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北尬生：伊朗女性戴面纱的启示，历史趋势是增长的，但局部倒退是可能的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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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巴列维王朝推行的这些政策受到国内外高层人士的一致认可，伊朗的大多数人民却不这么认为。国王推行的妇女解放政策，让很多农民失去了妻子或者即将失去妻子；国王推行的土地改革，虽然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但是，经济发展造成的通货膨胀带走了所有的额外收入。更重要的是，国王因为世俗化的问题和宗教界闹得很不愉快，而国王终究无法禁止伊斯兰教，因此，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宗教界在清真寺里宣扬反对他的教义。偏偏这些伊朗的底层民众都是宗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就这样形成了一种认知：我们的灾难全是国王带来的，更确切的说，是因为国王违反伊斯兰教法带来的。而王室的贪污腐败则加重了民众的这种认知。
所以，当一群军校生受到流亡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影响，发动所谓的伊斯兰革命时，几乎得到了全国的支持。霍梅尼一上台，就取缔了所有他认为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行为，妇女必须戴面纱，不得享有政治权利。接着，伊朗通过了新的宪法，宣布新国家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在制度上极大程度强调了政教合一这个观念：国家的最高领袖不是总统，而是负责思想的“最高领袖”；道德警察也得以合法化，可以随时监督人们是否按照伊斯兰教法生活。几十年世俗化的努力，就这样毁于一旦。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个事实：这些伊朗人当年是自愿接受伊斯兰教法的，女人是自愿蒙上面纱，退出学校和单位的，而那部可以被称作大退步的宪法，也是全民公投之后才通过的。这就不得不让人想起几个月前的阿富汗。美国人在统治阿富汗的期间，曾经煞费苦心建造了一套民主政体，希望与这个国家的原教旨主义作斗争。当美军撤军时，美国人原本以为他们已经会接受民主政体和世俗化的生活，但事实上，他们错了：塔利班就在一夜之间卷土重来，所到之处，无不受到阿富汗人民的欢迎。会不会今天的阿富汗，就是当年的伊朗，而今天的伊朗，就是明天的阿富汗？我们有生之年，会不会看到阿富汗人反抗塔利班的暴政？我想这些都有可能。
对比一下这两个国家就不难发现，虽然它们的民众都体会过了民主化和世俗化的好处，但显然，在他们心中，还是集权化和宗教化更好。或者也不能说更好，但至少他们更习惯接受。当一种思想，一种制度，统治一个国家特别长时间以后，社会文化、习俗、习惯就会向它倾斜、靠近。这里面有主动的成分，也有被动的成分。主动的成分对于那些比较坏的制度而言，颇有些斯德哥尔摩群候症的感觉：受到压力的人倒向压力本身，并出于自发的维护它、喜欢他。
被动的成分就有点令人无奈了：比如说在今天的伊朗或阿富汗，当身边所有的女性都是在以买卖的方式被交到男性手里时，你想不买个老婆都不行：周围的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你的恋人也很有可能把自己明码标价，她可能根本就不能接受自己被人不花一分钱娶走的事实。这时，即使你再民主，再自由，也没有办法了，为了抱得美人归，你必须把你老婆买下来。
其实不单是这些伊斯兰教国家，中国在近代与旧习俗，旧制度作斗争的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缠足。尽管国家不止一次明令禁止缠足，但还是有一些家庭拒绝执行，偷偷给女孩缠。虽然早在民国初年就禁止缠足了，但是这个恶习一直持续到建国才告终。排除掉有些山区封闭，没有接收到信息的元素，这些坚持给孩子缠足的父母基本上是出于两种心理：第一种，他们根本就不能接受不缠足的女孩，也拒绝认可国家的这个政策，因此，他们要违抗它；第二种，他们本身认可国家实行这个政策的初衷，但是担心没有人会要不缠足的女孩，自己的女孩有嫁不出去的风险，所以无论他们愿不愿意，都必须缠。
从客观上讲，一种文化习俗持续的时间越久，人们对它也就越依赖，对它形成的习惯上的环境上的关联也就越强，也就意味着越难摆脱它。中国剪掉辫子比缠足要顺利一些，除了前者操作起来更简单外，我觉得还是因为人们留辫子只有200多年的时间，而缠足已经持续了900年甚至1000多年，这个习惯从宋朝就开始了。所以人们对于剪辫子的抵触，是要小于对禁缠足的抵触的。
中国拥有近4300年的确切历史，是世界诸多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在我看来，这既是对中国人最大的祝福，也是对中国人最大的魔咒。一方面，我们的文化认同感非常强，不会像其他民族那样发生民族问题，也不用像有些民族那样，一天天忙于复国建国，诸多古代的思想和科学技术都没有中断，很容易为我们所用；另一方面，这个古老的文明对我们的吸力太强了，我们很难摆脱它的框架，接收新的东西。上文中那种文化习俗带来的束缚和依赖，中国人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受其影响的。这也就可以解释鲁迅的这段话了：“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简单来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太过强势，不足以让我们像日本那样快速的学习他国的文化，或者带来什么变革。
更糟的是，中国的文化偏偏就是反对变革，崇尚复古的。结果就是，很多士大夫一听到变革就抵触，他们反对的已经不是变革的内容了，他们反对的直接是变革本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安石变法。高中老师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形容王安石是一个“穿越过来的人”，因为他的政策和现代福利国家的政策非常像：国家宏观调控经济，通过刺激经济发展来获得更多税收……但是他的改革最终还是因为过于超前于时代而没有被接受，最糟的是到了变法的后期，很多人反对王安石，只是单纯的因为他试图改变旧有的政策而已。
还是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今天的伊朗青年，会怎么看待他们父辈做的决定，明天的阿富汗青年，也会怎么看待同样的问题？这不是简单的“今天流的泪，都是昨天你脑子进的水”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当年做出的决定所造成的影响，需要隔几代乃至十几代人才能展现出来。我们只能说：主张进步的这代人是被解放的，而他们的父辈乃至祖先仍是被传统所束缚的。而且所谓的进步和束缚其实只是相对的概念：我们今天相对于父辈可能是进步的，但相对于我们的子孙，我们也是被束缚的。因此，我们的地位其实和那些人是一样的，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资格嘲笑他们。
不单人们的观念是随时间变化的，那些被我们认为是公理的词汇的含义，比如人权、自由，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扩张的。这个问题会留到别的文章里讨论，这里就不展开了。
与旧习俗斗争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而中国很高兴地已经，没付出多大代价地走完了最艰难的几步。我们这几代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和它进行最终的斗争，也将看到阿富汗，伊朗这样的国家与之展开斗争。须知道一件事：历史在大趋势上绝对是增长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局部的倒退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要做的是从几十年上百年的尺度上来审查我们要经历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并最终决定我们该往何处去。
海北尬生：因其尝求学于北海之北，每不顾环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爱读书，本学理工，爱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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