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后军代表走了，有人秋后算帐怎么办？——陈景润传奇（上）

陈景润这样一个数学怪人，与正常的社会都格格不入，与那个反常的时代就更加倍抵触。

毛泽东画了一个圈

１９７３年的春天姗姗来迟，２月底了，水面上仍结着薄薄的冰。

陈景润裹着棉大衣去医院看病，在路上遇见数学所原业务处处长罗声雄。罗５０年代末从北大数学系毕业，背着铺盖卷就直接到了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因爱仗义直言，没少得罪人，也没少挨过整，文革中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

也许是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陈景润将自己的秘密悄悄告诉了罗声雄：“我做出了‘１＋２’，我想拿出来发表，又怕挨批判。”

罗声雄说：“只要你的证明是对的，就不要怕。”

可是陈景润仍不敢将论文拿出来。这些年来，挨打、跳楼、被专政，就是因为专心业务研究。他不能不心有余悸。

没过多久，中科院一位军代表来数学所视察工作。军代表姓王，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将军。罗声雄跟他谈起了陈景润，说陈景润将“哥德巴赫的一个著名的猜想”推进到了“１＋２”。

将军不知道哥德巴赫是谁，也不知道他的那个猜想有什么意义，又有多重要。

罗声雄告诉他，哥德巴赫是德国的一位数学家，他在１７４２年提出了“任何一个大于２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的猜想，这个猜想如果被证明了，将会极大地推动数论研究的发展。２００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数学家都在梦想证明它，它被列入２０世纪最重要的数学问题之一。陈景润将它推进到“１＋２”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个成果如果公布出去，将会在国际数学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将军听了很激动，问：“他的论文写出来了，为什么不拿出来发表？”

“他不敢拿出来，怕受批判。”罗声雄说。

“他住哪里？你带我去看看他。”将军说着快步出了门。

罗声雄将将军领到８８号楼，他拍了拍小屋的门，过了好久，才听到陈景润细若游丝的声音：“是谁呀？”

“是我，罗声雄。”

门“吱呀”一声开了，见罗声雄后面跟着一位军人，陈景润惊愕地睁大了眼睛。

将军爽朗地笑了，他拍了拍陈景润的肩膀说：“小伙子，听说你做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研究成果，你别怕，大胆地拿出来。”

陈景润不置可否地连连说：“谢谢，谢谢……”。

将军走了，他关上门沉思，虽说这位老同志是院里的军代表，支持他将论文拿出来发表，但是如果以后军代表走了，有人秋后算帐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又不寒而栗。陈景润仍不敢将论文拿出来。

几天后，主持中科院党组工作的武衡来到数学所，他神情严肃地对所党委书记赵蔚山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个青年做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研究，却不敢将论文拿出来发表，这很严重，为什么不敢拿出来？这么重要的研究成果应该直接向周总理汇报。”

原来，军代表回去后将陈景润的情况报告给了院党组。

不久，中科院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传达贯彻周恩来总理“要加强理论研究”的指示。武衡在会上说：“数学所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做出了一项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将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虽然武衡在会上没点名，但不久，科学院上上下下都知道了武衡说的那位做出重要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人员是陈景润。

武衡的讲话在中科院引起哗然大波。有人说，怎么宣传起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来了，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么？也有的人酸溜溜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们象他一样不关心政治，我们也能做出来。”

陈景润将他的论文拿出来了。可是围绕着论文能否发表又引起了一场争议。有人很激动地说：“陈景润的论文研究的是古人洋人的东西，没有实际意义，不能发表，要发表，必须全所讨论通过。”他们上纲上线，说：“陈景润的论文绝对不能发表出来，这是关系到走什么路线，树什么旗帜的大是大非问题。”

也有人挺身而出：“哥德巴赫猜想是世界难题，陈景润的研究结果意义重大，论文应尽快发表。”他们气愤地说：“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喊要解放全人类吗，连陈景润都不敢解放，你们还解放谁？”

１９７３年４月，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杂志，顶着压力，公开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

接着，中国科学院《科学工作简报》第七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一文，概括地介绍了陈景润的这项研究成果。这份简报被中央一位领导看到了，他要求中科院将陈景润的论文写一详细摘要。４月２０日，中科院将陈景润的“１＋２”论文放大印制在八开纸上，一同报送毛主席、周总理。

