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寄生：英国青年高失业率催生朋克时尚BOY London，如何沦为中国「土潮」

BOY创始人说，BOY从不卖给商业主义。

本文为元气资本第170篇原创文章

分析师）Valerie Lin

微信公众号）yuanqicapital

核心内容
1、垮掉的一代“逃避”，嬉皮士 “干预”，朋克青年 “破坏”，BOY London在毁灭中创造。
2、Thatcher抑制通胀的代价是青年失业，朋克青年凭借震撼艺术破坏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
3、暴力基因使朋克沦为新纳粹的寄生宿主，BOY能够“制造权威”的“制服”为寻求暴力的集体主义提供了寄生空间。

“唐山暴力事件”后，施暴男子身着的上衣品牌BOY London随即受到消费者的密切关注，甚至引发网络“抵制”，基于朋克文化的英国潮流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后何以沦为“社会人”的标配？

「伤风败俗」的严肃性：在毁灭中创造

1976 年，BOY在伦敦King's Road 153号开业，并在此后成为朋克风潮的圣地。开业第一天，门店便被警察突袭，店内人员因各种罪行被捕，门窗被砸，顾客不敢进店、以防被愤怒的公众吐口水。

作为彼时无政府主义反叛青年的象征，BOY的文化根基“朋克”如何产生？

顾名思义，朋克亚文化起源于朋克摇滚（Punk Rock）。这一旨在“反建制”的亚文化抵抗威权主义、宣扬个体自由，反对公司主义（Anti-Corporatism）和企业贪婪，并由此演化为具有DIY精神的反消费主义。BOY联合创始人Stephane Raynor在品牌回忆录All About the BOY中揭示了 DIY 运动的真实力量，“BOY从不卖给商业主义。”

朋克摇滚于1970 年代中期作为一种根植于60 年代车库摇滚的音乐流派出现，其歌词具有政治主张，常涉及反建制主题。来自纽约的Television、Patti Smith、The Ramones以及来自伦敦的The Sex Pistols、The Clash、The Damned对1974年到1976年的朋克运动具有决定性影响。纽约朋克摇滚场景的起源能够追溯至1960年代后期的垃圾文化（Trash Culture）和1970年代早期以Mercer Arts Centre为中心的地下摇滚运动。1974 年初，同样位于曼哈顿市区的CBGB俱乐部出现新气象——Television乐队贝斯手兼主唱Richard Hell创造了一种衣衫褴褛的破败形象，杂乱的头发、撕裂的T恤和黑色皮夹克由此被视为朋克摇滚视觉风格的基础。

1975 年 5 月，英国人Malcolm McLaren在非正式地短暂主理The New York Dolls乐队后重返伦敦。正是受到在CBGB俱乐部所见证的新现象启发，McLaren将其在The King’s Road与Vivienne Westwood共同拥有的基于50 年代风格的精品店“Too Fast To Live Too Young To Die”（1972年前为Let it Rock）更名为SEX，出售恋物癖服装及Westwood的设计产品。该店因令人发指的“反时尚”而声名鹊起。

SEX的出现或许表明，在试图颠覆社会规范的过程中，朋克青年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应当将传统羞于启齿的所有东西搬上台面，无论在字面上还是隐喻。这也意味着内衣外穿是可取的，不是为了性感——“低俗”是“严肃”声明的一种表达方式。

左图：Westwood与SEX，这家诱人却又令人生畏的时装店出售具有挑衅意味的昂贵服装；右图：青年Westwood（来源：Londonist，Vogue）

老年Westwood（来源：Vanity Fair）

此地还孕育了Sex Pistols。吉他手Steve Jones曾表示，Sex Pistols与其说是制造音乐，不如说是制造“混乱”。事实上，该乐队的演出常常激起观众一种近乎骚乱的氛围。Jon Savage指出，“在McLaren的指引下，乐队呈现出这样一种态度——60 年代后期的激进政治倾向、恋物癖面料、流行史学（Pop History）……青年社会学”。

Sex Pistols（来源：BBC）

事实上，SEX正是Acme Attractions的灵感来源。以色列商人John Krivine决定与Steph Raynor一起涉足服装领域，Acme Attractions由此于1974 年最初作为一个摊位在King's Road名为Antiquarius的古董市场开业。见证朋克文化的兴起，以及朋克时尚创造出的新市场，Raynor和Krivine于1976 年开设Boy London以取代Acme Attractions。店名取自诸如“Boy Stabs PC”和“Boy Electrocuted at 30,000 Volts”等挑衅性的小报头条，这些标题被剪裁并悬挂作为店内装饰。

