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昭庆 韦凯 | 近70年来中国河湖水系变迁研究述评
期刊索引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2年第1辑，第127-139、149页
韩昭庆 韦凯
摘
要
近70 年来中国河湖水系变迁按照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可分为四个阶段。本文统计分析了《地理学报》《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三大刊物发表有关河湖水系变迁相关论文的内容和采取的方法，分个体对象研究、综合研究、理论探讨及文献整理等四类，阐述了以往该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及意义。同时对近年出现的使用新技术、新材料，运用环境史等新视角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作了介绍，指出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薄弱问题，并对未来河湖水系变迁研究提出加强量化分析，加强对西部地区、中小型河湖水系及城市水系变迁的综合研究，吸纳环境史的研究视角，以及加强相关研究人员的培养等建议。
作者简介
韩昭庆（1970—），女，贵州大方人，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地图史和环境史；韦凯（1991—），男，贵州安顺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
前言
由河流、湖泊承载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是陆地水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生存和繁衍必不可少的物质来源。中国幅员辽阔，河湖水系众多，流域面积在100km2以上的河流有50，000 多条，流域面积在1000 km2以上的河流约1500 条[1]。湖泊面积在1 km2以上的湖泊有2693个，其中面积在1-100 km2 有2557 个，占湖泊总数的95%，大于1000 km2的特大型湖泊有10 个[2]。受地形和气候的影响，河流与湖泊在地域上的分布很不均匀，中国绝大多数河流分布在东部气候湿润多雨的季风区，湖泊数量和面积最多的是青藏高原湖区，东部平原湖区列居第二。
历史时期不同地区河湖水系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会发生程度不一的变迁，尤其是平原、三角洲等地区的水系变迁最频繁、最强烈。这些变迁对当地自然生态系统及人类社会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因此，中国很早就有记载水系的传统，这些记载主要与水利有关。段熙仲把中国水利记载的传统分为三类，第一种为缘自《山海经》的《五藏山经》，“经文叙群山，述某水出焉，流向何方，入于某大川，从源到流向，到归墟皆必记，中间所过则概从略”。第二种为《尚书·禹贡》之记载体系。第三种是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的《河渠书》，为班固《汉书》继承，并有所发展。古代奉《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但忘却水道迁移这一常见现象，班氏有鉴于此，开创了《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两种体系[3]。
《水经》为继《山海经》《禹贡》《河渠书》和《地理志》而作的有关水道的专著，记录中国境内137条大中型河流的源头、流向、经流及归流，但是较为简略。5 世纪末6 世纪初，郦道元更加详细地记述了1252 条干支流的源头及流路，有根据地考核《水经》原文的“误证”之处，并把它们发扬光大，成就了《水经注》这部奇书。
此后在继承上述传统的基础上，中国有关河湖水系及变迁记载的历史文献主要分为五类：承继《汉书·地理志》方式简单记载各地水系脉络的正史《地理志》；承继《史记·河渠书》的记载方式，保存在七部正史中专篇记载历史上中国人民防治水害、兴修水利历史的《沟洫志》《河渠志》[4]；沿袭《水经注》的传统，明清各种《水经注》版本的抄录及传承属此类，近代杨守敬及熊会贞师徒为《水经注》作疏，丰富了《水经注》的记载和内容，增强了科学性；最后两种分别为针对水患记载和治理遗留下来的各种汗牛充栋的水利文书以及历史时期成书的数千种地方志。
这些历史文献为中国河湖水系长时段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连续的史料基础，同时也让这个领域颇具中国特色，在世界河湖地貌变迁史的研究中一枝独秀。自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 多年，随着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加之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引入，属于历史地理学分支领域的河湖水系历史变迁的研究亦取得长足进展，硕果累累。以往有关河湖水系变迁研究的介绍，多被归入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自然地理分支研究方向的成果综述中，这些综述分为多年和逐年的两种综述，如华林甫著《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1949—1999）》收录了新中国成立到1999 年历史地理学者撰写的学术动态[5]，此外，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6]、张修桂《十年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新进展》[7]以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迎来100 期之际组织有关学者撰成2001-2010 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评论等[8]皆属多年综述。
历史地理年度研究进展的撰写始于1981 年，止于2015 年，除了葛剑雄撰写的《198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进展》[9]，其余皆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以上有关河流、湖泊变迁研究的综述，主要由来自历史地理学专业的学者撰写，受篇目和体例的限制，大多数综述主要以罗列论文名称，概述论文摘要为主，而且很少关注来自其他学科，尤其是地理学者的研究，对70 年来整个研究领域在研究意义、内容、方法及成就等方面缺乏全面、系统而深入的介绍和评价。有鉴于此，本文不再重复前述综述内容，而是增加来自地理学视角的介绍，并以《地理学报》《历史地理》以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为例，首先通过统计方法，分析近70 年来河湖变迁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资料利用等情况，然后分四个阶段介绍该领域内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内容及意义。
二
三大期刊中收录有关河流、湖泊变迁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
按照传统二分法，历史地理分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河流湖泊水系变迁属历史自然地理，通过对本学科专业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的统计，可大概反映这个领域在整个学科中的比重。《地理学报》自1934创刊至2020年末止，共发表论文4760篇，据笔者按照《地理学报》学科代码的分类的统计，其中以河流地貌为专题的141篇、湖沼42篇、历史地理专题中与河湖变迁和历史时期大洪水有关的18篇，以上计201篇，占总发表论文的4.22%[10]。这个比重似乎很小，但是如果按照《地理学报》分类来算，在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涉及305个专题，平均每个专题只有14篇，河流、湖泊发表论文达201篇，由此角度看河流湖泊研究系《地理学报》发表的主题之一。值得指出的是，在河流地貌和湖沼专题中，并非所有的文章都与历史时期的变迁有关，而少量有关河湖变迁的文章也散见于水文、泥沙、古地理和旅游地理中。《地理学报》上有关河湖水系变迁的研究方法多样，包括实地考察、描述、历史文献分析、沉积分析、量化研究、理论分析、实验操作以及考古论证等方法。
《历史地理》集刊于1981年创刊，2019年改为期刊，至2020年末止，共发表论文1339篇。该刊并没有对研究对象进行专题分类，根据笔者的筛选和统计，与历史水系变迁相关的论文有109篇，其中以历史变迁为主题的有66篇，占60.55%，超过一半，包含河床演变37 篇，湖沼演变13篇、历史洪涝灾害4篇，其余涉及河口演变、沙洲演变、运河变迁、城市水系变迁、含沙量变化、卵石输移量变化、瀑布侵蚀等内容的各自只有一至两篇；以考证勘误为专题的有37篇，占33.95%，包含20篇对《水经注》记载的考证，主要为对河湖名称、位置、源头的考证；水利史、航运史专题中与历史水系变迁相关的有6篇，占5.5%。此外，该刊自创刊号起便设有“补白”栏目，收录一些以文献考证为内容的小短文，其中涉及河、湖考证的有14篇，主要为《水经注》研究的补白。如果加上这些补白，自1981年至2020年，《历史地理》发表与历史水系变迁相关的文章共计123篇，占发文总量的9.19%。研究方法主要以历史文献分析方法为主，辅以实地考察、理论分析及量化分析的方法，近年出现少量运用GIS方法的研究。研究对象主要为黄河、长江、珠江和海河等大江大河水系。
