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友友：贾若瑜伯伯与我父亲秦川的兄弟情谊
贾若瑜伯伯和我父亲本是姨表亲，他俩的母亲是亲姐妹，我父亲的母亲是老大，贾若瑜伯伯的母亲是老七。按理说，我们应该叫他“舅舅”，但实际上却叫他“伯伯”，这当然也是有个原因。
贾若瑜伯伯1915年6月19日出生于四川合江县二里乡，他母亲早逝，后过继到一河之隔的贵州赤水县城他大姨——我爷爷家，那年他十岁上下。爷爷家在赤水县很有名望，儿女生了八个，有的早夭。贾若瑜伯伯过继来后排行老五，我父亲是老六，所以父亲让我们叫他“伯伯”，我们还习惯在“伯伯”前面再加上个“贾”字。
我父亲本姓芶，叫芶克宽，年轻时常以“晴川”的笔名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到延安后他又用“秦川”的笔名写文章，示意在陕西，在延安精神的指导下走上了光明之路，便改名为“秦川”。
父亲的亲属中有好几个人参加了革命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贾伯伯和父亲开始接受党的进步思想，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组织参加文学社团活动。
我舅爷段雪生是1925年赤水第一个党支部成员，在赤水以办图书馆、办学的方式传播新文化，发展党的组织。他的表兄梁业广也是地下党员。
我大伯芶克嘉，去日本读过书，后来在上海读的大学，受舅父段雪笙的影响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喜欢写作。大伯加入过党组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常随舅父段雪笙左右，到过北平，但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我四伯芶克宗在成都读书时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在“三•三一惨案”中被军警打伤，回到赤水后不到一年便去世了 。
当年中共地下党在合江等地开展工作，建立了中共赤(水)合(江)特别支部。那时，“新文化运动”在赤水很活跃，文庙创办学校和平民夜校，贾伯伯就是这两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1929年春，贾伯伯考入贵州省立第二中学第二期。三年后我父亲随他去往成都上中学，但因局势不稳学业中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党的赤合特别支部领导赤水各界人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斗争，同年，贾伯伯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3月，受党的指派，他参加了贵州军阀侯之担的军事教导大队，在其内部和国民党85师发展组织，开展兵运工作。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行经湖北来凤的板栗园，时任国民党军中尉排长的贾伯伯带领一个完整的机枪连参加了红军，并于1936年4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时期，贾伯伯随红六军团参加了长征，先后在红军第四分校，红军第六军团教导团任军事教员、主任教员、军事总教。在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干部指挥科任科长，中央红军大学上级干部大队一队任队长。为了让学员尽快掌握军事技能，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下部队了解战例，编写教案，组织训练，为红军培养了一批优秀军官。
抗日战争时期，贾伯伯先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七队队长兼军事教员，抗大专职教员兼中央党校、陕北公学教员，抗大第五大队、庆阳分校主任教员。
贾若瑜伯伯在延安抗大
贾若瑜伯伯在延安抗大
我父亲自幼好学，侠胆义肠，机敏聪慧，还善于宣传和鼓动，他博览中外有代表性的书籍，包括鲁迅、茅盾、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其中也有自然科学类的大百科及绘画图书。舅爷段雪笙在赤水办的图书馆、三江书店和秘密集会中都有父亲的身影，舅爷主办的进步文学社团“流波”社及油印文学杂志也常见父亲以“晴川”署名的文章。
父亲1934年赴北平读书，其后，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北方左联”，创办文艺刊物《榴火》，参加中共地下党活动。他1936年春加入共青团，10月经谷牧和王景仁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七八月间，张学良成立了学兵队，党中央抓住这一时机，带领左联及北平地下党、进步学生200多人进入了学兵队，父亲随队前往西安。“西安事变”后，学兵队得到党中央指示，二十岁左右的人员继续留在东北军工作，十几岁的送延安学习，父亲便到了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父亲秦川刚从东北军来到延安