在此后的8年中，Westwood 将设计授权给BOY，其中一些经过BOY改动。1984 年，Krivine 出售了公司。

朋克商店BOY（来源：Londonist）

左图：Acme Attractions；右图：BOY海报（来源：Londonist）

时至1976 年末，朋克在英国已经成为的主要文化现象。1976年因此被称为英国朋克文化的元年。

1977年，朋克摇滚及亚文化影响已经在全球其他地区蔓延，常在具有反主流需求或意识的场景中扎根。日本反建制乐队Zunō Keisatsu（大脑警察）将车库迷幻（Garage-Psych）与民谣（Folk）混合，经常面临审查。

此后，朋克摇滚衍生出更为激进的子流派。1979 年在南加州兴起的硬核朋克运动被一些人认为过度暴力、反智，并且音乐受限。与此同时，Oi！和无政府朋克运动正在英国兴起，它们与美国硬核同样具有侵略性，向不同选区传达反建制信息。朋克摇滚运动的进一步分裂使得诸如后朋克、新浪潮以及另类摇滚等衍生形式和场景得以诞生。

朋克文化的“反建制”不仅撕毁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推翻了人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女性朋克青年在其时尚中摧毁了传统摇滚音乐流派中腼腆、取悦于人的女性形象。Patti Smith毫不隐讳地以“雌雄同体”形象示人。音乐历史学者Caroline Coon指出，在朋克之前，摇滚乐中的女性几乎是隐形的。朋克的反体制立场为在男性主导的行业中被视为局外人的女性开辟了空间。Sonic Youth的Kim Gordon认为，“女性是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她们总在男性的体制框架下生活”。

事实上，该文化彻底打破了性别二元论，为雌雄同体创造了新的文化空间。朋克场景中有大量的变装（Cross-Dressing）——男人常常穿着破烂的裙子、渔网袜并且浓妆艳抹，剃了光头的女人常常穿着大码格子衬衫、牛仔夹克和沉重的战靴。朋克青年在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之间切换自如，只求让观众更加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朋克与嬉皮同为反主流文化，二者反抗的方式相去甚远。根据音乐记者Robert Christgau的说法，朋克“轻蔑地拒绝了政治理想主义和加州愚蠢的嬉皮神话”。Huck Mag如此评论BOY，“这是一个让人不再抱有幻想（Disenchanted）、被误解且叛经离道的品牌，四十多年来为亚文化提供服装”。Sex Pistols乐队以No Future（没有未来）作为Slogan，概括了许多朋克青年所秉持的虚无主义态度。1970年代后期，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朋克青年与嬉皮士发生了冲突。然而，英国无政府朋克乐队Crass鼓手Penny Rimbaud透露，Crass正是为了纪念其嬉皮士友人Wally Hope而成立的。“Crass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期间与嬉皮运动密切相关”。

元气资本此前提到，20世纪大规模的反文化运动始于1948年出现的The Beat Generation，以及60年代承袭其价值观的Hippie文化运动。英国作家Jon Savage将朋克亚文化描述为二战以来西方世界几乎所有此前青年文化的组合（Bricolage）。

本文作者认为，朋克与嬉皮的冲突可能源于这样一种分歧——二者目的地一致，只是路径不同。从垮掉的一代到朋克青年的演化过程，是反文化运动的“侵略性”逐步升级的过程。美国媒体曾将Beatniks描绘成“无害且愚蠢的人物”，让美国人嘲笑并拥抱他们。Beats面对混乱呈现出的反应极其被动，对政治主张缺乏热情，而Hippies则积极投身于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如果垮掉的一代反文化的方式在于“逃避”，嬉皮士反文化的方式在于“干预”，那么朋克青年反文化的方式在于便在于“破坏”。

BOY联合创始人Steph Raynor曾于2018年回忆道，“想象一下像伦敦这种城市成为蛮荒之地，我们可以为所欲为。那里没有资本主义，这对我们这样群叛逆者来说最好不过…我是一个艺术无政府主义者。我不太相信任何东西。我想在创造东西的同时毁灭东西。我生活在一个泡沫中，吸取周围的一切，但是我将通往成功或是分崩离析仍是未知——出于某种原因，这不重要。我对后果无所顾忌”。

