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帕金戈社区位于伊斯塔帕拉帕区的山脚.
图片：OPFVII
按语
我们对于社会运动的传统想象总是以夺取主权作为终极目标，而从墨西哥萨帕塔人的海螺社区到叙利亚罗贾瓦的社会革命等迸发于二十一世纪的很多运动，则带给了我们不同的对解放的想象——一种并非通过挑战既定权力，而是通过实现自治而运作的政治。它们以传染性的方式开枝散叶，以日常实践作为抵抗。在权力无孔不入、传统社会运动难以开展的当下，这种政治想象和实践本身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在那些为人熟知的明星社区外，墨西哥的“潘乔斯”（Panchos）则是又一个边缘地带的平民实践。阿尔帕金戈社区（Acapatzingo）位于墨西哥城边缘，这里的居民大多是无力承担大都市生活成本的贫民，为了满足基本的住房需求搬来这里，成为革命共产主义组织“潘乔斯”的一员。阿尔帕金戈的特殊之处在于自治的确立，本文着重讨论的社区农业委员会体现了自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以实现自给自足的自治为目标，通过集体劳动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争取摆脱对资本的依赖；另一方面，集体实践中的讨论与知识共享，也是正在运作的自治本身。社区中，激进政治与生存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方面，而是不可拆分的。集体劳动的自治实践可以满足人的生存所需，对社区自治活动的参与也让每个人的特殊技能有机会得到他人的赏识，从而建立起不同于异化关系的另一种人际关系。参与社区生活不仅满足了人的生存需求，更是为“有尊严的生活”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些“使人得以在破碎的现实中生存下来”的自治实践与关系，也是用于“组装出其他形式的生活、产生诸多新世界的原材料。”而这种不再以国家为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带、不再以对抗和建立新主权为导向，而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集体地创造新的生活方式与新世界的力量，正是“集体情境”（Colectivo Situaciones）所说的“废宪权”（destituent power）。在他们看来，新的“社会主人翁”不再把权力看做是位于国家系统中的东西，而是立足于直接的日常生活实践。集体的日常实践，可以把人们生存的必需性转化为解放的可能性的物质基础。比起传统的“社会运动”，它更像是一个“运动中的社会”。
建设城市自治
权力产生的唯一不可或缺的物质因素，是人们的共同生活。我来到阿尔帕金戈住宅社区（Comunidad Habitacional Acapatzingo）的时候，是星期天的清晨；这是位于墨西哥城东南边缘的一个约三千人的自治社区。时间还早，平日伊斯塔帕拉帕区（Iztapalapa）——墨西哥城人口最多、最暴力、最贫穷的地区——街上忙忙碌碌的非正式活动还没开始。去阿尔帕金戈的这趟旅程，给了我充分的时间观察这个地区标志性的灰色的自建建筑。到了阿尔帕金戈，我先是经过社区守卫，然后沿着宽阔的林荫道一路向前，经过色彩鲜艳的房屋，来到郁郁葱葱的社区农业项目空间。围栏内设有一个果园、一个药草园、几个植床和两座大温室。尽管时间尚早，城市农业委员会的二十八名成员已经在努力工作了，这是自一年前大会因疫情取消之后的第一次集体工作聚会。走进阿尔帕金戈就像来到另一个世界，这里和社区大门外的大都市有着质的区别。这种来到另一个世界的感觉，是该社区过去三十年间自治斗争的体现。加入社区的不论是身无分文的城市移民，还是因经济衰退、租金迅速上涨而离开市中心的家庭，或是和公婆生活在狭窄的住宅区冲突不断的夫妇，他们寻求的都是城市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住房。当年他们来到一块堆满了1985年地震废墟的棚户区，空气中弥漫着附近采砂矿区扬起的灰尘，开始用硬纸板、煤渣块、轮胎和其他现成材料建造临时住所，那时住房的梦想似乎还很遥远。大卫还记得他的家人把全部家当堆上一辆搬家卡车、长途跋涉来到城市边缘时，周围的一切都丑得让他想哭。如今，经过二十七年的努力，这个社区已经从灰扑扑的瓦砾堆上破烂的定居点，变成了有着色彩亮丽的房屋、公园、墨西哥城最古老的海盗电台之一、一个社区急救诊所和文化中心的地方。然而，建筑环境的物质变化确证了某种更深刻的东西的建立：一种通过集体决策、团结和互助的实践组织起来的社区生活形式——能够摆脱大都市治理的主流模式的生活形式。在无序扩张的大都市里，大部分住房都是由非正规定居点形成的。