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帮理不帮亲”
帮理不帮亲
最近网上有一个视频很流行，说是上海某小区，一位中年女士乱扔垃圾，遭到一老外的指责，于是发生争吵。该女士的儿子——一位三十岁左右，穿得还算体面的人打电话报警，声称有外国人侮辱中国人，骂中国人是垃圾。急的老外一边拿手机录像，一边用不熟练的中国话说：“No，No，撒谎，你不是中国人，乱扔垃圾会引来老鼠和虫子，前面就有垃圾桶，要讲公德心。”
这样的场面在我看来并不陌生，网上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情，当国人在国外与洋人、在国内与老外发生争吵时，往往会将个人之争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若是在国外，就是对中国人的歧视，若是在国内，就是对中国人的侮辱，绑架所有的中国人。
比如游泳明星孙杨，因为禁药之争，洋人选手不和他同台领奖，他就指责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不可以不尊重中国。”这是把他的个人行为与国家绑在一起。
还比如，近期争议很大的作家方方，在她的《武汉日记》中，强烈要求调查真相、追责渎职的官员，有人就指责她向政府施压，给中国抹黑。这显然是想把那些渎职、失职的官员与国家绑架在一起，恨不得全国人民都替他们隐瞒才好。
其实这种拉大旗作虎皮的伎俩早被人们所看清，上述视频的评论就能表明大家对此事的看法，几乎一致批评那对母子，说他们没有公德心，缺乏基本素质，为老外的行为点赞，帮理不帮亲，那种人，丢中国人的脸。我也觉得那位男子过于自信，以为打民族牌就能得到国人的支持，殊不知这是在上海，在中国，上海人可以说是最具公民意识的一个城市群体，也是对洋人最有好感的城市，当然，此话也常常被某些人解读成‘崇洋媚外’。我在上海工作、生活过六年，我喜欢上海，当然上海人更爱上海，更注意维护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形象。你会发现，在上海，喜欢管闲事的人很多，尤其是中老年人。居民小区、公共区域、公交地铁，若有人不注意公共秩序、公共卫生、乱扔垃圾，在地铁上吃东西，肯定会有人发声批评。被批评者往往多是外地人，初到上海，一时还无法入乡随俗，挨了当地人的说，常常会想到上海人瞧不起外地人。就好比农村人进城，许多事没见过，于是被城里人瞧不起。小城市里的人进到大城市，处处感到新鲜，于是被大城市的瞧不起。大城市里的人出洋，大开眼界，又会觉得洋人看不起。其实，初到一个地方，出些洋相，不拘小节，被人耻笑是很正常的，不放在心上，下回改过就是了。再说，采取瞧不起的方式对待那些不讲规则、不注意形象的人来说，是最有效的批评教育，否则，你费劲口舌、苦口婆心，他还会怨恨你，不如采取鄙视、孤立的办法，效果要好的多。
上面说的那位男子打民族牌，也有他的道理，理屈词穷之下，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可以挽回一些面子。只是他找错了地方，假如是在北方城市，比如北京、天津，恐怕支持他的人会多一些，帮腔的声音会大一些，毕竟南北方对待洋人的态度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
2000年的时候，我在天津塘沽做项目，业主是一家美国公司。项目宿舍附近就是当时著名的洋货市场，那里大量贩卖各种世界名牌的假冒商品，比如花几十块钱，你就能买一块仿真的劳力士表，戴在手腕上，也能唬人。有一天，一位同事回来，跟我诉苦，说刚才去逛洋货市场，见一男一女两个老外在买手表，店家要价很高，他在一旁看了，忍不住提醒俩老外那手表都是假货。那老外其实心中也有数，笑了笑，放下手表走了。结果惹恼了店家，说他是汉奸，帮洋鬼子，不帮中国人，一路追着骂，都跟到楼下了。我听了大笑，同事说：“你笑什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我说：“你不知道吗？天津人民具有悠久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没揍你这个二毛子就不错了。”
“你说的是天津义和团吗？”
“比这还悠久三十年，知道‘天津教案’吗？”
“不知道。”
“那我讲给你听吧。”
1870年，也就是同治九年，皇帝还是慈禧太后的亲儿子同治，这一年，华北大旱，灾情严重，大量的灾民拥进天津，乞讨、打零工度日。一些地痞流氓混迹其间，市面上涌动着一种人心思乱、动荡不安的气氛。这年四月间，天津地区接连发生多起儿童失踪事件，到了六月份，天气炎热，瘟疫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儿童发生多人死亡，人们注意到常有棺材从堂中抬出，被运到河东盐坨的坟地埋葬。
