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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杨春松
我的父亲杨春松（1900—1962），出生于台湾桃园龙潭。作为一个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出生的中国人、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革命者，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倾注于中国的革命和台湾的光复，在长期的斗争中披荆斩棘、义无反顾、勇敢而又坚定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他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1926年夏，我的父亲响应台湾著名爱国将领李友邦的号召，赴广州投身中国革命，并于同年转赴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父亲受组织的委派回到台湾中坜从事农民运动，他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骨干，参加领导中坜、桃园农民的抗租斗争。上个世纪20年代后半期，台湾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农民组合遍及全台，至1928年末已经拥有27个支部和24000多名会员。1927年至1928年之间，各级农民组合领导农民进行抗租减租斗争420余次，有力地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1928年12月的第二届全岛农民组合大会，选举杨春松和蔡瑞旺分别担任大会正副议长。大会选举简吉、杨春松、黄信国、张行、陈德兴等16人为第二届全岛农民组合大会中央委员。1928年12月30日，农民、妇女、农组干部，在鲜明的赤色旗帜下，一起召开第二次农组大会图为会后的历史性纪念照。前排中间抱小孩者后方的戴眼镜人士为简吉，小孩左方为陈昆仑，右方戴眼镜，扶膝而坐的是侯朝宗，侯朝宗后方为父亲杨春松，这几位都是农组重要干部，简吉左后方戴眼镜者为台湾农民组合顾问古屋贞雄律师。前排左二为陈旺成，左三为陈逢源，则是到场祝贺的社会运动人士。（照片由陈璧月提供）
在农民组合反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抗争中，父亲曾三次被捕入狱，然而他始终不渝地进行革命活动。同年，父亲在台湾成为刚刚成立的台共党员。台共通过领导农民组合、工会、文化协会推动了全岛抗日民主运动。1930年初，父亲为摆脱日本殖民当局和台北高等法院的追捕（“二·一二”事件），秘密离台逃到上海，找到台湾反帝同盟。这是一个秘密的抗日团体，以台共林木顺、翁泽生为核心，由在上海的一批台湾进步青年组成。父亲主要担任组织和宣传工作并兼任机关报《反帝报》编辑。我的母亲也于1930年女扮男装逃出台湾到达上海。起初，父母亲住在机关的二楼，是一个亭子间，后来在位于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租了一间房。母亲也参加了秘密工作，不久，由李萍和老曹介绍入党，编入上海法南区委马浪支部。父亲杨春松与母亲许良锋（1929年于台湾）
那一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一天，母亲起床后，推开亭子间的窗户，惊呆了，外面皑皑白雪，覆盖了屋顶，树木。着冬衣的母亲飞快地奔下楼梯，来到附近的公园，踩着雪，又蹦又跳，似乎不嫌冷，非常兴奋。旁边走过一对西洋夫妇，冲着她微笑着点头。直到冻得鼻子通红，她才又跑回了住处。
父亲带着母亲曾去拜访当时在上海的王学文伯伯。后来在六七十年代，王伯伯曾笑着对我们说：当时你妈妈好年轻，就像是上海的女中学生。母亲说，那时，看到你王伯母身边的孩子们很瘦弱，就摘下手上的结婚金戒指，让他们拿到当铺换点钱，买些食品给孩子吃。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作为地下党员，不仅需要具备很大的勇气，还要具备对敌斗争的策略，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一天晚上，母亲匆匆往家赶，突然发觉路边有些异常，她急中生智，走向另一个路口，警觉地观察四周，直到偶然与一个“路人”相遇，发现那是我父亲。当晚，父亲也发现异常，在附近观察多时，没有贸然回家，这才幸免一场危险。1932年，父亲在上海被捕，被押解回台湾。母亲也因所在的地下党组织遭破坏，便带着不满一岁的孩子返回台湾。父亲因有被日本殖民当局称为所谓的“前科”，是“二·一二事件”中的“逃犯”，日本殖民当局强迫父亲补服刑10个月。1933年刑满后，父亲又因在上海的反日活动被判5年徒刑关入监狱。父亲在台中监狱“服刑”期间，年迈体弱的祖父过世了，一个孩子也因病夭折。无奈之下，回到中坜后母亲开始独自谋生，她在镇边租了一间房，买了一台缝纫机和一张桌子，开了一家裁缝店，含辛茹苦带着孩子，等待父亲出狱。1938年，“服刑”6年期满的父亲出狱了，不久，举家迁往日本，本想转道返回大陆，无奈由于日本当局的严密监视，未能如愿。