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安顺 | 《四书集注》的教材价值与生成性初探
作 者 简 介
祝安顺，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华经典教育、四书学、易象思维研究。
· 摘 要 ·
《四书集注》实质是朱熹穷其一生沉浸式编撰而成的民间准教材。编撰经典教材难在如何组合显性的恰当文本内容，如何聚合内隐的宽幅诠释内涵，由此保证历时性的文本诠释在当下形成共时性的稳定开放体系。朱熹以分散的先秦文本为基础，融入二程师生为主的历代学者的诠释，以复性说贯注理学思想，以章句、集注形式编撰，有效解决了教材编撰的上述难点。《四书集注》编撰成功之处，在于既采取容纳古今文本诠释于一炉的长时段组合方式，又兼及以理学贯通古今文本思想变迁的高密度聚合方式。运用符号学的历时共时、组合聚合理论对《四书集注》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建构中的传承与发展。
《四书集注》是朱熹不断研读原文、切身体会、汇编历代传注、持续增删、修正编撰成的理学著作和教育读本。朱熹晚年，《四书集注》虽遭朝廷毁版，禁止其学说传播，但不久即得更正并广泛传播。在1315年成为元朝延佑科举考试中指定教材后，一直延续到1905年科举废除，近六百年间虽略有波折，如朱元璋删节《孟子》[1]及清初分立“六斋”教学[2]，但无法改变其科举教材的核心地位，由此生发出繁多的研究著作（“四书类”），以及海量的应举用书（“四书文”），堪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中的核心经典之作。
近代以来，有延续《四书集注》教材并开发课程的做法，以陈立夫的《四书道贯》和台湾地区开发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为典型。在实施中华优化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下，为更好构建贯穿国民教育体系始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反思朱熹构建《四书集注》成功的经典案例，运用符号学理论，追问《四书集注》作为经典教材的属性以及内在的生成机制，实为必要。
一、《四书集注》是一部民间准教材
在现代社会，教材是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材是课程标准的具体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熹的《四书集注》具备了足够的教材特征，是一套思想严密、结构严谨、体系严整的民间准教材。
据陈荣捷《朱熹》、束景南《朱熹著述考略》等考证，朱熹著作共计144种，其中四书类著作，佚失的有《新定大学》《新定中庸》《大学集解》《论语集解》《论语训蒙口义》《孟子集解》《孟子要略》《中庸详说》《中庸集解记辨》《四书音训》《四书集义》11种，存世的有《四书集注》十九卷、《四书或问》三十九卷、《论孟精义》三十四卷、《中庸辑略》二卷共4种[3]76-77，但恰恰存世的《四书集注》中的《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论语序说》《孟子序说》构成的《四书序》、《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构成的正文、《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或问》《孟子或问》构成的《四书或问》，完整呈现了教材所需要的课程标准、教材文本和教学用书。
（一）《四书序》充当了《四书集注》教材体系的课程指导标准
《大学章句序》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大小学体系，其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的学龄划分，小学以“六艺”为主、大学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为主的教学内容明确，小学学习为人处世之当然、大学学习为人处世之所以然的教学目标确立，远古君师合一、孔子之后的君师分离的教师来源，不离于伦常日用的教学方式方法，出于对佛道二教的纠正以及对功利主义读书的纠偏，从而提出“移风易俗、治国安民”的教育定位等等，正是序言的理论阐述，奠定了《大学章句》的“三纲领”“五心法”“八条目”在整个《四书集注》中教材体系中的框架整合性作用。《中庸章句序》则创造性地梳理了儒家“十六字心法”和道统传承人以及传承道统的艰巨性和时代性，为《大学章句》所构造的教育提供了历史的合理性和哲学的合法性。《论语序说》则对孔子一生、《论语》版本、《论语》作者、《论语》学习效果等做了简要概述。《孟子序说》则对孟子一生、孟子地位的历史沉浮、孟子思想的历史定位和其心性学说给予阐述。朱熹通过四篇序言的撰述，将经学传承与理学教育融于一体，完成了道统、政统与学统的高度融合。《四书序》是对朱熹课程思想的简练、系统、必要的论述，提纲挈领，意义重大。
