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仲平 来源：摆摊论江湖
2298年前，秦国大将白起攻下了楚国都城郢都（荆州），楚顷襄王狼狈不堪地开始了新一轮的逃难。楚国旧臣，63岁的湖北宜昌人屈原，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中，写下绝笔《怀沙》，随后来到汨罗江畔，郁郁自沉。屈原投江2241年后，1957年，一个叫蒋超良的男孩出生在湖南岳阳的汨罗市大荆镇界碑村，这个村距离屈原投江处只有不到半小时的车程。界碑村处于汨罗市和岳阳市的中间位置，多个小自然村散落在界碑村高低起伏的丘陵上，蒋姓在这里是大姓。汨罗市在湖南长期以来属于富庶之地，大荆镇从明朝成化年间起就是驿站，因处南来北往的要冲之地而非常有名，工农业均比较发达。可以想见，成长在这鱼米之乡的蒋超良，一定度过了一个非常幸福的童年，锄豆溪东、卧剥莲蓬、偷采白莲、歌声振林，散学归来，忙趁东风放纸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曾与他做过近邻的当地人回忆，与许多贪玩的孩子相比，蒋超良自幼就酷爱读书，尤爱古典文学。个性沉静的他，常常捧书夜读，又具有超强记忆力。当时的蒋超良是邻居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可是时代所能允许人发展的条件并不总如人愿，正如前段时间作家方方在微博上说的，“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大山”。蒋超良如同那个时代的所有青年人一样，被迫中断了学业，这一年是1974年，这一年的蒋超良17岁。但蒋超良又是如此幸运，在大批同龄人下乡插队而苦于无法返城的时候，他直接进入岳阳地区工艺美术厂，成为一名工人。在城乡二元化最严重的文革十年，从17岁的普通农家子弟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工人，这其中有什么秘密，恐怕难为外人知晓了。岳阳工艺美术产业繁盛、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岳州窑就曾闻名遐迩。蒋超良在工艺美术厂是从事什么工种不得而知，但对于一个志存高远的青年人来说，这段经历一定是难忘的，或许还带有一些苦涩。（摘自湖北卫视截屏。图为2017年的教师节，蒋超良走进艺术教室，饶有兴趣地观看学生们制作手工艺品。此刻的蒋超良，一定会想起四十年前他在岳阳工艺美术厂伏案做工的情形，或许此刻他也会感慨下“时间都去哪了”，也许会感慨如果一直在工厂做下去，他一定会成为工艺美术大师。）做一名普通操作工并不是这个热血青年的想法，虽然周围人投来的都是艳羡的目光。当春天的故事奏响，命运转折的光辉开始闪现，不甘寂寞、求知若渴的蒋超良牢牢抓住了机会，与几百万十年浩劫中积压下来的青壮年男女一样，成为了“新三届”考生（恢复高考后1977年、1978年、1979年的三年间的考生）。1978年的仲夏，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21岁的青年工人蒋超良从工艺品车间走进了重新开启的高考考场，将累积的执拗激情与对平淡庸碌的永不妥协肆意挥洒，四年的不甘，化作了试卷上的奋笔疾书。不知是在界碑村的田埂上，还是在工艺厂的车间里，蒋超良收到了湖南财贸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可以猜到，泪水肯定早已和汗水揉在了一起，那天晚上，他或许久久难以入睡。9月的湖湘大地，炽热难耐，蒋超良捆好行李，出发去160公里外的省城长沙，火热的天气伴着火热的心。不知道此刻他是否想起了湖南湘潭老乡的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60名和蒋超良一样意图改变命运的书生，从田间、从车间、从军营来到岳麓山下的石佳冲，他们被称为财院78级。1979年，湖南财贸学院更名为湖南财经学院。78级学生因此成为湖南财院第一届大学生，这个学校的黄埔一期。1980年，湖南财经学院划归中国人民银行直接领导，成为了央行的重要人才基地，78级学生因之成为了中国金融界的黄埔一期。相信对于才子蒋超良来说，湖南财院的生活并不寂寞，因为这里高手如云。肖钢正在隔壁金融系学习，他此刻还不知道熔断机制，也想不到自己会在三十多年后将熔断机制引入A股，更难想象是财政系的同学蒋超良管理下的湖北会让美国股市四次熔断。（肖钢后任证监会主席）而肖钢主席并不认为他搞的熔断机制是对的，因为他说这辈子唯一做对的一件事就是选对了老婆。当时没有升级为老婆的女友吴透红，此刻也在财院学习。（吴透红后任民生银行高管）方正集团主管金融高级副总裁汤世生，中国金币总公司前任总经理易都佑，深圳交易所副总经理黄铁军，这几个人当时也在同一校园中学习。麓山巍巍，湘水泱泱。湖南财院骄傲的宣称：上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下达各基层网点，都有着“财经黄埔”的印迹，以及无数前辈校友所打造的人脉和资源网络，在中国金融圈里，湖南财院帮成员仍然在各处活跃和闪现着。2011年11月，在湖南大学（湖南财院2000年并入湖大）名为爱晚红枫的论坛上，校友们激动传播着蒋超良执掌农行的消息。他们确实有理由兴奋，因为这是湖大校史上第二位掌舵大行的校友，另一位则是时任中国银行掌门人的肖钢。