［康诺利（Connolly）和维格勒（Wigle），见“引用文献”，下同］阿尔帕金戈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作为非正规定居点的历史，而在于自治的确立，其深度和持续时间使其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城市自治经验之一［兹贝奇（Zibechi）］。许多成员搬到阿尔帕金戈是为了找住房，但是加入社区后，他们就成了“潘乔斯”（Panchos）——一个诞生于墨西哥城市人民运动（Urban Popular Movement）的激进派的革命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潘乔斯认为，解放斗争就在于对“如何共同生活，在此时此地”这一伦理－政治问题的实践回应。因此，与一心想夺取国家权力的革命者、痴迷于议会政治或社会运动的左翼政党（它们把开放性的政治斗争简化成了一系列物质诉求）不同，潘乔斯建立了能够集体地为“有尊严的共同生活形式”（una vida digna）创造条件的社区。正如潘乔斯所说：“我们不是在建设一个住房项目，而是建设一个生活项目。”（No estamos construyendo un proyecto de vivienda, sino un proyecto de vida.）通过将集体存在的实践组织置于政治议程的中心，潘乔斯打破了日常生活与政治斗争的分界。在这里，共产主义不是作为退远的乌托邦地平线，而是作为组织和行动的内在标准存在的，它允许人们以其他方式对世界进行直接配置。在这篇文章中，我将考察潘乔斯的自主政治实践，也就是他们为了克服大都市的不稳定性而建立一种共同生活形式的策略——这也是一种废宪权力（destituent power）*。我认为自治的日常政治实践打破了围绕国家、主权和政治承认组织起来的经典政治模式。废宪权力并非一种脱离日常生活组织的统治形式，借用马尔切洛·塔里（Marcello Tari）的话说，它恰恰是在政治成为集体存在及其组织的光明正大的艺术时，显现出的共同潜力。通过将自主的构建看做一种有组织的废宪运动，我认为潘乔斯的生活项目为正在城市边缘形成的许多反叛世界提供了新的启发。* 废宪权力（destituent power）一词是在 2001 年阿根廷叛乱后由阿根廷“集体情境”（ Colectivo Situaciones ）创造出来的，几年后由阿甘本从他们那里继承了这个词，在他们的定义中，废宪权力指的是“不创建机构，而是要清除机构、解散机构，掏空机构的占有者和机构权力”。
我不想先从理论上解读废宪权力或者拉美自治运动的谱系，而是想从对该社区城市农业委员会的民族志描述开始，这似乎是切入解放斗争的形式最适当的方式。这种斗争具有显然是人类学性的特征，它并不是围绕一系列具体诉求组织起来，而是试图通过日常活动在特定的生活形式中创造出一个质变。接着，我会转而更宏观地考虑作为一种废宪权力的自治世界建设。最后，我会探讨潘乔斯的政治项目为何是一种废宪的生活策略，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理解城市贫民的大众能动者的狭隘框架。![]()
城市农业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
图片：山姆·罗
每年，城市农业委员都会收获数千磅的新鲜有机果蔬，在社区内按成本价出售。尽管这个产量令人印象深刻，它还是只能满足社区成员营养需求的一小部分。不过，城市农业委员会及其集体工作聚会的价值不在于农业生产力的量化衡量，而在于这种共同的自主实践带来的关系的质变。周日清晨的农业区是个热闹的地方。温室里，一个戴着约翰·迪尔（John Deere）帽子的少年和两个年长妇女一边聊着城市的疫苗推广情况，一边除草，在一排排生菜、西红柿、芹菜、罗勒和甜菜之间施肥。沿着外墙，一群妇女一边互相开玩笑，一边撒碱液、拔起植物杀灭一种真菌（它趁着没有化学杀虫剂的机会，从诺宝仙人掌扩散到了小草药园）。我走到一个留着黑色长发的矮个子女人面前，她正眉飞色舞地向一群年轻人讲解如何清除岩石和树根，准备花床。在农业委员会有着七年工作经验的米雷拉（Mirella）是委员会事实上的协调人，她对于指导这一小群人很有一套。她告诉我，这块花圃是他们要移植万寿菊幼苗的地方，这种鲜艳的橙色花朵要在11月的社区亡灵节庆祝活动中用来装饰民众、革命者、原住民和环境斗争烈士的祭坛。工作团体和以及整个城市农业委员会的活动，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自治实践：一种为了自治，且本身也是自治的实践。一方面，集体劳动是共同项目的一部分，它是为了减少并且有朝一日摆脱对市场的依赖。收获或许还无法养活整个社区，但该委员会允许社区成员探索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并一同想象他们渴望建立的共同未来。