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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学的军工专业,就连我的诸多兴趣爱好,都和父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延续着父母的所长、所爱。
像父亲在北平中法大学高中读理工科、苏联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学习炮兵指挥一样,我也是学理工的。
父亲在列宁格勒
三排右一为父亲
同时,我也像母亲一样,酷爱文字、读和写。母亲直到90多岁的高龄,还在读写,记录着自己生活的点滴,和对生活的感悟。
此外,我从小爱学父母的样,集邮、集相册,并延伸到集糖纸、集手绢、集碎花布贴。还像母亲一样,精心使用并收纳整理衣物、书本,不舍得丢弃老物件、旧衣物。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母亲因为当过兵、上了人民大学,虽然身为大上海人,穿着打扮却并不时尚,反倒给人一种简洁、利索、知性之感。然而,一口吴侬软语、说着上海普通话的母亲,始终保留有上海人生活细腻、讲究的老派传统。
记得五十年代,母亲转业后,总爱穿自己定制的大斜襟、盘扣夹衣,丝棉袄,让儿时的我觉得怪怪的,有点老土。现在看来,这种旗袍装特有的大襟款式,应是传统、复古、更是国粹服饰了吧。
无独有偶,母亲上过民国时期的苏州女子蚕校,人大毕业实习与初期工作,竟然是在北京丝绸厂。记得那时,母亲将一些废碎丝绸布头,贴在旧书本上鉴赏,不同花式、色彩、图案的丝绸布样,花花绿绿、柔软、滑溜、华丽、非常漂亮。它带给我第一眼“美的震撼、美的启迪、美的享受”,我格外喜欢,百看不厌。后来,母亲说我手脚麻利,将来可以做一个纺织姑娘,这让我很憧憬、想入非非的,总想当电影里那个纺织女工样的生产能手,或者三八红旗手……
母亲不擅长裁剪制作服装,但是喜欢带着布料、旧衣裤去缝纫店,让我自己挑选样式,让裁缝师们制作或改制、翻新。记得儿时,我经常穿着由裁缝师改制、翻新的父母的衣裤、小外套,把裤线弄得直直的,像个小大人儿似的。
大了我就直接穿母亲的衣服。在那个缺衣少穿、服装款式单一呆板,颜色大多灰黑白的六七十年代里,我穿着母亲那些过时的五十年代的旧服装,因其花色、款式与众不同,竟然显得格外亮眼,而被同龄姑娘们羡慕,以至于穿破了,我还精心缝补着,宁愿打补丁后再穿,都不舍得丢弃。
1974年夏,我穿着母亲唯一的一条玫瑰紫乔其纱裙,学着母亲的样,在大院留影
母亲喜欢南方缝纫师傅手工做的丝织服饰,我长大结婚后,日子好过了,母亲在北京还专门请上海的、或是江南的裁缝师傅,为在山沟里工作生活的我,专门手工缝制了缎面丝棉袄。母亲说,女孩子一辈子要有一件做工精致、漂亮的丝棉袄,还要定制一套合体的毛料西服。为此,母亲特地嘱我到王府井上海迁京的蓝天制衣店,花了我好几个月的工资,做了一套我可以穿一辈子的藏蓝色毛料西服,幸亏我体形变化不大,直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挂在我的壁柜里……
夜游珠江,我穿着母亲为我定制的盘扣中式缎面袄,真的可以穿一辈子哟!