可惜的是，作为财院帮唯一的封疆大吏，蒋超良现在要暂时消失一阵了。1981年8月，专科毕业的蒋超良离开了石佳冲，他要一路向北，开始他的宦海沉浮。24岁的蒋超良大学毕业，在中国农业银行开始了自己的金融生涯。走出校门进衙门，这是当时最让人羡慕的道路，因为这条路避开了中国基层政治生态的荆棘，可以以最快的方式进入权力阶层。更幸运的是，他来到的第一站是颇有实权的核心部门——综合计划部。这相当于是农业银行里面的“小农行”，正如说发改委是“小国务院”一样。在这里，可以迅速的了解农行的业务，遇到各样的领导，建立和上级机关的关系，总之，这里很利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或者说，这里出领导。合适的人遇到合适的平台，擦出的不是火花，是熊熊烈火。从普通员工到货币流通处副处长，蒋超良仅用了3年，这对于一个入职仅是科员级的专科生来说简直是奇迹。值得称道的是，这三年间他发了三篇期刊，刊物的名字都带有“农”字，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充满干劲、不知疲倦的热血青年。在提拔为副处长不久后，年仅41岁的戴相龙调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不知什么缘故，副处长蒋超良给戴行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戴行长评价其“具备出色的工作能力”。好了，千里马遇到了伯乐，剩下的就是一日千里了。就这样，奇迹在不断的延续，没过几年，蒋副处长变成了综合计划部蒋主任助理。1989年，被外派农行青岛分行崂山区办事处副主任，然后迅速破格晋升为青岛分行副行长，要知道，青岛是计划单列市，青岛分行与山东分行是平级的。无独有偶，后来的建设银行董事长的王洪章，也曾在1989年挂职工商银行青岛分行行长助理，两人日后在同一年分别晋升为农行董事长、建行董事长。两年后，蒋副行长回京，出任农行综合计划部副主任、主任。经历过多个领导岗位的锻炼，蒋超良已经脱胎换骨，1993年发表的《新形势下货币流通与宏观调控问题的探讨》，说明他的关注的领域已远远超过农村金融，与92南巡讲话有着强烈的呼应。从只专注于一点，到重视宏观、思考大局，并把政治形势、国家发展走向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试图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当下政治形势服务，这是技术人员成为真正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1995年初，蒋超良任农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1996年离开农行。1981年到1996，这15年被蒋超良自称“生命中重要的15年”。是的，这十五年，他从一个初出校门的学生，成长为司局级领导干部，完成了多少人一生也无法达到的目标。蒋超良刚从青岛回到北京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对他影响深远又早在预料之中的事，那就是49岁的戴相龙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时任行长是朱总理。1995年6月，朱总理完成历史使命，不再兼任央行行长，戴相龙转正。作为“具备出色的工作能力”的金融人才，蒋超良于1996年4月调任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司副司长，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农行。此刻，昔日同窗肖钢已经是人民银行最年轻的司长了，而且这一年就要成为人民银行最年轻的行领导。而在离开农行前，他的视野与关注领域早已超出了农行，担任国际部主任期间，接连发表《专业银行商业化与金融宏观管理》《西方货币政策的新调整与借鉴》等文章，这些都是金融宏观管理者才会去思考的。到这里，蒋超良还只是一个出色的办公室干部，也许他文采飞扬，也许他机敏过人，也许他勤奋忘我，但这都不足以让他走向更高的平台。一战成名，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不知道是央行未雨绸缪还是纯属巧合，1997年3月，不惑之年的蒋超良被调往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担任行长，跻身正厅级。这是蒋超良第一次离开北京，第一次出任一把手。没有通过担任副职进行过渡。无论如何，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滑铁卢战役，但他不要做拿破仑，而是要在这里成为击败拿破仑而一战成名的威灵顿。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开始爆发，并迅速席卷亚洲。同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要求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出了“深化改革、整顿秩序、加强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年富力强的蒋超良被央行委以“救火队长”，参与处理危机。