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巴顿接任印度副王——印巴分治（上）

英属印度帝国(1909)

蒙巴顿方案（一）

一直流传着一个政治神话，即英国在“被迫”让其殖民地独立之前，总要为其埋下分裂、动荡、仇恨的种子，并举出印巴分治和塞浦路斯分裂的历史作为证据。

但是，这些教条的政治宣传没有说明以下这一点，即战后英国殖民地独立浪潮多发生在工党执政时期，而英国工党本身，作为一个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政党，在殖民地政策上采取的是与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些老派“帝国主义政党”不同的、现实主义的、或者说“进步”的态度。英国工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反对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殖民地掠夺政策，主张减轻殖民地人民的负担、早日给予印度这样的殖民地以自治领或独立的地位。在战争期间，工党就已经认识到殖民地民族解放的浪潮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在1940年和1945年两度提出了《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主张在民族主义运动比较激烈的地区，如印度、缅甸和锡兰，应尽快加速其独立的步伐；另一方面，对比较落后的、非洲和大洋洲地区的殖民地，则在其独立前提供必要的投入，加速它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建立起完善的教育、医疗、福利和行政服务，为殖民地独立后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塞浦路斯的分裂是源于该岛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争端，直接诱因是70年代希腊族发动政变、试图并入希腊，导致土耳其出兵占领其北部，长期的根源则是奥斯曼帝国在其统治时期向这个希腊人的岛屿大量迁入土耳其移民，这两件事都和英国人或者所谓“英国阴谋”一点扯不上关系。

对现代世界历史影响更为深远的印巴分治，虽然被正统史学家们斥为分裂印度的“英国阴谋”，但这些人却从来没有陈述这样的史实，即无论英国内阁也好，印度事务部也好，最后两任印度总督也好，都是竭力想让印度次大陆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独立的，这一点上他们和甘地、尼赫鲁等人的意见是一样的。

印巴分治的根源，在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矛盾和冲突。即使在当代，宗教和文化差异导致一个国家分裂的例子也是客观存在的。印度分裂的直接原因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阴谋”，甚至也不是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次大陆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的国家，即便莫卧尔帝国的疆域也没有到达次大陆的南部），而是首先在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这两个种族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不愿意为了印度的统一而放弃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甚至以发动内战和种族仇杀作为要挟手段。而作为印巴分治的象征，以蒙巴顿的名字命名的《蒙巴顿方案》同这段历史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工党内阁仍然维持着大量的海外义务：要承担战前英国在印度、各海外殖民地、属地、委任统治地和自治领的防务；要派出军队维护德国及奥地利占领区、以及前意大利殖民地和希腊的秩序；要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活动，并作为联合国主要发起国之一做出巨额的捐献。要知道，英国在战争中已经蒙受了巨大损失，丧失了战前商船吨位的50%（商船是英国一个重要的海外收入来源），出口值下降到战前的40%。由于战争，英国的黄金储备和海外投资丧失了一半以上，还欠下美国和自治领35亿英镑的债务。再加上需要重建战争时期被炸毁的400万栋房屋、安置每年150多万的复员军人，英国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困境。1947年1月20日，工党政府发表白皮书，公然承认“不列颠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许多英国人认为，现在已不能继续将英国的民族利益与英国已没有财力维持的世界帝国角色等同起来，工党政府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从所有的海外义务中撤出来，集中财力于重建国家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其中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让印度获得独立的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印度在英帝国里的地位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与其他的英国殖民地形成了显著的区别。印度在战前就是英国和日本最大的生铁供应基地之一，战争爆发后，大量军事和军需订货刺激了印度的经济，在印度建立了金属冶炼加工、汽车、炼油、化工、交通和电力、以及机械制造、服装和食品等工业。到战争结束时，由于印度在战争期间提供的大量物资和服务，英国已经向印度欠下11.88亿英镑的债务。此外，在战争期间，印度向英国提供了200多万士兵（包括土邦国派出的37.5万人），在从卡西诺山和佛罗伦萨到阿拉曼沙漠、再到缅甸和新加坡的漫长英国战线上，到处都有印度士兵的踪影。斯利姆将军在1946年曾回忆说，“印度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基地，我们在那里获取了一切物资的3/4，而我们从印度获取的一切事物中最好的就是印度陆军。”这些印度军人不仅在战场上为提高印度的国际声望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且在战后成为印度社会中具有很大影响的一股力量。由于印度军人的反对，英国对在战争期间与日本合作的“印度国民军”和“自由印度军团”官兵的审判最后变得雷声大雨点小。在2万多名前印度国民军官兵中，只有不到1/4的人因为犯有“谋杀英国军官”或“残暴行为”被认为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审判，其中死刑判决不超过20人。