陈景润证明了“１＋２”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在此之前，数论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想沿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筛法）来证明“１＋２”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髓”，加以改进，创造出了加权筛法，使筛法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外国数学家写信给他：“你移动了群山！”

有数论专家惊叹：“陈氏定理是筛法的光辉顶点！”

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著名数学家哈伯斯特听了为之一震。哈伯斯特与李希特合作撰写的《筛法》一书正在付印。他马上托人从香港找到了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给《筛法》一书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陈氏定理》。他在这一章的首页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科学院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那天，新华社女记者顾迈南刚好也在场，听武衡讲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取得一项世界水平的科研成果，她的心为之一动。几天后，她与摄影记者钟巨治一起到中科院，准备采访陈景润。

听说是来采访陈景润，有人说：“他可是个怪人，除了搞数学，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关心，而且是有名的‘白专典型’，虽然他在科研上成就很突出，将哥德巴赫猜想推进到‘１＋２’的水平，但是他这个人政治上不可靠，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武主任在报告中也只是不提名地提到了他。”

“既然是‘白专典型’，陈景润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顾迈南问。

“好象没有什么反动言行，只是不太关心政治。”并举出一事例说明。那是中美建交后，有一次他所在的五学科研究室召开讨论会，因为规定人人都得发言，陈景润没啥好讲的，就批判美帝国主义，说美帝国主义狼子野心不死云云。一位同事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凑在他耳边说：“中国跟美国建交了，毛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陈景润电击般地呆住了，嘴里喃喃着：“真有这样的事……。”

顾迈南与钟巨治又来到数学所。他们找到业务处处长罗声雄。罗声雄详细介绍了“１＋２”这项成果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向他们证实，陈景润不关心政治，不参加任何活动，但是并没有反动言行。最后，他还向两位记者介绍了陈景润的身体情况，说他病得很重，并说中关村医院的医生曾几次告诉数学所，不要让陈景润死在屋里没人知道。

两位记者采访后讨论起了陈景润是不是“白专”的问题，他们认为，陈景润是“专”的典型，毫无疑义，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就是证明；至于是不是“白”的典型，值得商榷，因为陈景润做出了领先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国家争了光。他们决定将了解到的情况写成内参，据实向党和国家汇报。

当天晚上，他们分别赶写出两篇内参，一篇是《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取得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一篇是《关于陈景润的一些情况》，在这篇“情况”里，他们反映了陈景润的处境和身体情况，说他病情危险，急需抢救。文中并引用了一段被采访者的话：“×××说，如何对待陈景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何对待陈景润这类理论工作，请中央表个态。”

　　这两篇内参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看了后画了一个圈，并批示：要抢救。请文元同志办。

凌晨２点，几辆小轿车悄悄停在中科院８８号楼前，从车上急匆匆走下一群人，走在前面的，一位是武衡，另一位是数学所负责人赵蔚山。他们径直走上三楼，叩响了小屋的门。

陈景润仍在灯下工作，听见叩门声，心里一阵紧张，自从论文发表后，他就一直提心吊胆着。他将数学书和稿纸飞快地藏起来，然后才开门。见门口站着许多人，陈景润神情紧张地连连说：“我……我没干什么，我在听英语广播，听新闻……”

武衡走上来，微笑着说：“你别怕，我们是来带你去检查身体的。”

“带我去检查身体？”陈景润吃惊地张大了嘴。他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受歧视、受排挤、受打击，很少有人真正关心过他。他警惕地打量着这些半夜来客，心里充满了不安和疑虑。

陈景润被大家拥着上了车。小轿车在寂静无人的街上急驶，不一会就拐进了清华大学校园。

陈景润被带进一间灯火通明的房间。房间里坐着几位陌生人，陈景润正不知所措，有人向坐在沙发的一位男人报告说：“迟群主任，陈景润同志来了。”

沙发上的男人站起来，一边握住陈景润的手，一边上上下下打量着他：“陈景润同志，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看望你的，听说你病得很重？”

“谢谢，谢谢，我还好，还好……”陈景润虽然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但是因为每天晚上都听中央电台的对外广播，他知道这个当时在教育科技界一手遮天的迟群。