这既打破了他们与农村的分隔，也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一起探索如何逐渐地靠集体劳动满足直接需求。在委员会会议上，有关扩大农业生产力的实际讨论与关于农民和原住民群体基于土地的斗争的讨论同时进行。实践活动与探索更大的政治方向相结合的一个具体例子，体现在保存种子的做法中。虽然人们很容易买到种子，但委员会的成员已经学会如何保存种子，当更有经验的成员教新成员该怎么做，他们的讨论中也穿插着关于转基因种子如何造成对市场的依赖、破坏食物自主性的思考。因此，种植蔬果、学习食物生产是一种为了自治的实践，一个累积能力的集体过程——它期待着有一天社区的物质生存不再以金钱为中介，而是有赖于社区本身的关系和集体劳动。在工作聚会的平凡空间中构建起的这种自力更生的未来愿景如一条地平线，让自治始终是一种开放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城市农业委员会作为一种需要集体决策、协商与分享专门知识的共同实践活动，也是一个实行自治的日常空间。阿尔帕金戈的五百九十六个家庭轮流参加八个委员会中的某一个，除了负责城市农业，他们还要帮助组织健康、集体安全和教育等领域的集体生活。每隔一周的周三晚上，城市农业委员会的成员会聚到一起，探讨和项目有关的话题，从种什么、怎么处理真菌枯萎病，到协调草药加工工作坊、安设家庭窗台花箱。由于会上只有二十八个成员，人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内以更深入、更合作的方式进行集体决策，而在社区规模更大的月度集会上就难以这样深入，时间的客观限制使人们只能分享还没人提过的意见，或是提出他们多少直接了解、有利益相关的议题。换句话说，这种日常实践无论细节多么平常，都是一种水平的自组织形式，对整个生活项目（即“为有尊严的生活而奋斗”）的某一方面的决定，是由那些有技能、有能力创造出这个项目的人们集体作出的。除了集体决策外，委员会也是自治实践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一种将知识去制度化并建立那些能够赋予社群生活以实质的关系的手段。由于加入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一开始都没有经验，这些例会和工作聚会也是分享以前的成员多年来逐渐积累的知识，或是从外来人员举办的工作坊上学到的知识的机会。这样一来，委员会是让实践知识去制度化、回归共同的使用的场所，正如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设想的“教育网络……将生活的每一时刻转化为学习、分享和照护的时刻”。这些教育的时刻也提供机会，让人们可以因为掌握特殊技能而得到他人的称赞。大多数人在社区外从事的低薪工作都是服从性、异化性的，而在委员会里，人们有机会通过分享所学的的东西而得到认可；这种共同生活并没有让个体同质化，而是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个体技能的尊严和价值在分享与共有化的过程中得到承认。正如一本讨论共有化的很有影响力的小册子《呼唤》（The Call）的匿名作者所说：“每一种歧异性（singularity）都是在它被带入某种共同存在的方式及强度中被体会到的。”我旁听委员会会议时，常常问人们为什么来参加这些耗时的事情，他们的生活已经被工作和家庭义务占得很满了。有些时候人们会提到委员会为社区制定的更远大的目标，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指出自己由于能为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贡献技能和知识而体验到的个人意义感和成就感。周日上午社区农业区的工作聚会可能没有其他委员会的工作那么让人向往。维护委员会要监督一个太阳能储水和水处理厂的建设，这可以让社区减少对时断时续的市政供水的依赖。还有安全委员会要组织集体安全活动，它既完全独立于警察部门，也没有建立自己的专门武装力量，但能保护这个处于众所周知的危险地区（就连出租车司机都经常拒绝搭在这个社区的客人）的社区免受暴力事件的骚扰。不过，米雷拉让我在温室里帮助撒肥料的时候，我也感觉自己是有用的。潘乔斯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强调了内在于社区参与中的平等主义精神：“每个同志都有工作，每份工作都有人做。”在铺设了道路、建造了房屋、接通了水电很多年之后，阿尔帕金戈依然有组织性，是因为人们知道到积极参与共同活动——无论多么微小——是构建有尊严的社区生活过程的一部分。在这里，权力不是从积极的领导者流向被动的追随者的垂直指挥结构，而是在人们一起行动、为有价值的生活创作条件时显现出的潜力。![]()
墙上写着：“我们是一股能够改变我们的现实和环境的力量”.