令英国政府感到棘手的，除了对印度国民军的审判外，更多的则是战后不断出现的反对英国统治的罢工和农民示威。1946年2月18日，在孟买甚至爆发了皇家印度海军的水兵起义。叛乱水兵虽然后来宣布停火投降，但骚动却蔓延到岸上，并波及到孟买市内，引发了群众与印度警察之间的冲突，200多名平民死亡。然而比起随后在全印度出现的种族仇杀来，这些罢工、兵变和骚乱不过仅仅是些小麻烦而已。

按照粗略统计，1945年的印度人口为3.36亿，但实际上其人口大约将近4亿。按照宗教信仰分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两大集团，前者约占总人口的2/3，后者占1/4，此外还有少数锡克教、耆那教、佛教、天主教、新教和祆教的信徒。穆斯林是作为征服民族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在他们几百年的统治里，利用政治、经济手段迫使大量印度教徒改信伊斯兰教，此外穆斯林内部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吸引了许多低种姓的印度教徒皈依。不过，印度的穆斯林统治者以征服者自居，认为他们的平等原则不适用于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正如一位当代的伊朗法学家塔戴邦（Sultanhussein Tabandeh）所说，“……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所以值得尊重，是因为他们有信仰。但是，他们的信仰没有达到伊斯兰教所体现的崇高境界，所以应在他们与穆斯林之间作某种区别，不应与穆斯林同样对待……对于其他非穆斯林，只有蔑视，因为那些不接受一神教的人们不属于人类”，因此印度的穆斯林王朝统治者对非穆斯林的歧视和欺压也是很严重的。

英国势力进入印度后，穆斯林王朝的势力很快衰落，1857年印度大叛乱后英国人更是干脆废黜了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在这之后，印度教徒的社会地位方得以提高。印度教徒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方面比穆斯林积极，很多印度教徒通过充当英国代理商、包税人而发了大财，其中一些人甚至通过销售棉花、鸦片、军需物品和投资工商业而变成了大财阀。与此相反，穆斯林在财富积累和投资方面远不如印度教徒，因此在19世纪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后，穆斯林往往成为印度教徒的雇工。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在印度推行永久地税制，善于经商、有一定积蓄的印度教徒借此成为土地所有者或地租征收者，而穆斯林地主和贵族因没有经商技能和财富积蓄、不可能如期纳税，往往不得不放弃土地所有权，成为农民和雇农。这样，在宗教矛盾之上又增加了经济矛盾。此外，两大宗教集团在宗教戒律方面也有不少冲突。印度教崇拜牛，将牛视为神，而印度穆斯林却以牛肉为主要肉食，他们在印度教神庙附近杀牛、尤其是宰杀母牛的行为多次引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此外，印度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或节庆时往往载歌载舞，这也引起穆斯林的反感。1936年，在杰马勒普尔，一个印度教婚礼队伍在吹吹打打地路过清真寺时候遭到穆斯林袭击，造成多人死亡。1939年5月，因为印度教徒在格雅的清真寺前弹唱，又引起了两大教派间的流血冲突，11人死亡，90人受伤。

