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韩涛，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导，设计学院副院长
3 消费空间与大都会的文化逻辑：拥挤文化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外辨证如果19世纪早期工业城市的文化象征是工厂烟囱对历史城市投下的深深的阴影，那么20世纪早期大都会的文化逻辑是什么？它的文化象征来自工厂吗？还是来自于新涌现的消费空间？如果新涌现的消费空间开始在城市里登堂入室，那它又与大都会的文化逻辑有什么关系？消费空间的文化逻辑，是否就是大都会的文化逻辑的主色调？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库哈斯而言，为什么要讨论大都会的文化逻辑？为什么从“密度”角度，而不是从艺术史或风格史的角度，对大都会的文化逻辑进行讨论？这种文化逻辑如何作用于具体的大都会建筑形式？如何对这些过程的关键要素进行理论化的总结？正是在以上两个视角下，库哈斯对大都会“拥挤文化”的提出才能被理解。拥挤不但第一次成为了文化限定，彻底的突破了艺术史、建筑史领域基于风格特征的命名系统，而且，正是“拥挤”，才真正面对了资本积累中的密度、强度与速度问题，从而将消费空间与大都会的发明，以理论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3.1 消费空间、拥挤与大都会拥挤文化的剖面展示框架
库哈斯在本书中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大都会拥挤文化”——不可能来自于对生产空间的分析，只能来自于对消费空间的分析。甚至，大都会拥挤文化就是消费空间的必然文化属性，库哈斯仅仅是起了一个极具个人感受力的命名。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实际上遵循着两个不同的原则。生产并不直接面对人，生产主要是理性组织的产物，而消费直接面对人，消费必须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上。生产空间的典型意象是科学计算、标准化、均质性与冰冷的机器流水线，消费空间的典型意象是欲望冲动、差异化、杂多性与幻觉性的诱惑性的舞台化景观。对消费空间而言，拥挤不是一种外在的风格，而是一种必要的条件。拥挤是为了最大化的交换，拥挤就深深的内嵌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法则之中。不同的商品、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符号，都是交换得以发生的前提。因此，消费空间不仅不能消除拥挤，反而要创造最大化的拥挤，才能在不同的欲望之间建立价格交换，促进资本流动。拥挤必然是对最大化的密度的包容，拥挤必然是对最大化的差异的包容，拥挤必然反对单一性，拥挤必然拥抱不同差异之间的意外联系与多样联系。拥挤，既是数量的（追求更大），也是种类的（追求更多），即是时尚的（追求更新），也是传统的（追求怀旧），既是技术的（追求更快），也是心理的（追求更奇），既是社会的（追求面广），也是个人的（追求定制）。在这个意义上看，拥挤就是消费，拥挤文化就是消费文化，大都会拥挤文化就是消费空间的文化本质。在《癫狂的纽约》中，即使库哈斯分析那些看上去是生产空间的办公楼的时候，他也不是按照工作状态的办公楼来分析，他甚至不关心平面，而是按照消费空间的剖面展示逻辑来分析。就像在摩天楼1909定理中所揭示的，“每一个人工层都如同一块处女地，就好像其它层不存在似的”（库哈斯，2015:129）（图16）。库哈斯基本不分析办公楼的流线与效率问题（这些显然是生产空间所要考虑的重点），也不分析劳动力与信息在有限空间中的流动问题，他主要关注的是办公楼不同楼层之间所承载内容的最大化差异。在库哈斯看来，摩天楼所实现的，就是一种差异商品的货架展示。如果货架逻辑比平面逻辑更重要，那么这些空间原型就更接近消费空间的展示体系，而不是生产空间的流程组织。在货架展示体系中，剖面显然比平面重要，剖面关注的是同时性的呈现，而不是历时性的上下顺序。在货架展示体系中，每个商品都被标识上不同的信息，并被平等的等待。在这个意义上，办公楼的剖面图解对库哈斯而言，仅仅是一个支撑消费行为的框架，这个框架越空洞，它所能承载的可能性就越多。
▲图16 “1909年定理：摩天楼作为一个乌托邦装置（the
Skyscraper as utopian device）”。1909定理一方面呈现了早期摩天楼概念中仍未彻底消
化的悖论性矛盾：资本主义工业技术（钢结构与电梯）实现了对有限土地的无限复制，但同时仍未脱离
19世纪田园情节；另一方面，则揭示了摩天楼的剖面
货架展示悖论：1909的剖面空间图解并未来自效率与
经济平衡，而是更加来自一种中性的建筑框架如何能
让多种差异共存，从而显现个体消费欲望的任意性并置，这个框架越空洞，它所能承载的可能性就越多本质上，摩天楼的每一层并非是对地面世界的复制，而是复制了这个地表所有的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重叠在一起。对库哈斯而言，摩天楼就是一个承载各种可能差异的容器，它的层数就是它可能复制世界的潜力级别，即“世界的再造”。——每一次“再造”，都是一次对世界的消费。1909定理所展示的，不是一个真实的生产体系，而是一个真实的消费体系。1909定理的剖面并不是理性经济计算过的，而是最大化的呈现消费欲望的可能性。比如，电梯可以停在每一层，每一层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拥有不同的形式风格，还可以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建筑剖面结构不是反映真实的力学关系，而是为了反映所有权不用干涉彼此的共存；不仅展示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差异私人所有权资本可以堆叠在一个共同的基础设施上——以至于建筑变成了个人所有权的堆叠（a stack of individual privacies）”。在这个情境下，个体所有权的之间越是差异，就越是加强了作为基础设施框架的建筑的必要性。无论哪个局部的变动，“都不会影响建筑框架（framework）”。从这个意义上说，库哈斯对摩天楼的空间机制分析绝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工业流水线逻辑，而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交换与消费逻辑。这种逻辑在库哈斯对康尼岛、1906全球塔和下城俱乐部等更典型消费空间案例的分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并且，从这些具体事实上抽象出了他在本书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发现了大都会拥挤文化的双重建筑学特征：“脑白质切断术”（库哈斯，2015:153）与“自体的纪念碑”。3.2 消费空间的大都会拥挤文化本质一：脑白质切断术