朋克文化的破坏性不仅是向外的，也是向内的。朋克青年热衷于自毁。英国朋克往往通过无政府主义通往虚无，而美国朋克主义则以使用“更硬、更自我毁灭”的方式到达那里。

达达主义先驱杜尚将小便池送上纽约的艺术展，Balenciaga挪用宜家袋并让世俗之物成为时尚单品。与之类似的是，早期朋克时尚将日常用品奉若珍宝——撕破的衣服或以安全别针固定，或以胶带包裹；寻常的衣服或用记号笔涂抹，或以油漆装饰；黑色垃圾袋摇身一变成为时装；安全别针和剃须刀片成为新的珠宝。此外，基于皮革、橡胶和PVC材料的服装通常与BDSM想联系。

真实性（Authenticity），即从政治信仰到生活方式实践真正理解朋克文化要义，至关重要。Poseur（装腔作势）作为贬义词，用以指代偷窃朋克视觉风格却不理解其潜在价值观和哲学的人。然而，正如The Beat Generation文化被贝雷帽、黑色墨镜和山羊胡等时尚符号所取代、被咖啡馆和地窖夜总会等生活方式标志所取代，亚文化的“风格化”意味着人们对传统异议的接受。学者Daniel S. Traber指出，随着朋克场景日趋成熟，最终人人都成了Poseur。

事实上，除了朋克文化运动参与者，朋克品牌本身也难以保留真实性。Raynor在接受Teeth杂志采访时表示，BOY是同性恋和另类青年的避难所，“当我创办BOY London时，它不只是“品牌”。BOY关乎世界上所有被遗弃的人，我想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人们可以来这里闲逛以远离尘世”。

Raynor对“真实性被盗”以及“快时尚反刍”现象深恶痛绝。为了吸引大众，为了利润，独特性被模仿取代。“我爱社会的每个部分，但我想杀掉Zara。Zara让设计师研究什么最酷，继而盗取它，这让我感到恶心”。Raynor承认类似的事情已经在BOY发生，“公司搬弄老鹰元素，但是出于错误的理由，一切只是为了销售”。

抑制通胀导致青年失业：撒切尔破坏社会福利体系，朋克青年破坏政治制度与社会习俗

朋克时尚常见的视觉元素包括具有挑衅性的T恤、机车风格皮夹克、马丁靴、铆钉、狗项圈、亮眼的发色、奇异的妆容。朋克青年通过风格独特的服装彰显反叛。事实上，金属在朋克时尚中的应用，例如使用铆钉DIY制作鞋服，已由物品延展至身体。除了纹身声明（例如无政府状态符号）和穿孔，金属镶嵌等身体改造也成为朋克时尚的常见元素。

许多青年对诸如Mohawks等发型喜爱有加，尖刺状的形状与不自然的色彩引人注目。从发色发型，服装配饰，到身体本身，英国朋克时尚旨在让人不适（Disturb）和让人愤怒。

英国朋克时尚（来源：Red Bull）

衣着和身体是反抗的象征符号，是政治声明的载体，朋克青年通过个人的视觉系统表达对所有“正常”和被社会接受的事物的深恶痛绝。

Raynor 曾表示，“BOY代表迷失、被误解的错位青年和无畏的叛逆者，凭借震撼艺术（Shock Art）和与众不同制造骚乱…我从不喜欢商业或商店，所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出现在街头的方式——就好像我们刚刚从另一个星球上带着巨大的金属字母和朋克街头的态度坠落人间”。

朋克青年的愤世嫉俗从何而来？除了受冷战爆发以来的反文化运动影响，英国社会青年失业这一严峻现实与阶级矛盾或是反叛精神被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SEX与BOY在“臭名昭著”中欣欣向荣，BOY的热度正是在撒切尔（Thatcher）时代上升至新的高度。

Margaret Thatcher于1979年至1990年任职，是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英国通膨率在1974年至1976年期间一度飙升至令人眩晕的26%以上。为了将英国经济从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解救出来，抑制通胀成为Thatcher的首要目标，而就业率则变成实现目标过程中的牺牲品。

作为一名货币主义者，Thatcher的经济政策最初通过提高利率来以应对通货膨胀。1979 年 11 月，政府将利率提高至 17%。通胀率每年下降 4-5%的同时，英国经济也迎来衰退。制造业和出口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时至1980年秋天，英国失业人口已经超过200万，这一数字在Thatcher大选时仅为150万。

1976年-1993年英国利率（来源：BBC）

Thatcher任职前后英国通胀率（来源：Washington Post）

1981 年，失业人口由夏季的250万多飙升至圣诞节前的近300 万，并一直保持到 1987 年初。同年4月，伦敦西部发生了以黑人主导的Brixton骚乱（Brixton Riot）。在 1979年至1981 年的经济衰退中，超过2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蒸发。

