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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森的最后一天
作者：方澍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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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北京市怀柔区崎峰茶村的大山里漆黑一片，身着各种制服和便衣的队伍在公路上集结，分成小组，每隔5米一个人，技术人员走在后面，在山上来回巡视。左芷津正是其中一员。
正当队伍散开沿山搜索时，突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杂草枯叶满天飞舞，“眼睛被风吹得睁不开，连呼吸都很困难，鼻子嘴巴和衣服里全都灌进砂土碎石，满天的泥土和石子像是要把我们活埋”，左芷津回忆，逐级请示后，众人停止搜山，退到乡政府待命。
次日，1995年4月6日清晨5点半，全部人员再次开始拉网式搜山。15分钟后，他们在半山腰一条干涸的小水沟发现了一具死亡不久的男性尸体，衣着完整且看起来有一定档次，右手握着一支比较少见的新型微型手枪。
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的司机被叫来查看，随即确认，这就是王宝森的尸体。
王宝森仰面朝天、上身卡在两块石头之间，半坐半卧在水沟里。“尸体头部左侧和左耳有流向脑后枕部的流柱状血迹，头部左侧地上的枯草和树叶上有少量流淌和滴落的血迹，左耳上方和右耳上方各有一孔洞，两个孔洞呈左侧高右侧低的走向。”1995年4月6日清晨，左芷津在崎峰茶山上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仔细勘察，可以看到王宝森的尸体衣着完整，没有撕扯拖拉的破损现象。他右手紧握一把手枪，食指扣在扳机上，枪口指向左胸。右腿伸直，左腿稍扭曲。其食指仍扣在扳机上呈尸体痉挛状态。“这是自己开枪击中头部导致瞬间死亡，形成尸僵的典型姿态，他人加害无法形成这种始终紧握手枪的尸僵。”左芷津推断。但事关重大，现场的技术人员都十分谨慎，没有人说出口。这天上午，北京市领导来查看了现场。不过来的不是市委书记陈希同，而是市长李其炎。左芷津记得李当时“浓眉紧锁”、“黑着脸”，由北京市公安局领导陪同，在技术人员划定的现场外转了一圈，没说话就走了。现场被保护起来。左芷津立即赶回公安部汇报，副部长拿出一把礼品枪，要求左芷津模仿了王宝森尸体的拿枪姿势和子弹口，并一再强调：此案关键在于“自杀还是他杀”，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把证据搞扎实。这位副部长还表示，尸体肯定要解剖，北京市公安局解剖前一定要请示公安部。刑侦技术人员将王的双手用塑料袋包上，再将整个尸体小心地装进尸体袋，放到了车上，运到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初步检验，王宝森手持的是国产八四式7.62毫米手枪，使用的是六四式7.62毫米子弹，枪膛内有一发子弹，弹匣内有三发子弹，枪支各部机件完好，击发正常。左芷津和同事们在王宝森左肩下方的皮夹克上找到了一枚子弹头。十几天后，经过数次拉网式搜寻，他们用金属探测器在附近找到了一枚子弹壳。经痕迹检验，这枚子弹头和子弹壳都是从王手中那把枪中发射出来的。不过，公安部副部长指示，“这个案子一定要办成铁案、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要确认是自杀，还需要更多证据。这起案件的主办单位是北京市公安局，不过很快公安部派出了专家组。专家组由7人组成，包括公安部刑侦局的左芷津，还有刑事技术研究所分别专攻毒物、法医、痕迹、枪弹检验等方向的专家，他们都有正高级职称。专案组列出需调查人员名单，报请中央批准后，开始了全面的调查。调查显示，王宝森4月4日早上照常起床，喝了家人热的牛奶，和妻子一起下楼，司机已等在门口。夫妻俩一起上了车，妻子到单位中途下车时，王宝森什么也没说。到达市政府后，他参加了一场英模命名大会，在会上与其他几位领导微笑着点头打了招呼。中午，他向秘书吩咐了晚上8点半在长期“租用”的天伦王朝饭店单间接待客人的事情，还向饭店预订了晚餐，点名要炸酱面。