（二）《四书集注》正文的体例符合教材的编撰要求
朱熹《四书集注》正文，在学本排序、编撰方式、编写体例、阅读对象、阅读目的定位等方面，一以教学的需要为出发点。朱熹多次强调，学习《四书集注》当以《大学》为先，次学《论语》，再学《孟子》，以《中庸》为末，这集中体现在《朱子语类·大学·纲领》的众多弟子记载中（具体引文见后文），这就为教学的有序展开提供了可能；章句、集注的文字极其简练，逐章逐段逐句诠释《四书集注》的章旨、段意以及难点、要点，为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准确的文本依据；具体知识点的诠释时，先反切、直音注音，或释字形，再释义，兼释解句中的典故、人物，又对难字难句给与辨析，对于多种解释的并存之，对于有无法解释的或有疑问的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说明，这就为教学的开展提供了知识依据；章句、集注汇聚历代尤其是二程师徒的注释以阐释义理，意犹未尽时则加“愚按”“愚谓”来阐述己见，这就为教学的开展提供了思想的深度和厚度。朱熹这种综合汉唐注疏与北宋以来的义理解经的做法，保障了《四书集注》基本知识的可靠性以及思想理论的深厚性，使其成为难以替代的经典教材。
（三）《四书或问》是教师用书和学生辅导用书的汇编
《四书或问》就是《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或问》《孟子或问》的统称，主要是朱熹师徒之间的问答汇编。对于《大学或问》《中庸或问》，朱熹是非常认可的，但由于没有精力修改完善《论语或问》《孟子或问》，朱熹本人则觉得没有必要刊刻以供学子学习，故后世学人对《四书或问》的研究并不是很充分。但如果从课程和教材体系构建的角度来说，《四书或问》恰恰填补了核心教材的教师用书和学生辅导用书的不足，所以明成祖时期汇编的《四书大全》就将《四书集注》与《四书或问》完整地汇编为一体，这正体现了《四书或问》作为考试教材的不可或缺性。如果从功能上来说，《四书序》是课程理论建构，《四书集注》正文是学习内容确立，那么，《四书或问》就是教学实践汇总，是对教学理论和学习文本的教学实践落实。
二、《四书集注》民间准教材的成因探析
（一）《四书集注》是朱熹自身长期教学实践的成果精粹
朱熹一生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部文本相伴随，不是在学习、接收、理解“四书”[本文将朱熹未加整理编著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统称为“四书”，因其不成严密体系，故以双引号标出，不加书名号，主要指形成于东汉以前载于典籍的文本内容，而经朱熹编著后的文本统称为《四书集注》。]，就是在汇编、增删、修改、结集、修订、完善《四书集注》。儿童期，在父亲朱松指导下诵读“四书”，朱熹后来回忆，其幼时接触“四书”，“是出于朱松有意的安排，在朝廷禁止二程之学的情况下，刻意传授北宋道学内容”[3]80，为日后编著《四书集注》打下启蒙基础；接受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指导，苦读“四书”，为日后编著《四书集注》打下研究基础；19岁中进士以后，谢良佐《论语解》对朱熹思想影响深远，虽爱好佛老，但“四书”研读仍然为学习的主要内容；1153年至1163年十年跟随李侗学习，深受李侗“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以《杂学辨》以及对吕本中《吕氏大学解》、张无垢《中庸解》的批评为标志，彻底与佛学决裂，期间编撰《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孟子集解》等《四书集注》的准备文本，其中《论语训蒙要义》就是作为家塾学习入门之用；之后无论是身在地方官场，或者是短暂进入朝堂之上，或者是长期奉祠居家，或者是四方访友，其著述讲学不辍，但从未放弃为《四书集注》编著的资料搜集、书稿撰述、书稿修订完善等工作，这可以从《朱子语类》中记载的师友问答、《朱子文集》中师友信件中反映出来。《四书集注》就是朱熹在自身不断研习、在师徒教学、在官场管学、书院讲学、奉祠在家聚徒授学、师友学派争论过程中不断学习、实践、体悟出来的成果精粹，本身就是教学的直接产物，自然具有教育素材、教学材料的基本属性。
