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文革出轨细节曝光

作者：洪君彦    

来源：光冕传媒

导读　章含之是一部新闻史。她身份特殊，是民国时期大律师、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养女，也是建国初期毛泽东主席的英语老师，还是叱咤国际风云的原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妻子。透过这些特殊身份，可看到许多曾发生过的新闻和新闻背后的新闻——章士钊与毛泽东主席的交往、乔冠华的沉浮、七十年代我国外交领域一些重大事件和鲜为人知的伟人名人轶事轶闻。

章含量之是一段悲情剧。她天生丽质，但在婚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使她历经坎坷——六十年代婚姻失败、七十年代找到真爱，因与大名鼎鼎的“乔老爷”结婚，年龄又十分悬殊，遭到诸多非议和各方面压力，粉碎四人邦后因乔被纳入其组阁“副总理”名单而双双接受审查，后虽“一笔勾销”却饱受冷落，一代才子外交家乔冠华在暗然中死去，章含之追求半生孑然一身，一度陷入极度迷茫。

章含之也是一件牺牲品。外交事业使她与乔冠华叱咤风云，成为世人羡慕的公众人物；政治旋涡又将他们卷入深渊，“从天堂到炼狱”；而世俗眼光中的她已是遍体鳞伤……她的前夫洪君彦（本文作者）出书揭穿她出轨的内幕，乔冠华（第二任丈夫）的女儿也愤而出书，指责她破坏别人的家庭。

1957年洪君彦章含之小两口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留影

1961年妞妞出生后，一家三口乐融融

洪君彦和洪晃

我沉默了十几年

2004年2月23日，香港《明报》开始连载我的回忆文章《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但文章刊登了三天，就停稿了。一篇文章突然腰斩，引起议论纷纷。

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在停稿启事中所说的：“《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一文全部是我的亲身经历，是我前半生坎坷遭遇的真实写照。今应女儿洪晃的请求，续稿暂停。”

女儿洪晃的请求是唯一的原因。女儿是如何请求我的？在2004年3月的《北京青年周刊》上有洪晃的一段话可以说明：“我说，没有觉得你不能说话，但我就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你爱我，你女儿这辈子就求你这一件事。我爸想了两分钟，说你要这么说，就撤！我也挺感动的，他憋了三十年有话要说，有些事情真的是能忘掉就忘掉。”

女儿求我撤稿时还说，当时她母亲病重住院，怕该文章影响她的病情，要我暂停。并说：“爸，你干脆多写点以后出本书。”

所以女儿的本意绝不是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是发表文章的时机不对，所以建议我缓一缓，往后推。

我有话要说

我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23年（1949至1973年），我与她的婚姻于“文革”期间破裂。“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疯狂的年代，也是我一生中最不幸、最灾难深重的岁月，至今不堪回首。

自1993年起，章含之写文章、出书或接受访问，凡提到她和我离婚那一段往事，总说是毛泽东主席叫她离婚的。她说毛主席批评她没出息，是这样对她说的：“我的老师啊，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那婚姻已经吹掉了，你为什么不解放自己？”我当时一看便懵了，借毛主席的话说我们离婚的事，真是闻所未闻。这一笔真是非同小可，从此陷我于不义。

如今我已年过七十了，人到古稀之年重新回忆这段往事仍然感到痛心疾首，有时仍然彻夜辗转难眠，有时会从噩梦中惊醒。好几次想掷笔作罢。但是，我要以“文革”幸存者的身份，提出对“文革”的控诉，留一些史料给后人，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到底谁是婚变的始作俑者？到底谁是婚变的主角？我必须把三年前完成的文稿进行修改、补充，以较完整的面貌呈献在读者面前。我期望以此行动对读者、亲友以及我自己作一个交代。

章含之态度变了

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至1968年8月进“牛棚”，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

