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疾控事业改革发展吹响时代号角
我国疾控事业吹响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号角。如何全面提升疾控体系能力水平，筑牢公共卫生屏障？如何创新医防融合、医防协同机制？疾控体系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应从哪些方面发力？疾控机构科研能力提升、成果转化还需哪些支撑保障？
3月9日，由健康报社主办的“两会精英汇”以“新时代疾控：机遇与发展”为主题，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及疾控机构管理者齐聚一堂，分享思考和建议。
健康导向 指引高质量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省疾控中心首席专家
雷杰
为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疾控机构自身出发，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把保障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摆在首位。疾控机构应当进一步适应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形势，不断提高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能力。一方面，要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形成多点触发、反应快速、权威高效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抓住关键技术，解决“卡脖子”问题。经历新冠疫情，我国在流行病学调查和大数据应用方面积累了经验、培养了队伍，但仍需强化培训，保持战斗力。
二是把全周期健康监测和干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疾控工作针对的是全人群，这需要疾控机构强化已有功能、补齐短板，在全生命周期疾病预防与控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三是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疾控机构在食品、保健品、消毒产品、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工作还有很大拓展空间，应当在促进新质生产力方面有所作为。
四是在国际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为促进全球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落实到疾控具体工作中，高质量发展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是已有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即如何提高现有公共卫生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把握好、分析好、利用好各级疾控机构的各类数据，从循证医学角度对人群健康进行更精细化的监测和干预；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在开展群体干预的同时，根据个体数据和信息进行针对性监测干预，将过去的泛泛指导转变为具体的现场指导，形成整体公共卫生管理机制。
二是协同联动的高质量发展，即卫生健康系统和疾控系统之间的医防融合、医防协同，包括传染病监测预警和研判、慢性病防控和管理等方面。
关口前移 建强慢性病防控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
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院长
王焱
在我国，慢性病防控形势依旧不容乐观，要借创新医防融合、医防协同机制之机，构建协同高效的慢性病防控体系。
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提出，要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创新体制机制和工作模式，推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提升人民群众健康素养水平。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作为委省共建的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服务覆盖闽南地区及周边居民。多年来，医院创新开展防治结合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医院联合3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索形成了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防控的“厦门模式”，通过对社区居民的电子身份信息进行归纳整理，建立了包含社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和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的慢性病管理信息网络平台，实现高危筛查、社区分诊、智慧上传、住院治疗和规范随访等功能，充分发挥了“互联网+”和“全专结合”优势。2023年，医院联合社区共筛查12万余名老年居民，其中，筛查出极高危患者3000余名、高危患者4万余名、中危患者2万余名，并及时进行干预。
当前，构建协同高效的心血管疾病防控体系仍面临诸多难点，比如公众对心血管疾病认识不足、早期筛查和干预不足、疾病管理不全面等。要解决这些难点，一是加强健康教育，将更权威、科学的心血管疾病防治知识传递给更多人；二是关口前移，推进医防融合、医防协同，进一步推动早期筛查和干预；三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公众健康饮食、定期运动、戒烟限酒；四是提高治疗依从性，建立跨学科、全程化疾病管理模式。
