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协和医院创始人：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拯救世人
“中国最好的医院是哪个医院？”
“协和医院。”
“中国有1731家协和医院，请问到底是哪家……”
协和医院遍地开花，可中国正宗的“真”协和，其实只有三家：
北京协和、武汉协和和福州协和。
在最近动荡中，其中的武汉协和医院作为抗疫一线，可谓牵动着全国上上下下数以千万人的神经：
武汉协和医院14名医护人员感染；
武汉协和医生“逆行”返汉，投身抗疫一线；
武汉协和在红会一天居然只领了两件防护服；
新冠肺炎孕妇在武汉协和医院自然分娩，母子平安……
隔着屏幕，我们为其流泪，为其呐喊，为其着急，为其不平，为其感动……
在这一生死的关口，这座创建于150多年前的医院，着实承载了太多的情感与撕裂。但同时，它却也在此时挡在了疫情之前，继续传递着爱与希望。
而这份爱，源于上帝，并始于武汉协和的创建人——在中国待了57年，并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杨格非。
01
“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拯救世人。”
众所周知，中国的近代史，是伴随着隆隆的炮声开启的。
而与之一同开启的，还有紧闭了数百年的国门。
至此，西方人对这个古老且神秘的东方大国，压抑已久的好奇一下子全迸发了，各色人等纷至沓来。
他们中，有急于打开这一巨大市场，赚个盆满钵满的商人；
有在国内不得志，所以跑到中国来碰碰运气的冒险家、投机者；
甚至有包藏祸心，妄图瓜分中国领土的殖民者、野心家；
这些人来到中国，说白了，无非是为自己捞点好处。
在这其中，就包括了武汉协和医院的创建人，和戴德生、丁韪良并称为“宣教士三巨头”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
杨格非又译为杨笃信、杨约翰，1831年12月14日，他出生在英国斯旺西一个公理会基督徒的家庭。
在当时，斯旺西已是世界上著名的有色金属冶炼中心和铜贸易中心。
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加上污水的乱排乱放，疫病很快横行，伤寒、猩红热、霍乱频频在当地爆发。
在杨格非还只有8个月的时候，霍乱就夺走了她母亲的生命，17岁的时候，父亲又因此丧命……
儿时这段悲痛的经历，如烙印一般深深地打在他的心底，但与此同时，苦难却也赋予了他一颗怜悯人间疾苦的心肠。
正如一位名叫威廉姆斯的医生所说的那样：
“他在一个人满为患、贫困、疫病横行的地区长大，作为一名牧师，这肯定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中国那个当时最贫穷的地区，再次目睹这一切，似乎激励了他采取行动。”
或许有人会问：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非亲非故的中国，干这些好事作甚？”
可就像他曾说过一句话：
“我们来中国不是为了开发资源，也不是为了做生意，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的发展，我们来这里，只是为了拯救世人。”
若要深挖杨格非与中国的缘分，那就不得不谈到他的基督信仰。
02
远渡重洋4个月
足足待了57年
杨格非自幼聪明过人，母亲去世后，他的姐姐和姑母便接过母亲的职责，拉扯着他长大。
所以当姐姐受洗那天，牵着他的手从埃比尼泽教堂出来的时候，幼小的杨格非便也自问道：
“我是不是应该也像姐姐一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上帝？”
由于家境贫穷，杨格非12岁时就不得不被迫辍学，到一家杂货铺里当童工。
闲暇之余，他几乎拿出了自己全部的时间和热情，投诸到了《圣经》和宗教经典的阅读之中，而在教会主日学老师的教导下，他也培养出了出色的口才和胆量。
十六、七岁时，他已是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讲员，许多人开始称呼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1850年9月在亲友的资助下，他自学考入了布雷肯学院。后受海外宣教的感召，就转入贝德福德神学院接受装备，并于1855年被按立为牧师。
