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志华：统一战线：经典文本原理与近现代中国实践——以《共产党宣言》为例
[摘 要]统一战线是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主题。某种程度上，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思想作出了重大的突破与创新，并在实践中创造了伟大成就。以《共产党宣言》为例，其中蕴含的统一战线思想可以和近现代中国的统一战线实践实现相互印证，且可以从“何以可能”“由谁领导”“怎样联合”这三个维度进行提炼概括与理论总结，以期得出新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参考。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创作的经典文本，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块基石。《共产党宣言》可以从不同的理论维度进行深入解读，而统一战线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视角。因为《共产党宣言》中蕴含着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并且这些思想贯穿于整个经典文本之中。《共产党宣言》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收篇，充分体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强烈愿望，进而希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肩作战，最终实现关于推翻这个旧世界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伟大社会理想。
一、统一战线何以可能？
任何一种战略乃至策略都有其实现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同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无论是从战略层面思考还是从策略层面把握，都需要充分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阶级结构、斗争任务等具体变量与因素，进而通过认识条件、把握条件、创造条件等一系列行动来推进统一战线的有效开展。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开展则有其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与阶级结构特点，其中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下层利益的广泛代表性则是重要方面。
（一）现代大工业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了现代大工业发展对于现存社会的深刻变革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政治战略和阶级策略，归根到底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生产关系基本结构来决定的。近代大工业的发展推进了资本及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从而客观上促进了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集中、壮大与发展。因此，资本越积聚，无产阶级越集中；资本主义越发展，无产阶级队伍越壮大。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同时，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也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断加大的阶级张力，“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另外，在现代大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一个直接的效应就是现代交通设施的极大发展，从而为无产阶级的联合创造了极为便利的外部条件，乃至“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阶级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因而，所有这些重要变化都为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和现实可能。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近代产业工人的集中与壮大。当然，这里的资本主义包括外国的帝国资本主义、封建的买办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对于民族资本主义，从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来看，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和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但是围绕着救亡图存的基本目标与共同价值，二者在相当程度上却是有机统一的。因此，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客观上推动了统一战线阵营内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且在救亡图存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促进了二者的联合。同时，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状态又导致了大批农民的破产，致使破产农民成为近代产业工人的重要来源。事实上，不光是农民，还有小资产者、底层知识分子等，都有可能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或者是与产业工人关系极为密切的一部分。因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现代大工业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集中、现代大工业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壮大、近代大工业发展导致中间阶级沦为无产阶级、近代大工业发展促进现代交通的发展等观点均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得到了有力印证，进而实现了经典文本场域和近现代中国场域的有机贯通。但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构成了近现代中国极其复杂的社会结构样态，导致了近现代中国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构建的异常艰巨性。比如，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帝国主义性质、封建买办性质、民族资本主义性质，并且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左右之分；农民阶级分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又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小资产阶级也有左中右之分，等等。同时，中国近现代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工业发展，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背景下，这种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是相当畸形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导致近代中国一些阶级、阶层政治态度的微妙性。比如，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存在明显的两面性。因此，近现代中国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构建既耦合了早期经典作家的文本原理，又有其自身的特性。
（二）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
无产阶级由分散到集中，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程度的不断加深。起先，“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那时的无产阶级还是个自在阶级，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资产阶级所联合“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且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还不那么一致，因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反专制斗争中有一定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但是，“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这时的无产阶级已是自为阶级，赤贫导致无产阶级内部经济地位的相对一致，而经济地位的一致性又是具备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重要前提，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就有了建立的可能性。因而，资产阶级剥削的残酷程度和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程度是成正比的，团结让无产阶级的力量“汇合成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是建立在阶级内部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因为没有本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就没有本阶级对于敌对阶级的英勇冲锋陷阵。
在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地压迫着中国人民。关于被压迫对象，也不仅仅限于无产阶级，还有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哪里有残酷的压迫，哪里就有坚决的反抗。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大部分人处于被剥削与被压迫的悲惨境地，工人赤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或濒临破产、民族资产阶级举步维艰等状况，决定了近代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同时，国仇家恨又为这种广泛性进行了加固。虽然这四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但是“三座大山”的压迫让这四个阶级都丧失了国权、民权、人权，使他们在根本利益的处境上日趋一致。因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推动了近代中国统一战线存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而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则是这个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认为资产阶级“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是这种残酷的剥削统治导致“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联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相关观点同样在近现代中国阶级联盟的实践中得到了印证。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者是极其血腥残暴的，这部分人虽然只占少数，但是这种少数人的残暴统治却压在了绝大多数阶级、阶层的人们头上。因而，绝大多数阶级、阶层有了阶级联盟的可能，救亡图存是阶级联盟展开的中轴。虽然阶级联盟中各阶级的经济利益基础各不相同，但是反帝反封建作为最大的思想政治基础，相当程度上超越了阶级联盟内部的经济利益分歧。同时，反帝反封建任务最大程度的实现，又能保护甚至扩大阶级联盟内部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经济权益，从而更加巩固阶级联盟的维系与促进阶级联盟的发展。