图片：山姆·罗
我们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形式，但我们确信这是我们需要的，一种潜藏的、在全国各个角落都存在的平凡的政治实践。……没错，我们确信这种建立人际、政治和社会关系的新方式，可以让我们从现在起宣布，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世界。—— 潘乔斯《新的政治，新的世界》，在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主办的“尊严愤怒节”（Festival of Dignified Rage，2009）上的讲话大都市，是在资本的组织下将世界总体化的野心的一个标志，它是一个由榨取的基础设施、物流供应链、主体化模式和生物政治治理构成的横跨全球的综合连续体，一个“准许自己同化一切其他世界之权利的世界，通过展示自己的独占性而消除了其界限以外的可能性”的世界。［德拉·卡德纳（de la Cadena）和布莱瑟（Blaser）］置身于大都市生存的个人化和不稳定性之中，有些人选择一起面对生活，用卡尔维诺的话说，这时他们就“在地狱里找到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在这里，使人得以在破碎的现实中生存下来的实践和关系，成为组装出其他形式的生活、产生诸多新世界的原材料。当潘乔斯说他们的项目是创造其他的现实、其他的世界，他们就命名了一种并非通过挑战既定权力，而是通过实现一种自治的、废宪世界的潜在可能而运作的政治。我现在要谈的正是这种自治政治力量的运作。经典的权力及政治模式以国家为政治行动的场所，它带来了对诉求的关注，以及对提出诉求的主体的认可；而自治运动拒绝将权力理解为独立于日常生活的组织及统治形式。相反，它把权力看做一种潜力，它由共同的活动产生，人们在共同的活动中一起面对共同的问题，并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为“有尊严的共同生活形式”创造条件。简而言之，自治是一种开发共同的能力与潜力，以建设和维持其他的诸世界以及居住其中的公共生活的艺术。对自治的这种表述得益于萨帕塔人民（Zapatistas），他们1994年的起义直面着千禧年新自由主义宣称的历史终结、共产主义项目的溃败以及即将到来的全球化新时代。与这种愿景相反，萨帕塔人从他们“被遗忘的墨西哥一角”出发，坚信通过自治和社群主义政治项目维系世界多元性的可能性。从同一个极左派环境中产生的潘乔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迅速与萨帕塔结成同盟。作为墨西哥城最大的民众组织，潘乔斯在团结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2006年为期一个月在阿尔帕金戈主持萨帕斯的军事命令，还有集结规模最大的团结游行队伍。更重要的是，潘乔斯也把自治作为解放的语言、作为他们理解自己的政治项目的方式接受下来。这样，潘乔斯将自身定位于拉丁美洲社会斗争的新时期——对关于民主地过渡到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得体的叙述提出质疑。在过去的三十年间，阿比亚－亚拉地区（Abya Yala）众多自治运动的出现——包括1994年的萨帕塔起义、玻利维亚的水资源抗争、阿根廷的纠察示威（piqueteros）、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以及哥伦比亚的Minga集体行动等——表明千禧年的到来并不像一些人预言的那样，是历史和革命斗争的终结，而是一种历史配置，在其中政治和权力作为问题被提出，要求新的回应。在这些各不相同的背景下，自治作为一种回应出现，它以领土、再生产劳动和社区纽带的作用为中心，勾勒出一种伦理和政治活动：它不再以国家为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带，并描绘出一种“超出了发展、全球化、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解放性视野。［埃斯特瓦（Esteva）］作为一种把实践置于规划之上、拒绝传统的激进社会变革模式的政治斗争，自治运动按照劳尔·兹贝奇（Raul Zibechi）的说法，需要“一种能够谈论关系与运动的新语言”，且要能打破“旧有概念的纠葛，分析结构与组织的框架”［《抵抗中的领土》（Territories in Resistance）］。