上小学前,我极爱模仿大人们的样,学些女红的活计。那时,母亲正在学打毛衣,我就追着母亲教我打毛衣。母亲用竹筷子削成短针教我,我就给洋娃娃打小毛衣穿,还在母亲给我们打的半截子毛活上,戳上几针,三四年级时,我就能帮母亲织毛活了。我还跟着带我的奶奶学纳鞋底,时不时地把针尖在头发上蹭一蹭。
上小学住校后,母亲给我准备好针线包,还教我穿针引线,小到学着钉衣扣、大到学着缝被子,将缝缝补补中女红针线活常用的基本针法,如挑裤脚边,翘边、退针、简单刺绣的针法等,手把手地传授给我。我学以致用,缝做了两面布的、三角形的、六面布的沙包。
母亲给我准备的小针线包
最难缝补的是绑衣领、箍袖口、缝被子、补衣服和袜子了,比如,要把鞋模放进袜子里面,才能避免把袜筒缝死了。记得当时,母亲教我缝被子的大针脚,有两寸长,不太结实;而后来我发现,东北人的针脚小而细密,但难拆洗;我就折中了南方人的大针脚和东北人的小针脚,缝被采用的是寸把长的针脚,被子缝得又快又好又结实。同学称赞我的改良针法好,我还教给了母亲。
后来的我,在缝纫裁剪方面,还超过了母亲,跟着同事学会了一般衣裤的裁剪,能做做童装、踩踩缝纫机了。
如今,在我慢慢老去的时光里,回想我儿时“在生活中学习生活”的场景,仍然感慨于母亲的亲身教诲,让我从女儿,到人妻,到母亲,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在编结织打、缝缝补补、拆拆洗洗的琐碎生活里,享受着自己动手,编结美好生活的快乐和满足,并受益终生。
1990年6月,垂虹公园,女儿穿着我给她裁剪、缝制的生日童裙
我儿时穿过的漂亮的乔其纱裙子,一直被母亲保留着,最后,都穿到了我女儿身上,也成了当时的时髦童装;我儿时骑过的小自行车,戴过的花卡,最后,也都成了我女儿的爱物。随着时光的流淌,一件件父母手中的老物件,从母亲手里,传给了我,也传给了我的孩子,像纽带一样,串联起我们三代人的美好情感记忆。
我们穿的乔其纱童裙,一直被母亲精心保存着,后来,都穿到了我女儿身上。
1956年,北京大院,骑自行车的我
我身上漂亮的乔其纱裙一直被母亲珍藏着,还有我儿时骑的自行车,后来都传给了我女儿。
1982年8月,武汉东湖,女儿穿着我儿时的乔其纱裙
1983年6月,武汉,女儿穿着我儿时的乔其纱童裙、骑着我儿时的小自行车
记得我刚上小学时,一次周六回家,晚上因事与母亲争吵后,吓唬母亲,说要离家出走回学校住校去,害得母亲着急,找到幼儿园老师,分头到处找我。其实,我们就躲在黑夜的院里,等大人们外出找我后,又偷偷溜回家里。结果,幼儿园胡老师回来看到我们在家呆着,就批评我,当姐姐的,不应不顾及大人焦虑,带头搞这种恶作剧,说我妈妈已经到院外的沙沟车站找我去了。后来,老师带着我,赶紧去追回母亲,看到母亲一脸疲惫、焦急、恐慌的样子,我真的害怕后悔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物资极度缺乏,母亲患上肝病,身体一直不好,经常晕倒,我更担心害怕了,怕失去母亲,成了没有妈的孩子。从那时起,让我对人间事,有了丝丝忧虑、悲悯情怀,大人们说我长大了,不再说话伤人,变得懂事了……记得那段时间,周六放学回家,晚上八九点钟了,如果母亲还未下班回到家,我总会心神不宁、心事重重,就连大院放电影都没心思看,一个人跑到大院外的沙沟车站,去等从西单方向开来的38路公交车,直到母亲从车上下来……
慢慢长大的我
分别为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7年、1969年
1960年2月,母亲和我们