（二）“万世宗师”的人生定位是《四书集注》成为经典教材的主观因素
《四书》的教育定位，是由朱熹一生传承道统的“万世宗师”文化自觉意识决定的。朱熹身后，其弟子兼女婿黄幹在《行状》中说：“其与世动辄龃龉，自筮仕以至属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难行也如此。然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不以用舍为加损也。”[4]朱熹“虽然关切时政，但实际从政时间并不多”，“其实以祠官生涯，多是家居讲学，从事学术考论工作。学术与教育才是一生精神所在，儒学既是儒者的使命，所关心问题全在于道统的继承与发扬”。从同安主簿讲学《论语》，到南康军复建白鹿洞书院，再到崇安武夷山下建武夷精舍，潭州复修岳麓书院，归建阳考亭建沧洲精舍，“朱熹训诲不倦，学者益众，以讲论正人心，才是朱熹事业所在”[3]74-75。《论孟集注》耗费了朱熹近四十年的编撰精力，而《大学章句》则至死前三天还在修改“诚意”章，这种苦心孤诣的编著，正是其“为己之学”“学为圣人”的教育践行。如《四书集注》中，朱熹章句、集注中提到“学者”有150处之多，“读者”有10处之多，大多是谆谆告诫之意，提醒求学者要体味其中奥义，而“味”字在朱熹的集注、章句中就出现了31处之多，完全是一个师长对晚生后学的教导。朱熹正是通过经学教材的反复打磨，寄托其承续道统、正学风、“为万世宗师”的教育理想。
（三）主客体高度合一的沉浸式编撰是其实践保证
一部经典教材是与编著者的编撰实践紧密关联的，朱熹编著《四书集注》过程中所展示出独有的沉浸式编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示范案例，值得当代人反思和体味。
《四书集注》是“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5]。该书编撰贯穿朱熹一生，陈逢源分为启蒙涵养、汇聚体会、形成体系、反复锻炼四个时期[3]79-116，许家星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时期[6]。本文依据《朱熹年谱长编》《朱子大传·增订本》《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等基本文献，结合陈荣捷、陈来、顾宏义、束景南等研究成果，根据主客体参与的轻重程度将其分为苦读勤思的主体吸收酝酿阶段、乐学勤编的客体编创准备阶段、主客体合一的结集成型阶段，以展现朱熹诵读、体验、汇编、问难、集成、反复修订的沉浸式编撰历程，并呈现朱熹始终如一、好学深思、知古鉴今、融会贯通、身心一体、专注投入的为学精神和生命融入状态，揭示《四书集注》编著主体身心高度合一的沉浸式编撰的特有方式。
第一，主体吸收酝酿阶段：苦读与勤思。幼小启蒙，青少年数十年间苦读“四书”，吸收前人注释成果，朱熹的主体深度学习为编著《四书集注》提供了可能性，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朱熹5岁（虚岁，下同）就在父亲朱松指导下开始诵习《论语》；年少时亲见程门高弟尹焞，并手抄尹焞的《论语解》，令其振奋不已。朱熹17岁举家迁至福建崇安五夫里，在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先生教导下研读《论语》《孟子》，尤其苦读《中庸》《大学》。朱熹后来回忆说：“某向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文字高些似《论》《孟》者，竟无之。”“某自丱读‘四书’，甚辛苦。”“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而今方觉得难。”[7]“某自年十四五时即尝有志于此，中间非不用力。”[8]“格物之说，程子论之详矣……盖自十五六时知读是书(即《大学》)，而不晓格物之义，往来于心三十余年。”[9]“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大临)解得此段痛快，读之未尝不悚然警厉奋发。”[10]青壮年时期，思想上尝试扶正儒学，深入研读“四书”，思考儒家文化的未来走向。朱熹25岁，作为福建同安县主簿，为改变当地读书人只为科举、不知经书的现状，亲自为同安县学诸生讲《论语》二十篇，作《论语课会说》。后结集“四大编”，已尝试汇编诸家论语讲解，或即《文集》中的《论语说》。朱熹19岁中进士后，虽泛滥佛、老，但仍以研读“四书”为主。