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怜儿就托付给你了。国家多难，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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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琏是陈布雷最钟爱的女儿，1919年生于慈溪老家。她出生时，母亲杨氏因失血过多而去世，外婆给她起了个名字：怜儿。陈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时，女儿违背了父亲的旨意，自作主张考进了杭州高等学堂。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投身宣传抗日的热潮中；1939年7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行前到父亲的办公室辞别，父女之间作了一次长谈。“怜儿，阿爸给你取个学名怎样？取‘怜’的谐音‘琏’，‘琏’，古之祭器。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为你而死去的母亲。”

她点头接受了这个名字。

联想怜儿平时一向激进，西南联大又是是非之地，陈布雷实在不愿爱女到昆明。最后，他以恳切的语气告诉女儿：“怜儿，青年人要求进步，我做父亲的不能阻挡。希望你能照顾我特殊的政治地位，不要公开同你父亲树起对立的旗帜。”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合作几乎破裂。军统特务头目康泽亲自跑到联大恐吓、搜捕共产党员。在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的安排下，陈琏密撤离昆明，行前给姐姐陈秀寄了一封告别信：“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地为我弥补我走之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让一切爱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让我而伤害了任何人。细姊，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忧……相信你的怜妹，不是随便给自己选择路的。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这封“告别信”给全家带来极大恐慌，兄弟姐妹乱作一团。陈布雷认为女儿一定是去了延安，他找来自己的秘书、五妹夫翁祖望商量办法，一方面在重庆、昆明的报纸上刊登：“怜儿：见字即盼返家。父示”的寻人启事；另一方面请翁祖望的儿子翁泽永(郭沫若的秘书)委请共产党帮助打听下落。翁泽永是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替周恩来传话给陈布雷：你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你的笔不要只为一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翁泽永把陈布雷因女儿“失踪”而神不守舍、失魂落魄的情形通过郭沫若转告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如果陈琏进入了八路军或新四军驻区，我们一定能查到。请布雷先生不要担心。”

十多天后，八路军、新四军复电，陈琏没有去过。陈布雷十分感激周恩来的相助。冬去春来，“失踪”一年后的陈琏，突然出现在重庆街头，给煎熬中的陈布雷以惊喜。1942年初，和陈琏一起避居乡间的袁永熙到八路军办事处请示工作，办事处负责人亲自过问陈琏的下落，他们认为陈琏有陈布雷的身份作掩护，更便于隐蔽，于是派人找到陈琏，并送到重庆开展地下工作。陈琏服从组织的安排，很快进入中央大学历史系读书，一直到抗战结束。1946年秋，陈琏要求去北平教书，陈布雷在犹豫一段时间后同意了。陈琏到北平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内战全面爆发。陈琏立即投身到地下斗争中去，当年在西南联大的袁永熙这时也在北平，他们相爱已久。

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和陈琏因革命事业的需要，经组织授意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国民党达官贵人、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及其太太、小姐们应邀而至，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先生证婚。陈布雷没有参加女儿的婚礼，因为蒋介石把他“拴”在身边，须臾不得离开，这样他只好把女儿的婚礼委托担任《申报》总编的六弟陈训，让他全权代表操办具体事宜。

