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傅聪“叛逃”的驻外记者胡思升
2020年11月26日感恩节的夜晚，我的大叔胡思升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家纽约临终医院离开了人世。对任何人来说，2020年都是一个命运多桀的年头，尤其纽约这个曾经喧闹繁华的大城市，因为新冠疫情和美国总统大选成为了天灾人祸光顾的中心。
在细雨蒙蒙的纽约初冬日，我们开车跟随着胡思升的灵柩前往火葬场，内心的悲哀如同冬天的寒气从身体的各个地方向外泄露。宛如一颗星星的升起与陨落，没有人曾预计胡思升会在纽约突然离世，就像很多人，包括他的家人，都不曾预知他会成为共产党新中国最年轻有为的一位记者，20岁就担任驻外记者这一要职，在东欧各国报道苏联，匈牙利以及波兰的当地新闻。驻扎波兰时期，胡思升结识了比他小两岁钢琴家傅聪，展开了他们之间64年交往的历程。
今年初，大叔病中跟我聊天时谈起了他的过往，上海出生长大的童年，在重庆陪都度过 的少年，以及在波兰担任《人民日报》报社驻外记者的青年。他详细谈到了当初他如何从苏联前往波兰采访当时爆发的波匈事件（中国称谓波兰革命）。在谈起这些往事细节的时候，大叔的脸庞泛起了光彩，久病而虚弱的身躯似乎也瞬间挺拔了许多。
波匈事件的采访奠定了胡思升记者生涯的崛起，让他与当年“叛逃”英国的傅聪成为朋友，也尝到了为政治让路的涉外初恋的悲哀。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胡思升的人生也因为这两件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而形成了他自己后来都无法控制的命运之路。
一 、「波匈事件」的首位采访者
历史的镜头将我们带回到1956年的匈牙利。重新回顾当时的政治事件。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苏联进入了一段较为缓和的自由化时期。因反对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政策而得到赫鲁晓夫支持、重新上台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纳吉在国会发表施政纲领，提出“六月政策”，要求施行“废止一党专权，实行党政分离”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纳吉试图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改革方针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不满，1955年初，赫鲁晓夫结束了纳吉的“新路线”，纳吉被免职。
1956年夏，波兰爆发反对极权统治，要求民主改革的流血镇压事件，导致波兰执政党的瓦解，反对斯大林路线而入狱的的前波兰前领导人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波兰的成功鼓舞了匈牙利人。10月23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以及学生抢夺电台被武装保卫人员开枪而造成的流血事件，成为了匈牙利革命的导火索。为了反抗苏联的镇压，数万匈牙利民众武装起来，在街头巷尾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为了稳定局势，重新上任的纳吉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劳动人民党和秘密警察，后宣布退出《华沙条约》，预备举办自由选举。11月4日，原来已经撤军的苏联军队再度入侵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区。一些匈牙利人坚持抵抗至11月10日。最终，持续了13天的暴力革命以失败告终，纳吉最后也被处以绞刑。这场被苏联以及国际共产党阵营指责为政变的行动结束后，匈牙利2500多人死亡，20万匈牙利人逃亡国外成为难民。