同样于1981年创刊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集刊自1988年改为期刊。至2020年末止，共发表论文2745篇。据该刊发布的1981-1993年总目录中的分类，与河湖水系相关的文章多见于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和地名研究分类下。据笔者统计，与历史水系变迁相关的论文有109篇，其中以历史变迁为主题的有58篇，占53.21%，包括河床演变31篇，湖沼演变11篇，运河变迁4篇，河口演变3篇，其余沙洲演变、城市水系变迁、流量变化、含沙量变化、河网密度重建、黄土地貌侵蚀的内容各为一至两篇；以考证勘误为专题的有36篇，占33.03%，主要为对河湖名称、位置、源头的考证，其中以《水经注》为研究对象的有8篇，其余为对《山海经》《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古籍的研究；水利史、航运史、移民史专题中与历史水系变迁相关的有15篇，占13.76%。此外，本刊同样收录了一些以文献考证为内容的补白性短文，其中涉及河、湖考证的有23篇。故自1981年至2020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的与历史水系变迁相关的文章共132篇，占发文总量的4.81%。与《历史地理》相比，在该刊上发表的河湖水系论文比重更少，但是研究区域较《历史地理》广泛，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对西部河湖及部分支流的研究，采用的方法与《历史地理》的基本一致。
基于以上对三种期刊中收录论文的粗略统计分析大致可知，以往河湖变迁研究在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占比总体不高，而且研究对象相对集中，研究手段也较为单一，主要为历史文献分析法，并结合实地考察与描述的方法，近年来出现了结合高程数据和GIS 空间分析方法进行的研究。
三
重要成果介绍
河湖水系变迁研究既是历史自然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地貌学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地貌学研究工作大部分是由地质工作者附带进行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区域地貌和地貌发育史。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地貌工作者先后参加了铁路建设，黄河中游水土保持，汉江、湘江、海河等流域规划，新疆、西藏、黑龙江等边疆地区的综合考察，积累了大量地貌资料。河流地貌与沙漠地貌、黄土地貌、岩溶地貌等地貌学的分支学科也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1]。当代地貌学者对于河湖地貌的研究主要通过实地考察，分析其地质基础和现状格局，对于历史时期变迁的研究主要基于对器测资料的分析，历史地貌学正是连接古地貌与今地貌研究之间的纽带。历史地貌学很大程度上是研究河道变迁而发展起来的[12]，因此，河湖水系变迁是历史地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以沈玉昌发表于《地理学报》上的《洞庭湖之水文》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河流湖泊变迁的滥觞之作[13]，可把70多年来历史时期河湖水系变迁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其间，这项研究重要成果主要集中在两部集体著作中，一部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历史自然地理》分册[14]，本文称为老版。另一部为21世纪初邹逸麟与张修桂主编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15]，称为新版，可以这两套书的出版时间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由此，第一阶段指1949—1980年，这个阶段从事河湖变迁的学者主要来自地学，研究对象主要是黄河、长江及其支流，研究方法主要是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地质学和地貌学语言进行描述和解释，部分利用量化分析和理论分析的方法，有的变迁历史超越第四世纪，如有关金沙江袭夺现象的讨论[16]。这阶段出现少量历史地理学者利用历史文献进行的研究，如谭其骧为配合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开启的有关海河及其他水道变迁的研究[17]、史念海有关早期黄河下游故道的复原[18]、岑仲勉重点论述元代以前黄河河道变迁的《黄河变迁史》[19]等，这个时期的研究较为零散，属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编纂为特征，系汇集多位历史地理学者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奠定了此后历史时期中国水系变迁研究的基础，具有开创性。第三个阶段以21世纪初新版《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问世为界，主要为对旧版的修正和补充，虽然此书出版于2010年，但研究内容多截止于2000年前，故第四阶段可以21世纪初为起点，其特征主要体现为GIS等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材料在水系变迁研究中的应用。
下面针对研究视角的不同，把以往在历史地理学界取得的成果主要分成四类进行介绍，即个体对象研究、综合研究、理论探讨及文献整理。个体对象研究指研究对象限定为某一条河或某一个湖泊，关注其自身演变过程的复原、规律的总结及原因的分析；综合研究亦可称为区域研究，综合讨论一个区域范围内河湖水系的变迁及它们之间关系。1.个体对象研究
70多年以来中国河湖水系变迁研究中对个体对象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集中在新老版的《中国自然地理》中。在老版中，水系变迁系该书第四章，篇幅为190页，占到全书的73%，是该书的重点，研究对象分为黄河、长江、海河、珠江、辽河、塔里木河及运河。其中以黄河和长江的研究最为全面而深入，具有筚路蓝缕首创之功，下面将以老版与新版为主线，穿插相关的研究，对重要的个体对象研究予以介绍。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属典型的游荡型河道，对其研究重在对下游河道变迁路线的复原和考证。黄河变迁列为水系变迁中第一节，由邹逸麟、谭其骧和史念海合写，在定义重大改道的标准之后[20]，依据史料文献的分析，分九个时期、六次改道依次叙述了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特点。九个时期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第一时期的论述，即战国筑堤以前，作者按照记载黄河的文献名称，创造性地提出战国筑堤以前黄河下游河道存在着《山经》河、《禹贡》河和《汉志》河[21]，并考证出三条古河道的流路[22]。在此基础上，张修桂提出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存在东北支的《汉志》河分流和北支的《禹贡》河分流，上述《山经》河与《禹贡》河同属《禹贡》河的九河北支分流系统，在《禹贡》河九河全面发育形成入注渤海之时，即为古白洋淀全面瓦解、消亡之际[23]。
除了三条古河道，《历史自然地理》还指出《汉书·地理志》中另外记载的11条和《水经》中记载的7 条黄河干流或其分流的故道。基于黄河下游系游荡性河道的特点，否定了清人胡渭提出的周定王五年（前602）系黄河下游第一次改道的说法，认为上古黄河下游的流路是极不稳定的，要到两岸修筑堤防之后才出现长期稳定的局面。战国中期下游大规模修筑堤防后固定下来的河道即《汉书·地理志》里的大河，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多股分流的局面，可视为史载黄河第一次重大的改道。
六次大改道在借鉴并修正清初地理学者胡渭提出的五大徙的基础上提出，指出1128年宋王朝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今滑县西南决河，从此黄河离开东北入渤海的旧道，改为以东南入泗淮为常，此为第四次重大改道，胡渭提出的金明昌五年（1194）的河决算不上一次大改道。除了分期概述各个时期黄河变迁的大势，还总结得出黄河下游的12条泛道，分别为北流的滱水、滹沱、御河，东流的漯水、马颊、济清，以及南流的泗水、汴水、濉水、涡水、颍水。其中漯水泛道和汴水泛道行水最长，它们分别又称东汉大河和废黄河故道，行水时间分别长达10个和7个多世纪。此外还归纳了黄河下游湖沼变迁的三种情况及原因，一种是逐渐由深至浅，由大而小，以至淤为平陆，如地处今荥阳县的古荥泽、中牟的圃田泽等；一种是湖区受黄河水沙的排挤和淤淀发生由上游向下游低洼地区移动的变迁，如河北的大陆泽；另一种是由无到有，由小变大，如江苏的洪泽湖，黄河下游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洪水和泥沙。
