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红 范皑皑 | 中国一线城市高中生出国留学意愿调查研究
作 者 简 介
杨素红，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经济、教育政策研究。
通讯作者：范皑皑，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编审，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国际教育研究。
· 摘 要 ·
基于中国一线城市高中生抽样调查，采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讨高中层次潜在留学群体的背景特征、动机诉求、具体规划等。结果发现，学生自身的学业禀赋和家庭社会文化背景对其留学意愿有显著推动作用。同等条件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业表现越出色的学生，面向国际市场寻求教育资源的意愿越强烈，而且优势阶层家庭和学业表现优异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动机和诉求以追求优质教育资源为主，家庭社会文化资本优势对高中生选择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出国留学的影响均显著。剖析我国高中生出国留学选择背后的决策过程，对理解和反思当下家庭的教育选择行为和高等教育政策实践有重要启示。在开放竞争的全球教育市场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优质高校教育机会和国际交流项目吸引潜在的优质生源“留下来”，另一方面同世界一流大学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吸引优质生源“在地留学”。
一、问题提出
高中生选择出国留学是家庭为子女进行的一项重大教育投资决策。教育投资是家庭为提升子女养育质量而进行的重要人力资本投资，受子女数量[1-3]、家庭收入[4-6]、信息素养[7]等因素制约。贝克尔（Becker）在《家庭论》中详细论述了预算约束条件下家庭生育子女的质量与数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对子女的教育、健康以及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比较高时，将激励家庭进一步加大对生育质量的投资，减少对子女数量的投资，最终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8]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发展和城镇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家庭支付能力和教育投资意愿明显提高。其中，优势阶层家庭为了维护和提升自我地位认同，对个人和子女有更高的向上社会流动预期，同时对养育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有较高的心理期待。[9]在此背景下，学生个体和家庭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教育机会不足的现实制约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择校是家庭为子女谋求优质教育机会的策略选择，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旺盛，在国内通过购买学区房择校的支付意愿越强烈。李雪松等基于上海住房交易数据的研究发现，“二孩政策”的实施加剧了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性的预判，表现出更强的支付意愿。[10] 近些年来，全国各大城市开始实行的多校划片和指标到校等招生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会降低家长通过购买学区房为其子女争取国内优质教育资源的稳定预期。当在国内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时，一些优势阶层家庭很有可能转向国际市场寻求教育机会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已有关于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研究，大多聚焦中国促进国际交流的政策演进[11-13]和变化趋势[14-15]、影响留学选择的因素[16-17]等方面，并且主要关注大学生出国留学选择，只有少数研究涉及高中生出国留学选择[18-20]。本文选取北京、深圳、成都、苏州、武汉等有代表性的一线城市进行高中生抽样调查，探讨高中层次潜在留学群体的背景特征、动机诉求和具体规划等，有助于理解和反思当下家庭的教育选择行为和高等教育政策实践。
二、文献回顾
（一）高等教育机会获得
高中生出国留学是优势阶层家庭在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上寻求更多教育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策略选择。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推行的高校扩招政策为适龄人群提供了更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根据拉夫特瑞（Raftery）和豪特（Hout）提出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MMI），优势阶层学生在获取入学机会方面存在优势，当他们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剩余的教育机会才会惠及弱势阶层。[21]MMI理论从“数量”角度分析了不同阶层学生入学机会的优先次序，卢卡斯（Lucas）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EMI），从“质量”角度分析优势阶层学生在获取高质量入学机会方面存在天然优势。