那个时候的广东，可谓风云际会。建设银行王行长临危受命来到来到了广东，日后被网民称为老王的他，当时便已其个人能力而深得中央信任，此刻老王要担任省委常委、副省长，以“救火队总队长”的身份专门处理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王省长和蒋超良有着太多的相同点了，都有着丰富的农村金融工作经验（王省长长期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曾担任过中国农业信托公司董事长），都在央行干过（王省长在朱总理担任行长时做过副行长），又一起来到了广州，为了一个共同的工作任务。蒋超良在这段时期虽归属于央行管理，但更是王省长的得力助手——“广东省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农金会金融风险处置工作协调小组”中，王省长为组长，蒋超良任副组长。1998年，人民银行成立大区行，蒋超良被任命为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首任行长，分管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金融事务，而广州分行当时在全国8个大区行中，人民币和外汇存贷款排名第一。这是标准的前线战场。在王省长的领导下，蒋超良指挥或者参与指挥的战役有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关闭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中银信托、关闭托管恩平城乡信用社、关闭北海城市信用社......更为出名的是1998年10月，人民银行宣布对广国投实施为期三个月的行政关闭清算。而广国投案早已载入史册，作为王省长当年操办广国投大案的左臂右膀，其干练的危机应对能力使他声名鹊起。蒋超良的工作风格在这场战役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以自身的专业能力、决断能力和应变能力证明了自己，更为自己赢得了及其可贵的信任。危机处置繁忙，并没有阻挡他研究的脚步。这段时期，蒋超良总共发表了15篇论文，“风险”与“安全”是这些论文的关键字，这些文章系统总结了当年这场惊心动魄的金融风险行动的经验和教训，以及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时候他已经认识到，金融风险的问题不仅仅是金融问题，更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尤其是国企经营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蒋超良已经完全具备了担任更高层领导的能力与素质。时光流转到了2000年，这场金融浩劫已经基本结束，金融危机的处置工作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王省长回到北京，晋升为正部级干部，担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主任。43岁的蒋超良回到中国人民银行，担任副部级的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做官做到省部级，才能说自己是官，否则只是吏。从离开桑梓那天起，青年工人蒋超良用了26年，成为了官员蒋超良。2002年，十六大召开，朱总理退休。离退休年龄还有7年的戴相龙离开了央行，担任天津市的二把手。当年在广东处理金融危机的王省长也在这一年，出任南方某省的省委书记，那里还有重要任务等着他。蒋超良也离开了央行，担任湖北省的副省长，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是日后的全国政协主席。这是他第二次离开北京。蒋副省长当然要分管老本行金融、体改、市场监管。而且分管的还算不错。曾与其共事的地方领导评价说，蒋超良能够化繁为简，直指目标，执行坚决，是十分专业的金融治理者。这种行事风格我们在他处理金融危机期间已经见过了。蒋超良还跨界分管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工作。这段地方任职经历，尤其是分管非经济领域的经验，是其他诸如郭树清等从中央直接空降任职的金融省长所不具备的，倒是与当前中央安排大量金融机构副总去地方担任金融副省长有几分相似。（图为2002年蒋副省长在湖北十堰妇幼保健院视察，十堰妇幼保健院也是这次新冠疫情的定点医院）2003年，一场非典型性肺炎，从广东席卷全国。4月28日，湖北省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分管卫生的副省长蒋超良任副指挥长，指挥部向湖北人民发出的号召是“全省党员干部要像‘98抗洪’那样全力以赴，夺取抗‘非典’斗争的胜利。”而就在5天前，当年与蒋超良并肩战斗的王省长，紧急赴京，出任北京市市长。前任市长孟学农则因应对‘非典’不力而去职。湖北的非典疫情并不严重，到疫情结束，湖北也只有6例感染者。