与黄河变迁主要讨论河道的路线变迁不同，长江变迁一章集中在对中下游河床演变的分析上，作者分别是张修桂、谭其骧、魏嵩山以及袁樾方。河床演变一向为水利工作者重视，由于历史时期水文资料的不足甚至缺失，关于长江河床演变过程的研究，主要利用历史文献，根据地貌形态学的理论得出结论[24]。
这一章按照长江自上而下的顺序，依次讨论了云梦泽、荆江河床、洞庭湖、城陵矶—湖口河段、鄱阳湖、湖口—镇江河段，以及太湖水系等河湖水系的变迁。除了充分利用史料外，长江变迁还参考了近代地理工作者的研究报告和考古工作者的考古成果。作者首先论证了云梦泽的演变，指出云梦与云梦泽指示的区域有差别，云梦泛指春秋战国时期楚王的狩猎区，包括山地、丘陵、平原和湖泽等多种地貌形态，云梦的地理范围广阔，几乎包括今湖北东南部大半个省，但以湖沼形态著称的云梦泽，只是云梦的一个组成部分，南部以大江为界，位于今江汉平原内。早期文献中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且自西晋杜预以来，云梦始被误解为“跨江南北”，但事实上，云梦泽不仅在江北，而且与江南的洞庭湖没有关系。云梦泽受江水和汉水分流分沙的填淤，以及江汉陆上三角洲的进一步扩展，到宋代原来大面积的湖泊水体为星罗棋布的湖沼所代替，云梦泽至此解体，基本上消失。今日江汉平原上最大的湖泊洪湖在明末清初因江汉平原排水不畅，逐渐潴汇成湖，并在19 世纪中后期迅速扩展，发展成为今日的湖泊[25]。
历史时期荆江河床的演变是长江河床演变最为典型的河段，作者以现代河流地貌学理论为指导，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认为长江主泓在整个历史时期大体沿今荆江流路至城陵矶合洞庭四水。指出自明代以来广泛流传的5世纪以前长江主泓南注洞庭，今天的荆江当时只是长江一条汊道的说法不能成立，先秦两汉时代，长江在江陵以西形成分汊河道，南为江，北为沱，至明嘉靖年间由于两条分汊河道径流量发生变化，原为沱的河道的径流量逐渐超过江的河道，原为主泓的河道成为汊道，让位于原为汊道的沱，导致江、沱易位，成为两千多年来荆江的一大变局，到万历年间，江陵以西荆江河势大致形成。
江陵以下荆江河段的演变过程与云梦泽的演变过程密切相关，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荆江漫流阶段；第二阶段为先秦两汉时期，由于泥沙长期在云梦泽沉积，以江陵为顶点的荆江三角洲形成，称为荆江三角洲分流阶段；第三阶段自魏晋至唐宋时期，为荆江统一河床的塑造阶段。至元末明初，穴口汊流逐渐消亡，江心洲逐渐靠岸，单一河床形成，在弯道环流作用下，河曲随之迅速发展。至明中叶，由于壅水和洞庭湖顶托的关系，监利东南典型的河曲弯道已发育形成。清代在河床边界条件及河滩人工筑堤围垸的支配下，石首境内的河曲也开始从下游往上游发展。
结合考古资料及文献分析得知，至晋代，湘、资、沅及澧四水在洞庭平原直接注入长江，此时洞庭地区呈河网割切的平原景观，有小面积的湖泊，未形成大范围的水体，至南朝时期才形成今东洞庭湖的范围。由于洞庭湖处于缓慢沉降地带，加上荆江统一河床的形成，自唐宋以来，洞庭湖湖水面积持续扩大，道光年间是洞庭湖全盛时期。咸丰、同治年间荆江发生决口，分别形成藕池口和松滋口，加上此前虎渡和调弦二口，形成四口分流的局面，大量泥沙排入洞庭湖区，致使近百年来洞庭湖的迅速萎缩。
位于湖口处的鄱阳湖与前述洞庭湖一样，发育在燕山运动断裂形成的地堑型湖盆上。全新世开始的断块差异运动，在南昌—湖口一线有较大的相对下陷，尤以湖口断陷为强烈，鄱阳北湖发育于此。5世纪初期以前鄱阳南湖是一片河网割切的平原地貌景观。到北宋时期，鄱阳北湖（彭蠡泽）迅速向东、向南发展而形成广阔的鄱阳南湖，但该湖具有时令湖的性质，洪枯季节湖面形态变化较大。湖口至镇江河段由于发育在长江下游准地台的一系列挤压破碎带上，这些破碎带宽度可达十几公里至四十公里，第四纪疏松沉积物广泛发育，极有利于河床横向摆动和分汊河道的形成。作者利用文献记载分别描述了湖口—吉阳、南京—镇江等五个河段的河型及沙洲的变化。
太湖水系变迁一节分析了古代太湖与其东部的吴淞江、娄江与东江等三江之间的关系。在三江并存的历史时期，太湖下游排水畅通，面积较今日小，由于太湖平原的持续下沉，原来宣泄太湖水入海的三江，反而变成海水内浸的主要通道。8世纪，娄江和东江相继被海水倒灌带来的泥沙淤塞，太湖中部平原变成积水区域，先后形成大小零星的湖泽，湖泊面积有所扩大。当地人民为了排除积水，普遍修治河渠，形成水网系统。在此过程中，吴淞江也受淤，原为吴淞江南岸支流的黄浦江经人工疏浚，而且在18世纪以后，随着另一条承担输送太湖水的浏河的日益束狭淤浅，终于发展成太湖下游唯一的大河。
曾昭璇和黄少鸣利用历史文献概述了西江三榕峡下游、北江飞来峡下游、东江田螺峡下游，以及广州珠江河道的变迁，认为珠江水系下游的河道变迁，主要是由三角洲式放射状水系，自唐宋以来，经过人工围垦，筑堤防洪，把支流截断，保留干流围垦的结果。
林汀水和周维衍认为辽河变迁与一般平原多沙河流变迁具有相同的规律，也有自身特点。其下游干道自秦汉以来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辽河上中游垦殖活动的增强，辽河及其支流夹带的泥沙日益增多，造成河床淤积，分支众多，干道摆动。辽河南北向河段摆动趋势是由西自东，发生摆动的地方往往是支流与辽河汇合处，干流带来的泥沙容易在支流交汇处淤积，造成干流流水不畅，出现分支，加上三角洲延伸的作用，日久便使辽河下游改走别道，故道则往往成为支流的河段。
黄盛璋、钮仲勋、孙仲明和周廷儒利用文献简要梳理了塔里木河上源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及阿克苏河等四河、中游自阿克苏河口至群克的干流，及其下游和罗布泊等湖群的变迁。认为塔里木河得名较晚，此前亦称额尔勾河，成为全河专名，应在道光初年徐松著《西域水道记》之后，而且与额尔勾河的消失有关。向左右两边摆动是塔里木河干流变迁的普遍规律，塔里木河原有的一些支流，由于水量的减少以及人工凿渠引水的缘故，导致这些支流下游水少达不到主流，从而成为散流。据卫星和航测照片和地貌考察的分析，罗布泊变迁是逐渐缩小的过程，根本原因是水源的减少，水源减少有自然和人文的原因。罗布泊从来没有移到别处，它只是在本身范围内移动、变化，变化方式一是北移，二是分解为若干小湖。认为过去认为它是游荡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指出绿洲的发展及农业用水的增加是近代以来塔里木河湖水系变迁的主导原因。
马正林、黄盛璋和陈桥驿利用史料复原始自春秋末年吴国利用自然河湖水道修筑的沟通江淮的邗沟以来人工修筑的运河路线，包括战国时期沟通淮济的鸿沟、隋代以人工开凿为主修建的沟通黄淮的通济渠，即唐宋时代的汴河。隋代开凿的沟通沁水至今北京附近的永济渠，隋炀帝同时还加宽了邗沟和连通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宋代形成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元明清建都北京，从元代起，为缩短运道，避开黄河并解决陆运的问题，就开始在今山东境内另开新道，元代在山东先后开通自今济宁至东平的济州河，引济州河北延至临清，达御河的会通河，以及连通通州至今北京的通惠河，自此联通杭州至北京的大运河形成。但由于没有解决好山东境内运河水源不足，南北地形不一致的问题，终元一代，海运占主要地位。明清两代解决山东运河水源不足、黄运分离的问题，并致力于维护南北大运河的畅通。明清维持运河的代价极其昂贵，运河的维护也影响了南四湖和北五湖的演变。
2013年由邹逸麟、张修桂主编的《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继承了老版的篇章结构，不同的是，历史时期河流水系的演变分成两篇，上篇由黄河和长江的演变构成，下篇较旧版少了辽河的变迁，增加了河西走廊的水系，研究人员也较原来作了一些调整，且全为独立作者[26]。除了内容及作者的变化外，篇幅增至328页，但在整本书中的比重降至47%，使得各个自然要素之间的比例较老版均匀。
黄河一篇较老版而言，调整了写作的顺序，把原来位于文末的历史时期黄河的洪水和泥沙调至篇首，内容也较原版增加了将近一倍，增加了黄河上中游河道的演变，进一步完善了黄河下游湖沼演变的特点以及黄河下游平原的环境灾害等内容。新版历史时期长江中下游的演变亦调整了原来河湖交叉讨论的结构，依旧按照中下游的顺序，但是把河床演变与湖泊演变分开叙述，就河床演变而言，增加中游宜昌到枝城河段，以及长江河口，尤其是崇明岛演变的内容，其余则按不同河床类型分段介绍了长江中下游河段的演变。
老版的海河变迁比较简略且不成体系，新版海河水系的变迁按照海河发展各个时期不同的特征，把海河的形成分成战国中期以前的雏形时期、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的形成初期、西汉后期至隋代末期发展中期以及唐代以来海河水系改造的后期等四个阶段。与以往不同的是，文章指出，海河流域地区只要有一个以上的水系在天津注入海河干流便可认为海河水系在当时即已形成，而不必强调五大水系同时注入海河干流才能确认海河水系的存在，因为后者只是海河水系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故战国中叶，《汉志》河东西两岸筑堤导致《山经》河、《禹贡》河断流是海河流域独立的海河水系开始形成的标志。此后，以海河为入海通道的海河水系脱离黄河下游水系系统，开始其独立的地方性水系演变过程。