六月二十四日，水火会——一种民间组织，宣传扶危济贫的人抓住了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严刑拷打之下，武供称都是天主教会的人指示他干的，说是用小孩的眼睛、肝脏做药，拐来一个小孩，给他五两银子。问接头人是谁？他供认是天主堂的教民王三。人们顿时被激怒了，一时群情激奋，喊打喊杀。此时，人们还算理智，首先想到的是告官，于是众人押着武兰珍，簇拥着来到了天津县衙门，请青天大老爷做主。知县刘杰接待了他们，并在大堂之上，众人瞩目之下，亲自审问了武兰珍。武兰珍均供认不讳。于是，刘杰带着衙役，押着武兰珍，周围簇拥大批的民众，浩浩荡荡地向天主堂进发，准备当面对质。教堂的教士见地方官亲自上门，不得不接受对质。谁知这武兰珍根本就没来过天主堂，连大门朝南还是朝北，是铁门还是木门都弄不清楚，而且教堂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王三的教民，都是武兰珍吃打不过，一时胡编的。刘杰见此，只好道歉，带着武兰珍回衙门，周围的群众虽说看热闹不嫌事大，这回也只好散了。
但就是这一晚上，谣言四起，关于天主堂收买儿童做药的谣言是越传越广，越传越神，而且官家已经受理了。再往后，民众的态度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天，愤怒的群众开始在天主堂的周围的聚集，人们叫着、骂着，往教堂内扔着石头，眼看局面就要失控。教堂内的谢福音神父见势不妙，立刻从后门逃了出去，找到法国驻天津总领事丰大业那儿去求救兵，丰大业找到了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求他派兵镇压，但是丰大业脾气暴躁，出言不逊，还掏出枪来威胁，崇厚吓得躲了起来。
丰大业一看，这个救兵是搬不成了，便带着秘书直奔教堂，正遇上忙着调解、疏散群众的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一看是又急又气，大骂这个刘知县办事不力。刘知县一再解释，丰大业不听，立命将群众解散，随后两人发生争吵，丰大业气急败坏，又掏出枪来威胁，不料枪支走火，击中了旁边的衙役。此时，周边的民众见洋人动了人，立即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当场殴毙。此时，民众的怒火已被点燃，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众人涌进天主堂，疯狂打砸、杀人放火，事态迅速扩大，连带着法国总领事馆，以及英国、美国、西班牙、俄国的教堂都被付之一炬，附近路过的洋人也被殃及，都被暴民打死。就这样，三个小时内，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5名法、俄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被杀死，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被焚毁。
事情闹大了，6月24日，英、法、美、德、意五国的军舰在天津海域集结，以法国为首的7国公使向清朝发出了最后的通牒，限定十天内必须处死肇事者，赔偿损失。
大清的实际掌权人慈禧太后吓坏了，她深知洋人的厉害，十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她的老公——咸丰皇帝带着一群嫔妃、大臣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又羞又恼、没脸回京，最终死在那里，她可不想让悲剧重演。于是她下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事。曾国藩此时正是德高望重、声名最隆的时候，派他去处理此事，也体现出朝廷对此事的重视。再说，天津归属直隶省，他也责无旁贷。
经过实地调查、多方沟通，曾国藩认为，我方理亏，首先用小孩做药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其次，杀人放火，曲在我方。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因此本着严惩失职官员以及‘一命抵一命’的原则，反复谈判，殚精竭虑，终于和各国谈妥：将20名主犯砍头，知县刘杰、知府张光藻等25个主要官员充军流放，赔偿外国人46万两白银。平心而论，杀死洋人19人，不算30名中国教民——反正中国人不值钱，我方赔死20人，烧毁几座教堂、领事馆，赔偿46万两白银，这样的结局，算不上“丧权辱国”。但没想到消息一出，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全国上下纷纷指责曾国藩在洋人面前卑躬屈膝，卖国求荣，朝廷内部也是指责声一片，尤其让他痛心的是，以前的好友，主战派的左宗棠骂的最凶，说他是湖南人最大的耻辱。