但是这次疫情还是给蒋超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第一次见识到了金融危机之外的社会危机事件。副指挥长蒋超良在疫情结束后，曾总结道：要总结前一阶段非典应急防治工作经验，细化非典防治预案，建立长效机制；要加快监测和上报制度，完善疫情信息报告网络，尽快健全完善疫情监测和信息报告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切实增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要落实必要的物资储备和资金安排，为防治工作做好充分准备。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17年后的蒋超良，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这段总结。而这段总结中提到的每一点，在今天的湖北还有需要加强的地方。2004年5月，仅仅当了一年半副省长后，善于处理危机事件的蒋超良回到了他最熟悉的金融领域。这一年，交通银行股份制改革进入焦灼时刻。蒋超良临危受命担任交行董事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大行一把手。当时媒体对这一人事任命评价道：“交行是国内最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历届正副董事长、正副行长均由国务院直接任免。在改制上市的关键时期，此次任免名单蕴含了决策层的一片匠心。履新的董事长蒋超良尚不满47岁，是一名有着21年金融从业经历的银行家，曾高居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等要职。派驻如此阅历的人担任一把手，无异于给谋求上市的交行注入一剂强心针。”国务院有意让交行实践“改制、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这一模式，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探路。2000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的秘书殷介炎与农行副行长方诚国被任命为董事长与行长以推进上市。同年，交行提交了上市申请。不过，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原本被推为先行者的交行，却因本身诸多体制沉疴令其步履蹒跚。2003年，方诚国行长提出了交行整体再造计划，然而未付诸实施，人就病倒了，并于09年溘然长逝。2004年，蒋超良受命于危难之际，或者说是受命于败军之际。蒋超良来到交行后迅速确立了“财务重组、引进战投、公开上市”的“改革三部曲”。当时的境内外投资者普遍不看好国内银行业的状况，苏格兰皇家银行甚至在入股中行消息披露的当天股价即下跌了15%。交行引资历时三年，与8家潜在境外战略机构投资者进行沟通，但最后只有两家机构提交了正式文件。媒体报道，2004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时任汇丰控股CEO葛霖驱车前往北京东方君悦饭店，他此行的目的是与交行高层吃一顿“散伙饭”。由于当时交行股改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汇丰决心结束合作谈判，交行引进境外战投面临搁浅。在包间里等待葛霖的，正是蒋超良。饭后不到12小时，双方重修旧好，汇丰银行以19.9%的高比例入股。此后，蒋超良力排众议，完成交行股权分置改革，并最终先后敲响港沪上市钟声，为银行业探索出一条“重组、引资、上市”股改模式。改革带来了一套全新的银行业的治理体系。但是，这里不是没有争议。交行上市后，股价大幅上涨，外界认为汇丰入股导致了巨额的国资流失。这个观点流行一时，对当时的改革影响很大。但蒋超良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问题，离开交行之际，他在中央党校《党政干部论坛》上发表了文章说，“在评估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时 , 我们都不能离开当时决策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背景 , 需要在掌握和还原当时情境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他第一次在党报上刊文发声。交行四年，蒋超良给所有员工及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这种印象在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员工中也是如此：“他从不拖沓，认准的事敢做敢为，尤其是在人事调整上，当断则断。”“他同时也善于倾听意见，很少像交行这样，几乎每一个议题都讨论得很激烈。”“他上任后，快刀斩乱麻，以个人魄力将很多困扰交行引资上市的问题扫除。”2008年9月上旬，蒋超良出席交行的业绩新闻发布会。他神情自若，对答如流。