即使在教育普及化阶段，优势阶层学生依然占据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22]国内已有大量研究从MMI理论和EMI理论的视角解释不同阶层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我国高等教育扩招以来，用数量指标反映的不同阶层入学机会得到明显改善，但优质高等教育更偏向于优势阶层，[23-24]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优势阶层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更加明显[25-26]。但也有研究发现，在北京、天津、上海等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高地，优势阶层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优势并不突出。[27]
MMI理论和EMI理论都认为优势阶层优先获得新增的（优质）教育机会并在教育领域实施社会排斥。在此基础上，布林（Breen）和耶什（Yaish）基于贝克尔的理性选择理论，[28]提出了个体层面的教育决策理性选择模型，进一步将个体的升学决策影响因素分解为：不升学对其身份地位可能下降的潜在威胁、升学获得高一级教育水平的机会概率、求学成本和预期收益。[29]即使所有阶层学生获得高一级教育的求学成本和预期收益相同，优势阶层获得升学机会的概率更高，同时这一群体对不升学可能导致其身份地位下降的感受更为强烈。李春玲的研究发现，我国高校扩招以来，逐渐上涨的求学成本、日趋式微的短期教育收益、不断提高的优质高校考取风险以及不升学潜在代价的增加都有可能挫伤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上大学的积极性。[30]与此同时，优势阶层为了维护和提高其优势地位，对子女有较高的向上社会流动预期，对升学失利可能威胁其优势地位的危机感更为强烈。优势阶层家庭更为渴求优质教育资源，当在国内难以凭其阶层优势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尤其是优质大学入学机会时，这些家庭将转向国际高等教育市场寻求更多教育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
（二）出国留学选择动机
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最主要的国际生源供给国，在OECD国家所有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比最高，达22%左右。[31] 国际学生流动和学校选择受国内外教育质量、入学机会、就读成本、预期收入、支付能力等因素影响。[32-34]已有研究主要从教育机会受限（Schooling Constrained）、国际迁移（International Migration）和消费动机（Consumption Motive）等视角解释国际学生的出国留学选择。教育机会受限模型认为，国际学生通常来自那些教育收益较高但是接受高层级教育机会（尤其是优质教育机会）较少的国家，这些学生出国留学的最终目的往往是学成回国并从留学教育投资中谋求更高的教育回报。[35] 国际迁移模型则认为，国际学生通常来自教育收益较低的国家，这些学生往往将出国留学当作留在目的国工作或生活的跳板。[36] 教育机会受限模型和国际迁移模型都是从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收益权衡的角度分析国际学生的出国留学选择。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教育机会受限模型认为，国内教育机会增加和教育质量提升将降低国内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可能性，而国内适龄学生人口增加和高质量教育项目匮乏将促使更多学生选择出国留学；[37-38]而国际迁移模型则认为，国内教育质量和教育机会变化对其留学选择影响不大，而留学目的国的工作机会减少和预期收入下降将对学生选择出国留学产生负向冲击，留学目的国工作签证政策收紧不仅对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意愿有消极影响，而且对留学生的生源质量有负面影响[39-40]。
与前面两种视角侧重劳动力市场回报有所不同，消费动机模型认为，国际学生的出国留学选择更多地注重个人享受，这些学生出国留学只是为了获得国外生活体验，比如了解留学目的国的多元文化和风土人情等。有研究发现，大学报名指南中列出的高校学术声誉和生活质量等指标均会影响高中生的大学申请决策。[41]此外，大多数学生都很看重高校在学生活动、体育运动和宿舍设施等方面的消费支出，而对学术质量的偏好仅限于那些成绩优异、以学术为导向的学生群体。[42]由此可见，不同背景学生的留学动机和偏好可能有所不同，成绩优异的学生往往更愿意为高质量的教育项目付费，而一些来自富裕家庭的、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可能更愿意为能够提供更多消费便利设施的普通教育机会付费。尽管学生的留学动机不是单一的，可能同时受不同方面动机的联合影响，但国际迁移模型和消费动机模型都严格依赖于留学目的国的相关因素（如签证政策、院校配套设施等），具有更多不确定性。故而本文主要基于教育机会受限视角分析我国高中生的留学选择意愿。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介绍
高中生的出国留学意愿及其家庭对国际教育的需求并非均衡分布，而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国际教育需求也相对旺盛。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中国国际教育发展较快的一线城市，分别代表了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地区国际教育发展高地，这些区域拥有数量可观的以国际化教学为办学特色的学校，每年各学段出国留学人数可观。为了考察常态背景下高中生的出国留学意愿，本文主要采用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在2015—2016年开展的“高中生教育需求与留学意愿调查”，该调查通过分层抽样在北京、成都、深圳选取了17所高中，既包括重点高中也包括普通高中，既有公办学校也有民办学校，最终回收有效样本2 863人。此外，为了分析疫情冲击和国际局势变动背景下高中生的出国留学需求和选择偏好，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在2021—2022年开展了“疫情对高中生出国留学影响情况调查”，该调查选取了北京、成都、深圳、苏州、武汉等城市的9所国际高中，最终回收有效样本727人。