“脑白质切断术”是库哈斯用生物学术语，将消费空间中的资本积累逻辑进行个人命名的例子。“脑白质切断术”的基本含义是一种治疗精神疾病的外科手术，其后果是对暴躁、焦虑倾向的去除。对库哈斯而言，这个生物学术语的引用，不仅是对个体消费行为的非理性冲突的化解，更是指资本主义有计划的对消费者进行洗脑的意识形态手术过程。就像上文分析的，大都会文化的拥挤本质，来自于消费领域的无限激增。这个激增无限发展下去的条件，就是对无限冲突的接受，对无限差异的包容，以及对无限欲望的不加选择的拥抱。这种精神手术，显然既是针对个体，也是针对整体。对库哈斯所分析的案例而言，沃尔多夫酒店就是这样一种脑白质切除术的个案。一方面，它与城市的基础设施紧密连接在一起，它的服务对象，不再是街区，而是城市。在1930年代，一个城市所能想到的所有公共活动，都在这里包含了。由于城市的能量高密度的集中在这里，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复杂而重叠的：比如，仅仅是餐厅，就有无数个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口味。因此，沃尔多夫酒店不是由一个厨房，而是由一个厨房系统构成。此外，电话对于华尔道夫酒店的作用也绝对无法忽视，如果没有电话这种技术发明保证及时联系，酒店的日常管理与无法想象的。在某个角度上说，电话才使得超级体量的运行成为了可能。同时，电话延伸了服务的范围，因为所有的服务根据电话预约与安排，电话成为了建筑的延伸。电话使沃尔多夫酒店能够将服务延伸到整个城市，而不仅是自身能装载的50000人。通过所有这些革命性的安排与设备对私人与公共功能的提升，使得各种城市消费空间以立体的、交织重叠的方式被置入在屋顶平台、楼层中间和底层大厅等多个位置之中。因此，内部的活动必然是一个高度复合的大都会生活：舞厅、精品店、展览、音乐会和剧场，所有这些本身又包含舞厅、剧场、餐厅和钟点房……沃尔多夫酒店成为了“社会与城市的中心。从沃尔多夫酒店可以看到的是，如果仅仅将这种脑白质切除术这种外科精神手术停留在生物学层面，就会掩盖更深层的逻辑。手术仅仅是手段，无限的积累才是目的。对库哈斯所分析的摩天楼而言，这个生物学术语既是资本的数学积累逻辑的反映（关于抽象本质），也是商品的交换关系逻辑的反映（关于外在表象）。这才是这个精神手术的真正目的，其结果就是无限增长导致的内外边界消失。一方面，“脑白质切断术”是商品交换体量与密度变大后，自然而然产生的内外空间分离的技术。由于资本主义的利润积累是按照“复利”逻辑发生的，复利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的绝对值的增加必然会呈现加速的趋势。所以，商品交换规模的变大也反映为指数逻辑的放大，从而导致消费空间规模的扩大。它在建筑学上的后果体现，就像库哈斯指出的简单数学逻辑，建筑的内部是三维体积的立方指数变大，而外表仅仅是平方级数的变大。如果资本积累原本就是花费更少，得到更多的利润逻辑，那么用越来越少的表面，承载越来越多的内容，就是脑白质切除术的自然属性。在这里，脑白质切除术显现了它的辨证的理性。即通过理性的精神外科手术，使得非理性欲望不断增长，最终实现利润目标的持续理性增长。另一方面，“脑白质切断术”也是为了商品交换速度不断加快后，空间功能分区的结果：内部空间服务于不断变化的幻觉场景与蒙太奇般的差异拼贴，外部服务于稳定的环境区隔。对康尼岛而言，这种幻觉场景主要发生在水平方面；对环球塔与下城俱乐部而言，这种内容拼贴主要发生在垂直方向。实际上，变化与稳定是资本逻辑的两面，这两面必然也会反映到消费空间之中。如果商品市场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系统，持续的变化，甚至是每时每刻的变化就是它的常态。那么，资本就要为不断变化的内容寻找一个稳定的平台，为的是让所有的变化能够持续的发生。这就是摩天楼外部与内容必然脱离的关系原因。外部必须是稳定的，它要为内部的商品交换遮风挡雨，免于外界变化干扰，同时，它也是对内容生活的隐匿，它必须将内部生活切割为可灵活变化的领域，为的是让内部永久的不稳定下去。
3.3 消费空间的大都会拥挤文化本质二：自体的纪念碑
如果“脑白质切断术”是资本主义消费空间的内部逻辑，那么，“自体的纪念碑”（auto-monument）就是资本主义消费空间的外部逻辑。如果资本主义的利润积累就发生在上述的逻辑之中。那么，它的“规模”的不断变大，直至超越一定体量，就是一个内生性的动力。就像库哈斯所揭示的，它不需要任何的来自传统文化象征的引导，仅仅按照利润运动的自然规律就好，它不再需要象征主义，不再需要一种理想，不再需要一种社会等级的可识别表示，仅仅是它自身就好，仅仅是一个抽象利润积累变大后的自然反映，它必然成为一个“自体的纪念碑”（库哈斯，2015:152）。或者说，是一个“自动形成的纪念碑”——它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它的出现，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历史积累的结果。就像库哈斯在“塔的兼并”小节中所观察到的，从1853年的拉丁暸望塔，到1876年的费城百年塔，到1904年月球公园的群塔，到1905年的梦境公园灯塔，再到1906年的环球塔，经过50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自在的天地”（库哈斯，2015:140-142）。对库哈斯而言，“塔-摩天楼”的历史运动，有其自身的全部动力，它来自资本意识的自我繁衍的需要，不断吸收技术进步的成果，并把自身呈现为技术进步的象征，本身就是对一切历史经验的抛弃，本身就在创造新的极限体验与新奇体验，本身就是能够让每一个参观者在登高之处与电梯空间中血脉喷张，本身就抛弃了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模式，并把自己的模式作为新的模式。与“脑白质切断术”一道，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消费空间发展特征的隐秘规律，它们都是大都会拥挤文化操作系统的组合拳。实际上，库哈斯1995年“大”的理论的提出，只不过是大都会拥挤文化——脑白质切除术与自体纪念碑逻辑同时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它的建筑学后果呈现为内部的日益都市化。或者说，都市空间越来越室内化。就像在香港这样的亚洲城市综合体丛林中所看到的，地铁等城市基础设施已经深深进入建筑的内部，使得室内化的都市成为人们从城市接口进入建筑的第一印象，以至于在IFC项目中，建筑的中庭就是人们的第一印象；另一方面，就是表皮开始出现了独立的雕塑性，就像在2000之后的西雅图图书馆看到的，它的尺度已经撑满了整个街区，它开始以自身的逻辑前后左右扭动，并且拥有自己的结构构造，它自身成为一个独立被表现的对象。在这两个双重逻辑的共同作用下，大都会至少在街区层面呈现出比以往更加整合性的一面，它已经成为一个微型的垄断资本主义，一个将内外边界与序列反转的都市主义。就像我们在后文将看到的，消费空间在20世纪晚期越来越与大都会空间的发展整合在了一起，单个街区的垄断资本主义，在不同街区差异互补的逻辑下，构成新自由主义的都市范式，这就是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所总结的曼哈顿主义模型。 4 消费空间与大都会的发展范式：曼哈顿主义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范式面对1890年-1940年这段时间曼哈顿的发展模式，库哈斯的研究路径可被概括整理如下：首先简要梳理曼哈顿岛的简史，特别关注曼哈顿网格的意义；然后从康尼岛的消费空间入手，聚焦非理性技术引发的空间实验；之后通过对资本主义摩天楼的历史回溯，提炼出消费逻辑下大都会拥挤文化的论断；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曼哈顿岛几个与消费空间有关的例外状态个案的分析，如中央公园、环球塔、沃尔多夫酒店、洛克菲勒中心和下城俱乐部，更重要的是，通过将这些个案极限化，将纽约的曼哈顿萃取为一种理论——“曼哈顿主义”；接下来，借助于柯布西埃与达利两个特殊人物的意识形态辩论，引出欧美两种版本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路径及其比较，给出曼哈顿主义发展范式的精神诊断；最后，在附录中给出全书三种类型的结论：（1）理论图解（俘获地球的城市，实际上是全书的早期理论地图）；（2）寓言故事（以游泳池为比喻的意识形态运动史）；（3）早期OMA的当代实践（重新激活曼哈顿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空间实践）。