迟群神情严肃地向陈景润传达了毛主席和江青的指示。陈景润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做梦也没想到毛主席竟会亲自关心、过问他这个小人物的身体健康。他激动万分，嘴唇哆嗦着一遍又一遍地说：“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天晚上，迟群请来的医学专家连夜对陈景润进行会诊，会诊结果表明，陈景润身染严重的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会诊后，天已大亮，武衡亲自将陈景润送回８８号楼。这时，８８号楼的住户正在互相传播着一个消息：“昨天晚上陈景润偷听敌台被带走了！”

原来，昨天晚上那几辆神秘的小轿车停在楼前时，被８８号楼传达室的值班员发现了，她想，陈景润那个倒霉蛋半夜被带走了还会有什么好事。

见陈景润坐着小车回来了，后面还跟着院里的领导。人们交头接耳目瞪口呆。

陈景润没心思理会闲言碎语，他的心沉甸甸的，当初的激动已经过去，现在的他已是满心忧愁。

他没有回他的小屋，径直去了李书记家。李尚杰正准备上班，见陈景润愁眉苦脸地进来了，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陈景润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他，说：“他们要我去住院，我不想去，谁知道以后还会不回来运动呢……”

李尚杰劝他说：“你病得不轻，你应该去住院，象这样经常发烧，长期拖下去是不行的，不管怎样，先将病治好了再说。”

毛主席的指示，在科学院象炸开了锅，激起强烈反响。人们奔走相告，一些仍被各种各样帽子压着的知识分子更是暗暗激动欣喜，连陈景润这样的“白专典型”都解放了，天真的要亮了。

可是，也有人极为不满：“陈景润是白专典型，这样的人不应该提倡，中央领导指示要给这样的白专典型治病，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他们组织部分党员给中央写信，指责反映问题的人美化陈景润，谎报军情，欺骗中央，欺骗毛主席，说陈景润的成果如何如何没有价值，没有意义。　　

这天下午，李尚杰接到通知，马上送陈景润去３０９医院住院。李尚杰匆匆到８８号楼通知陈景润赶紧收拾东西，６点钟有车送他去医院。

晚上６点钟，车准时开到楼下，可是小屋里却不见陈景润。在楼道里找，没见他，在楼下找，也没见他。这时，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询问陈景润是否去了医院的电话，李尚杰急了，发动数学所在家的人都出去寻找。

人们大街小巷呼唤着陈景润的名字，陈景润有生以来第一次被这么多人关注着。

附近都找遍了，没见陈景润。所里的老葛，骑自行车来到大钟寺铁路立交桥下，黄昏中，见陈景润穿着那件半长不短的褪了色的蓝棉大衣，头戴着棉帽，帽沿耷拉着，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在桥下踱来踱去。

“小陈，大家到处在找你，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快回去吧。”老葛大声喊着。

听见老葛的声音，陈景润拔腿就往与数学所相反的方向走。老葛急了，骑车过来拉住了他的手。

“我不回去……”陈景润挣扎着。

无奈老葛身强力壮，他拼命挣扎也没能挣脱掉。老葛在路边的公用电话亭给所里打了个电话。回头发现，陈景润蹲在地上抽噎着，泪水流了一脸。

他嘴里喃喃着：“６３年困难的时候，我将自己省下的粮票捐给大家，运动一来，说我腐蚀拉拢工人阶级。６６年、６７年，我哪一派都不参加，连话都不敢说，结果还是被抓进了专政队。……住院要花好多钱，将来运动来了，会怎么样呢？”

老葛这才弄明白，陈景润躲着不愿去住院，是怕来了运动挨整。

车来了，老葛好说歹说才将陈景润劝上了车。

天已渐渐昏暗起来，小车出城区，沿着一条绿荫如盖的公路向位于黑山扈的解放军３０９医院驶去。陈景润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年后，他的命运将与这个医院的一个女人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路上，陈景润蜷缩在棉大衣里哭丧着脸。命运突如其来的变化，并没有给他带来激动和喜悦，反而是极度的恐惧和不安。他不知道命运这会儿将他推上峰巅，什么时候又会将他抛进谷底。多年来，虽然他极力躲在他的数学世界里，但是他却目睹了政治运动的每一次潮起潮落，目睹了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命运的大起大落。熊庆来先生当年被称为一代宗师，名噪一时，后来却跳楼惨死；华罗庚先生当年多么春风得意，后来却遭受残酷的迫害。就说他自己吧：６０年代初，在数论研究领域崭露头角，被院里树为“安、钻、迷”典型，谁知道，文化革命中，“安、钻、迷”成了他罪不可恕的罪状。他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世界里游刃有余，却不能理解这个性格乖戾、常常黑白颠倒的社会。害怕命运的大起大落，他别无所求，只求一份能畅游数学世界的安宁。