十年动乱,一下子打乱了我的祥和生活,父亲挨斗、关押、被抄家、被断了生活来源,我家生活一下子跌入谷底,经历着人间磨难。母亲一人承担着家庭重担,无论来自政治环境的压力,还是经济压力。14岁的我,小小年纪就看到人间百态,尝尽人间冷暖,我忽的长大,学会了坚韧坚强,学会了面对磨难,学会了帮助母亲,分担家庭生活的担子,理解了老人们说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真正涵义,人的一生中,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记得我下乡当知青时,曾多次背着几十斤重、节省下的口粮回家,接济家里;当我将下乡知青第一次挣的近50元钱,交给母亲时,母亲百感交集,说不到万不得已,不用这笔钱。
晚年时,母亲提到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说我从小懂事,那么小离家,两岁全托,住校读书,下乡当知青、三线厂工作,上大学、面临国企转制、重新就业,一直在外谋生,拼搏努力至今,用自己所学,自立于世,为自己打下这份小康家业,真不容易,每每说起,都以我为骄傲。母亲还说“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就要穷”,告诫我日子好过了,也要俭以养德。其实,我从心底感恩父母、感谢母亲,教会了我从小心存善良、乐观向上、努力学习、坚持坚韧。
1968年8月,我当了下乡知青
1970年4月,我即将远赴湖北三线厂工作前,母亲与我在东北沈阳留影。这可是同事说我像母亲的照片之一呢。
1971年夏,参加三线工作后,我第一次回京,与母亲和弟弟留影
1975年2月,我(右一)和表妹、父辈战友女儿,在华东工程学院,今为南京理工大学的大操场留影
说来,远离父母亲人,始终让我心存牵挂,但这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儿时的我,初学拿筷子时就拿得高,带我的奶奶一脸希冀地说我长大后,是要远走高飞的,记得当时我还特别高兴说喜欢看世界呢。如今,当一切都应验了以后,我才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我不得不把他乡当故乡后,悠悠的乡愁,浓浓的亲情,才更加让人牵挂,难以割舍呢……而且,我也只能这样,不断地在南北方穿梭、归家探亲访友的往来之中,寻找、体会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抑或是亲情般的友情。
1972年8月,父亲干校归来,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刚从英国工作归来的姑父、和从四川三线厂来京的姑表姐弟
1980年4月,我的如涓姑姥姥、孟辉爷爷,从苏州到我的湖北三线厂小住
1984年8月28日,我带着女儿,从他乡湖北回到故乡北京
1998年8月,回京看望如涓姑姥姥、孟辉爷爷
1998年8月,我(右一)攒着假期,回京看望母亲(右二)
2009年10月5日,我到武汉武医同济医科大学家中看望90诞辰的华月姥
儿行千里母担忧。在我远离父母,住校读书时,或者下乡东北,到三线厂工作,母亲总是隔三岔五地给我写来家信,字里行间充满着关心、嘱咐与鼓励。此外,母亲还经常寄来邮包,里面装有糖果、饼干等小零食,还有牙膏、牙刷,毛巾、指甲刀等常用生活小物品,另外还有厚厚一沓信封和一排排邮票、信笺纸等。如此这般,我从小也就养成了爱写信的习惯。因为,在与同学、朋友们分享美味零食外,我也一定要写上一大篇回信,述说一下我收信或收邮包后的喜悦与感激之情,同时也要用文字表达一下我对父母的牵挂与思念,另外还要汇报一下我的生活与工作近况,好让父母放心。记得当时,每当收到这样的大邮包后,我打心眼高兴和小得意,因为我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妈妈!