医防协同 从人才培养开始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王广发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深入接触公共卫生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彼时，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的合作还比较生疏，相互之间的了解也不深。经历2003年非典疫情后，我国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新冠疫情之初，我参与其中并深切感受到，正是由于临床医生具备了公共卫生的意识和思维，在早期发现疑似病例后能够第一时间采集样本送实验室检测，为早期发现并控制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在疫情形势研判方面的密切协作，不断深化对病原生物学特性和疾病流行规律的认识，提升综合分析能力，确保形势研判的科学性、准确性。
要创新医防融合、医防协同机制，加强培养培训、夯实人才基础尤为重要。这一点，我在临床教学工作中感受很深。比如，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往往将精力集中在临床医学知识的学习；部分大学对公共卫生相关课程重视程度不足，设置较少且多为选修课；公共卫生专业学生的临床医学知识也掌握得不够。这些学生毕业后，相关部门和机构还需要投入人力物力对其进行二次乃至多次培训。可以说，在医学教育这一基础环节，就存在医防融合、医防协同方面的障碍和难点。因此，在医学教育阶段，应当在临床医学专业增加公共卫生教育课程占比，并着力培养兼具临床技能和公共卫生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技术支撑 助力疫情早发现
全国政协委员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管理处处长
卢联合
在传染病医院工作多年的实践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过程中，特别需要信息化和大数据的支撑。以聚集性疫情为例，假如我上午出门诊时遇到一名患者，对我而言这是个例；下午其他临床医生出诊，也遇到一名类似患者，对这位医生而言也是个例。如果还有类似患者到多家医院就诊，对这些医院的医生而言，这些患者都是个例。因此，临床医生很难从个例中推断出可能发生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此外，如何从医院这一疫情监测哨点迅速搜集数据并加以分析，进而早期发现疫情，也需要信息化和大数据手段的支持。
未来，需要持续加大力度推进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在传染病监测预警方面的协同，打破信息壁垒，促进医疗机构传染病数据、相关症候群数据、实验室检测数据等智慧化、无感化抓取，实现实时分析、及时研判，提高监测预警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加快推动构建多点触发、反应快速、权威高效的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
此外，在人才培养方面，建议采取分层培训方式。比如，县级医院医生到市级医院培训，市级医院医生到省级医院培训，结合不同层级医生之间的差异，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同时，在培训过程中应注重实践，结合接诊患者情况设计培训方案。
防治结合 为儿童健康护航
全国政协委员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副主任
米荣
按照免疫规划程序及时全程接种疫苗对于预防疾病有重要意义。以婴幼儿易感的百日咳为例，及时接种疫苗能够有效预防百日咳。随着近年来百日咳发病率和发病年龄的变化，目前的百日咳疫苗免疫规划程序有待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比如，为保护更多小月龄婴儿，考虑将基础免疫首剂注射年龄提前；加快研发有效性、持久性、安全性更好的疫苗。
今年，我的提案除了关注百日咳防治工作外，还关注新生儿优生优育问题。从防治结合的角度看，我们要继续开展优生优育支持和孕期筛查，不断完善出生缺陷防治网络，提升出生缺陷防治能力。目前构建的危重新生儿转运网络及救治体系，集转运、救治、培训、科学研究于一体，可有效提高危重新生儿救治成功率，以及疑难、复杂病例的多学科管理及诊治能力。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在工作中深刻体会到，为儿童健康保驾护航，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尤为关键。面对传染病，早期识别、诊断、治疗和管理各个环节缺一不可，这既要求临床医生具备一定的早期识别和检验检测能力，也需要发挥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的协同作用，加强实验室技术力量。
近年来，我们在临床中发现部分呼吸道疾病的病程、严重程度较以往呈现不同特点，这提示临床医生要及时掌握不同病原的流行特征，同时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也要加强科研协同，共同开展特定呼吸道疾病的基础科研工作，为疾病预防和临床诊治提供更多技术支撑。
经验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副主任
天津市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
韩金艳
天津市疾控系统通过优化人才队伍、强化科技创新、提升专业能力、重塑系统网络等措施，创新发展疾病预防控制新质生产力。
一是优化梯队，壮大人才队伍。统筹战略人才、青年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和基层卫生人才协调发展，加快引进紧缺高端卫生健康和疾控专业技术人才。建立公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医疗机构临床医生交叉培训制度。
二是创新引领，强化科研攻关。充分发挥京津地区科教资源富集的优势，加强科研资源共享与平台建设。发挥天津市预防医学科学院骨干作用，健全学科群和学科层次。组织实施重大疾病防治科研攻关，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优化长效激励机制，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激发科研创新活力。
三是组网赋能，提升专业能力。以建设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为契机，高效利用资源，提升疾控核心专业能力。打通数据孤岛，提升“实时感知”的监测预警能力；分层分级统筹，提升“一锤定音”的检验检测能力；优化队伍结构，提升“有敌即剿”的应急处置能力。
