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珠 栗洪武 | “男女平等”的中国实践路径——以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作 者 简 介  

马文珠，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栗洪武，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区域教育史研究。

 摘 要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是在抗战救国状态下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运动。中共实行男女平等的核心在于消弭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性别差异，使广大乡村妇女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权、发展权，实现男女两性作为社会共同劳动者、生产者的身份构建与社会性别转换。边区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在保护乡村妇女切身利益、满足妇女具体需要的基础上，通过识字扫盲、废除缠足、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实行婚姻自由等，促进了边区妇女的自由与解放，也使“男女平等”的价值追求逐步内化为边区民众的思想意识与自觉行为，从而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制定和落实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男女平等”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革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妇女解放、促进男女平等写在奋斗的旗帜上。”[1]回顾百年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期间，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指引和行政力量来推动大规模群众性文化教育运动，赋予广大乡村妇女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发展权，促进了广大妇女的自我意识觉醒和国家意志之下的社会性别角色建构。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教育使“男女平等”从一种思想意识、革命口号开始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促进社会发展、展现政治治理水平的重要原则，极大地释放了蕴藏在广大妇女身上的潜力，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同时，为“男女平等”理念在新中国进入国家政策体系的最高层次、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国策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也为当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政策完善和贯彻落实提供了符合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色的历史经验。

一、陕甘宁边区推进“男女平等”的

历史背景　　

（一）近现代中国“以教育促进男女平等”的实践基础　　

费孝通有言：“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2]传统中国“男女有别”观念下的社会秩序、价值规范、文化观念都将女性置于一种附属性的生存境遇中，使得男女之间基于生理特征的天然差异，转变为文化场域下的社会角色与地位的差异，最终形成中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如同天高地低，女人永远也不可能与男人完全平等”[3]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文化。　　

19世纪后半期以来，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欧风美雨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造成极大冲击，亡国灭种的时代危机迫使有识之士在探索救亡图存之道时，开始把妇女纳入国家政治语言体系，从民族独立、国家建设的宏大历史主题中要求解除妇女遭受的各种压迫，发挥妇女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功能。晚清时期开始的“兴女学”实践最终促使政府颁布一系列女子教育法案，确立和完善了男女平等教育权的政策建构和制度保障。“五四”时期，胡适指出：“譬如我们要解决男女平等问题，必先使妇女的生活能够独立，要使妇女生活独立，必使妇女先有职业、先有技能，要有职业技能，便非受过教育不可。”[4]知识精英们最终达成“以教育推动女性独立与解放”的思想共识。

但是，清末民初以来的新教育改革具有明显的“城市取向”，广大乡村地区教育资源匮乏、文盲率极高，乡村妇女受教育者更是稀少，“即使有受教育的，开始比男子迟而辍学比男子早”[5]。地处偏远、土地广袤、自然环境恶劣的西北地区更是文化落后、教育濒于破产。[6]可见妇女教育思想及实践并未惠及广大乡村妇女，“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带有革命意蕴的现代词汇很难在民生艰涩、桎梏难移的乡村社会产生能够撼动传统观念的力量。  

（二）陕甘宁边区基于“大家都尽救国的责任”的现实诉求　　

“20世纪30年代的陕西是一个苦难深重、愚昧不开、没有希望的地方。”[7]陕甘宁地处黄土高原，山川阻碍、交通闭塞，人口分散、自然灾害频发，“文盲、不卫生、迷信、早婚，是旧社会在农村中遗传下来的恶劣的传统”[8]，将广大乡村妇女禁锢于历史、时代与命运设置的重重枷锁之中，以致“在人的位置里没有她们，在社会的关系中没有她们”[9]。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坚信“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0]，立志要“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的权利”[11]。全面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呼吁“只有动员千百万妇女群众，才能在全面抗战中驱逐日寇出中国”[12]；1939年毛泽东指出，“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就必须团结起来加入到抗战救国统一战线中去，“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13]随后，边区政府在施政纲领中重申了“实行男女平等原则”的政治主张，强调要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自此，中国共产党在“一切为了抗日”的时代呼声中，真正将“男女平等”作为边区政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开始谱写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篇章。  