然后他在市政府领导小食堂吃了饭，开始午睡。下午，他去听了北京市一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会议，这场会议他本不必参加，是他上午主动要求去听汇报的，他在会上还不时插话。汇报快结束时，他到会议室隔壁用座机打了两个电话。工作人员代拨了第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男性，第二个电话从王的口气推测接电话的人性别为女。打完电话，回到会场继续听汇报。5点钟汇报结束，王宝森表态说内容很好，充分肯定了大家的工作，然后被财政局长等一群人送到楼门口。之前他一直是上了车就走，这天坐进车后，他把后窗玻璃降下一条缝，向大家摆了摆右手算是道别，送他的人因此感到很奇怪。随后，他回到办公室。过了20分钟，又吩咐司机送他去不远处的市委。王宝森在市委书记陈希同的办公室待了45分钟。6点30分，两人边走边说一同出来，各自上车奔向不同方向。这次上车后，他用跟平常一样的口气对司机说“去怀柔”。司机一开始以为是去怀柔的市财政局培训中心。不过，走到怀柔范各庄时，王宝森让司机开往崎峰茶村。一路上总是问还有多远，还把车窗摇下来不断向外张望。途中，他两次下车试图进入路边破旧砖房或工棚，因为砖房有锁、工棚有人而放弃。他对司机说，与两个人约了8点10分在崎峰茶山上亭子见面，对方开一辆白色桑塔纳，说好谁先到谁就等。8点钟到达山下时，司机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亭子，而王宝森表示“就是这个地方”，他还拒绝了司机的继续陪同，把司机硬塞回车，并嘱咐“不管谁呼你，都别回电话，明早9点在单位等我，如果有人问我，就说咱们俩没有在一起，我是坐别的车走的”。司机只得上车起步，那地方路很窄，只能开车继续向前走找地方掉头。车掉头经过王刚才下车的地方时，司机向外看去，已不见了王的身影，也没有见到其他任何人或车。那个晚上，王的秘书不停地传呼王和司机，都没接到电话回复，于是在9点多钟推掉了等着王的众多客人，自己也离开了。4月5日早上，陈希同和王宝森两人的秘书先后找司机询问王在哪里，司机按之前王的交代回复了，不过心里十分不安。等到10点钟，他向怀柔同乡、王以前的司机征询意见，得到的建议是再等等。那位司机自己开车去了一次怀柔，不过没有找到王。到下午5点多，两人实在怕出事，决定说实话。市委书记陈希同和市长李其炎听说后，立即给怀柔县委打电话问询，县委领导说没看见王宝森。“此时大家隐约感到王宝森有可能失踪了。”陈希同立即命令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政委带队，带上警犬和有丰富探案经验的民警及法医，立即随王宝森的司机进山寻找。于是，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1994年底，王宝森的秘书以王主管的“经济工作方面的矛盾比较多”、“当前社会治安又不好”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提出过要一支枪，“不要真子弹，只要橡皮子弹就行，用于自卫”。由于并没有相关规定，公安局领导十分为难，一拖再拖。1995年2月10日下午，经正式上报请示后，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将一支八四式手枪、15发橡皮子弹和枪袋送到了王宝森的办公室，当面交给了他，还讲解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2月13日，王宝森的秘书致电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表示王要打靶，请其负责安排，并要求枪种是八四式手枪和八二式冲锋枪。警卫处逐级请示后，安排了王在警卫处干部冬训基地“八一”射击场的实弹射击。王宝森打靶期间有两名警卫处干部陪同，不过两人因到靶子前摆放石头、瓶子等，一度有20分钟让王独自在靶位里等候。当时子弹都放在靶台上，随后两名干部协助并指导王宝森打光了靶台上的子弹。王并未索要子弹。警卫处子弹出入库记录显示，王宝森打靶所用子弹，与死亡现场发现的、其手枪中所余子弹完全相同。4月26日下午2时，左芷津和同事们站在解剖台前，台上是王宝森尸体。由于是重大命案，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了人在一旁监督。