京城湖南会馆中所悬曾国藩亲笔题字的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当时有副对联如此挖苦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此时此刻，连曾国藩都开始怀疑自己苦心孤诣达成的协议是否得当，他给朋友写信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忍心害理，悔恨之至，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良心备受煎熬。一位被誉为“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视为近代“立功、立德、立言”的一位完人，转瞬之间，仅仅因为办理一次教案，就变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可见当时舆情的疯狂。
其实此事的关键就在于牵涉到了外事，假如杀的19位洋人都是中国人，烧的房子都是中国房，那么处理起来就简单的多。暴民杀人放火，就是典型的造反，都是处以凌迟的大罪，抓到了立即正法，且连带九族。曾国藩岂是怕杀人的主，当年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就有了‘曾剃头’的外号。他的弟弟九帅曾国荃在安庆包围战、南京包围战的时候，杀人如麻，自己都有些心虚，曾国藩还写信劝他，说杀贼是愈多愈好，以杀止杀，要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谁知如今，仅仅牵扯到洋人，杀20人竟然惹了那么大的风波，当年成千上万地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地杀，朝中的大臣们不管不问，还纷纷叫好。
慈禧太后为了顺应舆情，将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又将两江总督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由他接办‘天津教案’，同时又委派熟悉洋务的江苏巡抚丁日昌会办，可见朝廷多么重视此案。李鸿章比他老师圆滑，他与洋人打交道，擅长打痞子腔，通过讨价还价，竟然将20名死刑犯减成16个人，甚至最后还用其他的死刑犯偷偷替换了几名死刑犯，赔款依旧。最终法国接受了这一方案。若说李鸿章真的是大清第一外交家吗？其实不然，只因他运气好，此时远在欧洲的法国与普鲁士爆发了普法大战，法国大败，法国人已经顾不上中国的这点小事了。李鸿章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真的是大清第一外交家，只是后来屈辱至死地先后签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付出的代价不知是‘天津教案’几百倍。
一场外交大案终于敉平了，事后会办丁日昌上了一篇奏折，很沉痛地总结道：“: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一和，亦足以萤上听，扰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人不予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这封奏折今天读来，很有现实意义，让那些整天高喊对外强硬、虽远必诛的战狼派人士看看，你们不负责任的高调言论只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天津教案的发生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民智不开、愚民太多，尤其缺乏科学常识。这也难怪，150年前的中国，文盲占了95%以上，极少数的读书人，哪怕是其中最优秀的秀才、举人、进士，学的都是‘四书五经’，哪有一点现代科学知识。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依然是一片蒙昧大地。民众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也不懂得近代科学，他们看待洋人，既好奇，又害怕、又排斥，他们最先接触的洋人就是传教士，以及随之而来的‘西医’，传教士既然以上帝的名义传播福音，治病救人是一项最显著、效果最好的善举。此时，西方医学已经有了现代医学的雏形，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传教士掌握的医学知识有：
缓解破伤风的石碳酸法，治疗疟疾的奎宁，解热镇痛的阿司匹林，还有治疗各种皮肤病的碘化钾。
能准确测量血压、尿糖，知道维生素对人体的影响，内分泌紊乱会造成什么疾病。知道肺结核病、伤寒、白喉是微生物引起的，也知道胃酸呈现酸性是因为其中含有盐酸。
更让中国人瞠目结舌的是，他们已经可以在麻醉状态，避免细菌感染的状态下做手术了，孕妇如果难产，可以进行剖宫产！这在古代中国，妇女难产几乎就是死路一条。
对于许多中医大夫束手无策的疾病，传教士们可以做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