抗日救国的历史背景下，教育被视为一种宣传、组织、团结民众最有力量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希望“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4]。毛泽东提出国防教育政策之后，面向边区所有群众的社会教育运动受到广泛重视，边区教育厅强调“社会教育的对象应特别注意到妇女教育”[15]，各地一定要详细统计“模范识字组和普通识字组内纯粹妇女小组有多少，另外社教组织中共有多少妇女”[16]。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保障乡村妇女的教育权为切入点，开始对传统乡土社会的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进行改造。当国家危亡、社会变迁和个人命运纷乱交错之际，陕甘宁边区政府肩负“抗日救国”的时代重任，力图用教育活动引导广大乡村妇女，将自身的日常行为和思想意识置于国家、民族的广阔视野中，逐步树立起“打日本，救中国，是我的责任，是你的责任”的政治觉悟[17]，从而与男性一样承担起保卫家园、建设边区的政治使命。

二、陕甘宁边区推进“男女平等”的

探索路径　　

为了将边区建设成“抗日的民主的模范区域”[18]，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摸索和实践中，最终以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为指引，开辟了乡村妇女教育的新路径。  

（一）“需要与自愿”的指导原则　　

为了提高民众的参与积极性，边区教育厅要求社会教育“应依靠群众，应为群众所理解、所拥护”“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19]。但在“抗日为第一原则”的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培养妇女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热情，因而各地在推行妇女教育时普遍存在着拉名单强行摊派的现象。整风运动在全面纠正教育系统的形式化、教条化问题时，强调妇女教育的内容、方法、组织形式都要紧密结合乡村妇女的实际需要。1944年10月，边区文教大会结合以往经验，正式确立了“按照群众的需要与自愿进行工作”的行动原则[20]，反映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以是否合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是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智慧[21]，极大地推动了边区乡村妇女教育的全面实施。　　

1.以“生产劳动”为途径，解决妇女生存困境　　

陕甘宁地区乡村妇女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贫乏根源于传统社会结构下自身的经济依附与家庭束缚：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进驻陕北后，为保障抗日前线红军的给养、改善本地群众生活，“坚决地反对过去认为妇女种地是羞耻，是污辱”的传统观念[22]，号召广大妇女走出家务劳动的局限，积极参加生产劳动。　　

随着抗战局势和国共关系的转变，为缓解边区财政困难、推进边区全面建设，边区政府继续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纺线织布、春耕秋收、拥军劳军、运盐运粮等带有社会性和集体性、更具建设意义的生产劳动中。中共中央强调：“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而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23]正是在这种政府保障的生产劳动中，广大妇女获得了物质生产的主动权，积累了生产生活的技能与经验，并以劳动创造的经济贡献证明了自身作为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内生出“我完全可以做到做一年吃一年，剩一年，不依靠男人”的自强意识。[24]生产劳动“同时也就让家庭妇女有了一点她自己的收入，这样就提高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并且把她从丈夫以及亲戚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25]，促进了妇女从“家庭奴隶”[列宁曾经指出，照料孩童、家务劳动等琐碎的、非生产性的家庭事务致使妇女被囚困于家庭之中，成为“愚钝卑贱”的“家庭奴隶”，这一概念在《在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伟大的创举》等文中有精彩论述。]到“家庭主体”的角色转变，继而逐渐迈向“群众中的成年男女在掌管家事上，都负有一部分责任”的平等和谐状态。[26]282　　