库哈斯对消费空间与大都会发展范式的分析及其对曼哈顿主义的理论总结，实际上为20世纪晚期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以及为20晚期后福特主义条件下消费社会及其空间模式的运行机制，进行了一个建筑学理论的发明。对库哈斯而言，消费空间既是美国大都会的产物，也是美国大都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无论是库哈斯对早期纽约发展模式的研究（曼哈顿的兴起与发展遵从的是美国消费逻辑，不是欧洲生产逻辑），还是库哈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后福特城市形式与新建筑范式的研究（《S/M/L/XL》本身就是全球消费社会的商品尺度代码），都是这种逻辑合乎理性的发展。如果第二节从建筑尺度讨论了消费空间与大都会建筑想象的关系，第三节从拥挤文化角度讨论了消费空间与大都会街区的关系，那么本节就是从城市尺度讨论消费空间引发的大都会发展范式——曼哈顿主义。它显然是发生在多个街区的。并且，它的逻辑本质，以及库哈斯对这种模型的阐释，必须要放在大都会的发展谱系中，才能真正理解。本节将对消费空间与大都会发展范式的内在关系，特别与美国资本主义大都会范式的关系，展开具体分析。我们将看到，库哈斯如何通过纽约消费空间与大都会发展范式的分析，指出了美国资本主义在从自由竞争阶段转向垄断阶段的过程中，如何基于利润积累逻辑，打通了“生产-消费”的空间生产闭环，通过一系列令人惊异的欲望技术发明，塑造了不同于欧洲的、具有享乐资本主义气质的消费空间，不仅形成了曼哈顿模式的核心，还成为了20世纪晚期通行世界的模型。
4.1 消费空间与大都会的范式转型
库哈斯对大都会的研究显然受到了20世纪不同思想运动的影响，大体说来，至少有三个阶段是清晰可见的。实际上，库哈斯对消费空间的关心由来已久。从OMA这个名字——“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中，我们就能理解库哈斯对消费空间关心的部分线索。正是在对20世纪大都会现象的集中观察与分析中，库哈斯发现了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的高密度相互交织。甚至，消费空间比生产空间更成为大都会的现象与表象。它不仅无法回避，还可以成为观察大都会问题的新的窗口——一种新的范式研究转向的可能。库哈斯受到影响的第一个大都会研究阶段，来自于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电影导演弗里茨·朗（Fritz Lang）与建筑理论家希尔贝塞尔默（Ludwig hilberseimer）。在这些欧洲思想者的思考中，消费空间并未成为主角，但已经成为一种关键的成分。西美尔1903年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论文中对20世纪早期大都会界定与分析，并在同时期论文与演讲中，深入讨论了货币经济与货币逻辑对大都会个体生活的重要影响；弗里茨·朗1927年的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则对20世纪大都会的阶级分化主题进行了深刻的影像寓言批判；路德维希·希尔贝塞尔默（Ludwig hilberseimer）在1927年通过对“大都会建筑”（Metropolis-Architecture）的命名，系统概括了他的1924垂直城市理论以及对新条件下，建筑学范式研究转向的一种可能。如果说柯布西埃主要借由居住空间来讨论现代建筑，如果希尔贝塞尔默主要是借助生产空间来讨论现代城市，那么库哈斯与文丘里就是借由消费空间来讨论当代大都会建筑与当代城市。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消费两个环节差异整合的发展框架下，我们才能理解1960年代以来建筑与城市理论研究对象与关注重点的转移——从关注生产空间转向关注消费空间。库哈斯受到影响的第二个大都会研究阶段，主要来自二战后至1960年代，即来自消费社会兴起下的真实经验，也来自各种先锋小组的图像批判与理论反思。这个时期，消费空间已经占据了研究与理解大都会的重要地位，并且已经开始反逼大都会的转型。作为1944年出生的新一代， 20世纪中期冷战背景下大众消费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是距离库哈斯日常生活最近的一种现象，库哈斯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启了从消费空间观察大都会的研究路径。比如，20世纪50年代英国独立小组的都市现成品策略（as found）与跨学科实验、理论家班汉姆的系列鼓吹与写作，事实上打开了消费空间与大都会研究的日常生活维度；20世纪60年代全球涌现的青年反文化运动与大都会日常消费空间的关系越发密切交织，推动了消费空间融合各个阶层的政治潜力（既可以服务于中产阶级，也可以服务于边缘群体，既可以先锋，也可以媚俗），消费文化与消费空间，不但越来越成为日常公共生活的舞台，也越来越成为理解与批判当代大都会的重要透镜（比如德波、瓦内格姆的情境主义实践；法国新浪潮电影对街头空间与酒吧空间的影像记录）；1960年代建筑电讯派小组在继承1950年代独立小组视角与成果的基础上，在一系列理论项目与宣言中，对电子媒介时代的大都会生活进行各类主题的激进探索，其中涉及新技术进化、消费主义及空间、大众媒介与事件、灵活性空间使用和游牧生活等大都会生活的研究；建筑师普莱斯则和左翼戏剧理论家、控制论技术专家，最早开始了大都会条件下休闲空间的社会教育研究与实践（比如持续设计与改进的“娱乐宫”项目）；与此同时，受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超级工作室小组、阿基佐姆小组（Archizoom），则对大都会意识形态（City, Assembly Line of Social Issues, Ideology and Theory of the Metropolis），通过一系列深刻的图解、图像拼贴、装置（图）与理论写作（图17），达到了今天看起来仍旧充满预示力的深度。
▲图17 阿基佐姆，无止尽城市，内部景观（Archizoom Associati, No-Stop City, Internal Landscapes, 1970-1971）
当代大都会被呈现为一个人工室内环境下的游牧生活，自然、商品和游牧生活只能建立在均质的基础设施分布条件下。无止尽城市可被理解为后福特制生产方式对福特制
生活取代的过渡状态：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在民族国家权力尺度下的部署，另一方面是个体能力与移动性的不断加强。库哈斯深度参与了第三个大都会研究阶段，即1970年代晚期至今。在这个时期，库哈斯一方面通过基于纽约展开理论写作与理论方案，一方面将理论反思与欧洲正在变化的现实充分结合了起来。1980年代开始的欧洲城市复兴运动、后现代文化理论转型、整个社会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向，在1990年代全球化时代到来后猛然加速了，大都会开始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含义，欧洲、美国和亚洲成为大都会文化巨变最为典型的三个区域。库哈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将早期对曼哈顿的研究成果作为一个理论模式，经过与不同基地与条件的结合，一边测试它的应用潜力，一边针对具体条件提出曼哈顿主义的修正版本。历史的看，消费空间与大都会的发展范式转型的确息息相关。在欧洲文化语境中，消费空间是大都会转型的重要参与力量，而在美国版本的大都会发展谱系中，它就占据了一个异常重要的核心位置。即使在美国，消费空间引发的大都会发展范式也不止曼哈顿主义模式一个。至少，以洛杉矶为代表的西海岸就是另外一种发展模型。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要普世的、综合的看待生产空间、消费空间对于大都会发展范式的影响机制，另一方面，具体的比较欧美两种不同资本主义版本的发展模式，具体的评价曼哈顿主义产生的特殊性，以及影响范围的有限性，就显得尤为必要。4.2 曼哈顿主义与美国版资本主义