此后厄运接踵而至，先是剃阴阳头，后是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在校园里遇到一位也在受审查的校领导，两个人匆匆打了个招呼。冷不防几个红卫兵冲过来把两人团团围住，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两人都剃了阴阳头，头上剃得一块黑一块白，像狗啃似的，一看就像“坏人”。谁见到都可以揪住你批一顿、打一顿。

自从我被剃了阴阳头后，我一直不敢脱帽子。回到家里，不小心被只有五岁的女儿看见了。她吓得号啕大哭。

那天章含之见到我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她坐在沙发上，双脚跷在茶几上，用鄙夷的口气对我说：“你看你这个死样子，你还有脸回来啊！现在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要是你，跳到北海死了算了。”说话时都没用正眼看我。我当时大为震惊，心想：如今是我政治上受打击最严重的时候，天天在学校挨斗。你明明知道我是无辜的，不仅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却用恶言恶语来挖苦我。这个女人心真狠！

我原以为我们夫妻间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在一起度过多年风和日丽、恩爱欢愉的好日子，多年来一向是琴瑟和谐。现在我突然遇到灾难，多么希望得到妻子的宽慰和扶掖，而与我相知十七载的妻子竟然如此冷酷如此绝情，怎能叫我不寒心！我已朦胧感到：章含之对我的态度变了。

串联时红杏出墙

1966年底，章含之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他们的目的地是南方的杭州、宁波和上海。

章准备到上海后住在我大姐家。我没资格串联，无法陪她同行，只能写信给大姐，请大姐好好款待她。

在上海，章住在大姐洪君慧家。大姐布置了一间舒适的卧室，把章当上宾招待。章与张某几乎天天在一起。那时大姐看到章与张某眉来眼去，出双入对玩得欢天喜地，而把我完全置于脑后，想到我只身在北大挨斗受罪，大姐不知掉了多少眼泪。当时我外甥见章与张某上街时拉着搂着的亲昵样，感到十分诧异。章却说：“我们外语学院出来的人都是这样的，都很洋派。”

后来大姐与大姐夫发现章与张某在她家卧室发生不轨行为，并掌握了确凿证据。大姐当时真是心如刀割，大哭了一场。她怕我知道后受不了打击会寻死，要大家守口如瓶。

1967年中期，北大两派斗争愈演愈烈，干部解放更是遥遥无期。我整天劳动、写检查，疲惫不堪，又丝毫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慰藉。当时看不到任何出路，情绪低落到极点，想到自己毫无尊严地活着，不仅自己痛苦，也给家人带来耻辱。于是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正当自杀念头萦绕不去时，妹妹洪吟霞出差到北京，听后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对我说：“小哥哥你怎么到这种时候还这么痴心？章含之早已和别的男人好上了，你连自杀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连累她……”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

妹妹说得对，我时时念及夫妻之情，处处考虑妻子的感受，为她着想。而她却背着我干这种事，我为她为家庭去自杀值得吗？于是我下了决心：今后不论人格再受辱，皮肉再受苦，也得咬紧牙关活下去。

手提包里的安全套

妹妹的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从此我也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了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手提包里还有安全套。我和她自“文革”后根本没有夫妻生活了，这安全套说明什么问题？发现这两样东西后，我愤怒极了。我当场要她把事情说清楚，她一时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开始她一味抵赖、否认，可是在物证面前无言以答。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我说：“我要找张某人问清楚，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当时已愤怒得不顾一切了，真会跑到外语学院找张某人理论。在慌乱间章突然下跪认错，表示悔改。

我愤怒过后冷静下来：只要她真能与张某了断关系，我再不会提起这件不愉快的事。但是我的良好愿望并未实现。自章张恋情揭穿后，章仍然我行我素，视我为陌路人，而与张某的婚外情一直断不了，来往频繁。当时在外语学院，章张之恋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完了。从那以后我和章常常为了她的婚外情争吵，这给我女儿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创伤。在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中有记载：“从小时候就老觉得他们俩要分手，老觉得要出事，从小就是那种很恐怖的感觉。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听我爸我妈往死里那样地喊着打架。等我一推门进去，两个人的感觉就是话已经说完了，有一个在哭。这是我唯一的父母在一起的记忆。”