按照原先的计划，杨格非是不会来中国的，而是会前往非洲东南方的马达加斯加岛宣教，但由于岛上动乱，伦敦差会不得不让杨格非改道中国……
1855年5月22日，杨格非带着新婚才一个月的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 Griffith），登上了远航中国上海的轮船。
临行前，据说杨格非曾感慨道，好像听到了远方的呼喊：
“来这里帮助我们吧！”
经过4个月的颠簸，杨格非筋疲力尽的这一行人，终于抵达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
杨格非学中文的草稿
初到上海时，杨格非其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但他愣是仅用了6个月，就攻下了中文听、说、读、写的难关。
不久后，他就开始在当地用一些浅显的语言传福音，在上海的5年间，他四处冒险巡回布道，脚踪布及苏州、松江、平湖、湖州、嘉兴、杭州等地。
如在1859年昆山的科举考试中，杨格非就曾带着2500本《新约圣经》和500本《新旧约圣经》，向10000多名科考举子派发讲道，并向人介绍《圣经》的价值：
“圣书所载之道，极其长阔高深，有威权可定人之本分，有智慧可解人之疑惑，有光耀可破人之蒙昧，有劝慰可释人之愁烦，有应许可起人之奋勉……
至于生死之理，并救灵魂之法，此书纪之详明。”
然而这许多的宣教士都聚集在沿海地区，总不是个办法。当时同在上海的麦都思牧师，便常这样祷告：
“主啊！求你在中国打开更多门户，好分散你的众仆人。”
他的祷告留给杨格非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提醒着他要积极寻求将来的方向。
随着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署，广阔的中国内地门户终于开启，杨格非也开始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内陆地区。
不久他便决定举家从上海溯江而上，一路上他兴奋不已：
“这一条美丽而宏伟的河流，已经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
清末汉口戏院
1861年6月21日，杨格非抵达华中重镇汉口，他也成了第一个进入中国华中的宣教士。
而从他走下轮船，一脚踏上汉口土地，没想到这一待就是整整的51年，直到最后离开时，他已经是一个80岁的老人了。
由于内陆炎热潮湿的特殊环境，以致于他的第一任妻子玛格丽特（1873年）和第二任妻子珍妮特（1885年）的性命都留在了那里……
03
武汉协和医院创始人
一己之力推动医疗水平
杨格非到达汉口后，没有住在英国租界，而是和平民住在了一起。
也没有固定的布道地点，而是选择一些公开场所，聚集群众前来听讲，在《杨格非传》中曾有这样一段：
杨氏自来中国，欢喜对大众讲道，他深信在街头宣传福音，是很有效验的。所以他几乎成了一种惯例，每天一次或二次宣讲福音。
因为这样，所以每年之中，听过杨氏讲道的，不下几十万人。
……杨氏讲过一番，便坐在旁边，再由中国先生接着讲，听的人有的走出去，也有些新进来，每开堂便是讲几个钟头。
《杨格非传》
中为杨格非
深入内陆虽是为了福音而来，但是当地的科教文卫，他却一个也没落下，在经过漫长的观察和了解之后，他曾说过：
“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不需要宗教信仰的群体，他们最关心的是每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中国人与其说需要上帝，不如说更需要医生……”
这样的话从一个宣教士的口中说出，可谓是“离经叛道”，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杨格非，对当时中国落后愚昧的深深痛心。
清末汉口庙会
比如那时，西医已经通过牛痘接种法搞定了天花，通过外科手术能取膀胱结石，通过眼科手术能治青光眼、白内障……而这些病症放在中国却是完全没辙的。
他曾说：“没有解决身体上的疾苦，就不能解决精神上的疾苦。”
可见其既要救治人的灵魂，也要救治人的身体的强烈决心。
1866年，这个别人眼中“矮矮胖胖，却很有勇气”的外国人，便拿着各界人士捐赠的400英镑，在花楼街居巷建造了武汉协和医院的前身——汉口仁济医院，华中最早的西医医院之一。
汉口仁济医院
医院刚成立时，只有两间病房和一个兼职医生，和其他很多教会医院一样，汉口仁济医院也都面临人手、经费等不足的问题。