（三）下层利益的广泛代表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旗帜鲜明地写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所表达的政治立场同样可以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构建中得到充分体现，而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实际上是构建不了真正意义统一战线的。因为统一战线的关键是“统”，而“统”的基础在于“广”，只有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体现一个“广”字，有了“广”的可能性才有“统”的现实性，进而革命是“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发的人们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反之，代表少数人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不但不能做到自身的团结统一，还会有“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退一步说，资产阶级内部即使有一段时间的所谓联盟，那也是不巩固的。因为这种联盟是以资本为纽带的暂时的维系，一旦不同的资本发生相互冲突，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即会以各种形式暴露出来。从国内层面来讲，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攻讦政治即是典型；从国际范围来说，两次世界大战即是例子。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不仅具备工人阶级内部的联合，而且联合了一切可以联盟的阶级和阶层。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至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再到以后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逻辑起点始终是天下为公，即不会囿于一党一派的私利。不但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因而统一战线具有深厚的情感认同和广泛的利益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因此，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公无私性才会铸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无限开阔性，才能最广泛地赢得民心政治，进而才能真正发挥统一战线天下归心的凝聚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立场，这个政治立场贯穿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了基本的价值追求。然而，“为绝大多人谋利益”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构建中有着独特的现实逻辑，并且成为开展统一战线的基本前提。因为，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统一战线就无从谈起，也就无法构建。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个“绝大多数人”更多地指劳工阶级。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构建中坚定地继承了这个基本观点，旗帜鲜明地把工农联盟作为统一战线的主体。同时，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特点，在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结成联盟的同时，还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一起纳入了统一战线的基本范畴。一般来讲，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有一定程度的阶级张力，但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围绕基本任务，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基本观点中国化，从而通过统一战线实现民族力量的最大积聚，进而运用统一战线将民族力量有机转化成救亡图存的政治能量，力求近现代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的彻底解决。
二、统一战线由谁领导？
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可以有效印证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可以说，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因此，在统一战线运作与展开的过程中，谁来充当联盟的领导者，这也是一个基本问题。根据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理论与实践逻辑，统一战线理应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一方面，作为整个阶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决定无产阶级领导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作为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代表性决定共产党具体领导统一战线。
（一）代表现代化大生产的无产阶级领导统一战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揭露了现代化生产力反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同时，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三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还列举了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流派，并且剖析了它们的阶级性质和特点，进而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与各种伪流派阶层的界限。因此，“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才是现代化大生产力的先进代表，也是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因而，由于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先进性，决定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者的历史地位，那么无产阶级在联合其他阶级过程中也应当处于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无产阶级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并不是出于无产阶级的自封，归根到底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决定的，即“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而现有的先进的所有制代表即是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理应成为革命联盟的火车头，从而在阶级联盟中牢牢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本状况，并且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关于这一点，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是高度一致的，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一样，都是当前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代表着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另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独特的优点，即“身受三种压迫”“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无产阶级相比较中国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言都更具有先进性，而这个先进性决定了在统一战线中理应由无产阶级领导其他同盟阶级。反之，如果无产阶级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中国革命必定遭遇惨重失败。如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没有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按照这个逻辑，无产阶级应该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但是，具体至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本主义还未充分发展，并且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定的革命性，特别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还一定程度地充当着革命的领导阶级。在这种情形下，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之间存在着明显张力，这就给无产阶级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的把握带来一定的难度，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时期的右倾错误即表现为这个问题把握上的某种紊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即中国革命分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科学界定为新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因而这时的民族资产阶级非但不是革命的对象，而且还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而应当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既能将民族资产阶级纳入统一战线阵营，即解决了分清敌友问题；又能保证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进而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二）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共产党具体领导统一战线
