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最终还得靠中国的智慧自己来解决

青年时代的毛主席是非常支持出国留学的，他主张知识分子“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并在1919年3月组织送走了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但他自己却推辞掉了多次出国学习的机会。

至于原因，毛主席早年挚友萧瑜认为主要是经费和语言问题，他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中说，“毛泽东几乎一无所有，虽然赴法的路费已减少到一百大洋，但这对他仍是无法解决的大数目，而且他自己知道，无人能借这笔钱给他。其次，语言上不能过关。在学校时，他的英语发不好音。”

萧瑜比毛主席小一岁，与毛主席、蔡和森同为杨昌济的得意门生，人称“湘江三友”，两人虽然是同窗挚友，但是三观却截然不同。毛主席一直主张国家、民族利益至上，而萧瑜则反对夸大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思想更偏向于西式自由主义。

观念的不同，造成了人生选择的不同。1919年萧瑜赴法留学，回国后进入国民党政府当官、并担任中法大学教授，成为一名精英知识分子。尽管毛主席多次规劝他一起为理想奋斗，但萧瑜一直固执己见，晚年宁愿漂泊欧美也不回国、1976年在乌拉圭凄凉去世。

从五四运动开始，毛主席就与萧瑜发生过多次激烈辩论，越辩越远，两人最终在1926年分道扬镳。所以，萧瑜虽然与毛主席很熟，但他们的思想却隔得很远。

萧瑜对毛主席没能出国留学的解释，非常符合欧美学界的胃口，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传记作家特里尔等人都对此表示赞同，所以，“经费不足和外语不行”一说，在国外一直非常流行。

本来，一个人有没有出国留学，只是个人选择而已，不必过分较真。但在那个年代，领导人是否留过学、被赋予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变革的领军人物大多有国外背景，例如五四运动领袖胡适曾留学美国、鲁迅曾留学日本，蒋介石赖以起家的黄埔军校是苏联人支持创办的，早期的中央苏区也深受共产国际掣肘。

偌大一个文明古国，在那段时间方方面面都深受西方资本与思想的影响。不少西方人喜欢拿这个说事，以此证明“西方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现代文明”。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但凡是创始人有西方（包括苏联）背景的国家，现在一般都比较被动，要么陷入贫困、要么失去独立，很难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

但是，新中国是一个例外。毛主席不仅没有留洋履历、而且一生只有两次短暂出国的经历，在国外滞留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超过四个月；放眼全世界，这样的情况极为少见。

所以，搞清楚毛主席当年为什么没有选择出国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一件小事。

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毛主席当年不是“想出国没有出成”，而是在主观上做出了个人选择，认为待在国内继续研究本土问题、要比出国学习国外经验更重要。

1919年3月，26岁的毛主席在送走了湖南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后，就对此给出了解释：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载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新民学会资料》第399页）

那一年毛主席刚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没多久，就已经把握住了奋斗的大方向：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很有必要，但中国的问题最终还得靠中国的智慧自己来解决。

毛主席对中华文化和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那个言必称欧美的时代，他曾在写给萧瑜的信中流露出对“洋风”的不屑，他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 ‘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 仍旧是 ‘糊涂’。”

他还认为，中国文化虽然有弊病，但西方文化同样有缺点，我们要做的是把二者的长处结合起来，“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载于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

青年时代的毛主席支持留学，但非常反感崇洋媚外。

当陈独秀、胡适在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激烈的主张与传统文化割裂、全面向西方学习之时，毛主席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

所以，毛主席虽然也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但对胡适提倡的那一套全盘西化的思路并不赞同。

1918年，当新文化运动旗手们高喊着“废除旧文学”时，毛主席却在北京同仁医院里看完了全本《资治通鉴》并加了批注；

1919年，十月革命成为文化人之间的热点话题，但沈宜甲回忆，他在陪毛主席参观上海各工厂时，“他从不说一字政治，更不及共产、苏俄，只偶及易经大道。”

1920年，当全国大学生都在高喊着“打倒孔家店”时，毛主席却在游历山东，先后去孔子故居和孟子出生地进行考察学习……

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对传统文化抱有复杂心情，不同于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不同于胡适的“再造文明”，毛主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所以，当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只能写出“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这类所谓“白话诗”时，毛主席却能写出媲美唐宋大家的诗词；

所以，当工农军队在共产国际教条指挥下屡遭挫败时，毛主席却能带着一支农民队伍走上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全新道路；

所以，当红军长征后与共产国际彻底失联、众人一团乱麻时，毛主席却能站出来指挥四渡赤水，靠中国古兵法里的变通智慧跳出了包围圈。

我们回头看二十世纪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的成功，实际上是“融会贯通的中国智慧的成功”，而毛主席，就是把我们带到正确道路上的那个人。

中国是个农耕文明大国，不懂农民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是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照本宣科、不知变通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还是一个具有独立文化传承的文明古国，一味削足适履学习西方模式，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毛主席整个青年时代都在研究中国，即使借鉴了一些西方与苏联的思想，但却从未脱离“本土经验”这条主轴。他懂农民、知国情，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其深厚的研究，同时还有一个开放包容的心态，懂得在世界潮流里顺势而为，为中国革命争取到了足够的国际支持。

针对当时知识分子崇洋媚外、不接地气的臭毛病，毛主席极为反感，他的恩师徐特立先生曾说：“毛主席具体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得出结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就因为这个原因，在大战结束后当我邀请他和我同去法国时，他拒绝了。他更愿意增加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不是去法国。”（载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历史巨人毛泽东》第66页）

往期精选

我们为什么力推中医药
《国士之风》征稿启事
家国文化及使命
中药方获第23届中国专利奖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