2.以“现实生活需求”为依据，满足妇女实际需要　　

抗战初期,边区妇女教育侧重于政治形势、党的政策、简易医药看护技能等内容，严重偏离乡村妇女日常生活轨迹，很多妇女常常因“解不下”（弄不懂）而逃避学习。鉴于此，各地社教干部根据本地实际，逐步摸索出适合当地妇女的具体办法，如赤水县用“你的小宝儿乖吗？”“我不给娃娃缠脚”等生活语言取代“打倒希特勒”“反对墨索里尼”等政治术语[27]；固临县给妇女教笔画较少、易于学习的字；曲子县在学业检测中降低对妇女的要求，等等。这些举措极大地纾解了妇女的心理压力、提高了她们的学习兴趣。事实证明，激发乡村妇女的学习兴趣与参与意愿，“首先就要和被教育者的现实利益联系起来，困难才能克服，工作才会有效果”[28]。　　

整风运动之后，妇女教育内容更趋于生活化、多样化，如绥德县的妇女学校在教字时“征求大家的意见教些与生活有关的字，如自己丈夫的名字、地名、纺织、工具名、钞票上的字等”，满足“男人来了信，还得找人看，我要好好认字，学会给他写信”的实际需要[29]；新宁县窦家湾“每个妇女也都认会了各种票子上的字”[30]。边区教育厅还修订了冬学教材，增加妇婴卫生、破除迷信、认钞票、治家等与妇女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所需皆能学，所学皆有用，妇女日常生活的便利性与自由度逐步提高，增强了她们对于教育的期望和对边区政府的向心力。　　

徐特立说：“一切劳动者都是现实主义者，强迫他们学不实际的东西，必然会遭到反对。”[31]“需要与自愿”原则体现了边区教育活动“一切从乡村实际出发”的运行机制，切实关照着广大乡村妇女的生存境况与整体命运，凸显了妇女的主体意志和特殊需要。  

（二）“宣传与动员”中的思想启蒙　　

边区的社会教育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宣传革命理想和政治主张的思想教育运动。党中央本着“要善于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群众具体的要求和情绪，去进行教育群众和说服群众的工作”的宣传教育思路[32]，利用多种形式解释党的妇女政策，强调妇女教育的政治意义与社会功能。　　

1.行政力量的政治宣传与教育动员　　

各地基层干部和社教人员深入村落，宣传抗战的文化教育政策，解释妇女识字的重要性，动员妇女积极入校学习。在最初的动员中，利用行政命令强迫妇女入校的现象屡见不鲜，基层干部习惯以组内斗争、罚交灯油、罚念书[“罚念书”是指强迫妇女离开家，到固定的组织学习，对于承担着儿童看护和家务劳动的妇女而言，这就是一种严厉的惩罚。]等方式惩罚不愿入校学习的妇女，引发妇女强烈抵触情绪。各级政府不断反思和总结，逐步调整了宣传动员的思路与方式。　　

第一，用具体事例强调妇女识字学习的重要性。针对群众提出的“念书能吃饭吗？女人念书有什么用处呢？”的质疑，社教工作者常以群众因不识字而误事、遭受利益损失等事例，说明识字扫盲的重要性[27]；固临县从“妇女自古以来遭受的苦楚”出发，在揭示妇女“行动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真实境遇中，指明“今天女人的幸福以及将来女子是能够和男子在社会上享同样幸福和快乐”，并认为“今天的妇女应当怎样去学习（识字、劳动），把自己的人格，地位才能提高——打破封建思想，自强起来”[33]，以此激励身在苦难中的乡村妇女树立起自觉自省、自强自立的自我发展之路。　　

第二，解除妇女识字学习的家庭阻力。边区群众普遍担忧妇女识字后便会成为“公家人”“怕念书后不受家庭约束”，故而尽力阻挠妇女入校学习[34]。对此，社教人员耐心解释，排解群众的后顾之忧。边区政府委员高崇珊在总结自己的办学经验时提到，他在动员妇女入校前首先给予其家庭承诺，妇女念书后绝“不闹离婚”，必须“孝顺公婆、和睦亲众”，“学习治家常识、实行生产节约”。在他的热心组织和严格管理下，半日班教育效果显著，最典型的是“有二个妇女未入学前，和家庭不和，现在经半日学校教育后，和家庭的关系很好，翁婆男人非常高兴”[26]283。　　