谢良佐的《论语解》对朱子四书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得朱笔太烦，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即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11]“熹自少时妄意为学，即赖先生( 上蔡) 之言，以发其趣。”[12]27岁，于泉州客邸剧头铺寺庙读《孟子》。“后官满，在郡中等批书，已遣行李，无文字看，于馆人处借得《孟子》一册熟读，方晓得‘养气’一章语脉。当时亦不暇写出，只逐段以纸签签之云：此是如此说。签了便看得更分明。后来其间虽有修改，不过是转换处，大意不出当时所见。”[13]28岁，该年三月返回同安等待继任者到位，从四月到十月在畏垒庵研读《论语》《孟子》。“朱熹七个月穷研儒经‘精义’主要是精读了《论语》和《孟子》二书，从《论语》的‘一贯’说和《孟子》的‘夜气说’与‘养气说’两条线上确立和展开了他早期的理学思想，这畏垒庵的七个月也就成了他生平经学理学著述的真正怀胎期。”[14]148
第二，客体编创准备阶段：乐学与勤编。中年之后的朱熹拜师访友，问学切磋，汇编“四书”，通过学术传承和同辈切磋，动手编撰“四书”的资料汇编，客观上为编著《四书集注》提供了思想型塑和实践基础。29岁在从学于胡宪期间编成《论语集解》。“此书应作于绍兴二十八年，绍兴二十七年朱熹于同安候代十月，得暇无事，精研《论语》，盖即作此注《论语》之书也。是书何名不详，然此书与《孟子集解》约作于同时，且与《孟子集解》体例相类，乃在辑集古今诸儒之说，故可定名为《论语集解》。”[15]31岁在福建崇安五夫里完成《孟子集解》初稿的编撰。朱熹在李侗的教导下，开始弃文崇道，并以是年为自己一生“穷理知道”的开始，“作为这种‘穷理知道’标志的，就是他在与李侗相见归后以‘养气’章为纲完成了一部《孟子集解》。”[14]159,25434岁居家，《论语要义》《论语训蒙口义》成稿。“熹年十三四时受(二程)《论语说》于先君。……于是遍求古今诸儒之说，合而编之。……尽删余说，独取二(程)先生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补辑订正，以为一书，目之曰《论语要义》。”“予既叙次《论语要义》以备览观，又以其训诂略而义理详，殆非启蒙之要。因为删录，以成此编（即《论语训蒙口义》）。”[16]37岁，在与张栻、何镐、魏掞之、柯翰、范念德、林用中、许升、陈齐仲、徐元聘一起商订讨论，集思广益，选采众人之说，全面修订《孟子集解》。“近日读之，句句是病，不堪拈出”[17]；同年在武阳刊刻《论语要义》。修订旧说，完成《大学集解》的初稿。“《大学》之说，近日多所更定。旧说极陋处不少。”[18]41岁，继续修订《孟子集解》；在完成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转变之后，朱熹以敬知双修的思想主旨修订完成《中庸集解》。42岁，撰成《大学章句》初稿。“在乾道五年以后，随同敬知双修学问大旨的确立，他把小学工夫与大学工夫统一成了一个体系，洒扫应对进退为用敬，以格物穷理为致知，这种大学思想的新认识促使他在《大学集解》的基础上写出一本阐发要旨、别出己意的新书，在乾道七年他去取诸家之说定为《大学章句》第一稿”[14]258；再次全面修订《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43岁，将《孟子集解》和《论语要义》合编为《论孟精义》，在建阳正式刊刻行世。在该书序言中说：“间尝蒐辑条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学之有同于先生者，若横渠张公、范氏、二吕氏、谢氏、游氏、杨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说，以附益之。”“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步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19]《论孟精义》在朱熹《四书》的成书过程中更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此书今存三十四卷。《中庸章句》初稿完成。“近看《中庸》，于章句文义之间，窥见圣贤述作传授之意，极有条理，如绳贯棋之不可乱。因出己意去取诸家，定为一书，与向来《大学章句》相似。”[20]45岁，修订《大学》《中庸》新本。分经传，重定章次，并寄给吕祖谦和张轼，与旧本相比，改动很大，在与张轼的交流中，促使朱熹解经路径向“疏通简易”上走。
