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没学问。

上回说到君子不器，引用《易经》中的注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因此，形而上学即`道'之学，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学问。

晚清最后十年，朝廷大臣，老成凋谢，只剩下两位社稷大臣，一位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官署武汉。一位是直隶总督袁世凯，官署天津。天津近海，又是北方最大的港口，袁世凯除封疆华北之外，还身兼北洋大臣一职，得天时地利人和及晚清新政风气之先，将天津的新政改革搞的有声有色，先是练新军，接着办警察，新办学堂，广开煤矿铁路实业，一系列军事、教育、工商业的新措施让人耳目一新、眼花缭乱，赢得了天下人的广泛赞誉。

但比起张之洞，袁世凯还是有些自惭形秽及嫉妒。毕竟他是行伍出身，而张之洞是正途出身，两榜进士，探花，翰林，真正的玉堂金马人物。而且张之洞搞洋务运动时，袁世凯还是一位无名之辈。亚洲最大的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京汉铁路都是张之洞亲手创建的，如此一比较，袁世凯望尘莫及。但袁世凯会诡辩，他说:“张中堂是读书有学问人，仆是为国家办事人。”意思人家只是讲书本知识，而他则是办实事的人。此言一出，议论纷纷，张之洞宰相肚里好撑船，不做表态，但张之洞的一位幕僚看不惯了，他说："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说这话的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奇人怪杰辜鸿铭。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父亲是华人，母亲是西洋人，13岁去英国留学，13年后，号称懂9国语言，拿了13个博士学位，学成回到马来西亚，受精神祖国感召，又来到中国。此人很怪，受西方教育多年，却倾心于中国文化，将《四书》翻译成英文，又著成《春秋大义》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但对中国而言，他的国学知识在外国人面前是专家，而在中国人面前却是小儿科了，因为无数经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对《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他一个外国人，从小受西方教育，又能了解多少？况且当时西学东渐，讲求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他那一套，除了让顽固保守分子沾沾自喜说:“西洋人都这么重视，国人倒不重视。”其实西洋人只是从学术角度上好奇而已。

辜鸿铭又不是学理工的，因此只能给张之洞做个英文秘书。他后来成名还是民国之后，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担任英文系教授，又靠着他的出格的言论，怪模怪样，才暴得大名的。

但他说袁世凯的话非常有哲理。

辛亥革命之后，清廷退位，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众望所归之下担任有史以来第一位民国总统，原以为他会像美国华盛顿一样带领古老的中国走向民主现代化的未来，谁知他一脑子帝王思想，竟想当皇帝，开历史倒车。此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做法自然遭到天下人的反对，众叛亲离之际，袁世凯重病发作，忧惧而死。据说，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意指那些劝他当皇帝的人。其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自己想当皇帝，自有那谄媚小人揣摩上意，妄想攀龙附凤，上来劝进。明明是他自己害了自己。

三国时期，曹操身为丞相，大权在握，很多人劝他取汉帝而代之。东吴的孙权也写信劝他称帝。结果曹操笑呵呵地说:“他们是想把我放在火上去烤。”

曹操这样的枭雄都不敢随意称帝，而袁世凯在民智初开的民国，竟然敢称帝，是不是太糊涂，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学问，格局太小，看不清世界大势。他以前所做的新政，不过是一种器物层面上的改革，照葫芦画瓢，还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上，归根结底还是学问不够，学养不深。

古人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道都属于学问之学，敢不凛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