第三，运用教员、小先生、家庭力量进行宣传动员。在工作推进中，边区教育厅要求妇女团体、妇女主任、小学教员、小学女生等充任妇女学习组织的教员，在识字教学中渗入党的妇女解放思想和妇女自尊自强意识的宣传引导。政府特别重视对教员的审查，对封建意识浓重、轻视妇女教育的教员进行思想教育，或直接调离、清退。同时加强社教组织与当地小学的联系，呼吁“识字的娃娃都去做小先生”[35]，教自己的父母姐妹或其他妇女。　　

2.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启迪与引导　　

中国社会的文化娱乐活动承载着乡土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发挥着根植于乡土、契合农耕生活的精神滋养与道德教化功能。中共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意识渗透进秧歌、戏剧、年画、黑板报中，对当地传统娱乐活动进行改造和创新。如“人民抗日剧社”在各地巡回公演抗战剧目时，“我们女同志每到一处，马上接近妇女们，给她们教歌子”[36]，并进行新观念、新思想的宣传。该剧社自己创编的《夫妻上战场》《女英雄》《劝丈夫》《劝妻》、“女人活报剧”等塑造了一个个自强自立、立场坚定、具有开阔政治视野和胸怀的妇女形象，在帮助乡村妇女扫除文盲、破除迷信、放足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边区政府对陕北秧歌也进行了政治化改造，利用旧形式充实新内容，改编和创作了一系列结合妇纺、卫生宣传、破除迷信、宣传放足等的新秧歌。如《刘二起家》通过刘二妻子从“往年女人受男人的气”到“迩刻女人有志气”的心态转变和自我肯定[37]，折射出妇女对固有家庭关系的质疑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夫妻识字》中的刘二夫妻在识字中互相监督考问，阐述“学文化，往后再不做睁眼瞎”的道理[38]285，隐含着夫妻共同学习、相互促进的平等和谐关系；《十二把镰刀》中，铁匠王二每天给妻子“教字念报”，激励妻子“穷与富、男和女享受平权，女人们也应该自尊自爱，学一个男子汉站立人前”[38]14。《动员起来》《女状元》等向民众传达“劳动光荣”和妇女自强自立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一个普通妇女成了妇纺英雄后她的丈夫再不敢欺负她了的经历，证明妇女经济独立对于促进男女平等的重要性。新秧歌力求服务于边区社会改造和发展需要、贴近群众日常生活、反映群众心声，宣传妇女积极生产、勤奋识字、与男性共同奋斗等承载着新时代思想观念的主题，对于调整传统家庭关系、构建新型性别观念具有深远意义。　　

（三）“组织起来”的实施方式　　

毛泽东曾指出，边区经济生产取得重大成绩的关键在于把群众“组织起来”发挥了集体优势。实际上，边区政府在推进社会教育时，也充分发挥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威与强大执行力，将分布广泛、相互疏离的乡村妇女“组织起来”，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管理体系促进了妇女教育的社会性、一致性。　　

1.设立专门的妇女学习组织　

边区教育厅印发的《社会教育工作纲要》要求各地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庄、市镇设立识字班（组）、半日班、夜校、冬学作为社会教育的专门机构。并强调，各种社教组织应大量吸收本地妇女，或单独设立妇女识字组、冬学，保证她们能经常按时到校上课。在教育厅安排部署下，各地积极开办识字组、半日校，乡村干部带头鼓励自家妇女率先入学，以树立积极榜样；半日班、识字组充分考虑乡村社会的生活习惯，适时调整授课时间以方便妇女学习。如盐池县妇女半日班一到严寒冬季即转为识字组，让不愿出门的妇女在家里学习；淳耀县薛家河、姚家河等村的识字组由驻军家属和干部家属带头学习、树立典型；赤水县的一些妇女识字组由学员共同制定校规，通过相互间的督促和帮助促进教学。　　

