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不必再神话“五四”
原标题：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
来源/《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节选
五四运动有广、狭两种含义：狭义的五四是指民国八年（1919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则指在这一天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一种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这一文化或思想运动，其上限至少可以追溯至两年以前（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其下限则大抵可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北伐为界。
本文所说的五四运动是专就广义而言的。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向来都强调它“新”的一面，尤其是接受西方思想的部分。
就五四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一强调无疑是有充分的根据的，因为五四在近代思想上的正面意义确在于此。至于它和中国旧传统的关系，则一般论者除了着眼于反传统，特别是反儒家这一点以外，其余便很少深涉了。
本文将专就五四运动在思想方面和中国旧传统的关系略加疏解。但其目的并不在翻案，不过是要指出五四运动虽然以提倡新文化为主旨，而其中仍不免杂有旧传统的成分而已。
我们都知道，五四时代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这些人都出身于中国旧传统，对中国的旧学问都有相当的造诣，而且盖棺论定都或多或少在不同领域内对旧学有所贡献。
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都出国留学（美国或日本），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冲击，但他们即使在国外的时期也不曾完全与旧学绝缘。
最显著的，如胡适在美国写《先秦名学史》的博士论文，鲁迅与钱玄同则同时在东京向章炳麟问学。在这些人的青年时代，对他们思想最有影响的则是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一辈人。其中康、章两人正是当时代表今古文经学的大师。
不可否认的，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一方面固然受到前一时代学人所鼓吹的进化论、变法、革命等源于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刻而明显的刺激，但另一方面则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解释。
因此，要分析五四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便不能不上溯到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而康有为与章炳麟两人更是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为撇开学术造诣的深浅不谈，只从思想上的影响来看，清末的康、章并立，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清初的顾炎武与黄宗羲，中叶的戴震与章学诚那种“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这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非常有趣的现象。
但是当近代思想史进入五四的阶段时，康、章两人都已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为保守的象征了。康有为提倡孔教，与当时“打倒孔家店”针锋相对；章炳麟反对白话文，主张读经，也是和新思潮背道而驰。
至于他们两人之间争辩得津津有味的今古文问题，除了极少数的专门学者之外，更是引不起一般青年知识分子的兴趣了。
因此之故，讨论五四运动的思想背景的人往往容易忽略康、章两人和新思想运动之间还有什么正面的关系。而事实上，进一步分析，对于新思想运动的风气，康、章都有其创始之功。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今古文之争就其思想的内容言，在五四时代虽已成既陈刍狗，但由这一争论所激发出来的疑古辨伪精神却在五四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传统在两千年中所逐步造成的庄严形象，开始被揭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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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虽与康氏争今古文的门户甚烈，然而在对待旧传统的态度上则与康氏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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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影响胡适最大，所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自序》对于当代学者“最感谢章太炎先生”。蔡元培为胡书作序，指出其中四种长处，即一、辨别真伪；二、断自老子、孔子；三、平等对待诸子；四、系统的研究。这正是综合了康、章二氏考经论子的方式。
由于章炳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论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他在思想上所散布的影响面因此要比康有为来得大。五四以来大家所推崇的非正统的思想家如王充、嵇康、阮籍、颜元、戴震等人差不多都曾先由他作过近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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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
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
所以言平等则附会于墨子兼爱，言自由则附会于庄生逍遥，言民约则附会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这是魏晋间以佛经配拟外书的所谓“格义”的老路子，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写的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旧格局。
所以在五四时代，中国传统中一切非正统、反正统的作品（从哲学思想到小说戏曲歌谣）都成为最时髦的、最受欢迎的东西了。
胡适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意义”的一部分，正可见五四与传统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的。
鲁迅虽然后来很讨厌“国故”，但他自己仍然做了不少“整理国故”的工作，他的《小说旧闻钞》的再版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月，其中仍略有增益，距离他的逝世不过一年多而已。
已故的李文孙（JosephLevenson）对近代中国思想史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论断，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这个说法在美国流行一时，迄今未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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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章炳麟的反传统思想虽然已受了外来的影响，然而其中主要成分则无疑是从清代学术中逐步演变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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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代的考证大师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意要倡导一种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思想运动。但是他们研究所及，竟不期然而然地给后来的新思想运动创造了条件。戴震“以理杀人”之说，在近代首先是由章炳麟发现的，到了五四时代更自然而然地和“吃人礼教”的口号合流了。
五四运动自另有其中国传统的根源，绝不是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一点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的。
当然，不可否认地，如果没有外力的冲击，所谓新文化运动也许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在开始已说明，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翻案，只不过是想对五四运动和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予以初步澄清而已。
但问题尚不止此，五四运动之所以终于发展成为那样一种特殊的形态，以至于它所悬的两个主要目标———民主与科学———到今天尚未能充分地实现，这更是与中国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我在旧作中讨论现代化与传统的接榫问题，曾引弗里德里希（CarlJ.Friedrich）的话说：
关于传统“思想模式”在五四运动中所发生的作用，其中一部分症结最近已由林毓生先生加以疏解。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还值得继续深入挖掘。
非常概括地说，五四运动有些地方很像贝克（CarlBecker）所分析的欧洲启蒙运动，他称之为“18世纪哲学家的天国”。这些哲学家成功地摧毁了中古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的旧天国。但是他们虽然用了最新的建筑材料，而所建造起来的那个天国却依然如故。
五四运动也成功地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秩序，但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
中国大陆上自从“四人帮”垮台以后，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追问：何以中国的“封建”和“专制”，竟能屡经“革命”而不衰？何以在五四60年之后，“民主”和“科学”今天仍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
这真是十分值得反省的问题。
鲁迅在五四时代谈到历史的时候，曾说：
我们一查五四运动的旧账，便更觉得鲁迅的先见为不可及，当时他在中央公园所看见的孙女儿们今天不都变成老祖母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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