事实上，曼哈顿主义既诞生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历史进程中，也诞生在库哈斯的历史回溯与理论发明中。对于前者，我们要从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消费积累的特殊性中看，对于后者，我们要从对库哈斯产生了诸多启示的20世纪思想星群中看。对以纽约为代表的美国资本主义而言，当代“大都会”的起点不是生产空间，而是消费空间。如果生产空间推动了19世纪欧洲城市化的兴起（比如巴黎），那么消费空间则推动了20世纪大都会的兴起（比如纽约）。如果说生产性空间——比如工厂（关注物质生产）、办公楼（关注非物质生产）与住宅（关注劳动力的再生产）——是早期欧洲现代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的话，那么消费性空间——主题娱乐空间（关注身体感官消费）、主题酒店（关注劳动力的游牧生活消费）、城市综合体与摩天楼（关注整合性的城市综合业态体验消费）、超级市场（关注日常商品消费）和美术馆（关注文化产品消费）——事实上成为了晚期美国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所关心的主题。曼哈顿主义是一种美国式资本主义，不是欧洲式资本主义。实际上，生产与消费是资本主义大都会空间生产不可分割的两面。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也原本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它们既是同时纠缠在一起的，也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第一，这两个阶段首先是差异的，它们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不同阶段重点转移的体现。第二，在具体的发展进程中，欧美两种资本主义正好体现了侧重点的不同：清教禁欲气质是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重点，大众享乐气质是晚期美国资本主义的关键。第三，这两个阶段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资本利润积累原则的体现，早期欧洲为解决物质匮乏问题更多关注生产，晚期美国为解决物质过剩问题更多关注消费。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在服务于生产与消费的往复循环与积累的根本目标上，它们都是一样的。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手段与路径的不同，而非目标的差异。对于库哈斯所讨论的1890年-1940年这段时间的曼哈顿而言，美国的GDP在1893年之后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换言之，生产性积累问题并不是曼哈顿岛唯一的主题（生产问题被周边城市地域吸收解决了）。相反，消费性诉求（不断扩张的资本强度、不断流动的商品网络以及不断增多的移民）才是曼哈顿岛的主题。曼哈顿岛，包括与之伴随的康尼岛，实际上是早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产能过剩后的消费社会提前到来的产物，至少比欧洲早了1960年。在这个时代语境下，任何商品都要提前考虑在市场海洋中竞争所需要的受欢迎程度，任何资本也都热衷与拥抱新技术，不断创造出吸引大众的新体验。这些特征，显然与同时期受困于两次世界大战焦虑的欧洲不一样。对20世纪纽约的美国资本主义而言，消费主义与消费空间已经不再处于边缘地带，而是逐渐转到中心。至少对曼哈顿岛而言，有限的地理街区尺度，使得工厂体系无法充分的发展起来（事实上，布鲁克林区承担了工厂主义主要基地的重任）。所以，曼哈顿岛逐渐成为了消费主义的中心。这个中心与康尼岛直接连接到了一起，并且后者成为了前者的胎儿版，是因为库哈斯有意识的去除了布鲁克林区域生产主义中心的讨论。换言之，曼哈顿主义的理论概括，并不是建立在全局纽约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局部纽约的特性基础上，即，建立在纽约的消费主义/消费空间中心——曼哈顿岛。从这个历史进程和产生角度看，曼哈顿主义是一种美国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发展模式，它就内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中。但是，只有它成为一种被总结出来的理论，它的价值与机制才能真正被认识。由于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战场。所以，欧洲的建筑师与主流建筑学，长期以来忽视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当然，总有一些敏感的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把他们的洞见，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传递给了库哈斯，而库哈斯，仅仅是把这些洞见书写出来而已。我们要承认库哈斯的贡献，也不要忽视先行者的价值。在青年库哈斯展开曼哈顿研究的1970年代，最直接的启示来自于1971年前后。库哈斯实际上收到诸多前辈的指引。在库哈斯参加CASABELLA 杂志竞赛《有意义的城市》之后，CASABELLA报道了纽约建筑与都市研究所（IAUS）的城市研究项目（主要由艾森曼与弗兰普顿主导参与）。在这一期，主编阿巴斯（Emilio Ambasz）通过对本雅明论文的参考，对美国大都会给了一个重要阐释。本雅明早就看到了曼哈顿的特殊价值，在他看来，“曼哈顿或许揭示了一个没有预见过的潜能——它构想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城市观念”，纽约是不同于欧洲的另一种资本主义城市。随后，就在1972年阿巴斯的《意大利：新家庭景观》（Italy: The New Domestic Landscape）展览（图18）开幕后的一个月后，AA的校长，美国人博雅斯基（Alvin Boyarsky）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关于曼哈顿的研讨会，库哈斯不仅参加这个研讨会以及其中的曼哈顿工作坊，还组织了一个名为“柏林墙，CASABELLA的入口”的会议。70年代塔夫里对现代建筑的研究，也包括对美国城市特别是摩天楼的分析。这些事件深刻影响了库哈斯AA毕业后去美国展开纽约研究的决定。库哈斯直接或间接的吸收了这些思想动向，并在这个基础上，将曼哈顿解释为一个纯粹的、年轻的、密集的、享乐主义的以及令人兴奋的另一个版本的资本主义城市，从而修正了欧洲现代主义的主流判断。▲图18 超级工作室，微事件/微环境（Superstudio,
Microevent/Microenvironment,1972）
作为阿巴斯(Emilio Ambasz)策展的《意大利：新家
庭景观》(Italy: The New Domestic Landscape)中的
重要项目，微事件/微环境预示了当代无处不在的
电子网络环境下，生物、技术、事件、游牧和自然
在流动状态下的临时杂交，大都会不再是纪念性的
物体，而是溶解为没有建筑的环境。这也是这次展
览的内在理路——阿巴斯将展览分为两类，一类关
于物体（进一步细分为三组：reformist; conformist;
and contestatory），一类关于环境（进一步细分为四
类：design as postulation; design as commentary; and