这种新理论语言的一个关键部分，正是“集体情境”（Colectivo Situaciones）在他们的《12月19日与20日：新社会主人翁评注》（19 and 20: Notes for a New Social Protagonism）中提出的废宪权概念。他们对2001年阿根廷叛乱及其标志性要求“让所有人滚”进行了解释，他们指出这种“无主体的叛乱”拒绝了以往运动的立宪式视角（即将革命视为建立一个新主权秩序的方式）。因此，叛乱不是一种立宪性的权力形式——即试图建立新的主权权力，其合法性来自他们声称能代表民众主体——而是一种“废宪的”权力，让一切形式的主权代表都变得不可能。这标志着政治变革概念的重大转变，从代表和主权转向了自治的政治实践：在（这种废宪的叛乱）中，民众的潜力（potencia）被重新发现了……如果说以主权机构的名义开展的政治立足于从国家出发的社会构建，那么废宪的行动似乎为践行社会变革指出了另一条路。这种废宪不是非政治的：停止对代表制主权政治的支持……是一系列实践的条件，它不再需要从国家获得意义。
在这里，古典政治主体的消亡并非标志着政治的终结，正如“集体情境”主张的，它恰恰是一个新“社会主人翁”的历史性涌现，它不仅致力于废除代表性政治，还“肯定了一种非代议制的生成”。这种新“社会主人翁”的构建之核心是他们对自身权力／力量的理解：权力或力量并不采取抗议（protestas）或"对于某事的权力”（power over）的形式，而是在于它承载的物质性潜力（potencia），即“去做某事的权力”（power to）。对于这种新的社会主人翁来说，政治不再依赖于“政治主体性”，而是一种伦理实践，它“依照来自新主人翁的实践的潜力（potencia）运作，以便创造一种不同于主导模式的社会性”。因此，这种对权力的内在理解不再把政治权力当成位于国家代表机构中的东西，而是位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解放不再是某个可能的未来，而是立足于当下，立足于那些“使自己的生活成为这种可能性的物质基础”的人当中。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马尔切洛·塔里谈到“集体情境”时指出：“废宪进程的基本特征在于拒绝为建立新机构而努力，而是为建设诸多世界而努力。”阿尔帕金戈以自治政治实践为基础，摒弃了代表式的政治，转而培育人们建立有尊严的生活的共同能力，它正是其中一个在废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世界。真正的秘密，西方意识形态一直试图掩藏的秘密，就是“政治”和“生活”并非截然二分。有的只是一个平面——经验，日常生活。它在各种受苦的语法中被表述，并被无数种前政治形式占据，这些形式在一些地方达到了使之两极化的强度阈限。
—— 阿德里安·沃莱本（Adrian Wohlleben）《无终的迷因》（Memes without End）
阿尔帕金戈的居民会不加迟疑地告诉你，他们之所以加入阿尔帕金戈，和希望参与反思共产主义项目的实践政治、或是建立自治没有多大关系。相反他们解释说，他们是“出于必需”（por la necesidad）加入的。换句话说，他们是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几乎无法获得城市生存所需的基本设施的穷人。然而，就在他们为寻求住房而加入一个非正规定居点时，这些早期的占屋者迈出了第一步——积极对抗大都市给予他们的生活经验。这样，他们抛下了自己作为物质匮乏的被动受害者的角色，开始把他们的居住空间改造为“居住、政治和生计的场所”，这正是城市理论家阿南尼亚·罗伊（Ananya Roy）所说的“底层城市主义”（subaltern urbanism）。然而，关于城市贫民的民众能动者的讨论，要么着眼于非正规性，要么着眼于传统的社会运动，没有给理解潘乔斯及其解放性政治项目留下多少的空间。作为本文的收尾：我探讨了对于一种以生活和创造新世界为核心的废宪斗争的理解，如何能揭示出超越非正规性、超越传统社会运动的框架来思考穷人运动。最早是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城市贫民是他们自身被动性的受害者，他们无望地陷入落后的“贫困文化”，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结构性位置——这种观点似乎经久不衰［路易斯（Lewis），另见波特斯（Portes）的反驳、帕尔曼（Perlman）］。