那段时间，每到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和章含之相识、相恋、相伴的往事就像电影般一幕幕在脑海映现。

我们相识在1949年，我17岁刚考上燕京大学经济系。而章只有14岁，是贝满女中初中三年级学生。我们的交往虽然称不上青梅竹马，也可算是两小无猜了。当时我俩走在一起，人人都说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是令人羡慕的一对。

从1949年起我与章一路走过来，我自问颇有进取心，一直是品学兼优的。那时我从大学生选拔为研究生，研究生未毕业就留校当助教，后升为讲师又担任教研室主任，可说是一帆风顺。所以在她眼中我是个体面的丈夫。她虽然不尽满足，至少是满意的。

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受到冲击后，她就认定洪君彦这个人是万劫不复，永无出头之日了。这样的丈夫既不能给她带来荣耀，更不能满足她的欲望，只能给她带来耻辱。所以她急于摆脱我，急于逃出这段婚姻，另谋出路了。就好比我原本是她一件心爱的外衣，现在嫌破旧了，要换一件新的了。于是夫妻之间的恩爱、尊重已不复见，夫妻的情分已烟消云散，只剩下名存实亡的挂名夫妻了。

　“牛棚”诞生婚外情

1968年我被关进“牛棚”，心情的悲苦可想而知。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幸福家庭的难友。在那种与社会隔绝的情况下，家就是最安全的避风港。但我没家可避。那时的我犹如汪洋中的一叶孤舟，任凭狂风暴雨吹打，无处可躲无处可避。这孤舟几乎在汹涌的浪涛中淹没。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既同情我、又仰慕我的人。和我分配在一组劳动的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大概是同病相怜的缘故，我们天天在一起劳动，她经常对我嘘寒问暖。她的关切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深受感动。

1968年12月“牛棚”撤了，但我并未获得人身自由。直到1969年2月我才获准回到自己的宿舍。那时这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两人有时谈到深夜，愈谈愈感到患难见真情，愈谈愈深入愈感到惺惺相惜，以致未能克制感情冲动，步上了婚外情的歧途。

从此，我的家庭便彻底破裂了，再无挽回的余地。虽然自1966年章张之恋暴露后，我俩早已是同床异梦的挂名夫妻，但她并未提出离婚。那几年，我和章濒临死亡的婚姻就这样勉勉强强维持着。

章提出离婚

我是1969年10月去江西的。1971年9月我从鲤鱼洲干校劳动结束回北京时，章已在外交部工作，她是那年3月调到外交部的。从此她与我的地位更加悬殊了。当时电视除了重复播放八个样板戏之外，几乎无其他文娱节目。唯一吸引观众目光的便是每天的新闻联播，人人围着电视机看国内外新闻。所以在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时经常出现的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而我有时也会被人指指点点，说：“瞧，他就是章含之的爱人。”连我的朋友、同事也半点不知章已变心，以为我们仍恩爱如昔。我不想说出真相，只能支吾以对，十分尴尬。章在外面是风头人物，在家里也是趾高气扬。

1971年章含之随外交部长乔冠华参加联合国大会。待她返京后，她与乔冠华的绯闻就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1972年年底，章含之向我提出要离婚的事。她说：“我们的缘分已尽了，分手吧。这样对双方都好。”我听后心里非常平静。心想：这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结果。我心里很清楚：像她这样有心计的女人，在没有找到更高的目标前是不会随随便便提出离婚的。试想从1966年章出现张姓的第三者，到1969年我也出现了第三者，章从未提过“离婚”二字，那并不意味着她仍然留恋那段婚姻和家庭。而是她有所企盼，有所追求。现在她如愿以偿找到了合意的人，不离婚更待何时？所以她一提出离婚，我就爽快地答应了，没半点争执。不过，当时她从未提起是毛主席叫她离婚之类的话。近年她口口声声说是毛主席叫她离婚的，使我这当事人感到十分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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