counterdesign and postulation）库哈斯正是在对曼哈顿的研究中，将美国大都会与消费空间的紧密联系聚焦为主题。在库哈斯看来，曼哈顿实际上是“虽然开始于欧洲的梦想，但却只能产生于美国”的版本。在欧洲被清教禁欲主义过度约束的条件下，非理性主义、大众文化和享乐主义，只能得到有限的发挥；只有在美国，在一个没有历史负担的地方，所有激进的资本与形式实验得到了平等的、公开的竞争。这种竞争并没有停留在旧瓶装新酒的层面，而是一系列“新瓶”的发明。这些作为消费空间的“新瓶”，混合了资本的冲动、机械技术、大都会欲望、大众文化、基础设施与城市化节点、媚俗气质、电力革命、广告宣传以及各种未来预期。曼哈顿主义正是对这个新瓶子的理论观察。就像库哈斯所指出的，“曼哈顿是逆巴黎, 反伦敦的”（库哈斯，2015:28）。库哈斯通过这个论断实际上指出了不能将资本主义一元实体化或本质主义化。或者说，理想的资本主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是不同的。理想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更加普适性的、纯粹性的版本，而现实的资本主义有多个版本一样，它们不是单一的。库哈斯的研究应该被理解对一种具体的现实的美国资本主义的观察，他正是在欧美两种具体资本主义的比较过程中，完成了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确观察。1978年出版的《癫狂的纽约：曼哈顿的回溯性宣言》，与1972年发表的概念设计《出逃，或建筑的自愿自囚》，正是两种不同研究取向的产物。如果前者的历史区段是1890年-1940年这段时间的美国纽约，那么后者的时代背景就是二战后冷战欧洲的柏林与伦敦；它们既在时间上面呈现出历时性的连续（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也在空间层面呈现出同时性的差异（欧洲与美国是两个不同的资本主义版本）。只有在这个比较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看到，曼哈顿主义如何在20世纪晚期，成为了资本主义的解药与新自由主义的预演。4.3 曼哈顿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预演
如果欧洲的现代主义大师试图用理性技术与笛卡尔式思维逻辑去塑造资本主义的明天（例如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那么库哈斯就是用启蒙以来同时涌动的非理性技术与欲望逻辑去塑造资本主义的明天（例如曼哈顿主义）。这个明天已经发生——就像在曼哈顿岛看到的——但又将重新发生，或者说，将再次大规模的发生。库哈斯并非是对过去历史遗产的博物馆式打捞，而是面对欧洲城市1970年代所遭受的停滞，寻找一种未来的道路。这个道路无法在欧洲内部找到，但可以在美国找到。对库哈斯而言，1890年-1940年的纽约，似乎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达到巅峰状态的展演，他已经直觉地感受到了1940年-1970年期间凯恩斯主义的问题所在，也直觉地感受到了一种类似新自由主义的解救之道。历史的看，库哈斯对纽约的研究时间（1972-1978），与新自由主义几个重要思想家（比如哈耶克、弗里德曼）重新积极活动的时间（1970年代）基本重合，这毫不奇怪。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历史可以以一种循环的方式辨证前行，从而为今天的问题找到出路。在这一点上，库哈斯与早期OMA成员观点都是如此，他们实际上是以一种即将到来的历史预判，反向回到历史寻找早期的基因。曼哈顿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今天的解药。只有将曼哈顿变成曼哈顿主义，曼哈顿才能成为一个可传播的“模型”，才可以跳出形成之初的有限性，才可以传播到欧洲、亚洲，乃至任何资本欲望所往之地。将曼哈顿理解为一个未来资本主义的模型，并不是偶然的。曼哈顿主义之所以能从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一种模型，重新成为即将到来的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操作系统，就在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全球化条件在1970年代已经重见端倪。20世纪早期的纽约早已表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视野，也表现出70年代消费社会的诸多特征。比如，对世界的复制，对所有历史遗产的实用主义重新利用，对所有意识形态的消毒式吸收（一种将欧洲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模式统统打包全收的策略），对机械、信息和电力等新技术实验的狂热拥抱等等。用今天的话说，曼哈顿主义是一种主要基于外循环的资本积累模式，一个按照资本的自由意志完成城市空间生产的意志。相比之下，欧洲1970年代已经走到了凯恩斯主义条件下内循环所能达到的极限。如果欧洲试图走出困境，如果美国试图走出1970年代已经产能过剩的困境，那么，积极寻找一个更大的市场，一个能拥抱更多多样性的模型，一个能剧烈吸收金融资本的空间生产模型，就尤为重要。曼哈顿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需求下，浮出水面。曼哈顿主义成为了对20世纪晚期新自由资本主义的预演。 5 消费空间与大都会的精神分析：癫狂的现代性与虚拟资本主义的未来
库哈斯为什么以“癫狂”一词概述、统摄了他对纽约的总体印象？“癫狂”在资本主义发展机制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作为一种精神分析视角， “癫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核心机制还是边缘特征？“癫狂”在消费空间领域中意味着什么？“癫狂”之于晚期资本主义以及未来虚拟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
本节将以“癫狂”作为核心线索，通过聚焦库哈斯对美国大都会模式的精神分析，以及库哈斯大都会消费空间非理性本质的诊断，分析癫狂与两种资本主义的关系。第一种关系与癫狂为什么应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两种核心技术之一有关；第二种再次在历史进程中指出癫狂与享乐资本主义的内在互嵌，并且，通过将癫狂与最近20年的电子消费空间现象关联观察，指出当下正在涌现的虚拟资本主义的一种未来。本节既是上文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5.1 癫狂、偏执批评方法与资本主义的自我激进化
库哈斯为什么要用偏执批评方法分析纽约以及康尼岛的消费空间？来自达利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偏执批判方法，对于库哈斯分析纽约大都会而言，是辅助性的助力还是核心的武器？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消费空间的精神本质，或者说，它的欲望结构，才能被发现？如何不被消费空间的表面现象所俘获？如何进入消费空间背后的资本主义心理机制？对青年库哈斯而言，这些都是基础但重要的问题。