冬学是利用生产的空暇来学习的典型形式。1937年首次冬学运动中，在抗属、妇女救国会、妇女干部的动员组织下，“淳耀县竟有九十多个青年妇女参加冬学，她们进步比男子还快”[39]。到1940年，边区教育厅在前两年冬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将半日班转入冬学、社教干部首先动员妻女入冬学、缓解冬学经济负担，进一步提高了妇女入冬学的比例。延安、延长、固临、志丹等县的妇女冬学除识字扫盲外，还讲授妇女最需要的卫生保健和科学育儿知识。冬学形式灵活多变，往往结合天气状况和各村地理环境，以教员轮教、上门教、指导小先生教、学生互教等多种形式，帮助妇女保持学习习惯、巩固学习效果。　　

2.生产组织与学习组织合一　　

在妇女教育推进过程中，地域广阔、人口分散、生产繁忙等实际问题始终影响着妇女学习组织的运行。大生产运动以来，边区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社教组织的统一管理，不再强调公办、集中、规范的办学模式。过去“农忙时候多生产，农闲时候多学习”[40]的状态逐渐向“生产组织同学习组织统一，生产组长就是学习组长”过渡[41]，妇女生产劳动小组即识字组、读报组，有识字基础的妇女带动整个小组集体学习，真正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44年文教大会确立“民办公助”政策后，大量立足于群众需要、由群众主导的民办学习组织纷纷涌现，为广大妇女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学习途径，如靖边县张家畔妇轮冬学采用六种教学形式，满足不同妇女的学习需要；很多地方出现的家庭成员间娃娃教妈妈、夫妻互教等的学习场景远远超过了社教组织的教育成效。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遵循“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事务中去”的实践路径[42]，通过政策指引和行政力量将广大乡村妇女裹挟进社会变革浪潮中，使之成为与男性同样的政策执行者和边区建设者；另一方面，紧紧抓住了造成乡村妇女不利处境的根源，从妇女的权益保护与生活保障来设计教育内容与形式，将“男女平等”意识内置于社会教育中来激发她们争取自我独立与解放的集体意识。这种系统化的教育活动将广大妇女引入了与男性同样的公共生活领域，为妇女争取家庭经营和国家建设方面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与地位提供了良好机遇。

三、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教育的

主要内容及其社会成效　　

“当红军像彗星一样扫过中国西北的天空时，首先从沉睡中惊醒的是当地的妇女。这对她们还不仅仅是惊醒，而且是一个新的世界进入了她们的视野。”[43]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教育拓展了妇女日常生活的新范围、新方式，构建了一种新的妇女形象与社会交往系统，使广大妇女在获得自身家庭角色和提升社会地位中不断塑造着全新的自我。　　

（一）基于扫盲识字的文化教育开拓了乡村妇女的生活视野　　

扫盲识字是边区社会教育的基础与主线。在边区教育厅的部署和社教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妇女要求得解放，应该识字”“男子要识字，妇女也要识字”的标语贴遍边区各个乡村角落。[44]各地的妇女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采用《抗日三字经》《实用四言常识》《识字课本》《庄稼杂字》等切合群众需要的教材施教，部分妇女开始脱盲，一些坚持学习、成绩优秀的妇女学会了写信或看《群众报》；也有的识字组、冬学因为妇女取得的优秀成绩而受到政府的广泛宣传。　　