1945年8月15日，父亲在东京迎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振奋人心的日子里，侨居日本多年，肩负着革命使命的父亲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道，为团结在日的广大侨胞，创立不分省籍的侨会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父亲积极组织旅日华侨、留学生，成立台湾同乡会、东京华侨总会等团体，参与捍卫在日中国人的正当权利，把在日本的广大侨胞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1945年日本投降时，有一批中国“战俘”、劳工约200余人，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走投无路时，得到了作为台湾同乡会副会长的父亲等人的帮助。2018年，空军离休干部、百岁老人袁甦忱向我们深情讲述这件令他难忘的往事，袁老回忆道：当他（指父亲，编者注）知道我是中共干部时，我们进行了一次彻夜密谈。后来，他又安排我们在他家楼下客房住了半个月，他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比如，找到当时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团，解决大家要求尽快回国的重大问题。并将已取得联系的分散在日本各地的虏日劳工团结起来，建立“虏日劳工联谊会”，使一盘散沙的劳工结为统一整体。特别是我和周时霖2人，受中共流亡支部派遣，由杨春松引导，到东京日共总部拜见日共中央领袖德田球一及其他5位中央委员，深谈一日并合影留念。1945年底，父亲冒着巨大的风险，长途跋涉，辗转数千里，秘密经朝鲜半岛返回祖国大陆。在平壤，他有幸得到金日成将军的约见，并在将军的府邸留宿了一夜。次日，他带着将军的亲笔介绍信，跨过鸭绿江，回到他魂牵梦绕的祖国。临行前，将军送给父亲两盒朝鲜的高丽参。对父亲来说，这也是他相隔15年后再一次返国之行。在东北，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的彭真会见了他，随后，他赴华北访问了当时由八路军控制的张家口，身着八路军军装留影。1946年春，父亲返回东京，向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汇报了此行的情况。此行，使父亲觉察到国内日益迫近严峻的内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据旅日侨领刘明电回忆，父亲在与侨胞们的一次座谈会上说：“以我在国内的见闻，虽然蒋介石想要发动内战，但人民是反对内战的，我们侨胞也要反对内战。万一内战真打起来，那也不用怕。那必将是蒋介石的灭亡和中国人民的大胜利。”父亲希望大家认清形势，“为祖国的解放，同心协力”。后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离休干部方宜回忆，为建设民主新台湾，父亲和陈文彬等人于1946年冬在东京成立了旅日台胞的进步组织“建新会”。参加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的还有刘沼光、吕清铭。在美军占领时期，日本的传媒机构无权在海外设分社，因而民众得不到有关中国的确切消息。为了把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及时准确地传递给爱国侨胞和日本人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决定立即着手创建中国通讯社。大约在1947年六七月间，中国通讯社在日本正式宣告成立。曾永安任社长，李铁夫任总编辑，邱绍棠负责总务，表哥许光烟（许昌）负责涉外工作。中国通讯社作为中国在日华侨的唯一传媒，冲破了占领当局的封锁，为在日华侨传送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51年后，李铁夫兼任社长。其后任社长的有陈辉川、于恩洋、张铭忠、吕照雄等。大约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经组织批准，由香港的林田烈先生陆续寄给在东京的杨家、表哥许光烟香港版的《文汇报》《大公报》《华商报》和《群众》杂志，北平解放后，还有《人民日报》等。在母亲的带领下，全家人一起动手加以分类，然后由表哥许光烟和我的哥哥们——老大杨国光、老二杨潮光分送给日本的各大报刊。老三杨震光还小，由母亲收养的朝鲜战争孤儿金君带着也参加了分送报纸。当时送往的日本报刊有《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东京新闻》《赤旗报》等。并且送往日本外务省、通产省和朝野各党党部。表哥许光烟还把报纸送给当时国民党“驻日代表团”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商震将军和谢南光等人，也送给在日侨会、侨团人士。父亲因工作关系往返于日本和香港之间，很少在家。母亲带领一家人主要靠卖报收入维持生活。无论何时，不管环境多么艰苦，母亲始终全力支持和协助父亲的革命活动。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在大陆响彻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年12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按照中共与日共达成的协议，父亲积极筹划、具体组织成立日共华侨留学生支部，并领导该组织开展与日本的民主势力结成联合阵线的活动。