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群体，因而不可能由整个阶级的所有个体都参与统一战线的领导，而应该根据无产阶级“代表制”或“代议制”原则，由本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政党，并且由无产阶级政党具体领导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共产党人时指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就说明，共产党是整个无产阶级的缩影，共产党忠实地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就说明，共产党始终维护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并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矢志不渝地为无产阶级直至全人类谋取长远利益。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就说明，共产党相比较本阶级的其他普通群众而言，更加具备先进性，因而也就具备代表与领导本阶级的资格和条件。综合上述，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具体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运动，这个革命运动当然包括统一战线的发生和发展。同时，统一战线也将推动共产党自身的不断壮大与持续发展。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首次将统一战线列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并且认为“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在这里，统一战线是作为党对敌冲锋陷阵的武器，党当然要首先掌握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并且把统一战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进行充分把握，以期达到党的领导和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叠加效果。因而，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在近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多次参与构建了统一战线，因未能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惨遭失败；其余三次掌握了统一战线领导权，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则转危为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均取得了胜利。因此，无论是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方面来进行论证，还是从近代中国革命实践方面来进行比较，中国共产党必须主动掌握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是由近现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的。
事实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深刻吸取了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的教训，并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牢牢抓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且确立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与方针，从而代表整个中国的进步力量凝聚起全民族的斗争能量，最终将日本侵略者彻底打败，实现了近现代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由此可见，实现无产阶级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关键在于实现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无法制定正确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战略与策略，那么无产阶级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就会落空。
关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在《共产党宣言》文本中并没有直接的表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论述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以“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为专题进行了集中阐述。与此对应，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第一条历史经验即是坚持党的领导，并且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则是这一条基本经验的根本性支撑依据。因而，以先进性为切入点可以进行以下逻辑展开：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决定了，无产阶级主导一切社会变革；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社会变革中的一切斗争与联合，而一切斗争与联合的内容当然包括统一战线的构建与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而且必须领导统一战线。具体到近现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把握也是以此为逻辑展开。实际上，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政党也试图构建与领导统一战线，但是其阶级局限性决定了构建的不可行性。因此，旧民主主义革命只得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能由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主动掌握。
三、统一战线怎样联合？
统一战线的开展是一个不断进行联合的动态过程，而怎样联合则是一个关于统一战线的战略与策略问题。首先，在反封建斗争中，无产阶级可以有原则性地联合资产阶级，同时应时刻保持自身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其次，政党联合是一种为了实现联合阶级或联合阶层的上层联合，以此可以增强阶级联盟的可操作性。第三，无产阶级构建统一战线的最终目的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成功的统一战线基础上实现的。
（一）在反封建斗争中联合资产阶级
一般来讲，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性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统治阶级之间的取代是单向度的。比如，奴隶主阶级被封建专制阶级所取代，封建专制阶级被资产阶级所取代，而资产阶级又必然会被无产阶级所取代。但是，这种单向度的更替或取代又存在着诸多的不平衡性。例如，封建专制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有可能处于同一个时空范畴内，并且各种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一时间内难以正确辨别。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尤其需要因时而变、应势而动，既要分清敌友，又要掌握主动，时刻推动着统一战线向着预定的目标积极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反过来说，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反对封建专制，也可以一定程度地联合资产阶级。因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但是，在联合中，无产阶级要时刻防止“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因而，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强调：“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形态，而是应该坚定地将革命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范畴，最终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形态。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说：“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因此，在反封建专制的联合中，无产阶级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资产阶级的警惕，一刻也不能忘记联合资产阶级的最终目标。实际上，在《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详细论述了关于统一战线过程中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警惕性，并且鲜明地提出了：“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在近现代中国，无产阶级构建统一战线的过程，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处理极其复杂阶级关系的过程。因此，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阶段，无产阶级需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一些时候还要一定程度地联合大资产阶级中的某些派别，以此向共同的敌人进攻。根据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可以得出，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有一定的革命性，但需要时刻教育他们，并且加以必要的斗争；而在联合大资产阶级的过程中则需要时刻警惕他们。为此，毛泽东十分中肯地指出：“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两条战线斗争”即又联合又斗争的战线，这是由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的。
