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游记（1）——人杰地灵 董仲舒、东方朔
说到德州，人们会立即想起“德州扒鸡”，至于别的特产、风景名胜，大多茫然不知。其实，德州也是京杭大运河上的一个重要城市，想沿线游览者，不容错过。
从沧州——德州，乘坐高铁不过30分钟。此时正是九月上旬，秋高气爽，窗外绿野平畴，庄稼地厚密如绿毯，玉米吐穗，丰收在望。
列车风驰电掣，经过南皮县，正是晚清两湖总督张之洞的家乡，人称张南皮。过了南皮县，进入山东境内。
在车上查看手机地图，发现到站德州东站，距离市区较远，因此选择老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锦江之星酒店住宿，离车站近，便于下一站乘车。
到达德州东站时，已近下午3点，为了节省时间，直接在站前乘坐出租车前往德州博物馆。到达博物馆时，已是下午3:13分。
走进博物馆大厅，先看历史文化馆，名为“历史足迹”，
前言
“德州地处黄河故道，运河之滨，是一座河流文明造就的古城，有着 5000 年人类文明史和2000 年的建城史。这里是龙山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大禹治水的主阵地；这里是汉代儒学大师董伸舒、滑稽之雄东方朔、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孙伏伽、宋代著名词人李之仪和抗日名将宋哲元的故乡。这里矗立着书法大师颜真卿的不朽之作—东方朔；这里长眠着一位来自异国的使者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刺；这里有驰名海内外的德州扒鸡、乐陵金丝小枣……这里的人民禀赋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之血脉，传承齐风鲁韵、燕魂赵魄之精神，厚德、包容、创新、图强，正以崭新的姿态创造着美好的未来。”
德州属于山东省，在山东的最北面，说她地处黄河故道，可见当年的黄河是如何南北肆虐的。又因为位于山东的北面，春秋时期属于齐国，与赵国毗邻，因此说她在地域文化上呈现出既有齐风鲁韵又有燕魂赵魄的兼容性特质。当然，与北面的沧州相比，多些齐风鲁韵之风雅，少些燕赵慷慨之激昂。
德州地区有一著名古迹，名为禹王亭遗址，位于禹城市十里望乡十里望村南400米处。遗址为一台状土丘，古称具丘山，南北45米，东西50米，高8米，相传大禹治水时为观察水势而筑。明清时期曾在土丘上建亭纪念，名日禹王亭。1974年在此采集到单孔石铲、石斧、蛋壳陶片、陶弹丸、陶纺轮等龙山文化遗物。
因为大禹治水，几乎等同于再造天地，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相当于地理概念的启蒙，中国历史最早的行政区域图，就叫“禹贡九州图”。而全国各地，但凡水工险峻之处，都有禹王庙，以他命名的城市也有多个。如此地的禹城市，河南许昌的禹州县等。但很难说大禹曾经在此居住、工作过，因为缺乏实证。但上面又说，在此考古发现，采集到许多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陶器、石器，说明此处确实存在古人类生活过的遗迹。龙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晚期，对应着中国的夏朝早期，因为夏朝的建立者是大禹的儿子启。就此判断，德州算得上夏朝的京畿地区，历史文化悠久漫长。
馆中还展示了一幅古籍图，
旁注：禹疏九河 其五在德。
“尧舜时期，洪水泛滥，大禹率众先后开挖疏浚了九条河道，即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絜、钧盘、鬲津，其中徒骇、马颊、胡苏、钩盘、鬲津五河都在今德州境内。”
根据这些史籍、考古判断，大禹在德州确实存在过，为此后人建造禹王台，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风景名胜较少，德州博物馆主打人杰地灵。列出了历史上本地的著名人士，排在第一位的是汉代大儒——董仲舒。
馆中有一座布景雕塑，
旁边的牌子上注明：
董仲舒。
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人，与孔子、朱熹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思想家。他提出“大一统“、“天人感应”和“独尊儒术“等重要思想，确定了汉代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意识和价值取向。
旁边的栏目中又有专题介绍：
“群儒之首董仲舒。
蕫仲舒 （前179-前104），广川人，西汉今文经学大师、哲学家、思想家。他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上书三策，就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和治乱之端提出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曾在德州下帷讲学，留下了“三年不窥园”的佳话。为纪念董伸舒，后人建有董子读书台、董子祠、柳湖书院等。”
看上面的介绍，董仲舒是西汉广川人，今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人。说他与孔子、朱熹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思想家。我不以为然，本地人吹捧过度。因为走遍全国的文庙，那些配祀的人物好像没有董仲舒的位置，如“四圣十二哲”，也称“四圣十二配”，四圣：亚圣孟子、复圣颜渊、宗圣子思、述圣曾参。十二哲中其中十一哲都是孔子的学生，只有一个是宋代的朱熹，也没有董仲舒的位置。即使扩大到七十二子，加入了许多后朝后代的儒生们，也没见到董仲舒的名字，可见他在后人的眼里，并不值得配祀孔圣人。
儒家被官家承认，并被确定为官家的主要学说，即从汉武帝开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是立有大功者，但之所以能被汉武帝“独尊”，原因是他提出的“大一统”、“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学说符合君主专制的要求，此套学说几乎为帝王量身打造，故此深受君王的喜爱，从此经过董仲舒解释、改造的儒家学说成了历代统治者治国的不二法门，以帝王为中心，坚持不懈，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愈演愈烈，中国的历史从此坠入君主专制的历史周期性，不断轮回，无法自拔。
溯源求本，最早的儒学，无论孔子、孟子都是强调以民为本的，即民为邦本。孟子说的更明白：“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他甚至还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样的观点，可以解释为何秦汉之前，儒家学说一直得不到君王认可的原因。而到了董仲舒这里，直接神话帝王，讲“君权神授”，无限拔高帝王的地位，直达天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证明“君权神授”，又搞起什么“天人感应”，意识是说，帝王的错误，老天会以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加以警示，臣子们是无权警示的，你说这种风景迷信岂不是胡说八道吗？但在当时的古代社会，人们对自然界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正好让许多装神弄鬼者借以误导、威吓民众，当然，他们绝不会忘记借此讨好帝王，从中捞取功名利禄的。