新版珠江水系的变迁继承老版的框架基础，利用新的资料和方法，充实并丰富了原来的内容。借助历史文献，结合西江河岸贝壳沉积和墓葬C14测年分析认为，历史时期西江干流在三榕峡以下部分是比较稳定。西江下游自北宋开始修筑堤围，元、明、清继续修建加高加固，既固定了河道也捍卫了大片农田。与西江的稳定相异，今日北江下游已今非昔比。根据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的分析，今北江水道，原为西江的一条支流，今日改经大塘、芦苞、河口、西南入广州溺谷湾。东江下游河道变迁以江心洲发育、沙洲并岸因而不断产生汊道为特征，此外，还增加了珠江河口演变的内容。
新版总结了塔里木河水系变迁的特点，历史时期塔里木河干流在天山南侧山前冲积扇带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南北迁徙摆动，群克以下的河段呈放射状摆动，系统梳理了尼雅河、克里雅河等支流断流并脱离塔里木河的过程，并对塔里木河终端湖喀拉库顺湖和罗布泊进行了辨析。增加了对河西走廊石羊河及其尾闾湖泊猪野泽演变、古居延海复原，以及冥水地望等的考证和研究。
新版运河的演变一章在老版运河基础上，补充大量史料，全面论述了历史时期地区运河和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开凿的历史和地理背景、自然条件，运河开凿对沿运地区自然环境的影响，丰富并深化了运河史的研究，基于考证基础上制作的运河示意图大大方便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新版与老版系中国河湖水系变迁研究的集大成者，集中体现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有关河湖水系个体对象变迁研究的最高成就，主要基于历史文献的分析，以现代河流地貌理论为指导，结合考古发现、地层分析等其他学科研究成果，针对不同流域系统的水系特征，提出具有地域特色的问题，使用独创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全面论述了中国主要河湖变迁特点及原因，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尽管其研究对象主要为黄河和长江等东部平原地区的大江大河，有的江河湖泊研究仍有待深化、完善，但不容置疑的是，其研究方法和视角皆具有开拓性，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这两本专著，尚有一些代表性论文值得引起重视。前述黄河变迁研究主要关注黄河变迁特点及规律的总结，历史上促使黄河变迁的原因除了黄河自身的特征、所处地理环境之外，还有许多人为原因，谭其骧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系综合探讨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原因的开山之作。他认识到黄河的决徙虽在下游，病原实在于中游黄土高原严重的沙土流失，水土流失的轻重与植被的好坏密切相关，而当地人民的土地利用方式则是植被好坏的决定因素。所以他抓住这一关键因素，从政区考证、人口迁移、土地利用方式等角度论述了历史时期河患轻重不同的根本原因[27]。
有关历史时期河湖变迁与人类社会活动关系的开山之作还有侯仁之的《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首都都市计划中新定文化教育区的地理条件和它的发展过程》，该文从当代地形和水文现状的介绍入手，分析该区附近玉泉山水系、万泉庄水系形成过程与附近聚落发展的关系，此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教育新区规划而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系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篇有关水系变迁及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论文[28]。
另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是满志敏关于黄浦江水系研究的文章。他在探索黄浦江水系形成原因时，既充分考虑河流地貌理论，亦考虑到中世纪存在的小暖期导致的海平面上升从而导致中国整个东部沿海的壅水情况，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河湖变迁，指出黄浦江水系正是在此大的气候变迁背景下形成的[29]。尽管这一结论仍可商榷，但他采取的地理环境分析法的方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洞庭湖历史变迁地图集》的问世代表着将某一河湖的研究成果集中转化为地图集的趋势。该图集由农业图组等八大图组及附录组成，含93个专题，简明直观地展现了洞庭湖历史变迁的规律和特点[30]。
2.综合研究
邹逸麟关于运河沿线解决水源的分析是综合研究的典范，他不仅分析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为了解决运河水源问题采取的不同措施，还讨论了运河开凿对东部平原排水系统的干扰。运河由南而北，经过不同地貌带和气候带，地形变化和水源变化与需要始终保持平稳水面的人工航道相矛盾，需要在不同地段实施不同的工程措施。运河修筑从最初的充分利用自然河湖地形，转变为后期利用工程技术方法，使得运河逐渐脱离自然河湖运道，成为人工堤防固定的河道。在解决运河水源的同时，常会引起自然水系分布格局的变化[31]。
吴忱主编的《华北平原古河道研究论》[32]《华北平原古河道研究论文集》[33]系华北平原古河道复原的集大成之作，反映了河北地理研究所30年的工作，采用多种手段复原出河北平原古河道300多条，浅埋古河道20多条，在复原古河道基础上，对华北平原古河道的形成条件和环境变迁，以及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分析。
《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把发生在淮北平原上的淮河水系变迁置于1128至1855年黄河下游长期夺淮入海的背景下来讨论，综合分析在此期间黄河、淮河及人类活动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系国内较早综合讨论区域河湖变迁及人地关系的专著[34]。
鲁西奇和潘晟有关汉水中下游干支流河道变迁与堤防建设的研究亦是综合研究的另一部重要成果，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辅以实地考察，把汉水中下游分成汉水中游、汉水下游上段、汉水下游下段复原河道变迁与人工堤防修建的过程，总结了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的时空特征，认为制约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的根本性因素是河谷地貌，但也受到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35]。
3.理论探讨
1985年曾昭璇、曾宪珊对历史地貌研究进行系统总结，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著有《历史地貌学浅论》一书，具有开创意义[36]。曾昭璇指出历史地貌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历史地貌学指地貌发育史，狭义的只限于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年代只有一万年上下。该书的“历史地貌学”指狭义的历史地貌学。历史地貌研究的两个任务是古代地貌复原和地貌年代的确定。指出历史地貌学研究手段包括文献考据法、文物考古法、古地图对比法、野外考察法、遥感技术的应用、测年技术的应用、地理环境分析法[37]、古气候方法[38]。
近年张修桂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系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水系变迁的扛鼎之作。关于历史地貌的研究时段，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界通常注重近2000年来的地貌演变过程研究，关于“历史时期”下限问题，他认为应以“昨天”为断。他认为历史地貌的演变过程可分为前后两个相衔接的阶段，一是对地貌过程进行断代研究，二是将断代研究成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进行系统分析，阐明地貌形态在整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和今天地貌形态的形成原因，从中找出演变全过程的基本规律，并进一步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而演变过程的研究是中国历史地貌学的基本任务[39]。
在此基础上，张修桂以现代地貌学原理和理论为指导, 综合运用历史地貌学的各种方法, 尤其是历史文献和古地图分析法对中国东部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地貌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提出诸多创见, 极大丰富了河流地貌、湖沼地貌、海岸地貌及人为地貌演变的相关理论和实践。
4.文献整理
如前所述，我国记载水系的传统由来已久，为历史时期的水系变迁研究提供了连续而丰富的史料基础。故对相关历史文献进行整理，是水系变迁研究中基础而必要的工作。