1956波匈事件爆发时，24岁的胡思升正担任中国驻莫斯科的报社记者，他那年三月才从北京工作的《人民日报》社赴莫斯科上任。11月5日半夜，当布达佩斯的混战还在进行中，他就接到北京报社总部指令，让他无论采取任何办法也要从莫斯科星夜兼程赶往匈牙利首都。那天夜里，胡思升通过记者关系想办法在莫斯科的沃努科夫机场搭上一架军用运输机，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一个苏军坦克基地。他在基地睡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受到基地司令的接见。这个穿着苏军制服、佩戴将军头衔的司令官看到只拎着一只帆布箱，从莫斯科兼程赶来的中国记者如此年轻，表示很惊讶。因为苏联高层的中国人不多，像胡思升这样年轻便做了首席记者，并且愿意冒生命危险前往布达佩斯的记者更是头一次看见。更令司令惊讶的是，胡思升还会俄文，与他的交流不需要翻译。于是，司令跟他说，目前，前往布达佩斯的所有道路都被苏军的包围圈切断，如果想进入市中心，唯一的方式就是跟苏军一个即将开往布达佩斯的市中心参加战斗装甲车队进入。他可以马上安排胡思升随着即将开往市中心的装甲车队一起进去，但是他不能保证，一路上，胡思升的生命安全是否可以受到保障。胡思升正直热血青年时期，抱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于是，他拎着他的帆布行李箱进入了一辆架着重机枪的军用坦克车，开往布达佩斯。
胡思升当年乘的那辆装甲车没有顶，也没有敞篷，几乎是全身暴露在外。他本能地把自己的帆布箱顶在头上，尽量缩在装甲车的驾驶仓里。一路上，虽然冷枪不断，但他们总算有惊无险地到达位于达布达佩斯的苏军司令部。一位苏联将军会见了胡思升，十分惊奇地说：你一个中国记者，怎么不远万里，冒险闯入全部被包围的布达佩斯？将军又问他准备去哪儿采访。胡思升马上说，把我带到中国大使馆去吧。于是，将军派了一辆全副武装的军车护送他到了中国驻匈亚利大使馆。
大使馆门口的街道上枪战留下的弹痕累累，大使馆的铁门紧闭，没有一点人声。胡思升探头往铁栅栏门后边看去，看到门后很多中国年轻的留学生手持棍棒，正在保护使馆。当地的军警系统已经全部瘫痪，各个国家的大使馆也只能想办法自保，中国大使馆就叫上了当地的留学生来保护使馆。看到胡思升突然从街上的苏联军车里出来，学生们吓了一跳，不知道他是从哪里跑来的。胡思升立即报上姓名，请他们赶紧通报郝德清大使。不过半年多前，胡思升与《人民日报》的黄操良副总编辑，作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邀请的客人，来此参加国庆典礼时就来过中国大使馆见过郝德清大使。当时是布达佩斯阳光明媚的美好春季，匈牙利总理拉科西在国会大厦接见了中国代表。如今，不过半年的时光，匈牙利社会主义的面貌已经改变，红旗倒地，成了战争的焦土。想到这儿，胡思升心里忍不住唏嘘。
大使郝德清听说胡思升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大使馆，赶紧热情地接待这位他熟悉的年轻记者。苏联进入匈牙利之时，郝德清就下令断绝了使馆与匈牙利人的来往，关闭使馆大门﹐每天把匈牙利“暴动”的情况向北京报告。毛泽东每天都听取大使馆的报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局势。中共最终判断匈牙利的事件已经发展成反革命暴动，在赫鲁晓夫动摇犹豫的时候强烈要求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事件让毛泽东吸取了教训﹐制定了在中国防止出现类似事件的方针，在1958年推出了反右运动，揪出了50万“右派”知识份子，把他们送进劳改农场和监狱。从这个角度来说，匈牙利事件对中国的反右起了推动作用。
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中，《人民日报》驻外记者胡思升就冒险前往布达佩斯进行实地采访，已是一段现在不为多少人知道的历史，也是他记者生涯中最值得回忆的经历。1956年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胡思升来自布达佩斯的通讯《在布达佩斯街头上》，对当时的布达佩斯做了唯一的报道。“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上，战斗的创伤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眼睛。今年春天我曾经看见过这里熙攘的人群、叮当作响的电车和漂亮的公共汽车，但现在摆在面前的是破坏了的电车轨道和散在马路上的架空电线，断砖、碎玻璃和纸片遍地皆是，闻名的民族博物馆被焚毁了一部分，《自由人民报》和大百货公司所在的拉科兹街，断墙破窗，战火的痕迹到处可见”。胡思升用充满感触的文字写道。他清楚地记得，两天前，他刚到布达佩斯的时候，看见深秋的旋风卷着古老街道上大堆枯黄的树叶，更加深了周边的冷清景象，时不时，可以听见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