到了医院，进了病房，陈景润润仍不肯住下来，他站在病房中间嘴里嘟囔着：“我不住院，要住院，去中关村医院，我不住这里。”

送他去的人急了，住院和住哪家医院可是中央有关领导定的，哪能轻易改。他们苦苦相劝，无可奈何中，陈景润终于答应住下来。

护士拿来一套干净的病号服让他将身上的旧棉大衣换下来，他紧紧捂着棉大衣不肯换：“我就穿这个，这很好的。”

护士为难地说：“这哪成呢，你那衣服太脏，得脱下来。”

陈景润仍紧紧捂着棉大衣不肯脱。

与陈景润认识了大半年，李尚杰倒是对他有了些了解，便试探地问：“是大衣里有什么东西吗？”陈景润抬头看了他一眼，低下头半天不吭声，最后才嗫嚅着说：“没，没别的，有点钱。”

频繁的政治运动，使陈景润一直缺少安全感，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做着被扫地出门的准备。所以，虽然当时他每月只有５０多元工资，他却将大部分都存起来，以防不测。

第二天，李尚杰给他送来了一个保险柜。他将用一层又一层报纸包着的积蓄放进保险柜才放下心来。他想，如果万一被开除了公职，有这些存款，我还能将研究坚持下去。

　　根据他的病情，医院准备给陈景润配特殊护理。陈景润听说特护是按小时计算工资，坚决不要。他说：“我的事我自己能做，我不要特护，不然以后批斗的时候，罪名就会都扣到我头上。”

　　陈景润在医院住了没几天就吵着要出院，一是在医院医生护士不让他看书，他实在憋不住；二是住在医院里他总是忐忑不安，他对前来探望他的李尚杰说：“我不能再住下去了，再住要当小病大养的修正主义了，运动来了又要挨批斗的。”

住了几个月，病情稍稍稳定下来，陈景润又吵着要出院，他对医护人员说：“如果你们再不让我出院，我就自己跑出医院，雷锋不就是自己跑出医院的吗，我要向雷锋同志学习。”

陈景润终于又回到了他那间６平方米的小屋，他又开始了“１＋１”的研究。

华国锋发了一顿脾气

毛泽东主席的一个圈，使陈景润成了科学院的热点人物。

可是，陈景润几乎是怀着怯懦的心情接受人们各种各样的目光。从医院回来后，他仍很少走出那间缺少阳光的小屋，仍沉浸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苦苦求索中。

这时，小屋外面正风卷云涌。已进行了八年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扫荡了“走资派”、“牛鬼蛇神”，也扫荡了文化，扫荡了科学，扫荡了经济。文化园地一片荒芜，科学殿堂断壁残垣，经济命脉气息奄奄。中国到底向何处去？这是亿万人压在心底的疑惑和呼喊。

１９７４年底，中共中央决定１９７５年１月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乎意料的是，陈景润，这个一直戴着“白专”帽子的科技工作者也被列上了人大代表的名单，更出乎意料的是，提名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的竟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酝酿代表名单时，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正在南方广州，他专门打电话给有关部门，提议陈景润当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周恩来极富远见卓识，“文革”动乱已８年之久，整个科技界都瘫痪了，肯定陈景润不懈的科学攻关精神，等于在滚滚寒流中呼唤万木争荣的春天，树起陈景润便是树起一面耀眼的旗帜：科学落后的中国，需要千千万万的陈景润。

周恩来也许没有想到，他的提议竟遭到了激烈的抵制。

有关方面通知科学院，尽快填写上报推荐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的材料。

通知传达到数学所后，数学所掀起轩然大波。所党委召开党委会集体讨论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意见竟然一边倒：陈景润是白专典型，白专典型怎么能当全国人大代表！我们这里比陈景润优秀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让他当人大代表？还有人痛心疾首地说：“就是把刀子搁在我脖子上，我也不承认陈景润是又红又专的人。”