再看看流传千年的中医，无论是医疗理论，还是药品，跟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基本上没什么两样，顶多是模模糊糊地积累了一些医疗经验。
因此你可以想象，那些过去缺医少药、饱受疾病痛苦的人们，经过传教士的西医治疗、手到病除，就跟传说中的扁鹊、华佗一般，由此所带来的震撼是多么的巨大。传教士们手上及胸前的十字架从此成了医院的标志。
中国人有一个逻辑：“事出反常必有妖。”洋人的西药这么灵验，定是用了什么极为珍贵的药材。按照中国人对中医的理解，所谓珍贵的药材不外乎植物里的人参，动物里的鹿茸、熊胆、豹胎、虎骨、麝香、紫河车（人的胎盘）等。而恰在此时，仁慈堂死了那么多的儿童，中国人一向不理解洋人所设立的育婴堂，他们无法理解基督的博爱精神。中国人也讲爱，但讲的是‘亲亲’之爱，爱自己的父母兄弟，然后再推广出去，认为爱是有差等的。以前墨子也讲过‘兼爱’，和基督提倡的博爱有些相似，因此被儒家骂成：“无君无父”。比如过去的中国人收养孩子，首先都是从堂兄弟中选，不准选外人家的孩子，如果你选了外人家的孩子，族长有权没收你家的财产，然后让堂兄弟家的孩子继承。过去中国人不讲计划生育，更没有什么避孕措施，经济水平低，生活普遍困难，若添了一张嘴，日子更难，所以你也可以理解为何中国宣扬的‘二十四孝’中有一个‘郭巨埋儿’的故事。在古代中国弃婴、溺婴的想象比比皆是，都是草草埋葬，甚至直接抛弃。外国的传教士看不下去，认为都是上帝的子民，常常捡回来抚养，婴儿多了，就设置育婴堂，专门接受弃婴。并抚育孩子成长，接着又设立教会学校教育这些孩子。早年，正经人家是不会送子弟去教会学校的，因为要读圣贤书，走科举道理，怎么可能读‘鬼子书’呢？
传教士办育婴堂、教会学校让当年的中国人很不理解，他们这是图的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于是当‘拿孩子做药’的谣言广为流传的时候，教堂收养孩子的事实又确认无疑，于是证据链闭合了，民众的怒火被点燃了。
天津教案只是一次盲目排外的预演，因为慈禧太后此时还算明白，不能惹怒洋人，力主镇压，才算没有引起更大的事件。等到三十年后，形式发生变化，慈禧太后认为洋人支持光绪皇帝，让她交权，引起慈禧太后的强烈仇恨，于是转而支持‘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这回，天津、北京的义和团们可以奉旨造反了，他们可以公开杀人放火而不会受到官方的追究，于是杀教士、杀教民，放火焚烧教堂、洋房，京津地区，四处蔓延。只是这回官方不管了，洋人可就打进来了，先是攻占大沽炮台、接着攻占天津、然后又是北京，杀人放火、烧杀抢掠，京津两地的百姓可是遭了殃，这就是历史上1900年的庚子事变。
慈禧太后向西方十一国宣战，没想到南方督抚公然违抗圣旨，说是‘乱诏’，拒不服从命令，反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为首，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保障了东南半个中国的和平稳定，义和团运动在南方悄无声息，这和江南民众的民气、民风也有很大的关系。
义和团的反帝运动最终带来的是京津、东北地区遭受侵略者的蹂躏、破坏，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慈禧太后又一次仓皇逃命，这回不是‘北狩’去承德，大概觉得不吉利。这回是‘西狩’，逃跑的路线是怀来、宣化、大同、太原、西安。多亏了南方督抚们的明智，保住了东南大半个中国的安全稳定，大清江山也因此稳定，于是，李鸿章再次出马，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大清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回没人骂李鸿章了，真是不作不死。一年后，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回銮北京，又登上了太上皇的宝座，继续统治中国八年。
解放后，义和团运动被反转，成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而与之相对的‘东南互保’协议成了卖国条约，这种历史观点殊不可解，难道东南人民都应该为慈禧太后的愚蠢买单，为大清王朝殉葬才是？
我的历史故事讲完了，同事也明白了，他说：“好在咱不是洋人，以后也不帮老外说话了。”
我笑着说：“你替洋人打工，属于二毛子，也跑不了。”
“没错！以后小心点，免得被人骂汉奸。”他笑着说。
天津望海楼天主堂被焚毁过两次，一次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修好后1900年的庚子事变又烧毁一次，再次重建。如今修好的望海楼可以作为很好的历史纪念馆供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