（二）变量选取
本文因变量为三个分类变量，分别代表高中生的出国留学需求、出国留学动机和出国留学时间。其中出国留学需求分为“打算出国留学”“决定不出国留学”“暂不确定”三类；出国留学动机分为“决定出国留学之追求质量”“决定出国留学之追求机会”两类[出国留学动机之追求质量主要通过“国内名校总体质量不如国外名校”“我想学的专业国内没有或太差”来反映；出国留学动机之追求机会主要通过“国内很难考上大学”“在国内考名校的竞争压力太大”来反映。]；出国留学学段分为“出国读高中”“出国读本科”“出国读研究生”三类。出国留学动机和出国留学学段在模型分析时均以“决定不出国留学”为参照组。本文的自变量主要包括：（1）中考标准分：基于学生中考成绩，根据所在城市和年级进行标准化，用于衡量其学业基础；（2）平时总成绩排名：采用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总成绩在本校同年级的名次衡量学生学业表现；（3）家庭文化资本：以学生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代理变量；（4）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以学生父亲的职业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度量指标。此外，还在分析模型中加入了性别、年级、城市、是否独生子女和就读于国际班等控制变量。
（三）分析模型
本文的因变量都是多分类变量，而且各个变量的不同取值之间均满足“无关方案的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简记IIA）假定[限于篇幅，文中没有汇报IIA检验的过程，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获取。]。参照国内外研究惯例，可以基于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进行分析。除了中考标准分作为数值型连续变量直接引入模型以外，其他自变量都以虚拟变量的形式放入模型。以出国留学需求为例，模型设定如下：
四、样本描述统计结果
“高中生教育需求与留学意愿调查”样本描述统计结果显示，45.1%的学生打算出国留学，26.6%的学生决定不出国留学，暂不确定的占28.3%。在决定出国留学的样本中，77.8%的学生出国留学动机是为了追求卓越的教育质量，22.2%的学生出国留学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在决定出国留学的学生样本中，超过一半的学生计划出国读本科，40.1%的学生计划研究生阶段出国留学。由于本次调查对象是高中生，决定高中阶段就出国的学生大多已在国外，所以样本中计划出国读高中的比例较低（5.3%）。计划出国留学的学生中考标准分（0.3）明显高于决定不出国的学生（-0.3）；为追求卓越教育质量而出国的学生中考标准分（0.4）明显高于为寻找更多教育机会而出国的学生（0.0）；计划出国读本科的学生中考标准分（0.4）明显高于打算研究生阶段再出国的学生（0.2）。计划出国留学的学生平时总成绩排名前10%的比例（23.3%）明显高于决定不出国的学生（12.9%），计划出国留学的学生平时总成绩排名在31%~50%的比例（26.5%）略高于决定不出国的学生（24.6%）。为追求卓越教育质量而出国的学生平时总成绩排名在前30%的比例（60%）明显高于为寻找更多教育机会而出国的学生（42.2%）；计划出国读本科的学生平时总成绩排名前10%的比例（26.6%）明显高于打算研究生阶段再出国的学生（18.6%）。在计划出国留学的学生中，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本科（42.5%）、硕士及以上的比例（30.5%）明显高于决定不出国学生（29.3%、10.7%）。在为追求卓越教育质量而决定出国的学生中，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本科及以上的比例较高；而在为寻找更多教育机会而决定出国的学生中，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下的比例较高。在计划出国读本科的学生中，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比例（32.2%）要高于打算研究生阶段再出国的相应比例（26.0%）。在计划出国留学的学生中，父亲职业为政府部门处级及以上干部（11.7%）、企业经理（18.6%）、私营企业老板的比例（19.8%）明显高于决定不出国的学生（7.4%、9.9%、8.8%）。在为追求卓越教育质量而决定出国的学生中，父亲职业为企业经理、私营企业老板、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要高于为寻找更多教育机会而出国的学生；在计划出国读本科的学生中，父亲职业为企业经理、私营企业老板的比例要高于打算研究生阶段再出国的学生。
五、调查分析结果
（一）高中生出国留学需求如何