Thatcher任职前后英国失业率及实际GDP增长YOY（来源：Washington Post）

尽管这一市场调整被视作企业因人员过多而导致X-Inefficiency（效率低下）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但是由此引发的青年失业伴随着痛苦。

朋克乐队以狂野粗暴的“咆哮”替代“演唱”，歌词直率且具有对抗性。Clash 的“Career Opportunities”（职业机会）以及Chelsea的“Right to Work”（工作权利）抨击青年失业社会现状。Sex Pistols的“英国无政府”和“天佑女王”公开贬低英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来自Essex的Crass将激烈、直截了当的朋克摇滚风格与坚定的无政府主义“使命”相结合，在新兴的无政府朋克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少朋克青年持有“反时尚”态度，他们认为朋克应该由音乐或意识形态来定义。这一现象在80 年代后的美国硬核朋克场景中较为常见——朋克青年身着朴素的T恤和牛仔裤，通过工人阶级服装打造街头形象，与英国群体上述精心装扮背道而驰。Circle Jerks主唱Keith Morris如此描述早期硬核朋克时尚，“朋克场景基本上基于英国时尚，但是Black Flag和Circle Jerks与此毫不相干。我们看起来像在加油站或Submarine餐厅打工的小孩”。与之相似的是，英国Oi！流派在演变为种族主义之前，致力于创造基于工人阶级文化的朋克摇滚。

纵观历史，从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俄国内战到法国大革命，青年失业即使没有直接导致社会运动、政治动荡或革命，也与指向“政府”或“制度”的冲突息息相关。在<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一书中，William T. Rowe指出，在太平天国之前，中国清代的农民起义就无休无止，尽管较其他朝代强度更轻。导致农民起义的核心原因，除了官僚腐败，还在于“人才过剩”。清代人口大增，科举考生随之增加。时至1800年，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人次超过140万，而政府每年只能提供2万个政府职位。这意味着70个秀才仅有一人能够入职，“穷秀才”现象便在此背景下诞生。

因此，青年失业或是朋克文化致力于颠覆传统、反抗政府、抵制系统或制度的主要原因，是朋克文化“破坏性”与“暴力基因”的根源。

素以“削弱工会、削减开支、实行私有化并且放松管制”闻名遐迩的Thatcher尽其所能破坏由Asquith和Attlee建立起来的社会福利体制，而朋克青年则以破坏回应破坏。

元气资本此前提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孕育了就业冰河一代，由此导致的低欲望社会催生出基于禅宗精神的MUJI。与之相对的是，英国（以及美国）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以经济衰退的代价抑制通胀，青年失业问题带来的不是低欲望，而是反叛与骚动。基于朋克文化的SEX和BOY London应运而生。

面对低迷就业市场带来的绝望，70年代的英美青年制造冲突，而90年代的日本青年寻求和谐。

朋克文化反抗权威，「纳粹朋克」制造权威：朋克如何成为暴力组织的寄生宿主

由于早期英国朋克文化的中心目标在于激怒和震惊主流，一些朋克青年衣着带有纳粹标志（万字符）的服饰或妆容以示震撼，尽管绝大多数当代朋克反对种族主义。

1977 年，Westwood在SEX推出无政府主义衬衣，上面印有醒目的红色纳粹标志、耶稣的倒像、破坏（Destroy）的单词以及Sex Pistols的歌词。这是Westwood极其合作伙伴Malcolm McLaren朋克政治品牌的缩影。

左图：1977年Vivienne Westwood身着印有万字符的衬衣；右图：1977 年伦敦Roxy酒吧朋克女青年以万字符作为妆容的一部分（来源：Dazed，Huck Mag）

无政府主义衬衣旨在打破禁忌，为了挑衅和激怒老一代，为了对抗“折磨民众的独裁者”。只是，Westwood对独裁者进行了重新定义，“我们不接受你们的禁忌，你们都是法西斯”。

同一时期，BOY臭名昭著的老鹰便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诞生。

当被问及品牌为何使用希特勒的老鹰作为Logo，Raynor表示，“和Vivienne使用万字符一样。这是震撼艺术，与事情本身无关”。

上图：复刻版Hoheitszeichen，鹰徽是德国第三帝国国家主权的象征；右图：BOY

London Logo T恤（来源：Halls，BOY London）

尽管纳粹标志只是朋克青年用以呈现震撼艺术的有效工具，但是朋克文化却吸引了真纳粹。

纳粹朋克（Nazi Punk），作为朋克文化的亚流派，是新纳粹主义的呈现形式。该流派于1978年在英国出现，并在80年代初在美国硬核朋克中显现。纳粹朋克亦作Hatecore，该流派在音乐上虽然与其他朋克摇滚无异，但其歌词却旨在表达对少数裔、犹太人、同性恋者、无政府主义者等其他被视为敌人的憎恶。这与朋克亚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反威权主义和左翼思想形成巨大反差。 