第三，主客体高度合一的成型阶段：结集与修订。46岁，在鹅湖书院与陆九渊辩论回来之后，朱熹痛感“支离破碎”之弊，着手修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孟精义》；年底，朱熹完善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从《论孟精义》选取精华，改作《论语集注》。“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中庸大学章句》缘此略修一过……《论语》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脱稿。《孟子》则方欲为之，而日力未及也。”[21]47岁，撰成《孟子集注》。48岁，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以及《大学或问》《中庸或问》，完成了《论语孟子集注或问》。“某数日整顿得《四书》颇就绪，皆《集注》，其余议论，为《或问》一篇，诸家说已见《精义》者，皆删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22]“先生既编次《论孟集义》，又作《训蒙口义》，既而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或问》。然恐学者转而趋薄，故《或问》之书未尝出以示人，时书肆有窃刊行者，亟请于县官追索其板，故惟学者私传录之。”[23]“不管他在丁酉年（即淳熙四年）以后还如何至死不停地呕心沥血修改《四书》，也不管他以后又继续不断写出大量新的经学著作，《四书》的经学思想体却在丁酉年宣告正式诞生了。”[14]318今存《四书或问》三十九卷，《四书集注》十九卷，后世传承中，增减分合，著目、卷数有别，但保存《学》《庸》《论》《孟》各自独立完整性，则自始至终不变。53岁，在浙江提举任上，首次把四书合为一集刊刻于婺州（许家星认为朱熹一生未合刊过《四书》[6]，但本文暂以束景南研究成果为主说），但此本并非生前最流行之本，更不是晚年修订的定本。“淳熙九年(1182) 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刊印《四书》”，“这个宝婺刻本，是朱熹首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标志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经在五经学之外作为独立的四书学体系在经学文化史上的出现与确立。”[14]61160岁正式序定《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从淳熙二年到淳熙十六年，朱熹开展了四次大的修改。“承需《论语或问》，此书久无功夫修得，只《集注》屡改不定，却与《或问》前后不相应矣。……今年诸书都修得一过，《大学》所改尤多，比旧已极详密。”[24]63岁，南康本刊刻，为朱熹生前最流行之版本，今不得见；简编成《孟子要略》，今不传。70岁，晚年定本成，刊刻于建阳。今不得见。71岁，三月辛酉，改《大学·诚意章》，三天后（甲子）即去世。
虽然朱熹生前惨遭庆元党祸，《四书集注》也被禁毁，但自南宋理宗开始，加上其第一二三代弟子詹体仁、真德秀、马光祖等积极讲学、递修出版接续传承发展，《四书集注》已经成为南宋末期的核心经典读本，1315年元朝延佑二年科举中成为应试必备书，一部继往开来、塑造国民文化心理和文化常识的核心经典教材《四书集注》诞生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文化史、思想史上的伟大奇迹。
三、组合和聚合：从分散文本到系统教材
就历史客观因素来看，从唐朝中期到北宋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政治现实，佛道二教的挑战等都是促使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转变的因素；就个人主观努力来说，朱熹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同辈人的激励、学术氛围以及自身的持续投入等，也是促成原因。但在符号学者眼中，“几乎任何教科书都同时展现聚合与组合。但是课本本身的写作，是另一个双轴操作的结果。任何显现的文本，只能是另一个聚合与组合操作而成。”[25]如果说朱熹个人独特的沉浸式编著《四书集注》完成编写教材的双轴操作，那么，下面我们就以《四书集注》的文本符号系统为主，来分析其双轴操作的成功之处。
（一）合称“四子”是朱熹编著教材成功组合的有效运用