将高中生出国留学需求分为出国留学、不出国留学、暂未决定三种情形，为了清楚地解释回归结果，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43]本文预测每个自变量对某一具体决策概率的边际影响（见表1）。中考分数、高中平时成绩排名这些自致性因素和家庭文化资本、社会地位等先赋性因素对高中生出国留学需求都有显著正向作用。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考标准分每提高一个标准差，高中生打算出国的概率显著提高3.7%，计划不出国的概率显著降低2.3%，暂未决定的概率变化不显著。与平时总成绩排名在后50%的同伴相比，排名前10%的学生打算出国的概率显著提高10.2%，排名为31%~50%的学生打算出国的概率显著提高4.8%。与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同伴相比，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的学生打算出国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6.6%、14.2%、25.5%，计划不出国的概率分别显著降低6.1%、7.5%、13.1%。相较于社会地位比较弱势的群体（父亲为生产服务一线工作人员、待业失业人员、退休人员等），有较强经济资本的学生（父亲职业为企业经理、私营企业老板、乡镇企业负责人或个体工商户）打算出国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15.3%、22.3%、12.0%，有较强政治资本的学生（父亲职业为政府部门处级及以上干部、党政机关或企业办事人员）打算出国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13.0%、10.7%，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学生打算出国的概率显著提高9.9%。
由此可见，来自家庭文化资本丰富、社会地位优越的高中生有较大可能性选择出国留学。同等条件下，相较于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而言，优势阶层家庭更愿意也更有能力动员、整合、利用国际教育资源为其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且学业表现越优秀的同学，出国留学的意愿越强烈。由于出国留学大多以自费为主，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撑，以美国为例，2019年全美超过三分之一的留学生来自中国（约40万人），为美国经济带来约150亿美元的学费收入，[44]再加上食宿、交通、陪读等方面支出，中国留学生为留学目的国带来的经济收益不容小觑。短期来看，学业表现优异的高中生选择出国留学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我国高等教育潜在优质生源的流失，也会导致国内优势阶层家庭财富外流。
（二）高中生出国留学动机为何
接下来主要分析高中生出国留学的动机，以决定不出国的高中生为参照组，预测每个自变量对出国留学追求教育质量和出国留学寻找教育机会发生概率的边际影响。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考分数、高中平时总成绩排名这两个自致性因素和家庭文化资本、社会地位这两个先赋性因素对高中生为追求卓越教育质量而出国留学的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寻找更多教育机会的出国留学动机影响基本不显著（见表2）。高中生中考标准分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其为追求教育质量而出国留学的概率显著提高6.4%。与高中平时总成绩排名在后50%的同伴相比，排名为前10%、11%~30%、31%~50%的高中生为追求教育质量而出国留学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13.6%、12.7%、6.7%。与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同伴相比，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的高中生为追求教育质量而出国留学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11.5%、14.6%、22.5%。与弱势家庭子女相比，父亲职业为政府部门处级及以上干部、企业经理、私营企业老板、乡镇企业负责人或个体工商户、党政机关或企业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学生打算出国追求教育质量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10.4%、15.4%、21.9%、7.8%、9.2%、8.9%。此外，就读于国际班的高中生为追求教育质量而出国留学和为寻找更多的教育机会而出国留学的概率显著提高32.9%、12.1%。
不难看出，相较于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比较弱势的群体，优势家庭更愿意为了追求卓越的教育质量而利用国际教育资源，而且学业基础越好的高中生，为追求教育质量而出国留学的动机越强烈（见图1）。相比之下，高中生的学业表现和家庭文化背景、社会地位对其寻找更多教育机会而出国留学的动机影响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留学教育不再是少数优势阶层家庭和优秀生源的特有选择，普通家庭和学业表现不突出的学生也可将其作为升学的一个备选项。不过，学业表现越出色的学生即使不选择出国也有能力在国内激烈的升学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些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更可能是被国外卓越的教育质量、多元化的教育选择而吸引。同时，家庭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优越的家长有渠道动用更多社会资源，其子女在国内获得普通教育机会并不难，但国内优质教育资源比较稀缺，这些优势家庭为了给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机会，更有可能利用国际教育资源规避国内的升学竞争。
（三）高中生选择何时出国留学