《尚书·禹贡》全文仅1193字，代表了先秦时期人们的地理认识，其关于河湖水系的记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堪称难读，历代训诂学家花费了大量功夫进行做注。清代胡渭曾撰写《禹贡锥指》，对历代数十百家《禹贡》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邹逸麟对该书进行了整理和校勘[40]，是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禹贡》整理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相较《禹贡》，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水经注》整理方面的成果更为显著。笔者认为首推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41]。《水经注疏》原著为清末民国时期的杨守敬和熊会贞，他们不仅在疏文中重视山川地理的分析，而且还绘制过一套《水经注图》，系郦学研究中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42]。杨守敬于1915年去世，此后其学生熊会贞在这部书稿上又花了二十多年功夫，六易其稿。遗憾的是，因熊会贞自杀，最后定稿至今不知去向。此本由段熙仲依据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影印〈水经注疏〉》为工作底本，参照明清以来《水经注》研究者之诸刻本及经、史、子、集史料予以点校、增删、勘误，之后，由陈桥驿按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杨熊合撰〈水经注疏〉》本，参以钟凤年《水经注疏勘误》、台北影印本《水经注疏》傅纬平校勘，结合个人研究成果，对段熙仲所点校底本予以复校、增删、勘误之后刊印的铅排本。故此本可谓目前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的最佳本，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段、陈二位点校的《水经注疏》除了在修订、补充杨守敬和熊会贞原著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之外，其中收录的《排印〈水经注疏〉的说明》、郦道元著《水经注》序、杨守敬著《水经注疏》凡例、熊会贞亲笔《水经注疏》修改意见、段熙仲著《水经注》六论、汪辟疆著《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和《关于〈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以及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对于后人了解《水经注》这部奇书的编纂过程、版本源流等方面起到入门指南的作用，尤其是段熙仲著《〈水经注〉六论》对于刚接触《水经注》的读者而言，更是醍醐灌顶，而段熙仲有关《水经》成书年代的论述亦可谓探骊得珠。
关于《水经注》整理及研究，以陈桥驿的成果最为丰富和卓著，除了复校了上述新版《水经注疏外》，他还连续出版《水经注研究》《水经注研究二集》《郦学新论》等专著。随后又在1999年出版的《水经注校释》基础上，除了参校三十多种《水经注》版本之外，又增补近代郦学研究成果，出版了《水经注校证》[43]。
张修桂有关《水经注》的研究自成一体，除了继承《水经注》校注的传统，最为重要的是，他的研究引入了历史地貌学、河床演变学的理论知识。他认为枝江—沙羡河段，是《水经·江水注》篇中最为典型、最有研究价值的河段[44]。运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他还对《水经—沔水注》襄樊—武汉河段，以及《水经注》洞庭湖水系进行了校注和复原[45]。
李晓杰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发现了现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明崇祯陈仁锡《奇赏斋古文汇编》刊本，发掘了自乾隆以后被埋没的王峻校本的价值[46]，先后出版了《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水经注校笺图释—汾水涑水流域诸篇》[47]等成果。
除重要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外，大型类书的编撰也成果颇丰，最重要的两部皆由水利部组织编纂，分别为《中国水利史典》和《中国河湖大典》。前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全面系统整理水利历史文献的大型工具书，也是“国家出版基金”设立之后首批支持的项目，收录文献的时间范围为有文字记载开始至1949年止，分综合卷、长江卷、黄河卷等10卷，采用标点、校勘、注释等方式，并增加整理说明、前言、后记等内容[48]。该工程分两期完成，计划出版50册，一期出版20册，二期于2021年底通过验收。后者共10卷11册，收录了全国范围内规模以上的河湖和重要水体共5960个，并绘有精确的水系图，为水系变迁研究提供了资料参照，被誉为“ 当代《水经注》”[49]。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华大典》编撰工程从我国浩繁的古籍中摘录了有关资料进行分门别类，并加以标点，其《农业典》《地学典》《历史地理典》分典中就包含了许多河湖、水利相关的史料。马宁等主编的《中国水利志丛刊》汇辑我国历代水利志书90余种，包括水利总论、各省水道考说及具体河道的研究[50]。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组织下，我国河湖水系相关水文资料的汇编工作也是成果不断，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省新修方志中的地理志、水利志，以及国家和各省、市水利部门定期编纂的水利年鉴等。此外，《黄河志》[51]《长江志》[52]《中国运河志》[53]等一批大型江河志也相继出版。这些成果为我国历史文献中河湖水系资料的阅读和利用提供了便利。
四
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及新观点的提出
早在20 世纪90年代，侯仁之就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 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54]就河流和湖泊地貌变迁方面，满志敏较早运用现代遥感资料，并结合历史文献中黄河沿岸埽的记载，通过新技术和目译的方法，复原了北宋京东故道杨刘故道以上河道，修正自胡渭以来人们对京东故道的错误认识，极大提高了古河道路线复原的准确性，为日后研究提供了新思路[55]。此后，他就格网体系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方面进行了探讨，提出架构小区域人地关系的初步设想[56]。在此基础上，他与潘威合作，以上海青浦区为例，在对1918年1∶5万军用地形图进行校正基础上，与1978年同样比例尺地形图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对河网密度、湖泊面积变迁等进行了研究[57]。此方法的引入极大推进了历史时期河湖水系变迁的量化研究，提高了结论的可信度，值得推广。
新方法和新材料的运用亦深化了运河的研究。孙涛等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及大运河申请世界遗产工作开展的背景下，结合历史文献、舆图资料、五万分之一日本军用地形图等，通过现场考察和测量，利用GIS方法重建了山东段大运河的海拔高程，分辨率高达0.5米[58]。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亦值得关注，如邹怡通过历史学方法重建1391-2006年龙感湖－太白湖流域黄梅县、广济县和宿松县的人口序列，然后利用同期两湖沉积指标序列进行检验，发现沉积记录能很好地反映了同期人口波动的趋势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59]。
经过测量绘制的古旧地图在河湖变迁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可以提供文字难以全面描述的河流流向、湖泊形状以及一个地区水系的分布格局。正如一些学者倡议的一样，早期地图可能是自然要素变迁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因为它们有助于对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自然要素特征的分析[60]。张修桂指出，应用古地图和当代地图作比较，是研究地貌历史演变过程最有效、最简捷的方法[61]。近年随着古旧地图的不断面世，为我们将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但是遗憾的是，我国古代地图绘制多采用山水画的绘制方式，图中自然地理要素的特点多由图说来完成，故我们需要的一些空间信息很难直接从图上量测，只能得到大致方位，所以绝大多数古地图不能为我们充分利用。值得指出的是，康熙《皇舆全览图》系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测绘的带有经纬坐标的全国地图，也是中国史上首次利用通过经纬坐标来绘制河湖水系的地图，虽然其比例尺为1∶140-150万，仍然比较粗略，但是可以通过合适的配准方式以及适当的校正，用GIS手段对其进行数字化，可为今天同样利用西方测绘方法绘制的地形图上相关要素变迁的研究提供可供比较的数据平台，通过空间比较分析，可极大地提高近三百年来中国水系、海岸地貌变迁过程研究的精度，具有一定现实意义[62]。有鉴于此，韩昭庆近年带领学生开展了康熙《皇舆全览图》数字化工作，及其对后世舆图水系绘制产生的影响[63]，最近发表的一些文章系将这套图的数字化用于河湖变迁研究的案例论文[64]。