第一，从总体策略来看，对库哈斯而言，他的工作方法不是客观的考古学，而是主观的谱系学，用达利（Salvador Dalí）的话来说，是一种偏执批评方法（图19）。对库哈斯而言，他不能只能像艺术家妻子维森多普（Madelon Vriesendorp）那样，直接以弗洛伊德式的图像分析，拟人化去呈现每个消费空间的内在精神气质，他必须要以偏执批评的理论话语的方式展开对消费空间以及大都会精神本质的分析。这种方法不是面面俱到的客观全景扫描，而是仅仅抓出最能体现曼哈顿意识形态碎片的现实突变个案的理论化，必要的话，修改事实或对事实材料的选择，以符合头脑中正在进行的理论加工，从而揭示出与现实不一样的曼哈顿，一个作为计划与推测的曼哈顿(a Manhattan as conjecture)。对库哈斯而言，理论是极限条件的产物，理论只能是对“黑-白”两种极限状态的呈现，而现实只能是这两种极限状态之间的灰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极限状态的理论并非意味着去符合作为灰色的现实，相反，现实应该去符合理论，灰色的现实只能通过极限的理论去定义。
▲图19 路易斯·布努埃尔和萨尔瓦多·达利，一条安达鲁狗，1929。用理性去理解这部片子的逻辑是没有意义的。达利与布努埃尔希望这部电影的非理性图像与叙事逻辑能够“像匕首一样刺入巴黎市中心”，目的是破坏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发泄被压抑的欲望。在达利精心设计的蒙太奇片头中，女人眼球和被切掉的死驴眼球拼贴在一起，塑造了一种令人疼痛的惊悚感。近90年后，它仍然保留着一种令人刺痛的陌生感：在诸多放映中，当眼球被切碎，果冻流出时，观众们的集体退缩是可以听到的。对达利而言，一种基于超现实主义气质的偏执批评方法在这部片子已经显现：即通过超现实细节塑造真实的荒谬性（达利花了大量时间往死驴身上倒胶水，以增强它们的“腐败”程度，并且还仔细地敲打它们的眼窝和嘴巴，让它们的白色牙齿更好地露出来）。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的案例分析与写作，深受达利影响。即，首先不厌其烦的扫描细节、夸张叙述，随后进行进行理论性的心理分析予以拔高。在这个意义上看，癫狂不是事物自然而然的显现，而是最需要主动规划与设计的表演。癫狂就是通过非理性掩盖最理性的潜意识行为。
就像文丘里一样，库哈斯适度地夸张了现实，粉饰了现实，甚至有意识的篡改了现实——以符合所发现的理论洞见。与其说库哈斯学了达利的批判批评方法，不如说库哈斯学了文丘里的偏执批评方法。就像库哈斯所指出的，对于曼哈顿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城市而言，一味的追逐现实反而会远离现实。只有通过推测性的重建（speculative reconstruction），一个完美的曼哈顿——它的纪念性，它的成功，它的失败——才能被阅读（库哈斯，2015:13-15）。在这里，推测性的重建，为了放大许多富于洞察力和卓越见识的结论。库哈斯对“纽约曼哈顿网格规格的完全推崇”，如同文丘里的“中央大道几乎是完美的”。只有在偏执批评的方法原则下，库哈斯才能有意识的漠视欧洲传统城市同样存在的理性主义网格基因，才能强化曼哈顿的理性网格规划的无等级秩序与欧洲城市的等级结构的根本不同。才能激进的得出关于曼哈顿主义的激进结论：曼哈顿网格意味着彻底的对自然的征服；网格释放了所有资本空间生产的欲望；无限蔓延二维的网格与几何受限的曼哈顿岛边界，产生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即增长只能通过三维体积的强度变化来体现，无法依赖二维世界的预定秩序；网格创造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最平等的舞台，避免了欧洲权贵资本主义的历史负担；网格使得曼哈顿无法将未来规划为一个欧洲式的纪念性结构。特别是，永远无法描述一个特别的、经年不变的建成形态 (configuration);网格只关心有计划的预测,“无论什么即将发生,它只能在网格内2028个街块中的某处发生”（2015:30）——如果我们将每个独立街区理解为一个独立资本介入现实的基地，那么，曼哈顿岛实际上就为无数个差异的个体资本进入历史，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铺设了一个最好的基础设施——经过理性的有预见性的规划，曼哈顿岛的极权主义被排除了。用今天的话说，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平等的淘宝购物中心与天猫商城，每个中小资本都可以前来设摊经营，每个摊位都成为一个差异的世界。在这个逻辑下，整个曼哈顿岛就必然成为一个“俘获地球的城市”——这就是库哈斯1972年在《癫狂的纽约》写作之初，就通过直觉，将后来被充分理论化的“曼哈顿主义”——“俘获地球的城市”——图解出来的原因——他的图解原本就是曼哈顿岛的宿命（图20）。
▲图20 库哈斯，俘获地球的城市，1972。这张图像出现在《癫狂的纽约》的虚构的结论章，但在创作时间上，它实际上完成于本书写作之前，一个基于互文性原理，用既有的各类历史文本创作出来的资本主义曼哈顿文本。
第二，从论据来源来看，库哈斯正是从达利身上，发现了以超现实主义蒙太奇路径理解资本主义心理机制的方法。对达利与库哈斯而言，世界并非是所见的客观之物，而是心理意象由内而外的投射。超现实主义就是以内心意象为核心，向外在的世界寻找理性的证据，以印证内在非理性感知的存在。这种方法显然与唯心主义很接近，还多多少少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很接近。在这些方法的运用下，青年库哈斯看待纽约曼哈顿的方式与常见模式发生了很大差异。就像在写作中所呈现的，他喜欢把事实解释为早先一个图像欲望的物化。这个图像可能就来自与大众媒介，比如明信片。就像我们在后文将看到的，库哈斯事实上吸收了意大利青年一代第二现场的方式（通过再现世界的媒介），而非第一现场的方式（直接参与建造），去理解这个世界。考虑到青年库哈斯记者的经历，对电影的热爱与实践，对剧本写作能力的掌握，我们就能发现他对世界的理解，都是建立在二手材料的再理解、再组织基础上的。库哈斯对这些集体无意识的明信片进行了主观拔高无数倍的意识形态解读，的确，就像书中所选择的那些案例那样，这些康尼岛与曼哈顿岛的图像似乎自己在说话，库哈斯甚至发现资本主义广告是最好的建筑欲望的发言人。正是在这些广告中，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本质被凸显出来。这就是“癫狂”。
第三，从具体案例分析来看，库哈斯的偏执批评方法，或者说“癫狂”，推动了对一种形式理论直截了当的演绎，而不是表面的形状改进与风格发明。比如，通过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计算与说明，库哈斯指出“环球塔5000倍地复制了它占据的那基地”（库哈斯，2015:112）。就是放到今天，这个令人差异的结果都很难实现。为了突显结果无以伦比的惊异与差异，库哈斯甚至在计算环球塔的所占基地面积时，仅仅计算它的八个柱脚，而不是八个柱脚所覆盖的面积。这么煞有介事的通过一个极其理性的过程，却推出一个这么荒谬的结果，正是来自库哈斯对“偏执批评方法”的使用。如果现实与理论不符，那么，修改现实以符合理论，或者说，理论比现实更接近现实——这就是“偏执批评方法”的精髓。得益于达利的“偏执批评方法”34对于库哈斯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次论证过程中，他为了突显环球塔复制世界与复制基地的能力，甚至进入了环球塔真正的设计者弗里德的肚子里，他要像影子写手一样将弗里德的未尽之言与内在欲望全盘拖出，并且赋予理论的光环。所以，库哈斯越是对论据的惊异之处进行貌似理性的加工，就越是证明了环球塔在摩天楼形式原理方面的意义——“必须将环球塔看作摩天楼核心思想的所在”——这就是库哈斯试图想指出的重要论断。在他看来，环球塔既是对所有历史先例的超越，又是对摩天楼绝对形式原理的“最极端和最直白的宣言”。