高中生出国留学学段选择分为出国读高中、出国读本科、出国读研究生三种情形，以决定不出国的学生为参照组，预测每个解释变量对高中生出国留学学段选择概率的边际影响。如表3所示，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中生的中考标准分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其选择出国读本科的概率显著提高2.3%，中考成绩对选择其他学段出国留学概率的影响不显著。平时总成绩排名对高中生出国留学学段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与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同伴相比，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硕士及以上的高中生选择出国读本科的概率显著提高7.7%；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的高中生选择出国读研究生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9.4%、13.1%、17.2%。与来自弱势家庭的学生相比，父亲职业为企业经理、私营企业老板、乡镇企业负责人或个体工商户的学生打算出国读本科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7.3%、10.1%、7.6%；父亲职业为企业经理、私营企业老板、党政机关或企业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学生打算出国读研究生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9.0%、12.3%、8.5%、10.0%。此外，就读于国际班的学生打算出国读本科的概率显著提高43.0%，打算出国读研究生的概率显著降低31.2%，这与高中国际班的目标定位一致。
由此可见，中学成绩优势主要影响本科学段的留学选择，对其他学段的影响不显著。相较于文化背景比较弱势的群体，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为大专和本科层次的家庭文化资本优势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学段留学选择上，硕士及以上层次的家庭文化资本优势对本科和研究生学段的留学选择都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较于社会地位比较弱势的群体，有较强经济资本的学生（父亲职业为企业经理、私营企业老板、乡镇企业负责人或个体工商户）更倾向于在本科阶段出国留学；专业技术人员和党政机关或企业办事人员办事人员的子女更倾向于在研究生阶段出国留学。
（四）疫情前后高中国际班出国留学趋势如何变动
前文对常态背景下高中生的出国留学意愿调查分析结果显示，与普通班学生相比，国际班学生打算出国的概率显著提高46.1%，不想出国的概率显著降低19.5%，暂未决定是否出国的概率显著降低26.6%（见表1）；进一步分析发现，国际班学生为追求教育质量而出国的概率显著提高32.9%，为寻找更多教育机会而出国的概率显著提高12.1%（见表2）；国际班学生打算高中和本科阶段出国的概率分别显著提高2.6%、43.0%，打算研究生阶段出国的概率显著降低31.2%（见表3）。由此可见，高中国际班生源不仅具有旺盛的留学需求和清晰的留学规划，而且出国留学的目的既可能是追求教育质量，也可能是寻找更多教育机会。与普通班级学生可能持有“一颗红心（升学），两手准备（高考或留学）”的心态有所不同，国际班学生有更强的路径依赖，通常除了留学 “无路可退”。
在疫情冲击和国际局势变动的背景下，本文接下来以国际高中为例，基于“疫情对高中生出国留学影响情况调查”，分析疫情前后高中生出国留学意愿变化。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波动和逆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80%以上的国际高中学生出国留学意愿不受影响，相比于新冠疫情，国际形势（如中美关系）更能够影响高中生的出国留学决策，如图2所示。如果疫情持续而且国际形势也不断恶化，仅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反馈“只要签证条件允许，就会按原计划出国留学”，四分之一的学生选择“改变留学地”，各有20%左右的学生选择“以间隔年的形式推迟入学”和“不出国留学，转而选择国内的中外合作办学”。如果疫情好转但国际形势恶化，按原计划出国留学和改变留学地的学生分别增至一半和三分之一左右，推迟入学和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分别降至10%左右。如果疫情持续而国际形势好转，保持留学计划不变的学生进一步增至70%以上，改变留学地和选择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分别降至10%以下。疫情后那些仍然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中，85%的学生留学目的地没有变化，超过90%的学生留学首选国家分别是英国（41.6%）、美国（36.5%）和加拿大（13.0%）。就本文的分析样本而言，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高中学生的留学需求，但该抑制效应要弱于紧张的国际形势带来的影响，而且对那些不受疫情影响的学生而言，其留学目的国选择偏好比较稳定。值得思考的是，目前只能基于国际学校样本对后疫情时代高中生的出国留学意愿管窥一二，考虑到国际学校学生留学选择的“幸存者偏差”，我们可能高估了高中生的出国留学意愿。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学生个体和家长对上大学的诉求不只是“有学上”，还要“上好学”。面临我国优质高等教育机会有限的现状，为了规避国内激烈的升学竞争以及相对单一的选拨方式和培养模式，优势阶层家庭利用自身在信息获取和资源获得等方面的优势，在国际教育市场上寻求更多教育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由此可见，高中生出国留学是家庭为子女进行的一项重大教育投资决策和策略选择。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优势阶层家庭有能力支付日趋昂贵的教育成本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他们为了保持和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优越性，对子女拥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同时对子女升学成功存在的潜在风险和可能损失较为敏感。