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品读 | 赵魁元：赵树理与丁玲
赵树理与丁玲
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赵树理和丁玲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代表性人物；但他们又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家，其出身、成长环境与经历、艺术风格、人物性格截然不同。由此形成了一种研究格局，赵树理研究和丁玲研究似乎是互不相交的两个课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研究者在肯定两者明显差异的同时，也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同。特别是打通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难发现，两者之间不仅有着非常重要的互通性，而且具有别的经典作家所不具有的互补性。赵树理与丁玲关系之研究，必须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放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大背景来思考。
东西总布胡同之争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典型的文艺之争，因主角是赵树理和丁玲，所以影响比较大。
1950年10月，赵树理邀请丁玲出席“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议。丁玲在讲话中肯定赵树理组织研究会的成绩，同时批评通俗文艺“给群众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不能以量胜质，我们不能再给人民吃窝窝头了，要给他们面包吃。”“窝窝头与面包”的比喻，当即激怒了苗培时，“苗培时等丁玲讲话后，即拍桌子讲话，认为丁玲的讲话是荒谬的”，他因此被勒令检讨。丁、赵之间的矛盾也公开化了。
争论的原因在于：引起赵树理、王春、苗培时恼火的是，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赵树理的作家才能并不被大城市来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所认可。现在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同样得不到认可。而丁玲内心深处并不认可赵树理的文学才能，并不认可“赵树理方向”。因为她的印象中，赵树理并不能算作真正的作家，不过是《李有才板话》中老杨式的农村干部。更为关键的是，丁玲并不仅仅是代表性的作家，而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
今天，我们应该静下心来，理性对待和客观评价这件事。回到历史现场，应该说两种观点剑走偏峰，互补的关系说成了对立关系。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和否定不同意见的思维十分有害。
回到延安文艺
赵树理的横空出世，许多人觉得奇怪。其实回到历史现场，并不偶然。赵树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才真正投身革命并重新加入共产党的。他是以宣传文艺战士的身份，以笔为武器，集采、写、编、印于一身，创办抗日小报。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在学习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中，认识上在两个方面实现了提升。一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认识的提升：“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二是对鲁迅先生认识的提升。毛泽东对鲁迅先生的高度肯定：“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对于赵树理来讲，犹如指路明灯。
赵树理和伟大统帅心心相印，不仅思考着，也在苦苦实践着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他为延安讲话提供了一个典型，一个例证。这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统帅与战士心连心，相互印证，相互支持，相得益彰。这是中国革命文艺史上的佳话。正如孙犁所言：“这一作家的陡然兴起，是应大时代的需要产生的，是应运而生的时势造英雄。”
要研究延安文艺、延安文学，丁玲同样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她亲自参与和见证了延安文艺生成的全过程。座谈会之前，陈云曾找丁玲和刘白羽谈话，提出“对于共产党作家来说，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不但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要入党”。丁玲认识有了一个巨大转变。
1937年8月12日，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徒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是伟大的解放战争给予了丁玲新的希望。到东北去，投入伟大的解放战争。去东北虽然没有实现，但有幸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丁玲真正地深入到了农村、农民中去，从1946年11月开始，历经反复，终于创作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经典作品。
鲁迅文学、五四文学
左翼文学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说明丁玲、赵树理文学的生成史，有必要回到鲁迅文学、五四文学及左翼文学对他们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研究丁玲的成果很多。“五四的女儿”、《莎菲女士的日记》、“鲁迅对丁玲的关爱与重视”，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且已成为共识。而对赵树理的研究，似乎局限在少数人中。一个是成长于城市，受教育于20世纪中国最开放最发达，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上海，接受世界上最现代文化影响的时代女性；一个是成长于最封闭、最落后的山西农村，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走出家门，与丁玲殊出同归，成为中国20世纪文学史最为出名的代表人物和经典人物。
赵树理一开始也是主张艺术至上的。受鲁迅左翼文学大众化的影响，他逐步转变了自己文学创作中的欧化倾向，最终完成了自己的蜕变，闯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
1941年8月赵树理与王春、林火等人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并在《抗战生活》发表了《通俗化“引论”》和《通俗化与“拖住”》两篇文章，系统论述了文艺大众化的主张，这也是通俗化研究会的理论主张和宣言书，不仅仅是爱国抗日的行动，同时也是践行左翼文学大众化的自觉行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的
实践性、探索性、不确定性
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挑战
创作社会主义文学，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是新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无论是解放区来的作家，还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都决心大干一番。当时的文学艺术队伍是强大的，是经历了五四文学、鲁迅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延安文学的熏陶和洗炼的，是经历了中华民族血与水、生与死的考验的。鲁迅为旗手，茅盾挂帅，老舍坐阵北京，巴金领衔上海，周扬、丁玲则以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全面负责。但当时人们对两个问题似乎认识不足。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学，什么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学，人们认识并不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了，新民民主义文学似乎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了。
笔者经过多年思考，终于认识到，《延安讲话》“赵树理方向”、赵树理文学三者之间的同、异、通及其张力已构成社会主义文学的内部裂隙。但我们过去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强调了革命，强调了社会主义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的对立，强调了决裂而不是扬弃。
赵树理是清醒的，他下定决心要回到农村去。1951年春，他回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参加了晋东南地委试办十个农业合作社的实践。1951年9月，中央召开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领袖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他坚决反对会议上认为农民拥护合作化的一边倒意见，如实反映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他的主张受到了陈伯达的反对，但却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认为：“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互助的合作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也要防‘左’”（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第1311页）。
听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增了产，赵树理十分高兴，于1952年春深入到平顺县川底农业合作社深入生活。从1953年开始到1955年底，终于创作出了第一部反映农民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高度肯定了农业合作社。两个月后，中央作出了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决定。赵树理和毛泽东又一次心心相印，相互呼应，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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