扫盲识字最显著的成绩在于妇女“识了字，有了票票、书信、条条，男人不在，自家也可以认”[45]，并树立了“女子有学问就不怕男人，可以自主”[46]，“男人是人，女人是人，那么我们应好好学习跟男子一样”的自强意识[47]。识字带来的生活便利与个人尊严不仅增强了妇女对“男女平等”的切身体验，更重要的是，扫盲识字更蕴含着一种深刻而长远的思想启迪，即“扫盲的目的并不是单纯是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识得几个字，而是要使他更好地同他的环境协调一致，更好地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提高他个人的尊严，接近他认为有益的知识源泉，掌握他走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实际知识和技术”[48]。在扫盲识字过程中，乡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开始突破家庭与传统的藩篱，以教育生活中的书本、课堂、同学、师生等完全不同于家庭生活的场景与关系，打开了一扇重新了解世界、认识自我、构建新型社会角色与人际关系的大门。例如，被誉为盐池县家庭识字教育模范的李兰英，“一手拿针线，一手拿书本”“一面烧火，一面学字”[49]，千方百计偷偷念书识字，后来帮助丈夫记账、教孩子认字，被推举为唯一的妇女代表参加三边分区文教大会，她的经历感染着众多妇女开始用全新的视角来认识自我，与悲苦命运抗争。从这个意义来看，正是妇女牢牢抓住了时代洪流中自我拯救与发展的机遇，借助于政治力量而自我觉醒，在追求“自我解放”和“男女平等”的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二）基于身心健康的卫生常识教育提升了乡村妇女的生活质量　　

中国共产党深知身体的解放与自由对于思想和心灵的重要性，因而把生理健康教育和厉行放足放在了妇女教育的首位。　　

1.生理健康教育保障了妇女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经济贫困和文化闭塞造成的封闭守旧、愚昧迷信致使边区妇女长期处于生理卫生知识匮乏、生育观念落后、生存状况堪忧的危险境地之中，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一直高居不下。为了切实保障妇女生存权益，边区通过各种途径开展医药卫生教育，普及科学卫生知识。《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中国妇女》等报刊杂志设定专栏，科学解释妇女生理现象和个人保健知识；冬学专门为妇女编订教材，系统讲解各种生育问题；有的冬学将识字教育与卫生教育相结合，以“妇女卫生为主，一般卫生为辅”，“讲的内容，按每人情况不同而分先后轻重，有月经的，先教做月经带，怀娃娃的教新法接生，带娃娃的教怎样带娃”。[50]此外，各地相继利用“文化棚”、乡村庙会、接生训练班等形式，宣传和教授孕期保养、科学接生、产后护理的新知识，并将这些新知识、新方法与乡村普遍的“多子多孙”观念、反迷信斗争、稳定家庭等关乎妇女切身利益的事务联系起来。卫生健康知识教育不仅大大降低了孕产妇和婴幼儿的死亡率，让广大妇女逐渐摆脱生儿育女带来的身体痛苦与精神折磨，提高了她们的生存质量，也有力冲击了传统旧俗之下认为女人生孩子“脏”“不吉利”的荒唐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妇女的家庭地位。　　

2.废除缠足扩大了妇女的生活空间　　

在抗战救国的革命浪潮中，中国共产党以“小足妇女占多数现象限制妇女运动开展”问题为新的历史契机，决心要彻底废止这种“最野蛮、伤天害理的封建习惯”,“取消一切对妇女的封建束缚和缠足束胸等肉体摧残”。[51]随后，安塞等多个县区纷纷成立妇女放足委员会开展放足运动；边区党委、各级干部也在群众大会强调反对缠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除了政治宣传和监管之外，“放足”作为社会教育的一大主题，也成为各级社教工作者宣传和督察的重点。冬学、夜校、识字组以“自行放足”为内容，规劝缠足妇女尽快放足；社教人员挨门挨户强调妇女放足的意义，并不时进行检查；抗战剧团在各地巡演《放足歌》；报纸树立妇女放足榜样，发挥领头带动作用等等。边区的放足运动承袭自近现代以来反封建、倡文明的历史使命，并将放足宣传最终落实在“小脚跑路不方便”，“大脚用布鞋虽多，但能生产，送碗饭上山也还是热的，小脚婆姨送饭就要吃冷饭”等的现实考量上[52]，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对妇女切身利益的关照和注重现实性、实用性的工作作风。　　