直至今日，人们把城市贫民描述为“为生计而挣扎的被动平民”（plebians），总愿意加入宗教极端主义或有组织犯罪的队伍，从而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巴亚特（Bayat）］。关于城市贫民如何为满足需求、充实生活而承担的积极角色的描述，则试图动摇上述叙述，但它们通常侧重于非正规的生存策略或是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对非正规生存策略的关注主要聚焦于城市贫民为保障生存而采取的体制外的手段，包括参与基于亲属关系的互助网络、街头贩卖等非正规的创业活动，或自建住房［史塔克（Stack）、龙尼茨（Lomnitz）、德斯蒙德（Desmond）、卢贝斯（Lubbers）等］。而这种对“生存策略”的关注在强调城市贫民的自治、自组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些活动和政治性区分开，将其限于对迫切需要的满足上。当潘乔斯说他们“不是在建设一个住房项目，而是在建设一个生活项目”，他们质疑了那种一味关注生存策略，从而把城市贫民的活动缩减至只剩下生存的态度。潘乔斯拒绝把生命政治简化为单纯的生存，坚持为有尊严的生活——一种名副其实的政治存在模式——而斗争。他们通过确立共同的决策实践和组织来解决基本需求，通过必需性提出了“紧急的、游击式的问题”——马尔切洛·塔里将之视为废宪权力质疑整个世界的方式：“该如何在我们生活的地方生活下去？”这个问题的伦理－政治内涵意味着，无论手头的问题多么务实，都最好不要讨论“生存策略”而是讨论“生活策略”。［有关生活策略的更多内容，见罗·赫南德茲（Law Hernández）和奥耶罗（Auyero）］社会学家阿瑟夫·巴亚特（Asef Bayat）觉察到了我们说的这种生活策略的废宪潜力。他重点关注城市贫民的“日常生活的普通实践”，即再分配物资、维护自治这些悄悄的直接行动；他认为这些生活实践引起了比旨在夺取机构权力的革命政治更大规模的转变及物质再分配。用他诗意的措辞来说，城市贫民的生活实践构成了“普通人的悄悄入侵”，是一种持久的、小单位的社会变革力量。巴亚特提到日常实践可以替代抗议，他把这股力量描述为“非运动”而不是“社会运动”，或说是无组织行动者的集体行动。虽然潘乔斯肯定不符合经典城市社会运动（即动员被选区排除在外的选民，要求国家给出象征或物质性补偿，以便融入城市）的模式，但很难说他们是无组织的。事实上，潘乔斯人不仅保持团结、独立于国家和政党之外，他们也坚持认为自己组织的“主心骨”是对于“创造组织与意识就是创造民众力量”的认可（现场笔记，城市农业委员会会议，2021年4月22 日）。确实，废宪进程的核心是认识到生活策略不是个人的，而是一种集体的努力，它需要对共同的潜在力量进行组织。因此马尔切洛·塔里坚持认为，“不能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理解”废宪过程，“它其实是已经内含了自治、居住和自组织的革命性经验”。与其说阿尔帕金戈是一场社会运动，不如借用劳尔·兹贝奇巧妙的措辞，称之为“一个运动中的社会”（a society in movement）。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废宪运动，潘乔斯参与到了反叛性的世界建设实践之中，其中，公共生活形式的构建是作为一种抵抗大都市生存的不确定性的生活策略出现的。他们的生活项目是对废宪权——在人们努力掌控自己的集体生存条件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一种潜在力量——的体验。在这里，城市贫民的生活策略不可以还原为个体化的生存形式，或是现代国家的限制，相反，它能孕育出各式各样的新世界与新的生活方式。
Anonymous. 2004. The Call.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2004, made available online by Ill Will. Accessed March 28, 2022: https://illwill.com/print/call.