据刘明电回忆：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旅日华侨也开始酝酿迎接革命胜利的态势。一次与杨（春松）君去岐阜县出差时，我们一路研究国内形势，一致认为，为促进华侨运动的民主化以利于爱国力量的统一和团结，需要成立能够推动运动的一个‘母体’。后来，我们回到东京后正式着手实现这个构思，终于在1948年创立了华侨民主促进会。”一批文化界人士甘文芳，经济界人士康鸣球、吕漱石，留日华侨总会刘永鑫、邱绍棠、董秀凤，中国通讯社曾永安、李铁夫、许光烟及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崔士彦、吕永和、陈木森、曾绍德、吴荣藏、廖春木、陈文贵、刘正、李国仁、博仁、曾森茂、赖珠村、郭承敏等也为该会的成立做出努力。首任会长是刘明电，父亲则任该会顾问。华侨民主促进会作为志同道合的老华侨、老台胞的进步组织，为团结广大侨胞、开展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从侧面为支援祖国大陆的解放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父亲的活动，引起了在日美占领军的警觉，在日本报纸上不时出现视父亲为“在日中共头号人物”、“中共头目”的报道。美国国务院1949年编写的题为“岛内外台共的活动”的一篇内参中也提醒说，日本的杨春松和香港的《大公报》记者李纯青均已加入中共，而原在香港的台盟主席谢雪红，盟员苏新、杨克煌、潘钦信、林良才、肖友山等人则在国民党失守北平、天津后陆续去大陆“投靠”中共，等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强令日本当局取缔日本民主势力，日本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健康严重受损，又遭占领当局追捕，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以日共当时的条件，无法将他送出日本。不得不通过日共党内的中国同志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因此，父亲委派曾永安陪同日共中央的一位重要人物以偷渡的方式赴北京见到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中共中央接到日共求助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军委联络部。军委联络部与父亲等人密切协作，对德田球一等人前往中国做了周密安排。当时，中日之间没有空中航线，打通海上秘密通道，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父亲和他身边的极少数同志在美国占领军眼皮底下，将德田球一等日共领导人秘密转移到大阪、神户等地，利用货轮，通过海上通道分批将日共重要领导人德田球一等送往中国。这是建国初期中共隐蔽战线在国外取得的重大胜利。后来，在日本共产党中，把这条前往中国的海上路线称为“人民舰队”。1950年8月末，德田球一在日共中央委员西泽隆二陪同下，经海路平安到达中国。1950年底，我的3个哥哥国光潮光震光也秘密乘火车到达神户，登上停泊在码头的“圣·何塞”号货轮，准备回祖国大陆。货轮启航后，一位似曾相识的长者来看我的哥哥们，还若无其事地和哥哥们聊天。交谈中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不是野坂参三吗！那时，在东京有一家纳乌卡书店，专售一些进步书籍，也包括印有伟人头像的书签，如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此外还有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的头像。哥哥的书本里就夹着这些书签。书签除伟人头像外，还印有他们的名言。有一句话是野坂参三乐于引用的，即：“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是林肯在为纪念南北战争中的阵亡将士而修建的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中的一句话。1950年末的濑户内海和对马海峡因朝鲜战争而显得并不平静。有时，银灰色的美国巡洋舰会突然出现在海上航船的右舷，然后耀武扬威地扬长而去。天晴时，野坂也跟着杨家3兄弟来到甲板上，伸开双臂呼吸新鲜空气。5天后，货船驶进黄海，在就近的青岛上岸。前来码头迎接的人群中，出现了父亲的身影。原来，他已先行一步回到了祖国大陆，以便迎接野坂参三的到来。野坂参三等人来华后，与先期抵达的德田球一、西泽隆二、志贺义雄等人组成了日共“北京机关”，开始在国外领导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在华期间，他们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照顾。1953年10月，德田球一在北京病逝，其后，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野坂参三等人于1955年返回日本。当然这都是后话。在成功营救日共领袖到达中国后，我的父亲同生活、工作12年之久的日本告别，最终回到了祖国大陆的怀抱。