朱熹最初合刊四文本，并未用“四书”命名，而是用“四子”来命名。“然淳熙九年合刻《论》《孟》《庸》《学》于婺州时, 并未以‘四书’作为统名,甚至绍熙元年于漳州刻此四书时,朱熹亦是题名作‘四子’。”[26]这在其书信中多次提到，如《答杨子直》：“且如今书《四子》之说，极荷见教。”[27]《答滕德章》：“乡在彼刊得《四经》《四子》，当时校勘自谓甚子细，今观其间乃犹有误字。”[28]《答张元德》：“临漳《四子》《四经》各注一本，其后各有防语，可见读之之法，请详之。”[29]朱熹作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章句、集注者，对这四文本合刊时虽然没有明确的书名，但以“四子”指代四文本确是事实。“所谓四子,义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分别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言行录, 故名。”[30]395-400这里的“四子”，就是四部（篇）书籍文本，兼及四文本的著作者，不过此四者有着前后的文化传承关系而已，这代表了学界大多数的看法。朱自清所说：“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四子’。”[31]57陈淳回忆朱子的话中有一句：“《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32]2629然而，就是这一句中的“四子”，是指向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还是指北宋时期的周子、张子、二程子，引起了方旭东、石立善、许家星等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参见：方旭东：《〈近思录〉新论》，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石立善：《朱子所谓“四子”何指——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载《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许家星：《“〈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说之重思》，载《中国哲学史》2019年第1期，等。]
如何理解朱熹所说和陈淳回忆中所说的“四子”，还可以继续探讨下去，但是就目前的研究和所见的资料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看法。
第一，“四子”是历时文本转化为共时文本的组合呈现，增加了教材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文本，在朱熹生前，无论是其撰写过程中，还是在个别出版时，乃至第一次合刊时，都是保留各自的名称，对书（篇）名既没有做改动，也没有纳入到一个有确定名称的丛书里。这从宋人的各类目录集及出版物上可以看出，同时也是当时的印刷物呈现形式所许可的。朱熹在编写《四书集注》时，没有重新创作，而是继承“四子”及其作品，并将“四子”作为上承六经的阶段内容，这样的教材组合处理，将先秦以来一千年的历时发展转化为当下的共时呈现，不仅增加了权威性，也将中华文化发展的过去、现在贯通而不是割裂，从而增加了合法性。
第二，“四子”既指先秦“四子”也指北宋“四子”的聚合，极大提升了文本的包容度。朱熹对于统称中的“四子”到底指向谁，并没有明确地界说。不过，从历史发展来看，《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乃是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开创在先而演变成经文传述主体，北宋周子、张子、大程子、小程子阐述在后而充实为传注主体。[“《论孟集注》《学庸章句》征引诸说，自汉以下至于两宋，凡五十六家，九百二十三语。其中四十一为宋人，占八百四十八语。以二程为多。”（参见：陈荣捷著：《朱熹》，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8页。）]
至南宋经朱熹和他的团队创造性地传承和发展而成一有系统的文化传统。“四子”应该既指先秦“四子”，无此则无主体；又指北宋“四子”，无此则无发展，而且设若没有朱子的思想统合，“四子”也不可能贯通先秦至两宋乃至影响元明清七百年。在书名上，朱熹如此处理教材聚合的超大幅度，的确增加了教材的可比较性和可选择范围，极大地提升了文本内涵的包容度，为一个稳定而开放的教材体系确立了好的视野。
（二）高密度聚合：纯粹新理筛选杂多旧文
