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盛行的环境必将是所有人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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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尊敬的读者，吴老师文中带有商品，不喜忽略。写文者也要吃饭，敬请谅解。但全部正规，绝无流氓或色情链接，需要者可放心了解。 |
不久前，一个家长举报老师补课的新闻引起全民关注和讨论。
某老师偷偷给他人补课，并收了补课费6000元。该家长拿到孩子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后随即举报了这位老师，不仅6000元全部退还，老师还倒赔了2000元。
网上评论一边倒地谴责家长“未过河、先拆桥”，当然也没忘了批评老师有偿补课。
在这里，吴老师要谈的不是补课问题——那是国家的一篇大文章，轮不到我来置喙。并且，引起全网关注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该老师有偿补课，而是家长“未过河先拆桥”的举报行径。
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不适合今天这个时代了，但毕竟该老师教过这两位学生，说他们有师生之谊毫不为过。
十年前，我曾经给本地近百位小学语文老师讲过一段时间“中国古代文学史”，其中有一位小学陈姓校长，比我年长数岁，但至今遇到仍然热情地称我“老师”。
这位家长让孩子上课时录音取证，不仅自己干卑鄙的告密勾当，还培养了自家孩子告密的“天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每个成年人都能看出他的用心：收回6000元补课费，享受免费服务。
被举报老师损失的只是2000元钱和补课的时间，这个家长和两个孩子损失的却是德行，孩子的未来可以预期：试想，他们走进任何一所学校，老师和别的同学会怎么看他们？他们以后的人生中遇到的所有人又会怎么看他们？
虽然人们不会当面去谴责，但绝不会和他们坦诚相处。
老师补课违规，并不能降低他们恶劣的程度。
此事之后没几天，一则安徽某县相关部门“踹门查补课”的视频又热了，原因也是有“群众”举报。
两天前，网上又出现一则查补课视频，内蒙古某市一名小学生举报了他补课的实习班。视频中，小学生冲在民警前面，大喊着指向补课教室，稚嫩的声音里溢满了激动。
是谁让他学会了举报？家长？显然不是，不然家长不会送他来补课，指使他举报的，是潜移默化间形成的社会氛围！
在他的心目中，他所做的不是古今中外所不耻的行径，而是充满正义的光荣之举。
孩子是一张白纸，他的品性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塑造的。
我们塑造怎样的孩子，就在为自己塑造怎样的未来。
其实，这样的所谓举报，并非自今日始。前几年大学教授因被学生举报言论不当而受处理的比比皆是。
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
2013年的张红兵
今年67岁的张红兵是北京博圣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自己改名张红兵。2013年，他讲述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2月13日，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时为安徽省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在家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张红兵的父亲张月升立刻逼着她把说过的话写下来，并拿着这份材料出门举报方忠谋——他的妻子，他孩子们的母亲。
当时年仅16岁的张红兵怕被父亲抢了头功，马上写了一封检举信，并红卫兵胸章夹在一起，塞进了住在同一个大院的军代表家的门缝里。张红兵检举信的结尾两句话是：“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当晚，方忠谋就被抓走了。
1970年4月8日，方忠谋被判死刑，并于三天后被枪决。
从1979年11月开始，张红兵经常梦见母亲，每次醒来后都会嚎啕大哭，因为他亲手把母亲送上了断头台，他再也没有母亲了。
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虽然平反了，但已经26岁的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没有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又败了诉。
2012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向母亲公开忏悔，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其实，当时因为检举，或者说告密使亲人遭难的，何止张红兵一人！虽然从张红兵个人的心理悔恨角度说他害死了自己的母亲，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害死方忠谋的乃是那个时代。
张红兵，也不过是那个时代泛滥的告密文化的受害者。
《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句话：“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就是父亲如果发现儿子犯了错，要为他遮掩住；儿子如果发现父亲犯了错，更要为他遮掩。
虽然这句话只讲了父子之间，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它当然适用于“五伦”关系：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种父子互“隐”发展到后来，进化成中国古代刑律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亲亲相隐”——
亲属有罪，相互之间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都不算有罪，相反，告发亲人犯罪、为亲人定罪作证反而是有罪的。
熟悉文学史的朋友都知道，北宋女词人李清照因为告发自己的后夫张汝舟犯罪而蹲了大牢。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亲亲相隐”是最基本的伦常之一，清代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干名义，渎伦常，败风俗，皆王法这所必禁也。”
所以，举报亲人是古代律法所明确禁止的。其实，不仅中国古代如此，当代西方国家的司法之中，亲人犯罪都无须为定罪作证，我国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也免除了亲人作有罪证明的义务。
当下很少看到“告密”这个词，一般都是用“举报”，从语义上看，二者似乎并没有区别。
区别是有的，两个词的感情色彩不同！“举报”是个中性词，没有褒贬之别；“告密”则有强烈的贬义色彩。
虽然古人侧重于“亲亲相隐”，但对于非“亲”的举报行为，也不是完全鼓励的，关键在于所报行为的性质。
所有对他人或公众有伤害的行为——无论是人身伤害还是财产损害，人人都应该举报。大到6月份发生的杭州工程学院黑人外教杀害女大学，小到2020年上海富豪王振华“给幼女讲故事”。
但是，有一类行为，虽然违规，甚至违法，都不应该举报，那就是没有给任何第三者造成伤害的违法违规行为。例如40多年前的投机倒把犯罪，再如现今的教师有偿补课，尽管有的地方把它列入了“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的范畴。
只要是学生家长主动要求的，教师的补课就没有伤害性。
这种违规或违法，属于政策性违规或违法，甚至有很多犯罪也属于政策性犯罪，除了违反政策，没有任何伤害性。
政策性违规、违法、犯罪，没有伤害他人，仅仅是违反某项规定或法律。
任何规定或法律，并不天然就具有正义性。那些因为时间变化而不停地改来改去的政策或法律，尤其不具有正义性。
因此，我的结论是，凡对具有危害性行为的举报，就是举报；对没有伤害性行为的举报，就是告密。
举报是义举，告密则是下三滥的勾当。
当告密之风盛行时，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信任和真诚，相互之间的交流永远只有虚伪的正确。
陌生人之间要防备，熟人同事之间要防备，同学朋友之间要防备，最终，亲人之间也要防备。
这样的环境，不是地狱又是什么？
前几天，南通支云主教练谢辉因为酒后谈论足球界被人拍摄上传，谢辉被处理，拍摄人虽然受到全网指责，却丝毫不认为自己错了。
这更可怕！
因为告密者之所以“密告”，因为他还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卑鄙的。
当告密者认为告密正确并公开举报时，他们已经把卑鄙当光荣了。
等那一天来临时，所有人都宛如置身地狱之中。
也许，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给吴老师加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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