在被问及交行业绩的时候，他毫不掩饰、直言不讳地表示，交行这份中报非常好，将是空前绝后的好，未来不会再有这么好的业绩了。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对蒋超良的坦诚颇感震惊，但是蒋超良丝毫不改口地对“空前绝后”四个字重复了两遍。这时的蒋超良应该已经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以交行董事长的身份出席发布会了，他要给自己一个评价。（在某次应对疫情记者会上，面对官媒记者的提问而答非所问的蒋超良，是否会想起昔日与香港记者谈笑风生的场景呢）2008年两会过后，已是北京市市长的老王，不负众望，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金融、商贸，承担起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任。迎接这位危机处理高手的，还有08年金融海啸。2008年9月23日，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蒋超良被任命为国开行党委副书记、行长。交通银行董事长由胡怀邦接任。据说从业十多年以上的金融记者，都记得蒋超良当年执掌交行时纵横捭阖之气，这位爱读书的湖南人在交行号称“第一笔杆”，亲自操刀完成国有大行首家股改上市大作，可谓领一时风气之先。但此后他行事风格越发低调，很少见诸媒体报端，开始了韬光养晦。彼时正是国开行商业化转型关键时刻，2007年底，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国开行确定为转型试点。蒋超良再次临危受命，媒体再次给予期盼“此次调任国家开发银行，将重新聚合他在政界与银行界的广泛积累。国开行的改革将比交通银行更加复杂，蒋超良必将披荆斩棘，决策层对蒋推进国开行商业化转型给予厚望。”任务艰巨程度不亚于交行上市。由于政策性银行的诞生是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策性银行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外界对国开行如何转型也一直特别关注。但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尚无先例，转型方向、改革方式，以及监管标准都经历了长时间争论。而且此时，蒋超良只是二把手，他的经验、能力、魄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展还要取决于董事长陈元的想法。2008年12月，国务院批复国开行总体改革方案，成立股份公司。国开行改革有条不紊推进，蒋超良也完成了他的任务。蒋超良在任职末期接受记者专访时说道，“国开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更为商业化的手段、机制和工具去配合国家大的战略目标，既保证风险可控又保证国家战略意义的实现。”2011年10月，农业银行董事长项俊波调任保监会主席。11月，54岁的蒋超良回到农行担任董事长。大多数人都认为此番蒋超良执掌农行，在情理之中，毕竟他不仅熟悉农行，且兼具央行、地方政府、大行工作经历。但这时的农行已在项俊波的手里完成了股改上市，金融危机也已经过去，不会再有轰轰烈烈，留待蒋超良去解决的只是决策链条过长、经营的灵活性不够、缺乏市场化的绩效考核等零碎问题。这大概让蒋超良又有了充分的学习研究的时间，在农行任职三年，发表了15篇文章，但是与以往保持在金融专业领域发文为主不同，这次的发文刊物包括《中国监察》《人民论坛》《紫光阁》等。（蒋超良参加答记者问，右一为时任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左一为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右三为出身央行、做过农行行长的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左二为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左三为周小川）这段时间也是蒋超良将个人情怀付诸实现的绝好机会，他一直以来的研究兴趣点是农村金融，甚至任国开行行长时，也发表过农村金融的论文。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新春寄语中，蒋超良说道：“坚持服务‘三农’定位与方向不动摇”。他说到做到，在主政农行的三年间，农行的经营思路和战略重心也在悄然变化，加快小微企业金融业务和公司化业务投行化转型，进一步巩固扩大县域三农业务优势，确立了面向三农、城乡联动、融入国际、服务多元的发展目标。2014年，在老王的反腐风暴中，山西发生塌方式腐败，吉林省委书记王儒林奉命入关，接替袁纯清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吉林原省长巴音朝鲁接任省委书记。8月，57岁的蒋超良由农业大行董事长调任农业大省吉林省省长。这是他第三次离开北京。同期的金融省长还有山东省长郭树清、海南省省长蒋定之。此刻的吉林，GDP增速仅有6.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位列全国倒数第四。