结果，数学所党委会上，大家一致不同意让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

会后，他们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如实地反映了党委的“一致意见”，认为陈景润不适合当全国人大代表。

这一切，陈景润浑然不知。他还是那样没日没夜地钻研着哥德巴赫猜想。虽然离“１＋１”只有一步之遥了，可是这一步，却是隔着千山万水的一步。要跨越这一步，他不但要拼尽心智，也许还要拼出生命。

小屋外，陈景润能不能当全国人大代表引起的轩然大波，并没有平息。

一天上午，院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从中南海打来的，通知院党委书记和数学所党委书记立即去中南海面见华国锋。

到了中南海，他们被直接领进华国锋的办公室。华国锋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见他们进来，满脸怒气地指着他们说：“你们连总理的指示都不办，你们还听谁的？……陈景润当人大代表的事，你们同意得办，不同意也得办。”

就在这时，陈景润病情再次加重，又被送进３０９医院。

一天，陈景润正躺在病床上输液，所里来人通知他，他被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告诉他，这是周总理亲自提议的。这个消息对于陈景润来说太突然太意外了，多年来，他除了参加“批判会”、“斗争会”，几乎没有参加过别的会议，当人民代表，与中央领导一起议论国家大事，更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

大病初愈的陈景润就要去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了。一大早他就开始准备开会要带的东西，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破旧的大提包，将数学书放在最底层，盖上换洗衣物，然后将病房里的报纸收拾在一起，放进脸盆，在报纸上放上一本《毛泽东选集》。然后就静静地坐在床边等着所里送他去前门饭店开会的车子。

来送陈景润去开会的是李尚杰，见陈景润将那个破旧的大提包塞得鼓鼓囊囊的，他笑了，说：“在那里开会，用不着带脸盆。”

“要的，要的。”陈景润固执地要将那个上面放着《毛泽东选集》的脸盆带上。

“白专典型”他当怕了，去开会的陈景润多了个心眼，他将数学书藏在下面，将报纸和《毛泽东选集》放在最醒目的地方，他将自己包装成关心政治的形象。

车到前门饭店，负责大会接待的工作人员见他双手端着脸盆，笑了，说：“饭店里有洗浴设备，不需用脸盆。”

“要的，要的……”他仍固执地双手端着脸盆进了房间。

其实，陈景润要的是脸盆里的报纸和《毛泽东选集》，要的是别人眼里的“突出政治”，但他真正要的却是藏在大提包底层的那摞数学书。

陈景润没有被安排在中科院所属的中直机关代表团，也不在他的老家福建代表团，而是被安排在与他毫无瓜葛的天津代表团。而且他还意外地发现，周总理也在这个代表团，并且跟他编在一个小组。

原来，这一切都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提议陈景润当全国人大代表受到抵制，使周恩来更清楚地看到了陈景润的处境，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跟陈景润一样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处境。他指示会议筹备组将陈景润编入天津代表团跟他在一起，这无疑是对陈景润最有力的保护。

这次大会，是一个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大会。周总理在会上作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工作报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声匿迹的邓小平，又重返政治舞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科学研究”、“发展技术”这些久违的词语又走进了大会工作报告。

这一切，带来了一股春天的气息。人们想，也许这场旷日持久的革命快收场了。

会议几乎每个晚上都安排有活动，不是看电影就是看革命样板戏。陈景润一次也没去，等别人都走了，他便拿出藏在提包底层的书，看书，演算。一听到外面汽车响了，他就赶快藏起书。到了深夜，等同房间的代表睡着了，他悄悄起床，蹑手蹑脚进到卫生间，将门反锁上，盖上盖子的马桶便成了他的临时办公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里面呆到凌晨。

一天下午，是代表团分组讨论。大家刚坐好，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陈景润的视线。陈景润抬了抬眼镜仔细一看，是周总理！身穿银灰色中山装的周总理走过来，笑容满面地坐在大家中间。总理亲切地与大家交谈着，幽默的语言、爽朗的笑声感染了他身边所有的人。陈景润有许多话想对总理说，却不敢挤上前去，他坐在一边幸福地看着，听着，笑着。