最深刻地体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分歧的一点是，像许多其他非穆斯林国家里的穆斯林一样，印度的穆斯林首先将自己视为穆斯林，然后才是印度人，他们对印度没有认同感，而且认为1857年印度兵变被镇压后英印当局对穆斯林实行的“不信任政策”源自印度教徒的挑唆，穆斯林从征服者和统治者的颠峰跌入耻辱贫困的深渊也是由于印度教徒迎合英国人、帮助他们推翻穆斯林的统治。早在1884年，印度穆斯林宗教改革运动领袖艾哈迈德汗就向英国总督杜富林勋爵表示，他担心刚刚成立的印度国大党所宣传的民主原则会导致“人数多的教派利益完全压倒人数少的教派利益”。他认为，既然如此，为了“印度的和平与进步”，保护穆斯林免遭这一灾难的唯一办法是让英国继续保持、最好是永远保持在印度的统治。其他许多穆斯林领袖也认为，继续维持英国人统治也好，将印度分裂为七八个乃至七八十个国家然后再独立也好，都要好过出现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印度国家。1940年，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会议，更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在印度次大陆成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的决议，即所谓“拉合尔宣言”。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虽然在印度次大陆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某些个人之间也有友谊或密切往来，但总的来说这两大宗教集团彼此之间是分离的、有隔阂的。虽然有一些穆斯林领袖主张团结印度教徒、共同反对英国统治，甚至热烈拥护国大党，但他们不能带动整个教派，而且在一些重要场合，为了拉拢人心，不能不回到传统的鼓吹分治的路线上来。

二战爆发之前，印度即已开始仿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实施代议制度。根据1935年通过的《印度政府法》（该方案事实上承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必将终结），印度帝国是一个由英属印度和各土邦国组成的联邦国家，总督及其行政会议只负责印度的最高立法权，其他权力被分散到各省，各省实行责任政府制和地方自治，即通过选举产生省立法会议，然后按席位比例组成自治的省政府，省督为名义上的地方长官。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大党和成立于1906年的印度穆斯林联盟成为印度的两个主要政党，在印度的国内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1943年韦维尔被指定为印度总督后，在丘吉尔给他的饯行宴会上曾经说，“我们心里必须首先非常清楚，我们的目标就是印度自治”，只不过“……（印度独立进程的）缓慢不是因为不愿放弃权力或维护个人利益、甚或不喜欢变革，而只是因为，当人们在接近一座很难攀登的峰顶时，在陡峭的冰崖上选择攀附物和落脚点的时候，不得不加倍小心。”也就是说，在处理极端复杂的印度问题时，越到最后关头，就越要小心。

韦维尔（Archibald Percival Wavell，1883年5月5日—1950年5月24日），英国陆军元帅，曾任印度副王兼印度总督

二战结束后，决心尽快给予印度独立地位的英国工党内阁采取了多项准备工作，加快了印度独立的进程，第一步是推进印度的宪政改革，将更多的权力分散到印度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手中。第二步是宣布英国政府将不再充当决定印度前途的角色，只起协调和维护印度法律与秩序的作用，换句话说，英国不为印度的未来指定道路，而是让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自己决定印度的前途，是成立统一的印度还是让巴基斯坦独立。英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替即将出生的新国家“代管”次大陆，维持秩序，以免出现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或者内战。

对于印度独立后究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有很大的分歧。1946年6月，工党内阁向印度派出使团，调解印度各方的矛盾。在经过与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土邦王公、锡克教徒、共产党、低等种姓代表及许多其他团体的磋商之后，代表团提出了两个建议：一、“大巴基斯坦方案”，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这个印度将是松散的联邦，下面有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两个分治地区，中央政府只负责国防和外交；二、“小巴基斯坦方案”，即分别成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订立攻守同盟条约，或者组成邦联，巴基斯坦国的疆域将比第一个方案大大缩小，旁遮普、孟加拉和阿萨姆三省的非穆斯林地区将被划给印度。但是在与各个利益集团进行会谈之后，内阁使团发现这两个方案都难以为各方接受：国大党和印度教大斋会反对“巴基斯坦”的概念；穆斯林联盟要求兼得“小巴基斯坦”的主权和“大巴基斯坦”的疆域；锡克教徒要求成立独立的“锡克斯坦”；海德拉巴等几个大土邦的王公要求由各土邦组成“第三个印度”，印度共产党代表更进一步要求成立17个“民族家园”，低等种姓的代表则担心他们在新成立的国家里的基本人权，干脆称印度的独立对他们来说将是“最大的灾难”……