父亲秦川在延安
父亲和贾伯伯在不同地点不同岗位为革命做着工作，两人已有几年不见，没想到哥俩却在延安意外相逢。1937年2月，在延安抗大任军事教员的贾伯伯在学校一窑洞外见到身着东北军军装正在解小手的父亲，喜出望外：“老六，老六！”父亲听见熟悉的乡音，见到了哥哥，也分外激动。这才得知兄弟二人一个在抗大当教员，一个在抗大当学员。交谈中贾伯伯见父亲的绑腿不错，还是呢子的，毫不客气地要走了。又见父亲油渍麻花的衣服口袋硬棒棒的，知道有不少银元，也要走了十块，还拉着父亲进城下饭馆。
父亲在抗大上贾伯伯的军事课时，经常搞点小动作，不是扔个小石头就是出个鬼脸，这也许是他在东北军接受过军训，对讲的内容不以为然，或许是听他哥的课，多少有些不自在吧。
1938年，抗大第一分校成立，贾伯伯奉命挺进敌后，到晋东南地区办学，任军事总教、校刊编辑主任和第三支队长。在此之前，他根据罗瑞卿的提议，将名字“若愚”改成了“若瑜”。贾伯伯晚年回忆道：“老首长说，你不愚嘛，不如把‘愚’字改成‘瑜’字，‘瑜’是一种美玉，清白无疵。这当然是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欣然接受了。”
1940年3月，贾伯伯奉命率抗大第一分校前往胶东，到掖县桑园与胶东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组建抗大第一分校胶东分校。刘汉任校长，贾伯伯任副校长兼八路军第一纵队教导团团长，不久接替刘汉任校长。从此，贾伯伯在胶东大地留下了十年的战斗足迹。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贾伯伯任山东军区参谋长。1952年7月，调总参谋部作战部任处长。1953年初，赴朝任志愿军第23军参谋长。朝鲜停战后，他继续回总参谋部作战部工作，并于1954年被选派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在校期间，他系统学习军事战役理论和现代战争知识，并以并列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此时正筹建军事科学院，叶釗英院长指名借调他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副部长。
贾若瑜伯伯
1958年8月，新中国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筹建军事博物馆，贾伯伯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在各方支持下，他精心筹划，抓紧筹建，仅用十个月就完成了军博建馆、陈列、审查和预展等筹备工作。1960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俱乐部主任兼军事博物馆馆长。1962年7月，调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兼军事博物馆馆长。1965年1月，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贾伯伯坚持真理，尊重事实，敢于表达自己的正确立场与观点，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了迫害、批斗、关押和劳改。“九一三”事件后，他虽被释放回家，但仍继续遭迫害。1975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关心下，他被分配到军政大学任副教育长。1976年2月，任军政大学军事系主任。
1978年，军委决定重建军事学院，贾伯伯先后任教育长、副院长和顾问，主管教学工作。他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院党委的决策部署，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努力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秩序，积极探索新时期治校办学的客观规律。
贾伯伯亲自动手编写教材并坚持到一线讲课，先后撰写了《合成军队野战司令部工作几个问题的探讨》《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军事战略几个问题的探讨》《省军区工作概要》《春秋时期军事思想初探》等多部军事著作。主编了《方面军防御战役想定》《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想定》、《军事教育法》《游击战》《关于战役计划的拟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例辞典》等多部教材。
