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与元祐党籍碑

今日参观国家博物馆，转到宋史展区，突然看到“元佑党籍碑”的拓本，这可是鼎鼎大名，属国家一级文物的展品。碑名是著名的书法家兼北宋皇帝宋徽宗所题，碑文则是著名的书法家兼丞相蔡京所写。再看碑中所列姓名，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跃然碑上：司马光、文彦博、苏辙、苏轼、范纯仁（范仲淹的儿子）、吕公著、黄庭坚、程颐…….无数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
此碑的原由要追溯到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北宋时代，有两大弊病，叫做：“冗官、冗兵。有鉴于五代时期，藩镇割据、武人跋扈，北宋立国之后，一直奉行抑武崇文的政策，文官的待遇很高，且优待士人，加上后期官僚体制逐渐膨胀，朝廷有不堪重负的感觉。此外就是冗兵，北宋后期，民生困苦，逼上梁山、沦为盗贼的很多。朝廷的对策是采取招安的策略，叫做“朝廷多招一兵，则天下少一名盗贼。”因此招安的兵越来越多，军费不断增加。《水浒传》里就有生动描写，宋江从一开始，就时时刻刻地想着招安。以至于当时流行一句口号，叫做：“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第三，宋真宗时期，与北方的辽国达成澶渊之盟，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后来又加上西夏国，每年赐白银5万两，绢13万匹，茶两万斤。以上三点，都给宋朝带来了沉重的财政压力，渐渐入不敷出，一时之间，开源弄钱成了北宋朝廷的重中之重。中国古代，实行的是钱币、白银体制，不像现代，有发行国债、滥发纸币的手段，朝廷要想多捞钱，只有加征赋税的办法，增加百姓的负担。而这一办法，向来遭到用儒家思想武装头脑的正直官员的反对，孔夫子就是一贯反对苛捐杂税的，他说过：“苛政猛于虎也！”又告诫执掌鲁国国政的季氏家臣阳虎，不要乱征税，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样一来，加税的阻力很大。
这时，王安石站了出来，他说：“我有办法，可以做到，既不加赋(税)，而财用充裕。”朝中的大臣们都不相信，说：“哪有这样的好事！”从来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王安石说有，他拿出了他的办法，有什么青苗法、劳役法、市易法等，朝中反对的人士一看，说若实行此法，只会病民、疲民，与民争利。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司马光，他《资治通鉴》的编纂者，熟读历史，他很清楚这与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搞的盐铁专卖、官营官输没什么两样，他为何将汉武帝比作秦始皇，原因之一，就是横征暴敛、巧取豪夺。
但此时皇帝最想要的就是钱，听王安石说的天花乱坠，立即全力支持。有了皇帝这座靠山，王安石大刀阔斧，全力推行变法，并立下誓言，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安石的誓言，在士人中引起轩然大波，从此他又得了一个“拗相公”的称号。但因为得到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众人也无可奈何。而且王安石利用高官厚禄，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班子，强行推动所谓的变法。一时之间，贪图名利之人纷纷投奔到王安石的门下，只要称赞变法，就能获取高官厚禄，而且洋洋自得地说：“笑骂由人，我自好官为之。”引起朝中正直人士的强烈愤怒，并因此形成支持变法的一派和反对变法的一派，党派之争由此展开，朝廷开始分裂。

关于王安石变法是好是坏的问题，争论由来已久，从南宋开始，到清朝末期，主流观点都认为王安石是奸邪小人，蒙蔽皇上，他的变法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动摇了北宋的经济基础。明末思想家，《读通鉴论》作者王夫之说过:“北宋之亡实亡于王安石变法。”
到了清朝末年，梁启超为王安石平反，亲自撰写《王安石传》，大肆宣传王安石变法。这好理解，因为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作为君主立宪派的掌门人，他仍希望清政府发扬大无畏的精神，变法图强。有借古讽今的含义。
解放后，王安石彻底平反，与商鞅变法一样，都成了正面宣传的人物。
以我个人的观点，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评判王安石变法，其实就是利用国家权力，参与市场经营，从中牟利。动机是为了钱，措施也是为了钱，最终的结果还是钱。朝廷官员直接下海捞钱，用现在的术语就叫官进民退。比如除了盐铁专卖，还推行茶酒专卖，一律由政府控制，比如苏轼的弟弟苏洵就当过卖酒的官，相当于国营供销酒厂的经理。这些商品，一旦官营，国家是赚钱了，但形成垄断之后，质次价高的毛病立即凸显，且被反对派斥骂为与民争利。从当今世界来看，但凡搞国有官营的国家，民众富裕的几乎罕见。
再比如青苗法，原意是当农民青黄不接时，官家提供贷款，让农民度过这段艰难时期，谷物收获之后，再连本带息还给官家。初心是好的，帮助农民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但政府的贷款利息也不算低，到了后来，负责贷款的官家为了牟利、政绩，强逼农民贷款，不管你是否需要，以至于出现一种奇特现象：官府分文不出，每年坐收两次利息，即所谓“一领青苗，终身增一赋”。最终变成侵害农民的工具。
王安石变法的最初几年，朝廷的财政收入确实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明白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结果。一时间，朝野上下，怨声载道。
宋神宗死了以后，王安石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宋哲宗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早就对王安石变法深恶痛绝的司马光立即尽废新法。此时神宗时代的变法派称为元丰派，哲宗时代的反对派称为元佑派。
宋哲宗23岁驾崩，弟弟宋徽宗继位。按照孔子说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宋徽宗又开始恢复王安石变法的那一套，起用著名奸相元丰派的蔡京为宰相，开始打击元佑派，为了批倒批臭元佑派，他将司马光为首的309人之罪行刻成碑文，立于端礼门，供人批判，随后又在全国广为刊布。但他没想到的是，碑中所列人物，都是举世公认的正人君子，敢于为民请命之人，他们反对的肯定是奸邪一派。果不其然，此时的北宋朝廷小人当道、腐败不堪，民众不堪忍受，纷纷揭竿起义。北有宋江，南有方腊。而从白山黑水间崛起的金兵乘虚而入，靖康之难，金兵攻破东京，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皇族、后妃、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北宋就此灭亡。

南宋建立后，痛定思痛，开始反思亡国之因，为元祐党人平反。一时之间，元祐党人名声大振，能位列元祐党人碑，与司马光、苏轼等同列的人更是荣耀无比，他们的子孙纷纷拓印碑文，以此为荣。不用再争论王安石变法的孰是孰非了，他的变法，遭到这么多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及代表着社会良心的正人君子的反对，肯定不是什么好法，更何况实践已经证明。
《论语》中记载: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篇
【译文】
子贡问孔子说：“全乡人都喜欢、赞扬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还不能肯定。”子贡又问孔子说：“全乡人都厌恶、憎恨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也是不能肯定的。最好的人是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
我们可以拿孔子这句话来评价王安石变法，简单明了。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在国博中看到此碑文，不禁为那些彪炳史册、光耀千秋的先贤们肃然起敬、深感敬佩。顿生“非斯人，吾谁与归！”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