几经周折，英国内阁代表团最后推出了《内阁使团方案》。该方案避免了“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的划分，只是建议英属印度和土邦国这两个政治实体成立印度联邦，各省仍然实行现行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但是不能脱离联邦成立单独的国家。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将英属印度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用到独立后的印度身上，客观地说，也是最佳的方案，既可以维护次大陆的统一，又可以使地方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尤其能够消除穆斯林对“印度教徒多数统治”的恐惧，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双赢方案。甘地高兴地称这个方案将使“这个悲伤的国家变为没有悲伤和痛苦的国家”，旁遮普省的穆斯林也因为该方案维护了本省的完整而感到高兴。但是，国大党领导人中以尼赫鲁为首的强硬派认为《内阁使团方案》中关于制宪会议的规定偏袒了穆斯林，穆斯林联盟则因为这个方案“否定了巴基斯坦精神” 而干脆拒绝对其加以讨论，穆罕默德•真纳代表印度穆斯林联盟对艾德礼内阁表示，除非英国事先保证接受“巴基斯坦原则”，否则就不准备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任何方案。印度国大党为此与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彻底决裂。

与此同时，激进的穆斯林开始在印度各地挑起种族冲突。1946 年8月16日，穆斯林联盟宣布这一天为“直接行动日”。该联盟并没有解释“直接行动”的含义，结果在孟加拉省、尤其是印度最大城市加尔各答，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并很快升级为种族大仇杀。孟加拉省的穆斯林联盟秘书在“直接行动日”开始之前3天在《印度之星报》上发表了《直接行动日纲领》，声称“穆斯林必须记住，正是在莱麦丹月，《古兰经》得到昭示；正是在莱麦丹月，安拉批准了圣战；正是在莱麦丹月，313名穆斯林进行了与异教徒的第一次公开较量，并取得了胜利；又是在莱麦丹月，先知率领1万名穆斯林征服了麦加，并在阿拉伯建立了天国和伊斯兰国家。穆斯林联盟是幸运的，因为它在这个最神圣的月份发起了行动。” 在国大党同穆斯林联盟斗争最尖锐、种族关系最紧张的时刻，这个声明无疑是火上浇油。

8月16日，从早上7点起，穆斯林就在加尔各答东北的马尼克托拉区发动了骚乱，随后向其他地区蔓延。穆斯林使用砖头、匕首和枪同印度教徒展开混战，警察不得不使用催泪弹加以制止，最后还向暴乱的人群开了火。当天下午，50万穆斯林在加尔各答的一座广场上集会，全印穆斯林联盟委员、孟加拉首席部长纳兹穆丁发表了煽风点火的演说，称在骚乱中受伤的全是穆斯林，穆斯林“除了自卫反击以外已别无选择”。这番讲话掀起了新一轮的暴乱，许多穆斯林一离开会场就到处追杀印度教徒，还拦截并焚烧了一列火车，车上的人无论老少妇孺都没有幸免。在穆斯林狂暴的袭击下，城里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也参加了骚乱，狂怒的锡克人手持著名的弯刀，在穆斯林聚居区里展开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英印当局出动了4.5万军队，才把暴乱平息下来。加尔各答骚乱后清理出来的尸体为3500人，但被扔进河里和大海里的遇难者估计达 2万人。

8月24日，印度副王和总督韦维尔宣布根据此前的大选结果，将于9月2日成立由国大党组成的新一届英属印度责任内阁，这在孟买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穆斯林种族暴乱，接着蔓延到卡拉奇和阿迈达巴德。10月，1000多名穆斯林暴徒对孟加拉东部的印度教小村庄沙海姆发动了野蛮而凶暴的攻击，他们烧杀掠夺，强奸妇女，逼迫印度教徒吃神牛肉。这些暴行在比哈尔省和联合省激起反对穆斯林的报复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在旁遮普省引发了反报复……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一方面煽动和参与仇杀，一方面又互相指责对方是种族仇杀的策划者。国大党指责韦维尔总督支持穆斯林，穆斯林联盟则指责韦维尔“正在将穆斯林抛弃给狼”。更可怕的是，有迹象表明，各省地方政府、警察和印度军队也在分裂情绪的影响下开始出现瓦解和崩溃的迹象，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