80年代初，贾伯伯向党中央建议在党校增设军事课，并亲自到中央党校讲授《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省军区工作》《战争动员》等课。1983年5月，任军委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时，他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组织完成《军官服役条例》《军街条例》《预备役军官条例》编写工作，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和国防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1988年9月，贾伯伯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他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军队和国防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积极发挥余热。他长期担任国防大学老年大学校长，积极组织老干部开展各种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有效推动了国防大学老年文化活动的发展。他热爱军事理论研究，著作颇丰，潜心学习研究《孙子兵法》，出版的专著《孙子探源》获得广泛好评。他担任红叶诗社社长，创作诗词6000余首，出版了《贾若瑜诗词选集》，深受读者喜爱。
贾伯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贾伯伯均负过伤，被评为二等甲级残废。
父亲秦川和母亲刘燕生（1946年）
我父亲在抗大和中央党校毕业后，1938年到陕甘宁边区党委任宣传干事、巡视员，后任西北中央局文委秘书，宣传部秘书、宣传科科长、党内教育科科长。1947年3月任西北野战军前委宣传委员会委员。
1947年父亲任米脂县土改工作团团长，县委副书记、书记时，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土改政策界限，对一些侵犯中农和工商业主利益的"左"的现象坚决予以纠正，使党的土改政策得以正确贯彻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任西北农学院党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秘书长，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局长。
1953年，父亲由西北局调到中央宣传部任宣传处长。在中宣部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方针，坚持实事求是。1958年秋到1959年6月，他深入四川等五省农村调查，因在报告中如实反映农村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情况和赞同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发表的意见，被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非人待遇达四年之久。
1964年后，父亲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副秘书长，1973年至1977年，担任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期间，坚持在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办学，并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冒着危险保护了一批教师和学生，受到广大师生的称赞。
1977年11月后，父亲先后任人民日报社核心小组副组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总编辑、社长。在八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组织发表了许多重要理论文章和评论，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积极贡献；支持全面改革，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在新时期顺利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扩大对外交流，主持创办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稳定队伍，大力培养新闻人才；注意恢复党中央机关报的优良传统，注重领导班子作风建设；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开创了积极向上的工作局面。
父亲曾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记者协会第一副主席。
贾若瑜伯伯（右）和父亲秦川
