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围剿动物流感的猎人
南方周末 2005年
中国人的医疗英雄
1997年开始从事禽流感相关研究，但却是SARS让他一夜成名。他说：“只要能管住这些病毒，不让它成为大流感，不危及人类，我管轶这辈子就算没有白活！”
“我没什么感觉。这和我在科学界的地位相比差远了！”管轶对于当选《时代》评出的“医疗英雄”，反应很平淡。
这位43岁的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副教授已不是第一次成为《时代》周刊的报道对象。2004年1月，由于率先在果子狸身上找到SARS病毒，管轶和钟南山一起成为了《时代》的封面故事主角；2005年9月，禽流感再度爆发，管轶第二次上了《时代》。现在，已是《时代》第三度报道管轶了。
“学问需要的是几十年的积累，才能对人类文明史有所贡献。我不过是其中一个小水珠而已。”
过去世界发生传染性疾病时，国际权威科学杂志《自然》、《科学》等都曾多次电话采访管轶，请他发表意见。更让管轶感到自豪的是，他常为《科学》杂志审稿，论文也曾发表在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医学杂志《柳叶刀》（TheLancet）上。
1993年1月，管轶考入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半后，被选入港大和美国合办的WHO动物流感研究中心。
获博士学位后，管轶进入位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St.JudeChildren’sresearchhospital），跟随在美国的导师、世界最著名的流感研究专家RobertWebster攻读博士后。
2000年1月，管轶回国，在香港大学从事禽流感研究。“我很久以来都在研究动物流感，1997年以后才重点研究禽流感。”管轶说。
“基本搞清楚禽流感规律”
《时代》周刊在撰写管轶的文中提到：“管轶的团队在过去5年里从广东地区收集了10万多个鸟类生物标本，其标本收集数量远超过其他科学家。”管轶说，10万其实是2004年的数据。“标本收集从未停止过，今年远不止这个数了。”
文中提到的团队，就是香港大学和汕头大学医学院共同组建的“联合流感中心”，由管轶和汕头大学的李康生教授共同负责。管轶总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团队做的事”。
收集标本工作很艰辛，而且“有一定危险性，而且不是每个商贩都愿给你取样。”据管轶透露，他的实验室每天至少从100只鸡或鸭身上抽样，再进行分析。通过长期努力，管轶的团队已成功从样本中排出了250多个H5N1禽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基本把我国禽流感发生、起源、变化的规律搞清楚了。
管轶对此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团队从研究范围、深度和广度各方面来说，可以在世界上达到前五，也是世界组织（WHO）在全球8个参比实验室之一。WHO要确定标准，会参照我们的成果。”此外，管轶的实验室还为印尼分离出人感染的禽流感病毒，并与WHO合作，为东南亚和大洋洲科研人员提供培训。
“钟南山才应该多宣传”
但让更多国人记住管轶的，是SARS和果子狸。2003年SARS暴发，管轶的团队在世界上最早分离出SARS病毒，并于SARS复发时，率先在果子狸身上发现SARS病毒，从而积极敦促内地和香港屠宰果子狸，有效控制住了疫情蔓延。
谈起SARS，管轶总是提到钟南山。“钟院士及时为我提供了第一线的最新数据和情况、资料，才使得香港大学成为世界上最早鉴定出SARS病毒的单位。这是和钟先生的功劳分不开的。”
在动物身上找病源，是管轶吸取了香港防治禽流感经验的结果。1997年香港出现18例禽流感病人，都以重症肺炎的症状出现。医生们不知感染源自何处，应如何防范。WHO的专家们在香港市场上发现有20％的鸡带有禽流感病毒。据此结果，香港政府下令宰杀所有鸡，几天后，再无禽流感病人出现。
SARS暴发后，管轶就留意市场上的动物。2003年10月，他开始在果子狸身上找到SARS病毒。2003年底，有人感染了变种的SARS病毒，管轶立即向国务院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并通过钟南山与广东省领导沟通。2004年1月5日，香港和广州同时宣布在果子狸身上发现SARS病毒，下令清除野生动物市场上的所有果子狸。
管轶一再强调：“钟南山院士比我伟大，他这样的英雄才应该多宣传。他的操行非常可贵，尤其是在SARS期间，不仅是一位好科学家，更是一名好大夫。不是每次喊‘共产党员给我冲！’就有人冲出来，但是钟南山冲出来了。他那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我国特别需要的。”
“科学要讲证据”
管轶笑用“悲哀”来形容自己的生活。“每天睡6个小时，吃两顿饭一共1小时，偶尔看看新闻和足球，其余时间都用来工作。”“昨天中午飞到上海，开会到深夜3点，今早7点半起床，8点开会，12点出发去机场，下午5点回到香港。”
不过，管轶并没感到苦，“学问中是有很多乐趣的。自己想做的事，和别人强迫你做的事不同。虽然我现在和社会很脱节，走在街上像个土老帽，但是每天过这样的日子，觉得心里很平和。我还在想，什么叫英雄？这世上千千万万的人都是各行各业的英雄。这不过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而已。”
管轶的幽默感常从谈话中流露出来。他总在笑，语速很快。他既有平易近人的一面，也有在学问上的倔强和不屈，“员工都挺喜欢我。我觉得别的事可以随便一点，不过科学就是科学，凡事要讲证据。”提出宰杀果子狸时，管轶曾面临过质疑。他自己也感慨说：“如果是老成一点的人，会提出多种可能，圆滑一点，留点后路。但我不想这么做。作为一个学者，我知道什么，就告诉政府什么，由政府来作决定。”
“艾滋病、禽流感在敲警钟”
在光环笼罩之下，管轶仍清醒地表达自己的担忧：“18名医疗英雄，中国的两个一个研究艾滋病，一个研究禽流感。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两个病是中国的心头大患，也是世界的心头大患。这是在给我们敲警钟啊！我们现在谈话很轻松，真的疫情来了，谁都轻松不起来。”
让管轶欣慰的是，近期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在了香港大学，新的实验室将致力于研究我国新出现的传染病，并将在国家发生重大疫情时，作为应急队伍，赶赴一线处理研究疫情。
目前世界上所有的20多种H5N1禽流感变异型都是管轶的实验室鉴定出的。这让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光荣。“只要能管住这些病毒，不让它成为大流感，不危及人类，我管轶这辈子就算没有白活了！”管轶在谈话中，第一次显露出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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