远在南京的陈布雷对女儿的婚姻十分关切，甚至注意到未来女婿的思想言行，一切有所怀疑的地方都曾备加详查。他给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写信，请其代为详查袁永熙其人。张伯瑾密报袁永熙是人品才学俱佳，思想有些左倾，陈布雷还是接纳了这位未曾谋面的女婿。新婚生活甜蜜幸福。“陈布雷的女儿”这块招牌为他们开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但在一次无意之中，袁永熙的名片引起特务的怀疑，1947年9月24日，刚刚度过蜜月的新人双双进了牢房。特务用尽一切办法，也没能使他们屈服。于是，北平的特务把陈琏、袁永熙解赴南京，看他究竟如何发落。女儿、女婿以“共党嫌疑”押赴南京，无异给一向标榜“效忠党国”的陈布雷以公开的羞辱。他反复权衡之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其实蒋介石早就接到密报，也清楚陈琏只是“嫌疑”而已，况且对陈布雷这个跟随自己20多年的文字侍臣很了解，他不会开口求人的。陈布雷表态的短信使蒋介石必须对此案有个了结。在一次宴请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之后，蒋告诉陈布雷：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过，是“民青”，不是共产党，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要严加管教。于是，陈布雷开始为保释女儿、女婿出狱积极活动。1948年1月底，陈琏出狱，来到南京湖南路陈布雷官邸。稍事休息后，她由舅父陪同回到慈溪老家。几个月后，袁永熙也被保释，翁婿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刚刚从监狱出来的时刻，这令人感到多少有些尴尬。袁永熙在陈公馆住了3天，陈布雷请来亲朋好友为他接风洗尘。翁婿之间相处甚洽，陈布雷嘱托女婿：“怜儿已经回慈溪老家了，你也到那边乡下去。我已是风烛残年，自顾不暇，怜儿就托付给你了。国家多难，好自为之。”

半年以后，陈琏夫妇回到南京，陈琏到国立编译馆工作，袁永熙在中央信托局南京分局当科长。遵照地下党的安排，他们留在了陈布雷的身边。1948年11月12日辽沈战役后，陈布雷见国民党崩溃以无法挽回，去意已决，电话召女婿到公馆长谈。袁永熙看到神情凄楚、满头白发的岳父，心中不免生出几分凄然：“您的头发太长了，该理发了。”“好吧，找个理发师来。”陈布雷接着说：“永熙，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和怜儿千万不要卷到这里面去。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一生的错误就是从政而不懂政治，以致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次日早晨，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极度的失望中饮药自尽。父亲的突然离去，在陈琏心中掀起巨澜，她深深为父亲感到惋惜。尽管她和父亲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但殷殷父女之情怎能忘怀？11月15日是陈布雷大殓之日，上海地下党派陈琏的表妹翁郁文(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受到批判斗争，所幸未死)专程到南京，带来了组织上对陈琏的关心，并告之可以安排她秘密到“那边儿”去工作。之后，陈琏和袁永熙匆匆前往上海，上海地下党交通站站长乔石热情接待了他们，为他们准备了去苏北解放区的通行证，并祝愿他们一路顺风。再后去到“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也就是回到了梦寐以求多年向往的温暖的革命“大家庭”。

由于他们被捕而没有死的原因，受到组织的怀疑审查，叛徒与变节的过失难逃其咎，袁永熙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陈琏保留了党籍。袁开除党籍后不久又因为需要又重新入党，在共青团中央成立时，担任了一个普通的职务：学生部秘书主任、副部长。1952年新政伊始，中央青委书记蒋南翔调任清华大学校长，因蒋是“一二九”学运领袖，大概是惺惺惜惺惺吧，蒋提名他作党委书记并获批淮。自此，他一头扎入工作，广交知识分子的朋友，除星期日回家和妻儿团聚外，平时连家也不回，过上了一段“用彩色缨络编织起来的日子”。可是1955年的机关“肃反”他又因那“被捕”一事再次受到审查，立马从党委书记降为党委常委、校长助理。

1957年，袁永熙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职务一降七级，送到一个边远农场去劳改。

陈琏和许多右派分子的妻子一样，在组织的帮助教育下，为了站稳“革命立场”，划清界线，断然与相亲相爱十六年的丈夫袁永熙离了婚，带着三个孩子独处上海。

1966年文革时，造反派找到了当年蒋介石、宋美龄去吊唁陈布雷，与家属合影的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看到了娟秀袅袅的陈琏，便认定她是叛徒。此后，造反派又从陈琏继母家中搜到陈布雷日记上一段话：“怜儿，不要再过问政治，好好学习业务，凭自已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在这些“铁证”的面前，她有口难辩，有屈难伸，要么招认，要么挨斗。她怕斗，她怕打，她怕人格受到侮辱，只能用死的忠诚来表示自已是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战土”。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着一身整洁衣服的陈琏，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层楼上一跃而下，玉碎而死，血肉一团。

她留下的绝笔书这样写道：“关于我被捕情况，我1949年的交待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将来你们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已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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