第一，理学思想是《四书集注》教材聚合方式的指导思想。《四书集注》新经典教材的诞生是程朱理学或者新儒学的精华所在，是一种思想文化体系的创造性产物，是对历史文化发展的再梳理、再整合、再诠释，不可避免存在与历史事实的错位。如《四书集注》的作者先后辈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出版物呈现顺序（《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与教学文本次序（《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的不一致，也就是《四书集注》的人、物、事的不一致，也就是如果以作者出生先后师承的客观时间为序，则教学次序和出版物顺序都存在人为后天设定的随意性瑕疵。但正是这种明显的瑕疵，说明朱熹在构建系统性文本的时候，不是从客观的时间维度或者主观的理论维度来构建《四书》体系，而是有其更为深刻的理论支撑，才能使分散文本凝练为一体。
第二，“理一分殊”在《四书集注》教材中的应用。通过“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站检索，“理”字在《论语》和《礼记·大学》中无出现、《孟子》中出现7次、《礼记·中庸》中出现2次，而在朱熹《四书集注》中出现了394次，扣除原文的9次，朱熹《四书集注》比“四子”原文多出了385次，是原文中出现频次的42倍多。反观“道”字出现的次数，在《礼记·大学》中出现11次、《论语》中出现90次、《孟子》中出现150次、《礼记·中庸》中出现55次，共306次，而朱熹《四书集注》中出现1 019次，后者在扣除前四者后仅仅是前者的2倍多。由此可见，朱熹编撰《四书集注》是紧扣“理”来开展的，“理”是朱熹《四书集注》中出现的新思想元素，而这一思想的完备表达就是“理一分殊”。
束景南指出，从普遍的“理一分殊”本体论模式到一般的“分殊”体认的方法论, 到具体的敬知双修的认识论, 构成了朱熹的一种独特的东方有机整体的思维模式。[33]“理一分殊”为“即物穷理”的格物致知提供了认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大学章句》也即《四书集注》展开系统论述的认知前提和基础。朱熹用“理一分殊”对“性命道教”进行了重新的系统诠释，是朱熹编撰《四书集注》的贡献，也是将《四书集注》系联为整体的关键所在。朱熹将“道”诠释为人道，将人道理解为人伦日用之理，又将天理之普遍与日用之特殊贯通，也为其性理、心性、功夫的思想体系建构落实到《四书集注》中做了理论建构。朱熹运用“理一分殊”诠释儒学核心词汇提供了新的学术内涵。如“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义者，天理之所宜”，“天，即理也”，“道者，事物当然之理”，“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又引用杨时的话“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所谓理一而分殊者也”加以总括。正是在“理一分殊”思想体系指导下，朱熹才通过《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系统展开了心统性情的复性学说、格致诚正的功夫学说、修己治人的致用学说的细致诠释，从而将分散文本整合为一部体系严密、规模宏大的经典教材。
第三，在《四书集注》编撰中建构道统成了朱熹的新儒学自觉。朱熹在《孟子集注》的《序说》中构建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的相传的道统，这是朱熹接续韩愈而又在吸收禅宗祖统之后运用到儒学重构尤其是《四书集注》重构的重要历史哲学思想。正如有学者所说，“朱熹推测和确认《大学》《中庸》的作者,选择四书汇编在一起,目的是组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传承体系,表明自己的道统观。”[34]刘述先说：“二程担负道统,对性理进行了阐发和开拓,朱子建构道统,编纂了《近思录》和《四书集注》,程朱学被定为圣学的一支。”[35]“‘道统’一词是朱子率先使用的。朱子将抽象的道具体出来，不仅明确了道统的谱系，更重要的是赋予道统实质的理论内容。朱子在《四书》中将道统与中庸的思想(包含了‘中和说’)与‘仁说’打通一气。将‘五经’中的‘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与《四书》中‘中庸’‘仁’贯通起来，形成了意义贯通、圆融互通的体系。”[36]或许“朱熹以‘四书’称‘四子’，原是出于偶然”，但朱熹刊刻《四子》白文原貌，用意在于恢复原本，“此一方面落实二程先四书而后六经的成学顺序，另一方面则期许学子摆脱自汉以下诸儒分歧之见，直接上究圣人经典，自此一改师法家法的汉儒经传传统，开启直溯圣人的宋学学术主轴”，“然而揣摩其中用意，乃是藉此表彰《大学》，《大学》卷帙太少，与《论》《孟)不成比例，称之‘四子’，证明四书其实是等量齐观，而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传，至孔子传予曾子、子思、孟子，虽然有德无位，但圣圣相传，家法所在，以‘四子’题称《四书》，也就更具有儒门‘道统’的意义。”[3]113-116正是这样的重构，才彰显出朱熹跳出汉唐，直承先秦“四子”的历史依据和理论载体。