贾伯伯和我父亲在他们亲友中是关系最亲近的，几十年里互相来往互相牵挂。五六十年代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父母常不在北京，贾伯伯只要能抽出时间，每月坐辆“伏尔加”到学校接我和我弟弟到他家里吃饭，米饭馒头尽管吃个饱。他还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给我们讲他长征的故事。军事博物馆东侧总政俱乐部建成后，贾伯伯常把我们弟兄们接来参加活动，见到王尚荣等总政首长介绍我们时的称呼都是：“这是大儿子。”“这是老二。”“这是老三。”我家是三个男孩，贾伯伯家三个女孩，他把我们当儿子看待。
文革期间，1968年2月，我在兰州空军当兵。当时，父亲正在接受审查，下放到漯河的干校。1969年7月我到河南省郑州出差，半个月的任务，我日夜加班，提前十天就完成了。我想的就是争取时间，赶到漯河去看父亲。
我从一排排平房中找到政治部的驻地，看到父亲时，他穿着破背心大裤衩，腰后别着把芭蕉扇，脚上穿着麻草鞋。我仔细观察父亲，看到他比一年半我参军前，显得老多了。
一见面父亲就指着床下说：“吃苹果！六十多个品种，都是我们种的，好吃得很！”我这才发现桌子上、床下满是成堆的苹果。父亲说这里原是黄泛区，现在果园很大，有上千顷地。
令我惊讶的是床上有一件没织完的蓝毛衣，一问，这是父亲正在织的。我问道：“爸，你什么时候会织毛衣的？”他说是在延安时期。
父亲过去和我们几个孩子很少有话说，总是挺严肃，而现在的他健谈又风趣。我们的谈话是在豁达、镇定的气氛中进行，没有唉声叹气。我细微地感到在他心中，有一种光明必定会战胜黑暗的坚定信心与气概！
在干校，父亲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天蒙蒙亮就上工，湿漉漉的草地，踏上去直打滑，蚊子黑压压地扑面而来，见肉就咬。他时常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父亲在这里还挺自由自在，一天能看一本书。
这时干校的小庄阿姨送来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在新疆军区农七师任政委的李平姨夫打来的，说在军区当兵的弟弟病重住院。父亲顿了一下，想了想说：“走！回北京跟你妈商量一下去。然后，尽快去新疆看看你那‘哥们’（指我弟弟秦朝英）。”
也许是军属的原因，干校很痛快批了父亲的假。我和父亲回到北京。
到了北京父亲给了我许多全国粮票，让我去看望被看管在京西宾馆后面总政宿舍大院里的贾伯伯。到了总政宿舍大院，向哨兵说明来意，哨兵让我去院里的专案组。找到专案组一看这小楼正是贾伯伯以前住的地方。
时当中午，我在院内自行车棚里找到了贾伯伯，见贾伯伯穿着破烂背心和几个差不多衣着的人在一起，伯伯一见我就说：“噢！老大来啰！” 于是带我上了宿舍楼，见了婶。贾伯伯换了件衬衣，拉我下楼到大食堂。当时我并不觉得饿，为了让伯伯高兴，要了一大碗面条，在他的注视下三下五除二给干光了。
伯伯一家被移居到地安门东大楼后，父亲又让我去看他。见到贾伯伯时，他忙着在大脸盆里泡报纸。他说，搓碎成糊糊，再贴在碗呀、盆呀上面，凉干了一揭开就是一个纸容器。还有呐，把报纸搓成一根棍，涂上漆，再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用线串起来就做成了门帘。贾伯伯给了我们好几件做好的，我妈和我家阿姨见了高兴得不行，连说：“真不错，实用，实用！” 我们对贾伯伯的乐观精神感到特别钦佩。
贾伯伯常到父亲家来聊天，他爱讲在长征中的事，我爸好像觉得话题不对他的路子，但说到什么好吃，俩人能说到一起去。于是父亲动手做粉蒸肉，做碗扣肉什么的就送给贾伯伯，贾伯伯也是把他做的给父亲，这让我们觉得这哥俩似乎在较劲。客观地说，我爸做的真好吃，色香味俱全。贾伯伯做的块小，色淡，味不足。
贾若瑜伯伯（左1）和父亲秦川（左2）在赤水自然慱物馆
父亲的故乡情结很重，他床头柜玻璃板下，一直压着赤水全貌的黑白老照片，他常夸赞家乡的秀美山水，品味家乡的风土人情，常年爱穿草鞋，好游泳，爱吃家乡的饭食，尤其是拆耳根脆哨面、蒸笼杂，冬菜扣肉，凉拌白肉。解放后他几次回去过，看看老城，借着街道两旁古旧木楼灯光，踏着石板路，找到了他30年代曾振臂一呼领头造反的地方，找到了挑灯读书的老房遗址，找到了向奶奶磕过头毅然走过古城北门、渡过赤水河北上寻求革命道路的地方。父亲曾感慨地说过“老家里最多的是书籍”。
乡情，贾伯伯同样看得很重，他曾携婶婶也回去过。1985年，父亲突然被免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贾伯伯见到父亲，合计一起回赤水看看。他俩成行，经贵阳、遵义一路盘山临河到了赤水，受到各界人士热烈迎送。这是他俩第二次结伴而行。
后来我们弟兄妹妹们遵父亲愿望，分别取道贵阳到赤水，成都到赤水，重庆到赤水。是时，身临其境，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小小年纪的伯伯父亲他们下了那么大的决心走出赤水城，奔向那当时恐怕他们自己也无法预料的万里前程，实属不易。
我弟弟秦友苏一见贾伯伯就要抱抱
父亲去世时，我家人商量伯伯已九十高龄就暂时不告诉他了，不料贾伯伯知道后从国防大学赶到位于木樨地的我家，硬生生推开家门，又一把推开我要扶他的手，快步直奔父亲灵台，那情景让我们顿时双眼被泪水模糊了……
父亲去世已二十年，贾伯伯去世也有五年了，可他们的音容笑貌还是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全家与贾若瑜伯伯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