除了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最近几年的研究也逐渐由原来关注东部大江、大河水系的变迁转而关注中西部中、小河流水系的研究。如傅林祥的《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认为吴淞江演变至今天的苏州河，是自然演变的结果[65]。张莉、李有利《近300年来新疆玛纳斯湖变迁研究》运用历史地理逆向推演法，逐步确定三百年来不同时代玛纳斯湖的位置及其入湖水系的变迁过程，并且对不同历史时期区域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对玛纳斯湖流域水文变迁的影响进行了分析[66]。宋立州利用历史文献还原清代到民国时期人们对叶尔羌河流域的认知过程，对各历史时期的河道变迁多有谈及[67]。
学术贵在创新，有时需要对传统观点进行反思和质询，如周宏伟根据地质、地理学者的物探资料推测，成都平原曾存在过一个由断层陷落而成的湖泊，结合历史文献资料考证，提出“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的新论[68]。此后，又提出汉初以前,今嘉陵江上游诸水本是古汉水的上游，因公元前186年的武都道大地震引发巨大滑坡。山体滑坡阻断古汉水，并在古汉水上游形成规模极为巨大的堰塞湖，因此得出古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不是由于河流的溯源侵蚀，而是大地震导致河道堵塞后堰塞湖水发生溢流侵蚀的结果[69]。尽管这些新论皆受到其他学者的质疑[70]，但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新观点提出者，还是与之商榷的学者，只要言之有理，皆应受到尊重。正常的学术讨论是学术进步的推手，也是学术繁荣的象征。相关商榷文章还有任伯平的《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兼与谭其骧先生商榷》[71]、邹逸麟《读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后》[72]，以及赵淑贞等的《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等[73]。
五
近70年来中国水系变迁研究特点及未来研究展望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水系变迁研究的四个不同阶段及成果，其特点可归结如下：第一个阶段可视为个体探索阶段，以对河流变迁过程的复原及河流环境特征的描述为主，这阶段的研究与《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和国家建设需要有关。第二阶段为编纂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丛书而作，既为对以往研究的总结，亦催生了新的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除了对过程的复原，还包含对过程的解释。第三阶段以新版出现为特征，在继承旧版的基础上，不仅注重探究研究对象变迁原因和变迁规律，更重要的是注重引入其他学科的新成果。第四个阶段是新版至今，新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成为这个领域发展的推手，研究对象也由传统的大江大河的研究转向区域中小型河流的研究，得到进一步拓宽。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水系研究开拓创新、自成一体、成绩斐然。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国学界对主要大江大河水系历史时期的变迁脉络已大致勾勒清楚，有关重大问题也逐一得以解决，区域性、小范围的研究也是成果不断。近年来随着科技考古、沉积物分析、遥感、GIS等新兴技术手段的运用，大量古旧地图的重新发现和利用，水系变迁研究已突破了基于文本文献的传统考据的定性研究方法的局限，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量化分析。
同时应看到的是，目前的河湖水系变迁研究仍面临着诸多困境。首先，历史时期的水系变迁研究长期受限于史料记载的不足，在某些时段存在着较大的真空期，受历史文献记载内容及方式的影响，定性分析仍是主要研究手段；其次，尽管目前关于黄河、长江、海河、珠江等几大主要水系的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区域性的综合研究和其他水系的研究尚显薄弱；再次，历史时期水系变迁的研究既需熟悉地理学相关理论与知识，亦需正确解读历史文献的能力，对研究者的知识背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在研究中更好实现人文与自然学科的结合，不仅是历史水系变迁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历史地理这一学科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最后值得重视的是，河湖水系变迁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呈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态势，遗憾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个研究方向由于研究人员的匮乏，已远远落后于历史人文地理方向的研究。
河湖水系变迁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尤其在古代社会，治水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近年来随着全球变化导致极端洪涝灾害事件的增加，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方针的确立，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提供背景知识、经验和教训，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关历史时期河流与人类的关系无疑亦应引起关注。为此，笔者就未来河湖水系变迁研究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其一，研究方法宜加强量化研究。从上面的介绍可知，以往的研究由于基于历史文献的分析，受资料记载方式和内容的限制，多为定性的研究，但是为了充分掌握河湖变迁规律，需要更多的量化研究的支持。为此，可将时代下延，借助古旧地图的数字化及近代地理调查资料，加强量化研究。
其二，研究内容应加强对西部地区、中小型河湖水系，包括城市水系变迁的综合研究。以往受资料限制，西部河流、湖泊变迁研究仍然较为薄弱，但是西部高原和山区多为我国大江大河发源地，尽管这些地区河流受河床边界条件的约束以及地形因素的影响历史时期变化不大，但探索历史时期人类对这些河流的认知过程及变化，亦有助于我们对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认识。中小型河湖往往是大中型河湖水系的组成部分，借助近代以来产生的航空、遥感照片、考察报告等新材料和手段，可以对部分具有这些资料的地区开展研究。城市化是我国今后社会发展的趋势，无论是未来城市规划，还是近年递增的城市内涝问题的解决等皆需要历史地理学者的参与。
其三，应吸纳环境史的视角，从历史角度为今天人类社会与河湖水系的和谐发展提出建议，充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以往河湖水系变迁的研究只关注河湖水系本身，人类活动往往是作为河湖变迁的驱动力来考虑，是一种单向的考虑，很少关注河湖水系变迁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事实上，河湖水系变迁往往是双向的，本文第一作者曾对此有所涉及。[74]张玲的《河流、平原、政权：北宋中国的一出环境剧》是一本全面深入探讨黄河变迁及其影响的著作，讲述了发生在1048至1128年之间黄河、河北平原以及北宋政府错综复杂的故事[75]。同期出版的从环境史角度研究历史时期黄河变迁及治理有关的两本英文著作同样值得借鉴[76]。此外，另有一种环境史的视角，它关注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对河流带来的巨大改变。在《有机的机器》一书里，怀特采取一种全新的视角思考哥伦比亚河及其与人类史的关系。称河流为机器，是因为河流不再是自然流淌在其自身河床上的河流，而是依照不同的用途被分割、被分配，因此变成了一台有机的机器、一个能量系统及部分意义上的人工产物，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重组了河流的自然空间[77]。当今人类社会与河湖的关系较历史时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