自上而下的宣传与监督形成的政令规范和舆论约制，大大遏制了边区的缠足遗风，延安、赤水等县放足运动非常热烈，新正县一些地方通过游街示众的方式惩戒缠足女孩的家长，迫使“从此他们那里再没人缠足了”[53]。已放足妇女以强健体魄和高昂情绪参加生产劳动，给其他尚在旧习俗与新生活之间犹疑不决的妇女树立了积极榜样，双脚的健全与解放不单帮助妇女保障了自身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更是在扩大妇女日常生活空间的基础上，释放了广大妇女反抗专制压迫、追求生活自由与命运自主的勇气。　　

（三）基于“自由意志”的婚姻法赋予了乡村妇女追求自主婚姻的勇气　

陕甘宁边区以包办和买卖为主要缔结方式的多种婚姻形态，既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秩序下婚姻双方主体缺位和情感疏离问题，也将妇女被物质化、工具化的现实暴露无遗。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提出“实行自愿的婚姻制度，禁止买卖婚姻与童养婚”[54]，《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55]。这一原则否定了父权制下“父母之命”在婚姻缔结中的合法性，重申了男女双方个人意志在婚姻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和重要意义。　　

在边区婚姻条例的贯彻落实中，除了司法实践在尊重民间习俗的同时体现新婚姻法的优越性，通过灵活处理相应案件以消解新婚姻观念与传统婚姻形态之间的冲突外，各种群众大会、戏剧演出、报刊杂志以群众喜闻乐见和浅显易懂的语言宣传和解释婚姻法规。如《解放日报》曾刊载一个饱受家庭暴力的11岁儿媳请求离婚而未果的故事，报纸严厉批评公务人员以个人成见“阻挠着家庭妇女之解放”的做法，要求各地干部应深入基层社会，“帮助妇女逐渐完全解除这些切身的痛苦”[56]。有的县区在妇女识字扫盲工作中，协助调查乡村中不合婚姻法和道德规则的行为，并在识字组、夜校中进行集中讨论和批判；赤水、合水等县在夜校、识字组中增加《婚姻条例》的学习和讲解，从妇女现实生活出发反对不合理的婚姻；边区教育厅教材编审科科长辛安亭还将新婚姻法精神融于农村应用文写作教学之中，严厉批评某些名为“婚姻自主”、实为“贪图个人利益”而“无理赖婚”的“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件。[57]经过各级政府和社教人员的宣传教育，尊重个人意志、强调男女双方平等的新婚姻观念逐渐得到群众的响应和支持。新婚姻法虽然没有取缔边区传统婚姻形态，未能全面改善边区乡村妇女的婚姻状况，但对于以“个人意志”为核心的自由婚姻的宣传解读，为广大乡村妇女描绘了一幅光明美好的前景，为冲击男女不平等的传统婚姻观念、促进男女平等观念的纵深普及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四、结语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教育具有救亡图存、人人有责的现实急迫性与政治主导性，“男女平等”强调妇女的集体化塑造、社会性认同和男女共同社会价值的追求。这既否定了因袭千年的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性别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奋斗方向，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征的。但是，这种特殊历史状态下的“男女平等”实践逻辑，并未科学区分男女性别的真正差异，没有凸显出妇女基于生理发展和心理需要的独立主体意识。梳理陕甘宁边区以乡村妇女教育促进“男女平等”的探索路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省思“男女平等”理念的深刻内涵、构建新时代“男女平等”话语体系，通过更加充分地考虑“性别差异、妇女特殊需求”来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切实践行[58]，真正实现两性之间的和谐互助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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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延长、固临两县六月以来社教工作总结报告[R].西安: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10,案卷号319),1939.

[35]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识字运动标语十四条[B].西安:陕西省档案馆(全宗号10，案卷号332),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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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G]//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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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习近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09-28（3）.

引用格式：马文珠，栗洪武.“男女平等”的中国实践路径——以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教育为中心的考察[J].教育学报，2022，18（1）：19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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