突然，陈景润看见总理站起来，微笑着朝他走过来。血，直往他脑门上涌，他不知所措地站起来。

总理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口吻象一位和气的兄长：“陈景润同志，你还要学好外文，将来我们国家总是要同英、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往来的。”

陈景润一个劲地点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周总理的这番叮嘱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周总理的话象雨露一样滋润了陈景润干涸的心，从人大会上回来后，他逢人就说：“总理让我学外文，党让我搞科研。”说着，说着，便淌下泪来。

陈景润没有想到，他这个一心只想沉浸在数学世界的人会卷进政治旋涡，会成为一些人手中的政治筹码。

一天，迟群突然造访陈景润的小屋，一番“亲切慰问”后，让陈景润站出来揭发华罗庚盗窃他的成果。原来，华罗庚在中文修订版《堆垒素数论》中引入了陈景润对“他利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华先生已在该书“前言”中说明，并向陈景润等有关研究人员致谢。这本是一件清清楚楚、众所皆知的事情，可是别有用心的人，却想利用它做炮弹打击他们的眼中钉华罗庚。

陈景润没有上当，他用回避的方式进行了拒绝。

江青的批示却险恶地将陈景润推上了风口浪尖：“谁反对陈景润谁就是汉奸”。

陈景润的处境变得非常微妙。

陈景润住的８８号楼是一幢五层的筒子楼，里面不但住着单身汉，也住着已经生儿育女的住户，每层楼道都塞满了蜂窝煤炉、锅碗瓢盏，不但拥挤嘈杂，而且空气污浊。一位中央领导指示，要中科院给陈景润解决一间房子，让他搬出那间６平方米的锅炉房。

　　数学所腾出了一间１６平方米的房子，却提出要按４个床铺收房租，一个床铺８角钱，每个月得交３.２元。

陈景润没有搬。

让人郁闷却又不知所措的日子又过了一年。

１９７５年春天，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提出“安定团结”和“整顿工作”的治国方针。７月初，胡耀邦受命到中科院主持整顿工作，给被称为“重灾区”的科学院带来了新的生机。

一天下午，胡耀邦来到８８号楼。他穿过挤满各种杂物的幽黑的过道，走进陈景润的蜗居。小屋逼仄闷热，一股混杂着油烟、尿臊的难闻气味从敞开的门外扑进来，小孩的哭叫声、大人的呵斥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也从门外扑进来。小屋被各种噪声笼罩着，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

胡耀邦皱紧了眉头。回到院办公楼，他问有关领导为什么还让陈景润住在那样的环境里，为什么不给他换间房子。

对方支支吾吾地说：“本来已经给他换了间１６平方米的房子，可是他不愿搬。”

“为什么？”胡耀邦问。

“他不愿多交房租。”

“要交多少？”

“按４个床铺收，一个月得交３.２元。”

胡耀邦听了，恼怒地说：“你们怎么这么斤斤计较，这么小气？不要他的钱不就完了。”

他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说，要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

经历了近１０年文化大革命的中科院，仍被左的思潮笼罩着。有掀波推浪的人，有别有用心的人，有不学无术专作嘶鸣的人，也有真诚地干着蠢事的人。胡耀邦曾在科学院讲过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古代的巴比伦人想去探求天上的秘密，他们决心建造一座通天塔。这件事被上帝知道了，他大为恼怒，便挑起各种各样的矛盾，令这些梦想上天的人内部不和，在如何建造通天塔的问题上争吵不休，结果，修通天塔的事就成了泡影。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不言而喻——那个愚弄巴比伦人的上帝仍然存在。

不久，胡耀邦在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的工作时，说至今还有人认为陈景润是白专典型。邓小平听了愤怒地说：“什么白专典型，总比把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强。”他还感叹地说：“中国要是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不得了，对他应爱护、赞扬。”

自从胡耀邦去小屋看过陈景润后，所里又张罗着要给陈景润搬家。

一天，踏着秋风扫下的枯叶，李尚杰带着几个人去帮陈景润搬家。事先得到消息的陈景润苦着脸坐在床上，见李尚杰他们来了，他说：“我不搬，我就住在这里，要搬，我就跑走！”

