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北尬生：真正的爱，必须去公平地关爱每一个人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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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现在流年不顺。而每当一个国家面对外界的压力，它总是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更稳定的内部环境。它会希望人民更拥护政府，意识形态上更加统一，行政上更加紧凑，因此有这样那样加强内部稳定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真的想象不到，俄罗斯会先从性少数群体这个地方开刀，尤其是在保护性少数群体成为共识的今天。
中国人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代：第一代是我的爷爷那辈，他们根本就不能接受这样的行为，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病态的；第二代是我的父亲这辈，我父亲就曾经向我表示，他理解同性恋的存在，但坚决不允许我成为同性恋。简单来说，这一代只是部分接受同性恋。而像我们零零后这一代中比较前卫的，已经从各种各样的方面接受了性少数群体，尤其是也能接受自己或者身边的他人成为性少数群体的事实。
无论持有何种观点，那些反对性少数群体的基本上是出于以下几点反对这些人：病理/卫生原因、宗教原因、固有偏见。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先说病理/卫生原因。很多反对性少数的人都认为非传统的性别认知是精神病。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去查阅一下对于疾病的定义。网站上的定义是“对人体正常形态与功能的偏离”，但这个定义其实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太空中的宇航员受到失重的影响，腿会变细，头会变大，显然偏离了正常形态，但这并不是病态。同样，一些精神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是可以呈现出正常形态和功能的，但他们显然是病态的。因此，我个人比较接受的定义是这个：“功能受损和与环境的协调能力遭到破坏”。按照这个标准，性少数群体就不能被看做病态的，因为他们自体的功能没有受损，而且绝大多数性少数群体与他人交往并不存在异常，甚至只要不说，根本就看不出来他的性取向。
也许有人会说：“我知道，或者我听说过的某某人是个同性恋，他是个变态”之类的。我承认会有这样的人存在，但我们必须要分清楚一点：他的变态是否单纯是因为性取向导致的，或者是说，保证其他变量都不变的前提下，把这个人变成一个传统性别观的人，能否使他的变态得以消除。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的变态与他的性取向没有关系。举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英国同性恋丹尼斯·尼尔森在几年里杀害了至少15个人，他与很多具尸体同居过，并在腐烂后把尸体肢解冲下下水道。很多人就此批评同性恋群体，但事实上，真正导致尼尔森变态的是他的怪癖和控制欲，以及大脑中极度扭曲的幻想。也就是说，如果他是一个异性恋，他仍然会出去杀人，只不过杀的会是女人而已。
同样的检验方式也可以被我们用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有人说，艾滋病之类的疾病是因为同性恋而蔓延开的，这个说法曾经在美国引起过很强烈的反同性恋运动。按照我们刚才的处理方式，我们应该看异性性交是否会杜绝这些疾病，或者至少在疾病的传染上能够减轻。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只要不够安全，就必然会导致类似的疾病的传播。既然如此，就不能把传播疾病这个帽子戴在同性恋乃至性少数群体头上。
非传统的性观念在几乎所有宗教中都不被包容，有些笃信宗教的人也会振振有词的拿着宗教经典出来布道。但是，奉宗教经典为唯一的权威和行动准则，就是典型的原教旨主义行为，而彻底贯彻原教旨主义的生活方式，很有可能会可怕到连宗教信徒都不能接受的程度。举个例子，我就在《圣经》中发现了这样的内容：“婚姻只有在妻子是处女时才有效，如果她不是处女，她应该被处决（申命记）”。如果真要如此，英国国王查尔斯陛下就会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是要英国国教教主的身份，还是要老婆？如果把现在的宗教和宗教经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已经经过了很大程度上的世俗化。而且，这一趋势肯定还会继续下去。天知道明天会不会出来一位新的宗教领袖，为宗教做出新的改革呢？
最后就是固有偏见了。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很多人会说“自古以来就是异性恋为主导”——这话没错，但异性恋只是占主导而已。几乎从人类形成性别观念的那一天起，非主流的性别观就伴随着主流性别观一起前行。《红楼梦》中就有薛蟠向柳湘莲调情，结果遭到暴打的故事，可见，在当时虽然非主流性别观并没有获得肯定，但仍然欣欣向荣地存在着。既然有人说“我们要坚持传统性别观，只因为它古老，”我们大可以说“我们也应该维护性少数群体，因为它自古以来就存在。”