其四，加强相关研究人员的培养。与历史地理其他分支学科相比，近年来河湖水系变迁研究从业人员少，研究力量薄弱。这个现象已为有关专家注意，并在多个场合提出历史地理需要人文和自然“两条腿走路”，历史地理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河湖水系变迁研究属历史自然地理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希望更多年轻学者加入此领域中来。
由上可知，河湖水系变迁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前辈学者的研究多是为了回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展开，我们的研究亦应该如此，要在现实中发现问题，从历史中找寻前人的智慧和启示。积极与水利部门、规划部门和有关单位合作，加强实地考察，充分发挥研究的现实价值。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水利部水文司：《中国水文志》，（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第22页。
[2]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国湖泊调查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4页。
[3] 段熙仲：《〈水经注〉六论：中国地理水利古籍之三大传统》，［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下册）附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387-3396页。
[4] 周魁一等：《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注释说明，（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
[5] 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1949—1999）》，（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
[6] 朱士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回顾与前瞻》，《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第9-21页。
[7] 张修桂：《十年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新进展》，《龚江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9-206页。
[8] 杨煜达：《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十年：总结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辑，第17-24页。
[9] 葛剑雄：《1982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进展》，《中国历史学年鉴·1983》，（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3-199页。
[10] 此数据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前发表的论文8 篇，另外，此数据的计算因人而异，这只是笔者的粗略估算。
[11] 沈玉昌：《三十年来中国地貌学研究的进展》，《地理学报》1980年第1期，第1-13页。
[12] 曾昭璇、曾宪珊：《历史地貌学浅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
[13] 沈玉昌：《洞庭湖之水文》，《地理学报》1950年第1期，第23-50页。
[14]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
[15] 邹逸麟、张修桂：《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
[16] 任美锷、包浩生、韩同春等：《云南西北部金沙江河谷地貌与河流袭夺问题》，《地理学报》1959年第2期，第135-155页；沈玉昌、杨逸畴：《滇西金沙江袭夺问题的新探讨》，《地理学报》1963年第2期，第87-108页。
[17] 谭其骧：《长水集》上《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 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第45-66页。
[19]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20] 标准包括：“河道有较大幅度的改流，并有一条或数条固定的河床；改道后的河道稳定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改道后，河道变迁的具体特点与原河道有所不同。”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40页。
[21] 记载文献分别为《山海经·山经》《尚书·禹贡》和《汉书·地理志》。
[22] 这一观点最近受到袁广阔的质疑，他认为，先秦时期黄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改道，而是始终走《汉志》河道，《禹贡》河与《汉志》河同为一河，见袁广阔：《考古学视野下的黄河改道与文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123-143页。
[23] 张修桂：《〈禹贡〉九河分流地域范围新证——兼论古白洋淀的消亡过程》，《地理学报》1989年第1期，第86-93页。
[24] 林承坤等认为，鉴于根据能量最小损耗原理可以得出河槽既可发育河曲亦可让河槽变直的相反的结论，提出研究形成河曲的原因不能单凭理论上推导。通过对实际河流的观察和观测数据的分析得出流水直线运动的破坏、河流比降的增加以及流量的变化都不是形成河曲的主要原因，建议采用综合观点来研究下荆江自由河曲的形成和演变，载林承坤、陈钦銮：《下荆江自由河曲形成与演变的探讨》，《地理学报》1959年第2期，第156-188页。
[25] 有学者指出，鉴于先秦迄汉晋时代在除江汉之外的地区亦出现“云梦”地名，且“云”及“梦”在楚国等地被释为草泽或泽草之意，对以往学者把“云梦”作为湖泊水体专名或游猎区专名的提法提出质疑，为云梦与云梦泽的讨论提供了另一种思路，见周宏伟：《云梦问题的新认识》，《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4-26页。
[26] 黄河与长江的作者分别是邹逸麟和张修桂，此外，他们还分别承担了运河和海河的撰写，李平日系珠江的作者，王守春系塔里木河的作者，李并成负责河西诸水的变迁。
[27] 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第23-35页。
[28] 侯仁之：《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首都都市计划中新定文化教育区的地理条件和它的发展过程》，《地理学报》1951年第1 第2期合刊，第1-20页。
[29] 满志敏：《黄浦江水系形成原因述要》，《复旦学报》1997年第6期，第54-59页；满志敏：《两宋时期海平面上升及其环境影响》，《灾害学》1988年第2期，第71-78页。
[30]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洞庭湖历史变迁地图集》，（长沙）湖南地图出版社，2010年。
[31] 邹逸麟、张修桂：《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第446-512页。
[32] 吴忱等：《华北平原古河道研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3] 吴忱：《华北平原古河道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34] 韩昭庆：《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35] 鲁西奇、潘晟：《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4-387页。
[36] 曾昭璇、曾宪珊：《历史地貌学浅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
[37] 地貌演化系统是开放系统，即全新世中气候变迁、植被变动皆会影响到地貌的改变。
[38] 地貌受外力作用的影响很大，外力作用又受气候的影响，气候的变迁每有地貌上的证据。
[39]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40] ［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41] ［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