其实大搞君主集权，始作俑者是法家，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将一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在君主的手里，他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抟力”，就是集中力量，按照现在的话说，叫做：“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将力量集中起来，尤其是军事力量，很容易在局部地区形成压倒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也是为何秦国的军力迅速强大的原因。因为军国主义主导一切。但一国的军事实力强大，并不代表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强大，如此畸形发展，不能长久，这也是后来为何秦国统一六国之后，二世而亡的原因。
商鞅搞君主集权完全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而董仲舒却披上“君权神授”、“天意合一”的神秘外表，增加了欺骗性，从此帝王都懂得“外儒内法”的治国方略。儒家负责外表的高大尚，而法家负责内部的严刑峻法。民国时期的梁启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三千年政治体制皆秦制也，一人强而天下弱。”
董仲舒很会装腔作势，故作神秘。他30岁时，开始招收学生讲学，讲学时，他在教室里挂上一幅帷幔，自己坐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听。同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为了专心著述，曾三年不窥园。显然这又是无限拔高的涂饰，古人地方大，通常人家都有后园，住在家里，怎么可能“三年不窥园”？从中就可以看到虚伪的表述。当然，儒家学说的一大特点就是道德标准设置过高，很容易造成虚伪的流弊。《牡丹亭》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姐杜丽娘还有游园惊梦的奇遇，还曾感叹“不到小园怎知春色如许？”董仲舒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可能“三年不窥园？”不怕久坐坐出毛病吗？
汉武帝建元6年（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示警。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从此，董仲舒再也不敢拿灾异说事，而是一心从事教学活动。可见，一心吹捧帝王，最后反噬自己。好像法家的三位著名人士，商鞅、韩非、李斯，最后都死于帝王的赐死。
告密者主父偃不是好东西，为了升官发财不择手段，他公开地说：“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后来果然求仁得仁，被汉武帝灭族。
董仲舒讲“君权神授”，说的汉武帝自己都相信自己是天上的星宿，在位五十四年，游走各地，求神问仙，搜求长生不老之药。引得许多梦想升官发财之徒装神弄鬼、铤而走险，号称自己能够见到神仙，求得神药。汉武帝信以为真，封与高官厚禄。最终都一一败露，被杀无数。
我们看《史记.汉武帝本纪》，会发现，汉武帝主要的丰功伟绩几乎没有，记载的全是汉武帝四处封禅、海上寻找仙人的经历。可以理解作者司马迁的苦衷，因为说的不好，可能掉脑袋。就因为他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就被处以腐刑，可见汉武帝是如何的暴戾恣睢。
有意思的是，馆中还介绍了另一位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名人——东方朔。
塑像的旁边立有一块牌子，上写：
东方朔（前 154- 前93），字曼倩，西汉平原郡厌次县（今陵县神头镇人，多次劝诚汉武帝亲贤臣、远小人、尚俭朴、奖农桑，深得信任。东方朔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机智幽默，被称为“滑稽之雄”。
上面说到，汉武帝自认天人，不听凡人劝，又不喜欢“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稍有不快，动辄杀人。因此劝谏皇上就需要另一种方式，不能直言，而应反讽，最好是以说笑话的方式劝得皇上回心转意。在这方面，东方朔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就连司马迁都佩服不已，专门为他立传，列入《史记.滑稽列传》中。并感叹：“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东方朔实际上也属于文人，也有作品传世，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谈何容易”就是出自东方朔之口，他很明白说话的艺术，其实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曾写过一篇名为《说难》的文章加以论述，尽管说的头头是道，并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但最终秦王听信李斯的谗言，将韩非杀掉。
东方朔很明白劝谏皇上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伴君如伴虎，弄不好就丢了脑袋，因此他总以滑稽、诙谐的口吻回答皇上的各种问题，私下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名叫《非有先生论》，抒发自己的感慨。
“吴王曰：‘可以谈矣，寡人竦意而览焉。’先生曰：‘於戏！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夫谈有悖于目而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悦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
善于谈笑，机敏过人的东方朔都要感叹，“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可见，在君主专制下，谈何容易！博学如董仲舒，拼命吹捧，一不如意，就有杀身之祸。正直如司马迁者，一句逆耳的话，就被下了蚕室，备受身心侮辱。而诙谐机敏如东方朔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感叹“谈何容易！”最终成了皇帝的弄臣，沦为玩物。所以东方朔又有药渣之说，这何尝不是对自己的自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