李尚杰劝他说：“领导上给你搬家是关心你，是为了改善你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你先搬过去，有什么不习惯的以后再说。”

可是陈景润仍不愿搬。

李尚杰见劝说不行，准备回去请示领导，临走时嘱咐他说：“无论怎样，你不能跑走，那算怎么回事。”

李尚杰回到所里请示领导，领导意见一定要搬。

李尚杰叮嘱前去搬家的人说：“搬的过程要细心，不要把他的文稿、书籍弄乱了弄丢了，一片纸也别给丢了。”

他们走进小屋，还没等陈景润反应过来，就七手八脚地将床抬出来了。陈景润追出门外带着哭音喊着：“我不搬家……”

见他们抬起床就要走，他扑上去，用胳膊紧紧抱住床头，哭喊着：“我不搬家，我不搬家……。”泪水顺着他瘦削苍白的脸颊流下来。

李尚杰见陈景润抱住床头死不松手，知道这家是搬不成了，叹了一口气对大家说：“算了，今天就不给他搬了吧。”

在场的人中，有人指着陈景润的鼻子数落他说：“领导这么关心你，给你大房子，你不去住，真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

劝说也好，数落也好，陈景润就是抱住床头不让搬。连李尚杰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如此固执。

当天晚上，陈景润来到了李尚杰家。没等他开口，李尚杰就不满地说：“让你搬家，你为什么不搬？你这不是让大家为难吗。”

陈景润满脸忧愁地说：“谢谢李书记，谢谢李书记，我不是不相信胡耀邦同志，可是今天在台上，谁知明天又会是怎么样呢！今天给我分大房间，明天可能又有人来收走，不要说我，老专家吴文俊、熊庆来、张宗燧不都被从大房子里赶出来了吗！他们赶出大房子，总算还有小房子可住，可我今天搬进了大房间，明天再给赶出来，就连这６平方米的小屋也没有了，我可怎么工作呀。……李书记，你去帮我跟领导说说，就说，陈景润说等大家住房都宽裕了他再搬。”

陈景润在此时此景说的这句话，几年后一再出现在宣传他的文章里，文章云：中科院给陈景润分了大房子，可是他坚持不肯去住，他说，等大家住房都宽裕了，我再搬。

这天晚上，陈景润向李尚杰推心置腹谈了心里话后，又接着说：“不要说上边的领导，就是你自己也不知道过一段时间，还在不在五学科当书记。”

此话不幸真被陈景润言中。

７６年元旦后的一个凌晨，陈景润又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外语广播。一个浑厚的男中音正在播送《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听着听着，陈景润惊愕地张大了嘴巴。社论说：“……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

“四人帮”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一次被革职下台，在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也受到冲击。左的思潮又卷土重来，当初给陈景润戴上白专帽子的人又开始趾高气扬。科学院的墙上又刷满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陈景润心里暗暗庆幸自己的谨慎，如果当初搬了家，没准儿这次会被扫地出门。

陈景润不知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何物，也没兴趣去弄懂它。但是他坚守着一个原则：没见过的事不乱讲，没根据的事不乱猜，任何场合都少讲话，实在要讲，就讲实事求是的话。

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他变得极为谨慎、极为敏感。这天，大姐瑞珍带着儿子来看他，姐弟俩多年没见，陈景润非常高兴，请他们在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送走他们后，陈景润马上主动到支部书记李尚杰家向他汇报：“今天我大姐和外甥来看我了，外甥到北京读书，他们是顺路来看我的，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虽然陈景润不关心政治，甚至躲避着政治，但是他心里却有一杆衡量是非的秤。一天，有人来找陈景润：“科学院要召开大会，揭发、批判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会上安排你发言。”　　

“我？”陈景润吃惊地问。

来人点点头说：“你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讲，讲你是怎样受了党内走资派的毒害，逐渐走上白专道路的。”

陈景润心里暗暗叫苦，如果说钻研业务是走白专道路，那是我自找的，跟党内走资派有什么关系，怎么能把帐算到他们头上。再说，我压根儿就没见过就没听过的事怎么能讲。

中科院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那天，陈景润没有去。

他曾极力逃避政治，想做一个纯粹的数学家；他曾顽强地坚守自己的心灵，不让其遭到世风的熏染。可是最终他却身不由己——“正直的人成为政治的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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