Arendt, Hannah. 199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yat, Asef. 2013. Life as Politics: How Ordinary People Change the Middle East.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vino, Italo. 1978. Invisible Cities. New York: 1st Harvest/HBJ ed,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ectivo Situaciones. 2011. 19 and 20: Notes for a New Social Protagonism. Brooklyn, NY: Common Notions.
Connolly, Priscilla, and Jill Wigle. 2017. “(Re)Constructing Informality and ‘Doing Regularization’ in the Conservation Zone of Mexico City.”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18(2): 183–201. https://doi.org/10.1080/14649357.2017.1279678.
de la Cadena, Marisol, and Mario Blaser. 2018. “Pluriverse: Proposals for a World of Many Worlds.” In A World of Many Worlds, edited by Marisol de la Cadena and Mario Blaser, pp. 1-22.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esmond, Matthew. 2012. “Disposable Ties and the Urban Po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5): 1295–335. https://doi.org/10.1086/663574.
Esteva, Gustavo. 2015. “The Hour of Autonomy.”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Ethnic Studie 1(1): 134–45. https://doi.org/10.1080/17442222.2015.1034436.
Hernández, Maricarmen, Samuel Law, and Javier Auyero. 2022. “How Do the Urban Poor Survive? A Comparative Ethnography of Subsistence Strategies in Argentina, Ecuador, and Mexico.” Qualitative Sociology 45: 1-29. https://doi.org/10.1007/s11133-021-09494-z.
Illich, Ivan. 1971. Deschooling Socie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Lewis, Oscar. 1966.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215(4): 19–25.
Lomnitz, Larissa Adler de. 1977. Networks and Marginality: Life in a Mexican Shantytow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Lubbers, Miranda J., et al. 2020. “Do Networks Help People To Manage Poverty? Perspectives from the Field.”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89(1): 7–25. https://doi.org/10.1177/0002716220923959.
Portes, Alejandro. 1972. “Rationality in the Slum: An Essay on Interpretive Sociolo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4(3): 268–86. https://doi.org/10.1017/S001041750000668X.
Perlman, Janice E. 1975. “Rio’s Favelas and the Myth of Marginality.” Politics & Society 5(2): 131–60. https://doi.org/10.1177/003232927500500201.
Roy, Ananya. 2011. “Slumdog Cities: Rethinking Subaltern Urbanism: Rethinking Subaltern Urban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5(2): 223–38. https://doi.org/10.1111/j.1468-2427.2011.01051.x.
Stack, Carol B. 1980. All Our Kin: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Tarí, Marcello. 2021 There Is No Unhappy Revolution: The Communism of Destitution. Translated by Richard Braude. Brooklyn, NY: Common Notions.
Wohlleben, Adrian. 2021. “Memes without End.” Ill Will. May 16, 2021. Accessed March 28, 2022. https://illwill.com/memes-without-end.
Zibechi, Raúl. 2012. Territories in Resistance: A Cartography of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Oakland, CA: AK Press.
在“与此同时”的日常工作中，检索新闻事件时常会遇见一些细节丰富的材料，如宣言、书信、口述、视觉／文字／声音再创作、不同立场的批评，等等。这些是历史性的切面，也为对事件的理解提供了立体化的视角，据此，“与此同时”延伸出来“附录”栏目，意图为诸事件补充新闻性之外的细节、还原背景，以及激起和收集它们在简体中文世界的回响：同样可能是宣言、书信、口述、再创作和批评，形成对话、声援、致敬……有的来自我们的邀约，有的是自发的反馈。期待通过“附录”，我们能共同参与进一种更活泼、更生动的声场的搭建。↓↓ 查看和订阅《同时》的邮件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