第四，《四书集注》学习顺序排定是朱熹理学思想的课程实施落实。朱熹认为，“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只怕人不下工，虽多读古人书，无益。书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书中所说圣贤工夫来。若果看此数书，他书可一见而决矣。”[32]249-250这样的排定首先与朱熹道统的传承有关。朱熹继承前人“道统说”而梳理出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先后相续的传人体系，在这样的传人之列中，《大学》《论语》《孟子》因与传道之人有关而构成一个连续的系列，而子思和《中庸》就成为道的极重要载体，具有点题收关的作用，所以放到最后来学习。其次，这样的排定正好与理学的天理—人欲的性命之学、内圣外王的心性功夫相适应，《大学》是一个大框架，通过大学“三纲领”“五心法”“八条目”将天人、心性、身心关系提纲挈领地建构起来，所以朱熹一定要让学子们先读、反复读，为的是领悟这种人伦日用之道，而《论语》《孟子》则是具体的性命、心性的展开，《中庸》则从天—命—性—道—教的关系打通，为内圣外王的心性功夫寻找到超越性的理论支持。
朱熹通过《四书》的编著，贯注了其“性即理”的宇宙观、心统性情的心性观、“复其初”的功夫论实践观，其对《四书》阅读先后顺序、各本承担的教学任务、体验式阅读的要求等都有明确主张，而这些在《中庸章句》第一章的诠释中得到通透的诠释，确立了其“下学上达”的教育理念；《大学章句》的分经传、调整语句先后顺序、补传等，系统地阐述了大小学的学龄划分、教学内容之差异、教学目标之异同、教学原理之梳理；《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则系统地阐述了成就大人之学的具体内容和践行路径，从而落实了朱熹的“仁智双彰”的课程哲学思想[37]，“学以为己”的课程知识论、设计论、体验论思想[38]。“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31]58-59正是通过组合和聚合的有效处理，朱熹创造性地将分散文本整合为具有一致性、互补性和层次性的教材整体。
结语：朱熹《四书集注》的价值与启迪
“四书”之名，从某种程度上是朱熹首创的。以“四书”作为专书之名, 大概出现于宋宁宗嘉定年间。[30]395-400“四书”专名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这种独特价值就是朱熹沉浸式编撰《四书集注》，是中华民族核心教材编写的独特之处。朱熹编著《四书集注》，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教育核心资源，是以儒家文献为核心基础来吸收和消化外来佛学思想，综合继承中华多元文化后的产物，多元文化的相互开放、互鉴、吸收既是儒家经典重新构建的成功要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再开发、再构建的宝贵经验。《四书集注》是中国文化前后发展的内在一致性结集，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与北宋的周子、张子、二程子，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都服从于传道的最高道义，正是朱熹通过文本注释构建起来的。在这建构中，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生不息的连续性确认，不否定过去，珍视当下，展望未来，旧文可以开发出新意，新理可以贯注到旧文，这就是朱熹编撰《四书》留给后人的具有超越时空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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