关于在反封建斗争中联合资产阶级，《共产党宣言》中的相关论述在近现代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构建中得到了有力印证。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成分十分复杂，而中国的封建势力又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勾结成反动联盟。另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形态是畸形的，帝国主义势力又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形态。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如何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关系，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政治命题。事实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曾出现了三次“左”和一次右的错误，这也是这种“棘手”的突出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化”，就是要化解经典文本与革命现实之间的张力，以此实现不同时空领域内关于文本场域和实践场域的相互印证。
（二）通过联合政党来联合阶级
在《共产党宣言》的第四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以“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为专题来集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思想。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通过政党联合来实现阶级联合。因此，政党制度建设是构建统一战线的应有之义。或者说，没有政党制度的有效运行，就没有统一战线的顺利发展。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这个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有一定的政治合作基础，但又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马克思、恩格斯还列举了瑞士、波兰、德国可以和共产党合作的政党，并且强调：“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因而，列宁也认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党联合其他政党的逻辑即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阶级的考量，而阶级联合的上层政治层面即是政党联合，以此来增强阶级联合的可操作性。例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多地需要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联合，从而通过上层架构的紧密合作来实现社会基础的广泛联合。
在中国，毛泽东曾用“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来比喻政党和阶级或者阶层的关系，即民主党派不仅代表党派本身，还代表其联系的整个阶级或阶层，而“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争取民主和反对独裁专制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各民主党派的形成和政党关系的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历史运行逻辑与阶级互动考量。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代表与民主同盟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保持经常磋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取得共识并在一系列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并采取联合行动”。其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同民主党派协商合作的步伐，并且在1948年4月30日正式发布了“五一口号”。而“五一口号”得到的积极响应，“为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拉开了序幕”。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正式开启了协商建国的议程。“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当时的民主党派虽然已不代表社会阶级，但是还广泛联系着它所代表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因此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因而，中国共产党有必要继续同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加强合作，并且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为新中国的政党制度奠定了基本政治原则。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的基本思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却对政党制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重大的突破性发展。其一，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本方针，即资产阶级被消灭以后，民主党派作为联系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团体继续存在，并且作为参政党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其二，建立了人民政协制度，为政党制度的具体运作提供了组织平台，并且对中国的民主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三，开发了政治协商这一政治运作模式，为以后协商民主的总体发展奠定了前期基础。
（三）通过政治联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充分点明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专政性质。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是通过专政手段实现的。同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也需要用专政的方式进行。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同时，无产阶级自身的联合也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如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无产阶级自身的联合也是不能巩固的。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到：“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总之，无产阶级通过联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可以进一步巩固联合。无产阶级联合与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无产阶级联合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可以到达无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即是联合与专政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集中阐释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既有联合又有专政，进而实现了联合中的专政和专政中的联合。毛泽东指出：“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也就是说，人民民主专政是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重要基础的。如果说人民民主专政是一座大厦，那么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是这座大厦的地基，而夯实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个地基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座大厦。一句话，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否则，这个阶级联合也是无法巩固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人民民主专政，其前途是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从“联合为阶级”到“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中得到了有效印证。但是，《共产党宣言》文本中的联合更多地指无产阶级内部的联合，而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联合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文本中的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专政是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社会结构的特点和时代命题的要求，在联合与专政的有机耦合过程中实现了重大突破，成功地消除了操作层面关于联合与专政之间的张力，用人民这个政治概念实现了联合与专政的有机贯通，并且在阶级联合的基础上成功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
四、结语
“何以可能”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发生场域，内含统一战线构建的动因逻辑；“由谁领导”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关键场域，内含统一战线构建的主体逻辑；“怎样联合”体现了统一战线的操作场域，内含统一战线构建的路径逻辑。而这三维场域聚合了三重逻辑，可以有效串联起《共产党宣言》中的一系列统一战线观点，进而形成一个逻辑自洽而内容完整的经典文本解读视角。
关于经典文本原理与近现代中国实践的关系，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即只有成功地“化”经典文本原理，才能成功地解决近现代中国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早期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的精髓要义，成功凝聚起中国社会的革命动能，并且形成了中国化的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理论。
在近现代中国这一时空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即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之间的相互印证，以此论证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契合性。因此，经典文本原理以《共产党宣言》为例，近现代中国实践以统一战线为题，以此印证文本原理的真理穿透力和中国实践的正确说服力。由此可以得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具体实践这二者缺一不可。
作者:卢志华
文章来源:《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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