继在1970 年代后期出现的第一波英国朋克乐队之后，诸如Cockney Rejects、Angelic Upstarts、The Exploited和4-Skins等第二波朋克乐队试图使朋克摇滚与工人阶级文化、与“街头”水准对齐。他们认为音乐应当保持平易近人，拒绝矫揉造作。因此，这一流派起初被称为Real Punk或Street Punk（街头朋克）。由于Cockney Rejects总在歌曲开头以朴实无华的“Oi！”（喂！）取代传统的“1，2，3，4”，音乐杂志记者Garry Bushell将该流派命名为Oi！。

Oi！流派乐队最初或没有明显政治倾，或倒向左翼。然而，随着该流派吸引越来越多来自White Power Skinhead（白人权力光头党）的追随，其对工人阶级的支持逐渐演变为种族主义。光头党时常扰乱演出并高喊法西斯口号，一些 Oi！乐队本身不接受被他们视为“中产阶级”的机构对其粉丝大加批评。亚洲青年将4-Skins在Southhall的音乐会视为一次新纳粹集会，并向该活动偷掷燃烧弹。Oi！逐渐与右翼极端势力相联系。

本文作者认为，朋克文化的“暴力基因”为新纳粹分子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这一演变或许并非偶然。

按照词源学，朋克（Punk）在16世纪末至18世纪期间是指代妓女的粗俗词汇，经过演化用以描述“年轻的男性骗子、流氓、黑帮、暴徒或恶棍”。朋克暴力起初旨在“反抗权威”，随后却被新纳粹主义利用沦为“制造权威”的工具。

Raynor曾在评论品牌真实性时指出，如今，商业行为隐匿了BOY身后的叛逆运动，剥夺了身着印有臭名昭著的老鹰的T恤上所带来的震撼艺术。他希望在某个地方，BOY最初的目标客户仍然知道品牌的目的。讽刺的是，唐山暴力事件让Raynor“如愿以偿”，只是BOY最初的目标客户——通过震撼艺术“反抗权威”朋克青年，被中国市场通过震撼艺术“制造权威”的社会大哥所取代。

朋克不具有纳粹主张，BOY也不是纳粹品牌。然而，正如新纳粹寄生于朋克社群，中国暴力组织也视BOY为寄生的温床。

中国朋克文化大规模普及所缺乏的，是看不见未来的绝望，是食不饱腹，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资本主义政权对福利体系的破坏，是财富分配不均，是英国严苛的阶级分层制度，是对当局政府乃至资本主义体制的质疑与失望…

因此，中国鲜有震撼需求——至少，这一需求不是指向政府、指向体制。但是与BOY同为朋克时尚始祖的Vivienne Westwood却安然无恙？

纳粹、光头党与中国社会人的交集除了暴力崇拜的意识形态与由此带来的制造权威的渴求，还在于强烈的“归属感”。

Westwood“不规则”地摆弄设计元素，产品形态各异，契合反叛的个人主义需求；而BOY至少在部分产品中“中规中矩”地放置纳粹老鹰Logo，由此形成了能够“制造权威”的“制服”，为寻求暴力的集体主义提供了寄生空间。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Westwood没有使用万字符作为SEX或此后自有品牌Vivienne Westwood的Logo，其选择震撼艺术表现方式的灵活性强。而Raynor却以已经足够繁复的老鹰作为BOY的Logo，其震撼艺术表现方式相对受限。  

左图：2017年6月伦敦时装周Vivienne Westwood秀场男装系列；右图：BOY黑金老鹰“制服”（来源：Huffington Post，Selfridges）

BOY曾为被误解的错位青年提供避难所，如今，它在中国正在成为被误解的错位品牌。

正如Sex Pistols在“天佑女王”中不断嘶喊的“没有未来”（No Future），BOY也难以看见其在中国市场的未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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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th Magazine. 2018.Punk's Not Dead: An interview with BOY London Founder Stephane Raynor — Teeth Magazine.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teethmag.net/interview-stephane-raynor/> [Accessed 16 Jun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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