可即便如此艰难，他却始终坚持医院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都不收钱，最初医生的反对声很强烈，觉得医院经费太拮据了。
但他认为：如果一开始就想着赚钱，以后就不愿意再做那些没钱的工作了。
武汉仁济医院医护人员
可奇怪的是，在许多教会医院纷纷关门的处境下，汉口仁济医院却一直发展了下去，越来越多顶级的医生从英国派来，医院历经几度扩建……
有协和医院老专家评说，西医入汉后没过多久，便促使武汉的医疗水平与国际几乎同步！
在汉期间，除了武汉协和医院。杨格非另外还建立了武昌仁济医院（现湖北省中医院），以及武汉第一家妇科医院（现协和医院女部）等数十家医院。
武汉第一家妇科医院，玛格丽特医院
到了1882年，杨格非的儿子纪立生从英国伊定盘大学医科毕业后，也来汉口仁济医院工作，并很快成为西医外科第一把刀。
在汉口，纪立生差不多工作了40年，甚至在1902年创办了湖北地区最早的西医学校——大同医科学校，数年后，湖北第一批华人西医生从这里走出……
可以说，杨格非和纪立生这父子两代人，几乎以一己之力硬生生推动了武汉医疗水平的发展。
04
“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
我仍将都给中国。”
除了开设医院外、施医散药之外，杨格非还建了6所学校
在这些学校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在1899 年，在汉口办的第一所集大学、中学、师范、神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校——博学中学。
博学中学
从这里，曾走出解决14亿人吃饭问题的袁隆平、中国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林华宝等人。
如今这一学校已演变成了“武汉四中”，一所集“省级高中示范学校、全国百所名校”等荣誉的名校。
于此同时，他还创办英文报纸《楚报》，开创了汉口翻译、印刷事业等一系列工作。
看到底层百姓深受鸦片的荼毒，他更是一心为中国百姓奔走呼号。
甚至在1882年，他为此写了《关于鸦片贸易的简明问答》一书，抨击鸦片贸易的罪恶，义正辞严地斥责英国政府。
当时吸鸦片的百姓
而逢有战乱，他的教堂、学校、医院总是高悬英国国旗，成了汉口百姓的避难所。
后来，他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长江与汉水的各地，已经归在基督的名下；
至于那些散居在两条壮丽江河岸边，数以百万宝贵的灵魂，我愿为之生，为之死。”
杨格非在中国50多年，中间仅回英国三次， 而且每次都是因为自己或家人生了重病，才不得不回去休养。
1905年，在他来华50周年的感恩礼拜上，他更是道出了对中国的深情：
“如果上帝再给我五十年，我仍将都给中国。”
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在讲道时突然中风，偏瘫卧床，及至6年后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他才不得不告别他所深爱的中国。一年后因病离世。
然而在他离开中国后，他的儿孙辈依然接续着武汉协和医院的工作，甚至有两人永远留在了中国。
武汉协和医院杨格非半身像
1936年，杨格非的儿媳夏利世在为一牙病患者治疗时，被手术刀划破手指，不幸感染败血症，不幸离世。
次年，杨格非的儿子纪立生也因肺炎离世。老两口被合葬于汉口公墓，从此长眠在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而杨格非的孙子纪继生(Keith H.Gillison)，自1928年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也是投身协和医院工作。
后被任命为外科主任、协和医院院长等职务，一直到1950年不得不离开。
记得钟南山院士在前些日子说到：“武汉本是一个英雄的城市。”
武汉是不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我不知道。
只是想起道杨格非一家、刚刚离开的李文亮医生，以及那些坚守在一线的医务人员，泪水便止不住。
唯愿武汉这座城市，切莫辜负了这份爱与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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