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卫兵日记：我最最幸福的一天
者档案
本文作者
郭爱平，祖籍四川成都，生于武汉，1969年元月下放湖北天门，之后当过工人，图书馆员，科技情报资料馆员。1993年曾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CHUH公共图书馆当访问学者，2000年再次来美，现居美国北卡。
原题
记得当时年纪小
1966-1968记事
作者: 郭爱平
那年我还没满14岁，在武汉市第六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懵懵懂懂，充满了幻想，追求着那个时代人们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喊着一些自己不懂的口号。
我从读初中开始写日记，这个习惯被我坚持了许多年。那时的日记每周要交给老师过目，所以我的日记里写满了标语口号以及表决心之类的豪言壮语，现在读来非常可笑。
这是1966年初夏的日记一则：
1966年6月20日 星期一 晴
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深入下去。今天上午开会传达了团市委的指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百年千年的大事，直到世界上不存在阶级敌人为止。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是当资产阶级的保皇派，还是作无产阶级的革命派，那要看你自己的态度。在文化大革命中，要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指针，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要坚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一个不到14岁的初一学生写出了这样的日记，现在的中学生们也许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那就是当时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国人民都疯狂地投入了革命，包括年幼的孩子们，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不上课了，忙着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每天都有新动向，每天都有人被揪出来。老师们带上高帽子剃着阴阳头在台上挨斗，我们在台下高呼口号。那些满腹经纶的老师原来都是反革命？年幼的我们很不理解，却也欢呼雀跃兴奋不已。学校的反革命越来越多，几乎每个老师都是反革命，到处都是暗藏的阶级敌人。我们的地理老师刘耀岚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而且还是军统特务。（刘耀岚老师文革后平反并被评为了湖北省特级教师）
1966年8月18号，毛主席接见了红卫兵，自那以后，文革愈演愈烈。我们住的那一条街也开始不平静。珞珈山街的这一边住了很多大资本家，另一边住了很多老干部。开始是资本家的家被抄了，从他们家中被抄出来的布匹绫罗绸缎旗袍绣花鞋古玩字画菩萨雕像都堆在街上，红卫兵放一把火就在街上熊熊燃烧。
那些大资本家则被勒令在炎炎烈日下穿上大棉袄站在火堆旁边，还要不停地说：我有罪，我该死！我罪该万死！红卫兵们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一边强摁着着他们的头，一边高呼着革命口号，口号的内容极尽人身攻击之能是：“砸烂狗头，火烧狗头，油炸狗头，千刀万剐，死了喂狗，狗也不吃！”等等等等，不知道是什么人才能编出这么恶毒的口号。
记得当时家里的墙上挂了一个芭蕾舞《天鹅湖》的石膏雕像，因为《天鹅湖》是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经典剧目，理所当然那是“封资修”的东西，我毫不犹豫地从墙上取下那个雕像到街上给砸了个稀巴烂。然后觉得光砸掉一个雕像的革命行动太微不足道了，不足以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的藏书包括那些世界名著都撕碎然后烧光。家徒四壁，空空荡荡，我们家连几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更别说值钱的金银财宝，我想要革命也不知道劲该往哪里使。
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都斗完了，毛主席又一声令下，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接下来就轮到那些老干部们遭殃了。我们那条街上住了不少老红军，局级以上的高干，中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王盛荣也住在我们家对面，因为他只有一条腿，我们都喊他“王跛子”，他也从来不生气，总是跟我们玩。
那些深居简出的老干部被拖出来游街，红卫兵们押着他们在前面走，一条街上的孩子们都跟在后面看热闹，队伍十分浩浩荡荡。人越多，红卫兵们就越神气，当然红卫兵也换了一帮人，原来最早的红卫兵（后来叫“三字兵”）也靠边站了，现在换的一帮人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就是最早的造反派。革命口号也从“打到万恶的资本家！”“破四旧立四新！”换成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砸烂XXX的狗头，再踏上一只脚，要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当时十分庆幸自己家里既不是大资本家也不是老干部，但是我却异常纠结自己不是所谓的“红五类”。我非常羡慕那些穿着军装扎着武装带，手臂上套着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们。在我的档案里各种表格上填写“家庭出生”一栏时，我总是填“职员”，我不明白这一分类的确切含义，却本能地觉得这不是一个好词。
在文革开始之前，我就知道我的出身有问题。记得小学毕业时我被音乐老师推荐报考湖北艺术学院附中声乐系，专业考试我连连闯关，主考老师说我是金嗓子，还有老师开玩笑说我是“小郭兰英”。但最后录取的时候没有我的名字，后来才知道我的录取名额被当时的武汉市副市长孙荣章的女儿孙雪涛顶替了。
有同学偷偷告诉我，之所以我没有被录取，是因为我父亲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从那以后，我惧怕填表，任何时候需要填表格的时候，我总是背着人偷偷摸摸把“职员”这两个字飞快地写上去，然后赶紧把表格对折起来，不想让任何人看见。
我那时做梦都希望自己出身在工人阶级，或者是贫农家庭，顶好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彻底的无产阶级，而且是祖传三代的赤贫阶层。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红卫兵组织会发展我，无论我是怎么努力靠拢组织，也没有人会要我这样不伦不类的人。文革一开始，我就从班委会被踢出来，不再是班上的中队委，学习委员，语文课代表了。那些平时学习成绩极差但成份好的学生忙着组织“红卫兵”，选代表去北京大串联，我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根本就没有我的份。所以从文革开始直到下放农村，我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红卫兵组织。不是我不想，是没有人要我。