选任蒋超良为省长可能是出于转变发展思路、促进东北振兴的考虑。在吉林省委领导干部大会上，即将离开吉林的王儒林介绍蒋超良时特别强调“熟悉宏观经济，有地方工作经验，特别是熟悉金融工作”，更是印证了这一点。刚一上任，蒋超良便开始四处调研，高新技术企业和汽车企业在其调研行程优先安排中。蒋超良在其考察行程中，特别关注金融对实体产业的支持作用，要求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搞好资本运作，提升竞争力。蒋超良对吉林的问题直言不讳，“我省对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认识不足、适应不够、主动引领不强”。但他开出的“药方”却显得老套了许多——支柱产业振兴、优势产业发展等四大工程，补齐产业结构偏重化工型、资源型和传统型的短板等。蒋超良可能已经不再把自己定义为金融专家或者银行家了，而是一个政治家。从专业论文多产高产，到现在专注于党报党刊发声，出任地方期间他几乎没写过一篇金融类的文章了。蒋超良的“药房”还没来得及验证，他又要去下一站了。他留给吉林的“农村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份政治遗产不知今日做得如何了。2016年9月，天津市委代书记、市长黄兴国落马，湖北书记李鸿忠北上津门，调任天津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的职位“意外”空缺46天后，蒋超良以花甲之龄回到了15年前曾经战斗过地方。不过办公地点不再是湖北省政府大院，而是向西800米的省委大院。蒋超良的职务变动，刷新了一项政坛记录。时任省委书记中，他是唯一个具有商业银行董事长背景的“一把手”的。从金融大鳄，到开府一方、封疆千里，蒋超良无意间走过了一条颇具传奇色彩的道路，上一位走过这条路的则是御史大夫老王。“超良主政湖北，可以发挥他的优势和资源，促进武汉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进而带动湖北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湖北人寄予了厚望。湖北对于蒋超良来说并不陌生，他不仅在这做过副省长，而且这也是他每次往返家乡时的必经地，36年前他赴京宦游也是经过于此。但此刻的蒋超良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纵横捭阖、敢说敢言、激情四射的的银行家了，他愈发的老练、低调，讲话规规矩矩念稿子，做事一切求稳。在外交部湖北全球推介活动上，面向各国驻华使节，蒋超良做了《在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致辞，全文陈词滥调、空洞无物，完全是一个官样文章。而同场讲话的外交部部长王毅，简短的讲话稿里确实颇有内容，且不失妙趣。当年那个在下属眼中“思路很开阔，逻辑异常清晰，公开讲话时，常常只需要一张几十字的提纲，便可侃侃而谈一两小时，还不时妙语珠玑”的蒋行长彻底不见了。（喝苏打水、吃全麦面包，穿着考究的西装，在西服里精心搭配粉色、淡黄等浅色系或带有条纹的衬衫，还有各式各样的红色领带，这些都不见了。现在是一个样式普通的白色衬衫，外套一件千篇一律的中国领导最爱的黑色夹克。我们只能从他手边永不放茶叶的保温杯里还能看到当年的影子，因为这里面可能是苏打水。）蒋超良在湖北的工作就像这身白衬衫黑夹克一样，并没有什么特色或者突出的地方，一切都是那么合乎规矩、普普通通。没有任何问题，完全符合人们对省委书记的认知和期待。蒋超良可能会在两年后退居二线去人大政协，抑或是更进一步入局观海，也可能重回金融领域成为监管机构的负责人。
蒋超良对危机并不陌生，他习惯了应对各种各样的危机。这一次，他还是希望像17年前他作为湖北副省长时带领人们战胜非典一样，顺利的度过这个危机。他模仿着17年前的口号“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们能够战胜1998年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斗争，也一定能够战胜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可是这一次，武汉依然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但是蒋超良这一次却没有成为英雄。17年前，他看到自己的老领导临危受命出任北京市长，力挽狂澜，今天，他却只能看着别人临危受命出任湖北省委书记，而他，是那个被替换的人。习惯于做救火者的蒋超良，这次成为了人们口诛笔伐，甚至争相调侃的对象。2003年4月，孟学农因处置非典疫情不力，请辞北京市长。六年后，有人问他想过要为自己辩解吗，孟学农回答：狭路相逢宜回身，往来都是暂时人。我们不知道蒋超良何时再次出现，也不知道他何时会向人们讲述他的湖北故事，更不知道他会用哪句诗来回答人们的疑问。
此刻，大概只有屈原《怀沙》中的“浩浩沅湘，分流汩兮。脩路幽蔽，道远忽兮”才符合他的心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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