总而言之，如果资本主义的技术动力可分为两类：理性技术与非理性技术，那么生产领域就是理性技术的主要战场，消费领域就是非理性技术的主要战场。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癫狂在资本主义技术的核心位置：它显然处于非理性技术的核心。如果生产主义与生产空间是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理性”基因的产物（生产总是一种目标与手段之间的精确计算与联系），那么，消费主义与消费空间就是理性的另一面——癫狂。没有生产主义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消费主义的历史，也就不会有消费空间的历史。正是在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理论最为充分发展的时刻，第一代消费空间出现了（本雅明所分析的巴黎拱廊街）；正是在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在美国，特别是在曼哈顿最为明显的时候，也是福特工厂及其流水线开始大放异彩的时候，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为了缓释生产的焦虑，才出现了第二代消费空间——对娱乐公园与主题消费空间的诉求。癫狂，正是在理性主义加剧的历史时刻，走到了历史前台。
“癫狂”，在库哈斯对纽约的研究这里，被理解为消费空间的运作法则。它实际上是理性的另一面，是理性以自我否定的形式所展现出来的东西。库哈斯在康尼岛与曼哈顿岛中看到的消费空间，无论表面上如何非理性，但本质上，在诱惑大众引向消费行为的目标上，总是异常清晰的。比如，曼哈顿消费空间中的癫狂总是发生在理性的划界行为之中（比如，康尼岛的三个主题公园总是有边界的，甚至异常重视边界，即使大众产生从日常世界向癫狂世界的跨越），更是感官极限的运动（癫狂，或者用库哈斯的另外一个词“狂喜”，都是表达了在限定边界之中的僭越行为，既是对已有习俗与道德的僭越，也是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僭越）。从这个角度上看，“癫狂”不仅不是看起来那样的非理性，反而是一种深层的理性计划。这个计划的对象就是大众的身体、感官、欲望与体验。由于这些要素无法像生产之物那样精确的量化，它就只能被转化为对“强度”的追求——这种强度最终物化为大都会建筑学中可视的的密度问题、拥挤问题与内外分裂问题。如果说生产主义/生产空间的激进化是机器的理性化，那么消费主义/消费空间的激进化就是对欲望的最大化，是一种更高的强度化。如果说资本主义发展在竞争机制的不断推动下，存在一个不断加剧、加速和加强的过程，那么，“癫狂”就是资本主义高度竞争条件下的必然产物——“癫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现代性的发明；“癫狂”不是现代性的“果实”，而是现代性的“种子”；“癫狂”不是是现代性的“表层效果”，而是现代性的“底层动力”；“癫狂”不是一种被动的打开，而是一种主动的释放；“癫狂”只不过是资本主义非理性维度的发展——“癫狂”，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激进化。
5.2 癫狂、从理想资本主义到虚拟资本主义的未来
如果我们将纽约的消费空间理解为一种具体资本主义的产物，那么，库哈斯对曼哈顿主义的理论概括，就是一种对理想资本主义的写照。通过具体的、现实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研究，导向一个对抽象的、理想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概述，是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研究中的主要理论贡献。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癫狂的纽约》的序言，库哈斯明确的区分了“理论的曼哈顿”（a theoretical Manhattan）与“现实的曼哈顿” （present Manhattan）的差别，并把前者——反映资本癫狂本质的“理论的曼哈顿”，或者说作为理想状态的“曼哈顿主义”——定义为这本书的目标——他试图去补写的宣言。
如果曼哈顿主义是一种关于“癫狂”的都市化理论形态，而现实又呈现出诸多的不完美，那么为了曼哈顿主义理论能够成立，库哈斯就必然通过现实的癫狂化寻找例证。这种理论化过程有三个层次。第一种，观念性的癫狂。就是指不依赖基地，能够概念化的充分揭示资本意识形态本质的“观念性”项目（concept-metaphorical projects）；第二种，理性化的癫狂。就是指基于具体基地、但以典型范式状态出现的“理想化” 项目（idealized projects = for specific sites, but conceived as works that connect metaphor and reality )；第三种，具体性的癫狂。就是指作为个案状态出现的，有时具有例外性的，基于具体基地的，无法做到完美，但马上能够建造的“现实性”项目（realistic projects = reflect the principle developed in the other two categories, can be immediately put into practice）。
我们看到，库哈斯对所有案例的选择标准，都在这三种癫狂的类型之中。它们之间具有共通性，即指向经济层面的“无限性”——就是资本、空间和商品可以无限增长的逻辑。在前工业时代，癫狂是被有意识的克制的，经济的增长是受制于社会伦理与宗教价值的限制。因而，有限边界内的等级结构的完美性才是建筑与城市的根本法则。到了工业时代，特别是到了20世纪早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建筑、城市和大都会，都是服务于资本利润增长的工具，它们都服务与经济逻辑的无限增长性。按照波兰尼的说法，一旦经济超过社会排序到第一位，传统的社会成为一个需要被重构的领域。从这个角度看，上述的三种癫狂，仅仅区别于实现经济利润无限增长的程度。程度越高，普适性越强，就越是具有观念性与理想性；程度低的，具体性越强，就越是具有现实性。它们之间存在着程度的交织与相互转化的潜能。
对库哈斯而言，这些个案本身就蕴含着癫狂，但同时也需要癫狂。它们将会多层次交织。比如，下城俱乐部剖面对库哈斯而言，是一种塑造资本主义男性精英身体的癫狂俱乐部，它的目标是持续不断的塑造资本主义的精英劳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观念性的。同时，它也是一个“现实性”项目：基于具体基地，它是具体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具体项目。最后，它也是一个“理想化”项目：通过提取剖面，库哈斯将其改造成了可被复制的范式；“1906环球塔”是资本主义消费世界的癫狂乐园，在复制异域世界的消费体验上，它是观念的（因具有明确的利润目的与清晰的形式逻辑，成为可被广泛复制的模型）。它也是一个“理想化”项目：它来自金融广告的完美设想。它也是一个具体的项目，是按照康尼岛的条件被规划的，它所设想的服务的人群也是预先计划的；基于同样的逻辑，1909定理作为资本主义的摩天楼模型，也是一个试图无限复制地表以及承载差异化内容的癫狂想象，在这一点上它是观念的。在1909定理的图解中，它还没有被理想化，还没有针对典型基地将自身完形，还仍停留在剖面阶段。但是，它已经具备了理想化的充分条件。库哈斯在摩天楼章节中，正是在1909定理之后列举了大量基于具体基地的案例，这些案例就是1909定理的理想化与现实化过程。