我给《佛山日报》投稿,刊登的《信趣》小文
就是这样,在一封封家信的传递中,父母年事渐高。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和母亲写家信时的主、被动角色,也在不知不觉中对调了!就像当年母亲牵挂我,主动给我写信、寄东西一样,如今,变成了我隔三岔五地主动给母亲写信、寄东西。虽然,我深知在北京生活的父母,在物质上不缺什么,可就是抑制不住地想给父母寄去邮包,目的就是想给父母一个惊喜,让他们知道在南方生活的女儿惦记着他们。再后来,父亲去世,母亲更加高龄,难得上大街购物了,连到邮局取包裹都难了,于是,为了让母亲足不出户就能收到我的包裹,特快专递邮包成了我的首选。每当此时,母亲便打来电话叫我不要再寄了,说是邮资太贵了,当然,从电话中听得出母亲还是高兴的。
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与母亲交流的方式也多样化了,除了偶尔还亲手写写信以外,电话、手机齐齐用上。
本来,高龄母亲学接听手机,只是为了紧急状况时用一下。自我回京探亲后,教给母亲用按键手机看短信的操作后,母亲学会了看手机短信。从此,我和母亲便有了一个约定:我发短信,母亲看过后,直接按回复键即可,回我一个空白短信,以表示阅读或收到之意。
后来,平日里,主要就是电话语音交流,听着声音,叫人倍感亲切;此外,由于母亲有点耳背,手机短信便成为我和母亲文字交流的新宠,生动的文字语言能让人心生温暖,更能弥补母亲因听力欠佳、所造成内心深处精神交流的缺憾。总之,我就是想以各种方式,给远方的母亲送去精神慰藉,送去我的思念和牵挂。
母亲说,喜欢看我的文字,温暖而快乐,说我与她离得最远,但好像天天见面,实时了解彼此、分享生活的经验和感悟……那是我与母亲心灵最近、最温暖的时候。我与母亲之间,像有关“家长里短、儿女情长、持家理财、生老病痛、死亡态度”等这样的短信交流,持续了四五年,直到母亲病重入院……
母亲在生命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对自己的生前身后之事,都有条不紊地做了细致安排和交代,嘱咐我们,病危之际,不要抢救、丧事从简。母亲将家里的所有东西,都一一做了编目,给我们留下了查找物品或资料的珍贵索引。更重要的是,母亲留给了我们那种对待生活、对待生死的豁达态度。
我庆幸我和母亲赶上了祖国和平、安宁、富裕的好时代,在母亲生命倒计时的日子里,我带着母亲到佛山小住,看世界、游珠海、逛香港。最后几年,母亲不想离京外出,我就随时乘机或坐动卧、高铁回京,每次回京见高龄母亲,我既高兴又伤感,总怕下次见面难,抑或没有了下次。在西葡旅游时,获悉祖国疫情暴发,我们在除夕之日,在异国他乡,与北京的母亲和弟弟视频通话,报告彼此平安。
就是在这种一次又一次的相见,一次又一次的分别中,让我尝尽了我与母亲的见时欢乐、别亦难,感悟到人世间悲欢离合最真实复杂的情感。看着母亲一天天老去,我为留不住时光而百感交集,唯有珍惜,珍惜,再珍惜……
2002年12月30日,佛山,我与母亲
2010年9月7日,我与母亲在武汉东湖
2010年9月7日,武汉医学院内,母亲(右一)、我和我先生,与华月姥留影
2010年10月9日,母亲到我佛山的新居小住
2010年10月3日,我和女儿陪同母亲,游览珠海红树林
2010年10月25日,香港,母亲与我女儿
2017年1月22日,春节期间,我(前排左一)与母亲(前排左三)、姨姨(前排左二)、姨表姐弟等合影
2019年11月5日,疫情前回京,我与母亲最后一次的相聚
在母亲老去的日子里,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时光,是那么温暖、温馨。然而,相聚总是那么短暂,分别则更令我伤感,母亲在,天下太平,如今,母亲不在了,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着,没有落点……
母亲走了后,我再次翻看着那些泛黄的老照片,在家族照片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回眸祖辈、父母辈、亲朋辈、我辈、儿女辈的那些生活场景,竟然如此栩栩如生、恍若昨日……
遵照母亲不留骨灰的遗愿,我们海撒了母亲的骨灰,让母亲生命的物质,随着渤海波涛,漂回东海、漂回黄浦江、回到母亲的出生地——上海!
2022年4月9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在父亲的灵位前,弟弟献上了一束鲜花,寄托对父母的哀思
如今,母亲离开我们快两年了,想母亲时,我会看看蔚蓝的天空、朝霞和晚霞,我还会从父母留给我们的影集中、老物件中,回眸曾经的美好瞬间,一事一物总关情,让我在感受温暖、亲切、幸福的回忆中,阳光洒洒地活在当下的生活里。
2022年2月5日,虎年初五,我的心愿,我的祝福
(2022年4月写于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