除了文化因素，剩下的就是单纯的偏见了。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一件事：我们说出的话，究竟是纯粹的客观事实，还是是我们情绪的反应，或者是两者的混合体。有些时候，他们的界限非常不明确，同一句话，在同样的语境当中，也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情况。举个例子，我说“读我文章的人普遍比一般人聪明”，我既有可能是做了详细的调查后说出这句话，也有可能纯粹是为了讨好我的读者，不经意的说出了这句话。至于究竟是哪种情况，如果不是知情者，听众是无从知道的，只有说话的我自己清楚。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说出的是事实还是偏见？如果是偏见，或者至少很大程度上是偏见，那又为什么坚持它？
在成为性少数群体的支持者之前和之后，我一直在听到各种各样批判他们的声音。说实话，没有一种能够让我相信他们的话，把非主流性取向真正当做一种疾病，一个问题来看待。我并没有认为自己是性少数者，但我必须要承认，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对班上的一个男生有过好感。事实告诉我：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所有人都是双性恋，只是对于有些人，他们非主流性取向的那一面是被强烈的遏制着的。
没过多久，我就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找到了这个想法的根据：理论上，我读了弗洛伊德的书，了解了所谓的潜意识理论，它告诉我人越是极力否认、极力排斥的观点，反而越有可能是这个人潜意识的体现；事实上，我了解到了匈牙利人约瑟夫·萨杰的故事。此君是匈牙利政府高层，也是匈牙利驻欧洲议会的议员。他所在的政党宣传“维护家庭核心价值观和基督文化”，取得执政地位后，修改了该国法律，使“婚姻只存在于男女之间”，还通过了别的法律，使得匈牙利人的性别只能由出生时的染色体决定，也就是说，匈牙利人的性别将终身不变。所以，当匈牙利人得知他在布鲁塞尔因为参加同性派对，违反防疫规定被捕，被捕时赤身裸体，包里还搜出了毒品时，都惊掉了下巴。而在此不到一个月前，他还起草了新的法律，要求“只有异性夫妇才能收养孩子”……
所以，“恐同即深柜”的说法在我这里得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承认。我记录在此，等着那些投票支持文章最开头那条恶法的俄罗斯议员的笑话。到那时，俄罗斯民众肯定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我们也无须低估俄罗斯知识界的水平：在沙皇时期，他们有赫尔岑、巴枯宁、陀斯妥耶夫斯基、柴柯夫斯基，在前苏联时期，他们有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肖斯塔科维奇…这个民族是一个能够自救的民族，它的民众有很强的是非观，知识分子也有很强的引领人民的欲望。因此，我对俄罗斯议员们失望，但我不会对俄罗斯失望——这个民族生命力很强。
中国呢？2014年的数据就已经告诉我们，中国有7000万同性恋者，而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再把LGBTQ中的“B”—双性恋和“Q”—存疑者算进去，我觉得这个数很有可能已经过亿，甚至逼近一亿五千万人。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我们在探讨的不是什么文化问题，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问题，事关中国至少1/10的人，能否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爱他们爱的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明显的表现出摇摆不定的特点：既没有明确的否认非主流的性取向，也没有正式的承认它。不过让我欣喜的是，很多属于我这一代的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即使不属于非主流性取向者，也在关心性少数群体的权益。我高中的第一任同桌、花花公子Y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没从他身上看出任何性少数群体的倾向，但他仍然在朋友圈里发文，讲述他在国内和国外与性少数群体交流的故事，讲述他们的美好。
如果有一天，我有了能力，我一定会想办法推动同性恋婚姻在中国合法——虽然这对于我而言是极端不可能的事。在我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正苦于自己的身份。而我自从上高中就知道一个道理：真正的爱，必须去公平地关爱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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