“洋”科学的景象。我们知道，他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即便在湘西的偏远山区，也保持着一种知识分子的意识。每一篇长篇传记都把袁隆平写成一位热烈的小提琴手——他把小提琴带去湘西，据说他最喜欢浪漫的旋律，比如舒曼的《幻想曲》。他被描绘为孤独而大胆的学者，勇于进入未知领域。他还和少数支持者一起，直面质疑和敌意。

袁隆平和他的小提琴

随着大众科学运动如风中残烛，“土”的价值观开始体现在袁隆平身上。他进行田间实验研究，而非在教室里学习。有一本传记说，早年在安江做研究的时候，他用窑厂废弃的陶罐来育苗，这是当时宣传材料中常见的“自力更生”和“节俭”的具体例子。

但是，这本传记提到这件事时没有提及其他同时代的口号。相反，这件事被重新建构，以更好地适应“后社会主义”价值观。在这里，袁隆平使用陶罐是为了帮助他的家人，避免家人为支持他的研究而耗费过多的家庭储蓄。

还有一个袁隆平用“土办法”的例子。一份传记指出，袁隆平非常欣赏农民在田间劳作时将棍子放在地上作为日晷使用的技术。他还采用了当地农民的一种施肥方法——两个人夹着一根绳子走过稻田，让绳子擦过稻穗以释放花粉。

与毛泽东时代对科学家的强烈期望相一致的是，传记中经常赞扬袁隆平愿意在田间地头弄得脏兮兮的。有一本传记赞扬他愿意赤脚走过充满粪便的田地。在一个感人的时刻，作者重建了袁隆平和一个农民之间的对话。农民问他，为什么像你这样的“文化人”愿意和“泥腿子”住在一起。（“泥腿子”是毛泽东时代对农民的普遍称呼，是一种精英主义称谓，一种荣誉勋章）。袁隆平回答说，要不是“泥腿子”，世界得饿死。

然而，袁隆平绝对没有被描绘为一位普通农民。他朴实的一面总是被用来平衡他的知识分子身份。有一本传记将他描述为“在大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却在荒凉的大山里过着简单的生活。”另一本传记称他是“一个仍然保持着农民风度的知识分子”，并说“他不摆架子，也不寻求特权”。

袁隆平是一位“知识分子农民”。2002年的一本传记很好地抓住了这个印象。在1973年的一个场景中，袁隆平刚刚开始看到他实验田里的杂交结果。一天晚上，他把小提琴带到田野里，不是在“舞台明亮的灯光下”，而是在“一望无际的金色谷物面前”，在“泥腿子”面前进行表演。

据说他觉得自己的音乐属于“泥腿子”，属于他深爱的水稻。这段话毫不含糊地将他标榜为知识分子，但“大城市”和“荒山”、“舞台上的灯光”和“泥腿子”之间的对比，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要求科学家从象牙塔里下来，去田野里锻炼。

尽管袁隆平有一个“农民形象”，但当今中国的一些毛派人士反对美化袁隆平，他们试图强调“纯正的农民”的贡献。例如，在一个毛派网站上，据说没有受过教育、不能写科学文章的李振声在1967年就成功进行了水稻杂交，比袁隆平早了八年。这里只需指出，他们的研究无论是否有价值，都没有解决第一代杂交水稻种子的大规模生产问题。过去还有人利用杂交技术创造了新的水稻品种，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大规模地挖掘水稻的杂交优势。

“袁隆平是什么样的科学家”这个问题也出现在“袁隆平是否应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争议中。袁隆平曾三次被提名，但每次都被拒绝了。相反，他在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激怒了袁隆平的一些支持者，他们认为他的成就没有得到正视。然而，这里更大的问题是什么构成了“科学”。

中国工程院机关告别袁隆平院士

图片来源：中国工程院，2021年5月24日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开发水稻杂交技术无疑是科学。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标准被接受，标准已经从实践转为理论，从“土”到“洋”了。这表明袁隆平对基础遗传学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不仅仅是技术革新。如果科学家要在“洋”科学领域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能够提出这样的主张。

05

“土洋结合”

袁隆平没有参加过毛泽东时代的国际科学交流。1974年，美国的植物研究代表团来了又走，却从未听说过杂交水稻的研究，尽管那时袁隆平和其他人已经用他开发的育种方法取得了重大成果。

“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劳格后来回忆说，外国人第一次知道这一科学突破是在1977年，当时他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再次访华。不过虽然代表们的日记里有所记录，但似乎没有给他们留下轰动的印象。无论如何，袁隆平本人没有受到重视，尽管他在那一年去了菲律宾，在国际水稻研究所讨论杂交水稻。

袁隆平进入国际科学交流领域的时候，这个领域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1979年5月，美国工业巨头阿莫德·哈默(Armand Hammer)带着他“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的15名管理人员来到中国。他们通过“闲聊”发现，中国已经开发出一种生产杂交水稻的方法。这导致了西方石油公司的农业子公司与新成立的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中国将得到杂交棉花，而美国将得到杂交水稻。

阿莫德·哈默（Armand Hammer，1898-1990）

这次事件是“冷战”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次古怪交集。当时，中国正迈向“市场社会主义”，并且开始向美国资本家打开大门。没有比阿莫德·哈默更合适的了——这位知名的美国共产主义者的儿子，姓名便是“手臂”和“锤子”(Armand Hammer)，作为美国资本家曾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下常驻苏联。

1978年，哈默在休斯顿的一次牛仔竞技比赛中见到了邓小平。几个月内，哈默就预定了他的中国之行。在哈默看来，中国在“四个现代化”方面的进展预示着美国商业的机会，就像20世纪20年代列宁统治下的苏联一样。

这次交流让哈默的农产品子公司非常兴奋，他们为此制作了一部影片，其中有袁隆平在湖南的家中和工作的镜头。就像当时以及整个世纪以来其他许多来华的西方游客一样，电影制作者认为自己正在进入一片陌生的异国土地。

影片名为《来自中部帝国的花园》(From the Garden of the Middle Kingdom)。【译注6、7】

这是一个彻底的、被美国公司占有的殖民主义视角。在全球资本主义手中，“土”在象征和实际层面变得悲惨。也许这不是“土”本身的错，而只是自由资本主义技术民主更大胜利的一小部分。但我怀疑，在复制殖民主义和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中，科学的“土/洋”配置注定要被全球经济权力的掌控者所收编，而20世纪的革命最终也完全未能征服它们的地位。

译注:

1. 指“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

2. 相较之下，蒲蛰龙于1935年从中山大学农学院毕业，后于1949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3. 指“三系法”：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

4. “农业八字宪法”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实现农业增产的八项措施：“土、肥、水、种、密、保、管、工”。

5. 这本书第五章详细谈到了“蹲点”制度，这里没有翻译。

6. 影片一开始就把水稻研究放在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背景中，伴随着背景音乐，叙述者在读中国古诗词，并谈到“宗教实践和神秘主义”在水稻种植中的作用。

7. 这部影片目前在网上还能看到，视频包含袁隆平本人的英文采访。观看地址：https://vimeo.com/1474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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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众号“译窟”，2021-05-25

原标题：舒喜乐：《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2016）

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Scientific Farming in Sociali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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