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16 屈原与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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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彊志,明於治乱,嫺於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译文】
屈原名平,和楚国王室是同姓一族。他担任楚怀王的左徒,学识渊博,记忆力很强,对国家存亡兴衰的道理非常了解,对外交往来,接人待物的辞令又非常熟悉。因此他入朝就和楚王讨论国家大事,制定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对各诸侯国的外交事物。楚怀王对他非常信任。
而上官大夫和屈原职位相同,他为了能得到怀王的宠信,很嫉妒屈原的才能。有一次,怀王命屈原制定国家法令,屈原刚写完草稿,还没最后修定完成。上官大夫见到之后想夺为己有,但屈原不肯给他。他就和楚怀王说屈原的坏话:“大王您让屈原制定法令,上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每颁布一条法令,屈原就自夸其功,说是‘除了我之外,谁也做不出来’。”怀王听了,非常生气,因此就对屈原疏远了。
屈原对怀王听闻失灵而不能分辨是非,视线被谗佞谄媚之徒所蒙蔽而不能辨明真伪,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感到万分痛心,所以才忧愁苦闷,沉郁深思而写成《离骚》。所谓“离骚”,就是遭遇忧患之意。上天是人的原始;父母是人的根本。人在处境窘迫的时候,就要追念根本,所以在劳累困苦到极点时,没有不呼叫上天的;在受到病痛折磨无法忍受时,没有不呼叫父母的。屈原坚持公证,行为耿直,对君王他一片忠心,竭尽才智,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其处境可以说是极端困窘了。因诚心为国而被君王怀疑,因忠心事主而被小人诽谤,怎能没有悲愤之情呢?屈原写作《离骚》,正是为了抒发这种悲愤之情。《诗经·国风》虽然有许多描写男女恋情之作,但却不是yín乱;《诗经·小雅》虽然表露了百姓对朝政的诽谤愤怨之情,但却不主张公开反叛。而像屈原的《离骚》,可以说是兼有以上两者的优点。屈原在《离骚》中,往上追述到帝喾(kù库)的事迹,近世赞扬齐桓的伟业,中间叙述商汤、周武的德政,以此来批评时政。阐明道德内容的广博深远,治乱兴衰的因果必然,这些都讲得非常详尽。其语言简约精炼,其内容却托意深微,其情志高洁,其品行廉正,其文句虽写的是细小事物,而其意旨却极其宏大博深,其所举的虽然都是眼前习见的事例,而所寄托的意义却极其深远。其情志高洁,所以喜欢用香草作譬喻。其品行廉正,所以至死也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身处污泥浊水之中而能洗涤干净,就像蝉能从混浊污秽中解脱出来一样,在尘埃之外浮游,不被世俗的混浊所玷污,清白高洁,出污泥而不染。推论其高尚情志,就是说与日月争辉也是恰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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