[42] 陈桥驿：《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第51-61页。
[43] ［北魏］郦道元注，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44] 张修桂：《〈水经·江水注〉枝江—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上篇）》，《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9页。
[45] 张修桂：《龚江集》，第1-198页。
[46] 李晓杰、杨长玉、王宇海等：《〈水经注〉现存主要版本考述》，《历史地理》第3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9页。
[47] 李晓杰：《水经注校笺图释—渭水流域诸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水经注校笺图释—汾水涑水流域诸篇》，（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
[48] 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中国水利史典·综合卷1》编纂说明，（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
[49] 《中国河湖大典》编纂委员会编著：《中国河湖大典·综合卷》，“序”，（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4年。
[50] 马宁：《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
[51]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黄河志》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1994年。
[52] 长江水利委员会综合勘测局：《长江志》7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2006年。
[53] 邹逸麟：《中国运河志》9卷，（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
[54]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第106-110页。
[55] 满志敏：《北宋京东故道流路问题的研究》，《历史地理》第2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56] 满志敏：《小区域研究的信息化：数据架构及模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辑，第5-11页。
[57] 潘威、满志敏：《大河三角洲历史河网密度格网化重建方法—以上海市青浦区1918—1978年为研究范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2辑，第5-14页。
[58] 孙涛、杨煜达、李德楠、扆志鹏：《大运河山东段古河道及船闸考察与清代山东段运河高程重建》，《历史地理》第3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4-319页。
[59] 邹怡：《1391-2006年龙感湖—太白湖流域的人口时间序列及其湖泊沉积响应》，《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辑，第41-59页。
[60] J. M. Hooke，R. J. P. Kain. Historical Change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A Guide to Sources and Techniques. London：Butterworth,1982. 1.
[61] 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62] 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数字化及意义》，《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53-60页。
[63] 韩昭庆、李乐乐：《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十三排图〉中广西地区测绘内容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12页；李莉婷、韩昭庆：《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广东地区图面内容的比较研究——兼与广西地区对比》，《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1期，第141-151页。
[64] 杨霄、韩昭庆：《1717—2011年高宝诸湖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分析》，《地理学报》2018年第1期，第129-137页；卞宇峥等：《近三百年来洪泽湖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分析》，《湖泊科学》2021年第6期，第1844-1856页。
[65] 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第89-94页。
[66] 张莉、李有利：《近300年来新疆玛纳斯湖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辑，第127-142页。
[67] 宋立州：《清代至民国时期人们对叶尔羌河流域认识过程的研究》，复旦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2013年。
[68] 周宏伟：《“滇池”本在成都平原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45-52页。
[69] 周宏伟：《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49-69页。
[70] 郭声波、鲁延召、许之标：《“成都平原‘滇池’说”商榷—从古地理学、考古学角度》，《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47-53页；赵炳清，周运中：《〈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之质疑——与周宏伟先生商榷》，《历史地理》第2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9-357页；杨霄：《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之管见—与周宏伟先生商榷》，《历史地理》第3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9-239页。
[71] 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兼与谭其骧先生商榷》，《学术月刊》1962年第9期，第51-53页。
[72] 邹逸麟：《读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后》，《学术月刊》1962年第11期，第49-51页。
[73] 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第81-87页。
[74] 韩昭庆：《明清时期黄河水灾对淮北社会的影响探微》，《文明对话：东亚现代化的涵义和全球化中的文化多样性（中国哈佛－燕京学者第四、五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41-463页。
[75] Ling Zhang，The River，the Plain，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1048-112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
[76] David A. Pietz. The Yellow River: the Problem of water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Micah S.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the Yellow River，and Beyond，1938-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77] Richard White. The Organic Machine. Hill and Wang，A division of Farrar，Straus and Giroux/New York，1995.
编排：任俊巍
初审：程 森
审核：张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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