到了1966年10月初，最先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也就是所谓的“三字兵”）内部有些乱了，于是高年级的学生趁机成立一些五花八门的组织，什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卫兵赤卫战斗队”，“红战友”等等。当时有个高三的学生，曾经当过我们班的辅导员，他大约看我太可怜，就说他们准备自己组织出去革命串联，吸收我参加，还发给我一个红袖章，说去北京串联如果没有红袖章是不能上火车的，这样我也算是有组织的人了。
1966年10月14号，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万头攒动，黑压压一片全部是大串联的学生，开往北京的火车根本就上不去。我被高年级的学生举着从火车车窗里硬是塞进了武汉开往北京的火车，在火车上直愣愣地站了20几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也不睡觉，心里却是豪情万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那是我第一次乘火车，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北京。北京当时被称为“世界革命的心脏”！
日记又一则：
1966年10月14日 晴 北京
今天，是多么幸福啊！在今天，我来到了世界革命的心脏，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向往着的地方——北京，我们来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身边。
下午4时30分钟，我们下了车，刚下车，我的心就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激动得像要跳出胸膛，不住地问着自己：我到了北京吗？广播员的声音还在耳边响着：同学们，你们已经来到了全世界全国人民向往着的地方——北京！同学们欢呼着跳跃着，高唱着革命歌曲，我们是多么幸福啊，我们来到了我们日夜想念的地方——北京！
在那之后的10月18日，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小将，我也混杂在革命队伍中欢呼跳跃，欣喜若狂，如同亲眼见到神明一般的感觉。接见那天我因为发高烧生病被解放军战士架着来到长安街被接见的红卫兵队列中，还因为生病被安排坐到第一排，（紧靠维持秩序的解放军战士）这样我的优势就是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
同学中有很多人在队伍后面几排，当毛泽东的车队经过时，群情激昂，前面几排的学生都站起来欢呼跳跃，可怜后排的同学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见前面同学的人头攒动。毛泽东的车队过去之后，那些什么也没看到的同学失声痛哭起来。
而我则在日记中写道：
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下午1点18分，毛主席接见了我们，毛主席他老人家精神饱满地站在吉普车上，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站在他的身旁。毛主席他老人家穿着绿色的军装，神采奕奕，红光满面，身材魁梧，身体非常健康！
因为学生大串联引发的全国交通秩序大乱，沿途免费提供学生吃喝拉撒睡的接待站苦不堪言，最终中央下令停止乘车串联，为了继续保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斗志而改为步行串联，并美其名曰为“长征”。
1966年12月底，我们班上的8个女生组织了一个“小红军长征队”，决定要从武汉走到韶山参观伟大领袖的故居。我成份虽不好但也被班上的几个工农子弟接纳了，那些平时学习成绩不好根本不入我的法眼的女生好像是给了我一些恩赐，我虽然仍自视清高但更想参加革命。
就这样，8个刚满14岁的女孩子背着行囊扛着红旗，在寒冬腊月的冰天雪地里，沿着武昌到长沙的铁路线，磕磕绊绊地走了12天终于到了长沙，后来又步行到韶山参观了领袖故居。我的日记中依然是豪言壮语，但在这豪言壮语的掩盖下，我对于自己能否真的参加革命，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没有丝毫底气。
革命的豪情过后，我内心非常失落彷徨，常常不知道何去何从，那时写的日记也充满了悲观情绪。学校仍然停课，偶尔提出“复课闹革命”，但是老师们都成了“反革命”没人教课，复课自然就成了一句空话。学校后来进入了两派格斗的白热化阶段，大家专心搞武斗，更无人上课了。
我有一次去学校点卯，碰到一群高年级同学抓了一个女生，一个红卫兵看到了我，不知为何把我叫进了教室。我看见一个穿着旧军装的女生解下军装上的粗皮带，抡圆了膀子使劲抽另一个女生，我看得目瞪口呆惊心动魄。
还有一次，我刚刚走进校门，就被一个“新6中”的红卫兵小将不由分说逮住要我去参加武汉“新派”大游行。我跟着游行队伍一路高喊口号到了汉口最繁华的江汉路，高音喇叭里有人激昂地高喊：新六中的革命小将过来啦！随即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旋律，我们则随着旋律载歌载舞。
在那次的大游行之后，震惊全国的武汉“7.20”惨案发生，武汉大乱，两派进入了真正的武装斗争，都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家附近的大智路电信局大楼被一派学生占领，对面的老通城则被另一派占领，双方手中都有枪支弹药，每天街头枪声四起。靠近我们家的武汉市第20中有个学生在家门口被流弹打死，大街上一派萧杀气氛，晚上6点钟之后无人敢出门，我们再也不用去学校了。
逍遥的日子里我每天去菜场排队买菜，去煤店排队买蜂窝煤，去粮店排队买米。那年头样样东西都要排队，有时候排队都不一定能买到。所以我和邻居小姐妹们个个都练就了一身绝活：菜场里无论什么时候到菜我们都能第一个得到消息，然后连哄带抢地买回家；我们经常要清早3点多钟起床去菜场排队买肉，买到了就得意洋洋。我每天用凭票买到的极其有限的柴米油盐酱醋糖，绞尽脑汁想着花样给全家人做饭。后来我倒也习惯了这样的逍遥自在，从一个学生变成了能干泼辣的家庭主妇，学校和上学堂念书对于我成了一个遥远的梦。
两年折腾下来我们国家的主席被打倒了，下面各级大大小小的领导也都成了走资派，工人阶级开始领导一切。那些1966年就应该毕业的初中高中生，还有1967和1968年也应该相继毕业的初中高中学生一共被积压了6届（后来被统称为“老三届”），终于等来了伟大领袖的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8年12月份起，成百上千万知识青年全部被发配到农村边疆，那些“红五类”“黑七类”都成为了同一类而且被冠以“知识青年”的美称，我成为了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终于投身到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2016年5月初稿
2019年3月26日定稿
美国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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