通过对具体的消费空间研究，提炼出抽象的资本主义都市化理论，需要借助于一个癫狂化的过程。它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癫狂性的回应，更重要的原因是，不经过癫狂体验，不体验癫狂，具体的现实无法变成抽象的理论。如果我们将曼哈顿理解为具体资本欲望的产物，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只有经过癫狂的心理分析机制（图21），理想的曼哈顿主义才能被发明出来。库哈斯在序言中的写作虽然短小，但这是全书中最具癫狂性能量的一章。比如，库哈斯首先用“宣言”一词概括本书极具野心的的写作目的（一种指向为非理性正名的大都会宣言，同时作为一个弑父情结的后柯布西埃预言）；然后，库哈斯用“狂喜”——一种指向癫狂状态的心理机制，总摄了资本主义非理性维度对于形成纽约大都会的根本作用；接下来，用“密度”（第三个关键词），从数量维度指出消费空间自带的拥挤文化特征以及与大都会空间极限增长的关联；之后，用“蓝图”与“街块”，则分别指涉了将现实的曼哈顿提纯成理论的曼哈顿所需要的理论写作框架，以及能够支撑这种论断的曼哈顿岛乌托邦碎片；最后，通过影子写手的概念，再一次告知大家这本书所体现的癫狂性的来源——库哈斯本人。正是通过这六个关键词，库哈斯完成了对20世纪美国理想“曼哈顿主义”的理论化，一个不同于欧洲的新城市化版本。相对欧洲，美国既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反直觉的，理性的），也与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放大直觉的，非理性的）。美国资本主义吸收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理性内核，但并非停止在理性内核，美国资本主义通过非理性基因为资本主义更高更大量级的发展动力，既有“自上而下的俯察”，以及“所激发的地理上的自我意识被转换成了勃发的集体能量,以及人们共享的狂妄目标”（2015:36），也有为满足社会底层能量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命力。
▲图21 维森多普（Madelon Vriesendorp）明目张胆的夜店（Flagrant Delit）,1975.在《癫狂的纽约》的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被作为一个工具，为的是有意识的揭示与发明资本主义的非理性维度。癫狂不仅来自现实，更来自研究者的主观塑造。
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生产主义再一次释放了它的全部潜力，产能过剩已经是中国当前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因此，癫狂也就更换了自己的场地，无法遏制的广泛存在于电子消费空间中，存在于无数个综艺节目的广告赞助之间，存在于无数个直播带货的个体生命，以奇技淫巧的方式，销售诱惑的劝导行为与表演之中。因此，癫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借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什么是装置”（2009）中的话语模式，把当代大都会发展的极端阶段——我们正生活其中——定义为“电子消费空间”的大量积累和扩散，很可能并没有错。今天，不存在哪怕一个瞬间，个体的生活不为某个“电子消费空间”所塑造、污染和控制。
库哈斯为什么要用“癫狂”概括与挖掘纽约的底层心理机制，不是批评资本主义，而是批评现实的纽约还不够资本主义，还不够达到它的理想形态（曼哈顿主义）。
在这里，首先是：“曼哈顿”VS“曼哈顿主义”=“现实的资本主义”VS“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即“理想的资本主义”）。然后是：就像上文所阐释的，库哈斯的《俘获地球的城市》，可被理解为一种虚构资本主义时代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按照马克思的区分，如果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房地产可被视为商品生产的一类）可被分为使用价值的生产与交换价值的生产，那么，抽象（理性）就站在使用价值背后，癫狂（非理性）就站在交换价值背后。如果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增长是有限的，那么交换价值的消费与增长就是无限的。1972年的《俘获地球的城市》，可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关系的图解。如果此时的纽约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使用价值生产的巅峰，如果70年代的凯恩斯资本主义已经在使用价值领域耗尽了它的全部能力，那么，资本主义只能靠系统的再开发利用交换价值的无限增长性，为未来的发展不断续命。
“癫狂”，在这里，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维持资本主义生命的条件——它必须迈向虚拟资本主义才能继续生存。
如果“癫狂”是美国资本主义与大都会消费空间的本质，那么，“虚拟”就是它无限复制现实的一种能力，享乐主义就是它掩盖其虚拟性的表现形式——虚拟虽然是假的，但对虚拟的体验可能是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库哈斯在《俘获地球的城市》中揭示的美国大都会——“理想曼哈顿主义”的“虚拟”本质——“俘获地球的城市”实际上是“俘获虚拟未来的城市”：可计算性的基础设施、总体上的虚假主题公园与多种虚拟意识形态辩证性的平衡：一方面是理性化的网格，另一方面是癫狂性的汇演；一方面是多样性主题消费空间的并置，另一方面是渗透在所有符号中的享乐性气质。那些由19世纪工程师们在房间中计算出来的网格越是标准化，就越是激发了每个独立街区在竞争逻辑下塑造自我身份的欲望；不同欲望之间的竞争越是剧烈，就越是表现出一种癫狂性的享乐本质；在这些街区中，惊悚的形式（比如加里加利博士的恐怖小屋）被导向一种刺激性的享乐主义；田园的形式（达利改造米勒的“晚祈”）被转化为流体纪念碑；经济的形式（密斯的摩天楼）被美国化为世贸双子塔；景观的形式（阿巴斯的秘密花园）被私人化为收藏品；居住的形式（柯布西埃的光辉城市）被缩小为技术节点模型；冷战的形式（柏林墙）被片断化为一段具有象征意义的战争文化遗产；事件的形式（列宁纪念碑）被挪用为杰克逊摇滚出场的道具；生态的形式（比如中心下沉的地球）被改造为911国家反恐教育基地。对库哈斯而言，这样的列举可以无限进行下去，曼哈顿主义就是差异资本欲望的无限性集合。
总而言之，对青年库哈斯及其1975成立的OMA（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而言，当代“大都会建筑”的研究起点不是生产空间，而是消费空间。通过诊断消费空间的内在逻辑，从而预见大都会的未来，这就是青年库哈斯重要理论写作《癫狂的纽约：给曼哈顿补写的宣言》的内在核心主旨。如果生产空间是现代大都会的现实主义基因与理性基础，那么消费空间就是现代大都会的虚构主义基因与非理性基础。虽然在传统社会中，现实与虚构就是相伴而行的，但只有到了现代社会的大都会阶段，虚构才成为一种迅速制造现实的力量，资本主义才大规模的将虚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加以系统的采用。虚构性实际上是现代大都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青年库哈斯一方面揭示了康尼岛的主题娱乐公园，作为一种典型的大都会消费空间，通过异想天开的技术以及对摩天楼形式构成的原理启示，深度形塑了纽约资本主义的 “癫狂的现代性”；另一方面，揭示了不同于欧洲的美国资本主义，通过吸收来自“主题娱乐公园”的大都会拥挤文化与享乐主义，深度建构了 “曼哈顿主义”的城市理论范式。如果说前者修正了“生产主义”作为现代大都会兴起唯一动力的传统认识，那么后者，预示了消费主义已经处于20世纪晚期新自由主义城市研究与建筑学范式转向的核心地带。
原文刊登于《城市 空间 设计》杂志2021年3月刊，总第65期第23页到第48页。微信版已略去文中所有注释、图片来源、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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