“像王宝森这样的大案，还有李沛瑶案，检察院会提前介入，负责监督我们执法过程中有没有问题。比如要解剖了，按规矩检察官就应该问‘死者家属同意了吗？签字了吗？’——王宝森的解剖同意书是由妻子张辉签字认可的——‘解剖方案报中央了吗？’‘尸体跟原始状态是不是一样，有没人动过手脚？’‘解剖程序是按照卫生部规定吗？’还有，‘你们几个都是谁？你有高级职称吗？在场有没有无关人员？’”2014年8月10日，左芷津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检察官一般在这个环节还不太明白到底该问什么。第一步是翻查衣兜，这一步有时能解决很多问题。他查看了皮夹克、西服、裤子的衣兜，看到几份文件、记事纸、宣传单、多张名片，还有一串钥匙、折叠刀、眼镜、梳子、三个一次性打火机、半盒“红塔山”牌香烟、印有“吉祥如意、长命百岁”的红布腰带、治疗糖尿病的药物，以及一个长方形黑色皮质枪袋，袋内装有弹匣，匣内装有5发子弹。衣服检查并没什么收获，唯一结论是：衣着整齐，不符合他杀特征。脱去衣服后，可见王的尸体“发育正常，营养良好”，有尸斑和尸僵存在。此外“肚子挺大，双下肢特别细，双脚也很细小，一看就是长期以来坐车多、走路少，静止多、运动少”。王宝森的头颅没有明显变形。右侧太阳穴处可见一圆形创口，创口边缘皮肤已被烧焦——这显然是子弹射入口，皮肤烧焦状态一般只有枪口离皮肤15厘米以内才能形成。这个创口周围皮肤表面还附有少量黑色物质，这是子弹里火焰燃烧的残留物，同样只有在枪口很近的情况下才能留下。这个创口下方皮肤有一点挫伤，上方没有，这说明当时枪口朝左上方，下缘紧抵在皮肤上，“符合右手持枪朝太阳穴射击的自杀握枪方式”。子弹的射出口在左耳上方，是个条形的裂隙，可看到没有人体组织缺损。两个创口都有血液向脑后枕部流淌的痕迹。此外，尸体表面没有其他异常改变。解剖结果显示，颅内、眼眶上的颅前窝都有骨折现象，这是子弹穿过或其携带动能导致。由胃壁上几小片青菜叶，技术人员推断出其死亡时间应距最后一顿饭4小时以上，考虑到王4日午饭吃的是一小盘青菜，应该是4日晚间。在公安部专家指导下，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毒物化验室对王的心脏内血液、胃内容物、部分胃壁组织、肝脏和尿液做了检验，没有发现酒精以及吗啡、海洛因等毒品，也没有常见安眠镇静药物和毒物。专案组还用样品台的双面胶在王宝森的右手粘取了射击残留物，这也正是当初搬运尸体前先将其双手用塑料袋包起来的原因——开枪的时候，一部分火药燃烧不充分，会形成许多微粒从枪口和枪身缝隙喷出。经过仪器检测，在王宝森手上发现了残留火药微粒，经比对与他手枪里的子弹火药是同一种。法医鉴定结论是：王宝森是用手枪接触射击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而死亡，创口符合自己右手开枪形成。14位领导和专家在鉴定书上签了字。最后，左芷津执笔，撰写了公安部呈报给中央领导的汇报。“我报给我们局长，局长报给部长，部长一签就出了部，到国务院了。部长上面就是政法委书记，再往上就直奔中央了，中央几大常委都要看的。”2014年8月10日，左芷津回忆说。解剖检验之后，按照中央要求，王宝森尸体要妥善保管。一般冰箱都放置多具尸体，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买了个单人冰箱专门用于放王的尸体，并贴上了封条。1995年7月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王宝森的党籍。王宝森已畏罪自杀，根据法律规定，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到1996年，北京市公安局法医中心向左芷津请示如何处理王的尸体。经过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会签请示，当年6月14日，中央领导指示，同意处理王宝森的尸体。为稳妥起见，北京市公安局又等了一段时间，到1998年4月才处理。当天，王的家属被通知到场，一共来了3人：王的哥哥以及两位年轻女性。尸体被运走火化的时候，他们在法医中心远远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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