本文基于我国一线城市高中生留学意愿调查数据，着重分析谁更青睐出国留学、出国留学主要为了什么、什么学段出国留学以及疫情前后出国留学选择趋势的变化，主要发现：第一，高中生自身的学业禀赋和家庭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其留学意愿的重要因素，同等条件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业表现越出色的学生，利用国际教育市场寻求教育资源的意愿越强烈；第二，留学教育不是优势阶层家庭和优秀生源的特有选择，普通家庭和学业表现不突出的学生也可将其作为升学的一个备选项，不过优势阶层家庭和学业表现优异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动机和诉求以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为主；第三，家庭社会文化资本优势对高中生选择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出国留学均有显著影响；第四，就本文分析样本而言，即使在全球疫情反复的形势下，国际高中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的意愿所受影响不大。结合个体教育决策理性选择模型的分析思路，深入剖析高中生出国留学选择背后的决策逻辑，对理解和反思当下家庭教育选择行为和高等教育政策实践有重要启示。
我国多年来坚持的留学政策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高中生的出国留学选择行为一方面折射出国家在推进国际文化教育交流方面包容开放的态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另一方面，学业表现优秀的高中生留学选择行为的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我国高等教育潜在优质生源流失和优势家庭财富外流也是不争的事实。从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导向和实践逻辑来看，强制干预学生个体和家庭的教育选择行为是不可取的，不过我们的教育政策实践需要反思在开放竞争的全球教育市场中，如何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受全球疫情波动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国际通航不便造成交通成本上涨，同时近年来留学目的国不友好的治安环境、签证政策、奖助政策等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中国学生和家长对留学选择的顾虑，部分学生有意向改变留学计划，这为我国吸引和留住更多优秀生源提供了有利契机。
首先，通过增加优质高校教育机会吸引潜在的优质生源“留下来”。在国内稳步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的背景下，亟需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大学入学机会和更多元的培养方案选择，提高优秀生源被国内高质量大学录取的可能性，降低升学失利的风险，吸引更多优秀学生留在国内求学。其次，借助成本优势和国际交流项目吸引优质生源“留下来”。国内高校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充分保持国内大学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并为弱势阶层优秀生源提供适当的经济资助以降低求学成本，同时多措并举提供国际交流机会，如开展校际之间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促进学生互访，同时开设国际课程拓宽学生国际视野等。再次，利用高水平合作办学项目，吸引优质生源“在地留学”。受疫情影响，我国部分学生出国留学受阻。在教育部的政策支持下，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开创性地推出“Study Local” （在地留学）项目，与海外一流院校合作，推进学分互认，让中国留学生既可以在国内大学体验国际化教育，又能保留海外学籍。待疫情缓解后，学生可以继续前往原海外院校学习。其实，2018年9月10日的全国教育大会就已经提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水平合作办学。2019年3月2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施行以来，教育部相继发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重点推进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中外合作办学颁发证书认证工作平台”、“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评估机制”和“中外合作办学执法和处罚机制”建设，[45]通过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提高办学质量，以期吸引更多优秀生源。最后，合理引导全社会树立健康、多元的成才理念，打破“学历文凭”的羊皮纸效应和“留洋文凭”的光环效应，在保护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的基础上，引导家长做出科学正确的教育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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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杨素红，范皑皑.中国一线城市高中生出国留学意愿调查研究[J].教育学报，2023，19（3）：154-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