四是深化改革，重塑疾控系统。全面系统推进疾控体系建设发展，建立多部门协同、全社会动员的机制，健全完善城乡一体、上下联动、功能完备的“大疾控”网络。健全重大疾病联防联控统筹机制，持续强化重大疾病防治部门协同。完善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责任清单，建立疾控监督员制度。加强跨部门、跨区域的协作机制，逐步实现多部门联动监测和信息共享，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云南省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
宋志忠
健全完善跨境联防联控机制是云南省疾控工作重要任务之一。目前，云南省已完成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双提升”工程、面向南亚东南亚区域疾控中心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省级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和“国门疾控中心”建设。
云南省在邻近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家的19个边境县建立了21个监测哨点，在湄公河流域国家建立了20个省级联合工作站，开展登革热、疟疾、鼠疫、艾滋病等疾病的监测检测工作。近些年，云南省先后派出30余名专家支援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建立检测实验室，为这些国家培养了320余名疾控业务骨干和10余名高级人才。
下一步，云南省将依托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建设项目和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计划，在跨境联防联控机制建设方面争取更大的突破。
第一，巩固南亚东南亚重大传染病联防联控长效机制。
第二，扩展监测哨点和工作站，提升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能力，为邻近国家提供监测检测技术方面培训。
第三，在南亚、东南亚国家建立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网络，提高疫情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提升传染病综合分析和监测预警能力。
第四，依托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和“国门疾控中心”，帮助邻国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及公共卫生队伍专业能力。
第五，建立辐射南亚东南亚重大传染病研究创新平台，开展区域重大传染病基础研究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关键技术研究。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王全意
系统重塑疾控体系不是“缝缝补补，分分合合”就能解决的。我国重视公共卫生和疾控工作，投入大量经费、人员，设置了各级疾控局和疾控中心，如何从整体考虑把这些机构用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专业布局不能上下一般粗，职责分工不能左右一般重”，从国家层面要制定明确的任务清单，并且对任务分类排序。各级疾控机构聚焦主责主业，集中资源开展改革，更好地实现保护人民健康、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
创新医防融合机制，最根本的是要从医学教育阶段着手，使公卫医师具备扎实的临床医学素养。疾控人员应当具备医学背景，拥有临床医学与疾病防控相结合的完整知识体系，这样才能高效、准确处理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另外，在疾控人员能力建设方面，在提升团队整体实力的同时，还需注重对个人能力的评价，通过建立一些指标体系，将人才评价和能力验证细化到个体水平，让疾控人员“个顶个”地发挥作用。
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
张周斌
近年来，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2023年，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山大学共建的“高水平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正式挂牌成立。示范基地核心建设包括四部分，分别是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生院、“医防管”三栖人才实验班、中山大学—广州市流调志愿服务队、中山大学—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病监测预警与风险评估联合研究中心，简称“一院、一班、一队、一中心”。
“一院”，中山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6所省内高校以及中国医科大学、贵州医科大学2所外省高校开展联合培养，每年约招生40人。
“一班”，从2022年开始，每年从中山大学公共卫生硕士中遴选约15名学员，按照“医防管”三栖人才实验班培养方案联合培养。
“一队”，在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后，继续积极参加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志愿者活动。
“一中心”，充分利用广州疾控各类传染病监测大数据资源，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预警预测模型研究、智慧化多点触发预警监测系统研究等方面进行科研攻关。
基地的成立，实现了高校与疾控机构合作的新跨越，探索了高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有机衔接；实现了疾控中心数据资源和高校科研能力的深度融合，强化需求牵引式科研联合攻关，探索高校与疾控机构优势互补、产教融合的产教研创新机制；加快了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实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一锤定音”。
本文刊发于2024年3月12日《健康报》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