1951年，由于《大公报》等香港中文报刊在大阪的销售所人员遭到逮捕，按照日共中央的意见，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姐姐们立即离开日本回国。她们离开不久，我们在日本的家就遭到了占领当局的搜捕。回到祖国大陆后，母亲和我的姐姐们被安排在北京住下。此时，父亲正在广东参加土改。一天下午，二姐在院子里跳皮筋，见一个人从大门口进来，问：“你妈妈在吗？”二姐冲着屋子用日语大声喊：“妈妈，有客人！”等母亲出来一看，原来是父亲。这是回国后父亲与母亲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父亲回国后在何香凝、廖承志领导下，从事新中国的侨务工作。1951年夏，由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办的第四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在柏林举行，他作为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这次联欢节。
何香凝副委员长送给母亲的画
1953年以后，约有4000名旅日华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分期分批回祖国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父亲参加并组织领导了对他们的接待和安置工作。1953年7月，我国政府在天津车站召开“欢迎旅日回国华侨大会”1955年以后，父亲参加了在印尼万隆、印度新德里、埃及开罗举行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为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团结和合作日夜忙碌。1957年以后，父亲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从事对日民间交流工作。其间，他兼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鉴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府的成立，需要全盘考虑和解决数千万海外华人华侨的定位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包括废除双重国籍在内的新中国的侨务政策。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父亲参与了此项政策的制定。记得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父亲要去看望出席庆典的外国朋友。那时候我还小，也要跟着父亲一道去，父亲居然同意了，并说：“到了饭店，你自己照顾自己，我们谈话。”父亲拉着我的手来到北京饭店，见到他久别重逢的朋友古屋先生，我感到大家都非常高兴。当然，漂亮的糖果让我无心顾及其他。只是后来我才知道，当年父亲因搞农民运动和反日活动在台湾坐牢，自始至终，是日本进步律师古屋贞雄先生在法庭上为他据理辩护。1956年，父亲、母亲、哥姐们和我于北京（大哥杨国光正在前苏联留学）1961年，父亲因患肝癌住院，在和疾病作了将近一年的顽强斗争后，于1962年逝世，终年62岁。追悼会由廖承志主持，赵安博致悼词，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献了花圈。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哀悼父亲的去世。远在日本东京，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老华侨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康鸣球、甘文芳、李铁夫和陈焜旺等以及日本各界友好人士数百人参加。父亲杨春松
作为出生台湾的革命者，父亲深切关怀故乡台湾和台湾人民的解放，并以在台湾的实践作为他革命一生的起点。作为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打造新生祖国的革命家，他忠心、勇敢地投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而作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战士，他以国际主义的实践，为日本和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贡献。他毕生壮美的足迹遍历了日据下的台湾、旧时代的广州、武汉、上海及战争前后的日本和祖国大陆，把一生只许开花一次的青春，真挚、深情而忠诚地献给了故乡台湾的光复，献给了祖国的解放与新生，也献给了人类追求进步与幸福的伟大事业。斯人已逝，大业正兴。我们相信，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终会在“一国两制”的构想下实现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大业。
（原载于2020年《台声》杂志——杨春松：出身台湾的爱国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