缺少想象力和应变能力的韦维尔总督面对这样危急的局面感到束手无策，最后不得不由英王乔治六世亲自出面调解。他于1946年12月在白金汉宫召见了尼赫鲁和真纳，非常担忧地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好像除了内战以外别无选择。对此我们应该承担（平息冲突的）责任。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军队维持秩序。”

按照英国制订的时间表，印度将在1947年或1948年独立，因此韦维尔早就开始安排撤离印度的工作，以至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英国文职人员中出现了人心涣散的现象，英国控制印度的权力机器正在迅速地疲惫下去。这种做法遭到英国内阁的反对，认为英国的过快撤离给国大党的强硬立场制造了后盾，使其在与穆斯林联盟的谈判中更加不愿让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巴基斯坦的诞生和印度的分裂，甚至还有内战。在这样的考虑下，英国内阁于1946年12月18日决定解除优柔寡断的韦维尔的总督职位，改由蒙巴顿接任。

在暗淡、寒冷的冬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里，艾德礼首相面色惨白，神清阴郁，身着一套质地低劣、布满皱纹的外套，向蒙巴顿宣布他将出任印度副王兼总督，主宰世界上五分之一生灵，并担负起使其最终走向独立的使命。这一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英国萧瑟、凄切的气氛。年迈的工党领袖选择风度翩翩的海军少将、英国国王的表兄弟，委任他亲手毁掉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乍一看来，这一决定荒唐离奇，令人忍俊不禁。然而这一抉择颇具匠心，明智豁达。任命蒙巴顿的原因，一是他以思想自由和同情民族主义著称，在战争期间多次反对韦维尔关押甘地和尼赫鲁的举动，二是因为他出身高贵，既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又是现任英王的表弟，这使他无论在印度的政治圈还是社交圈里都能应付自如。第三，蒙巴顿与印度也有很深的渊源，他的婚礼就是在印度举行的，二战期间有100多万印度士兵在他的手下作战，他与印度军界和政界的民族领袖有很深的交情，在印度也享有很高的声望。最后，蒙巴顿才46岁，精力充沛，富有活力，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

最后一届印度总督、海军少将蒙巴顿

蒙巴顿不愿再度离开皇家海军，对重返印度出任政职感到很犹豫，他的母亲和妻子也不希望蒙巴顿接受这一高贵的头衔。维多利亚郡主已经84岁高龄，但是思维还很清晰，她认为，工党政府要蒙巴顿当“替罪羊”。印度问题没有好的答案。韦维尔子爵失败了，在他之前的林利斯哥总督（Marquessof Linlithgow）也失败了。不过，在同乔治六世商量之后，蒙巴顿最后还是发现自己别无选择。

为了设法拒绝印度副王的职位，蒙巴顿向艾德礼提出了接受任命的几个条件：第一，要给他一个英国撤离印度的最后期限，精确到某日，要不的话“真纳就将很高兴一直留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土邦王公也不希望英国人离开，国大党虽然希望英国人撤离，但是不想以分裂为代价，因此印度独立一事也许就会无限期拖延下来”。最后艾德礼向他保证，无论印度事态发展如何，英国最迟将于1948年6月底以前完全撤出。此外，蒙巴顿还要求亲自挑选自己的行政班子，为其提供一架四引擎专机，并要求把他的名字保留在皇家海军现役人员的名册上。蒙巴顿随后又提出，在他任职期间，他享有充分的权力和完全的自由，而无需向伦敦请示汇报，尤其不允许伦敦经常干预插手。这是过去历任印度副王从来不敢问津的、超出英王陛下政府的特殊权力。使蒙巴顿沮丧的是，艾德礼一口答应了这些要求。

1947年2月11日，蒙巴顿致信艾德礼，正式同意接任印度副王的职务。不言而喻，艾德礼政府确定了印度航船的终点，但究竟如何抵达大洋彼岸，则完全由蒙巴顿一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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