11月8日，就在胡思升到达这里的第二天，被中国称为暴动的“叛匪”曾向排队购买面包的妇女开枪射击，五名无辜的妇女当场死亡。他们在这一天四出抢劫和纵火，大百货公司被抢走价值一百万福林的货物，随后被 赶到的武装苏军制止。苏军城防司令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发布命令，给自动缴枪的人以宽大待遇，而“自由欧洲”的电台则传来了匈牙利语的广播，鼓动反革命分子不要缴枪，把枪藏起来。就在这里，胡思升听到了暴徒和苏军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的消息。11月8日上午，胡思升坐在匈牙利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鲁宾的宽敞的办公室里。他看到窗外的外交部大楼前停靠着的许多各种牌号的美国、英国和西德的汽车，汽车上面有的漆着红十字，有的复盖着美国星条旗。鲁宾指着这些车子告诉胡思升说：“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有成百名西方国家的记者星夜赶来布达佩斯，有的匆忙赶到连护照都没有带。而现在，他们蜂拥到外交部的唯一要求是：发给证件，让他们安全回国。离开鲁宾的办公楼出来时，胡思升迎面碰到许多操英语、穿着卡叽布雨衣的人们如没头的苍蝇一样乱窜，寻找着安全回国的途径。
在匈牙利第一线，胡思升写了多篇战地报道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专栏上。这些独家报导奠定了胡思升作为东欧驻外记者在《人民日报》的地位。胡思升从匈牙利返回莫斯科后不久，恰逢1957年元旦。中国国家总理周恩来即将率中国最高代表团访问波兰，《人民日报》社立刻紧急通知胡思升，要他随行采访，并先从莫斯科赶往华沙做准备工作。于是，胡思升在莫斯科一片热闹的过年气氛中赶去火车站前往华沙，展开了他在波兰的记者生涯。胡思升不知道的是，在波兰的临时采访会让他成为《人民日报》常驻华沙的记者，他将遇到钢琴家傅聪，遭遇他与一位华沙姑娘的难忘初恋。而这两件事都给以后的他的人生和职业生涯带来了难以预料的转折。
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苏军的鲁莽镇压给东欧各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对苏联的支持，使得原来寄希望于中国劝说苏联撤军的波兰和匈牙利两国对中国十分失望。苏军占领结束后，正在亚洲访问的周恩来临时改动行程，亲赴东欧抚平伤痕，稳住社会主义阵营的阵脚。
站在迎接周恩来专机的华沙机场上，胡思升看到了他敬仰已久的周恩来，却不敢趋前打招呼。因为他深知在欢迎的贵宾中，他仅仅只是一名小小的驻外记者，加上出于对一国总理的地位和名望的畏惧，他只能抬头仰望着周恩来疾步走下飞机，马上被前来欢迎的中国使团围住。陪同周恩来一同前来访问的外交部长乔冠华确认出了胡思升，上前与他握手。乔冠华从当时《人民日报》公开的报导以及内部报道中得知了胡思升的名字，现在在欢迎的队伍中见到了他，特意跟他握了手，说了几句鼓励他的话。
胡思升跟随周恩来的团队在东欧各国访问。周恩来的行程很短，不过五天，日程却安排得满满的。从华沙开往罗兹的夜行火车上，当火车上大多数人都已进入梦乡，周恩来却毫无睡意，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了解情况。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是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的中方代表。这位资深的外交家非常欣赏胡思升，觉得他年轻有为，对他相当照顾。胡思升与王炳南的交情就从1957年 华沙开始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后。周恩来离开华沙回国前夕，王炳南告诉胡思升说：“总理太累了，想让他放松一下，本来想举办一个舞会，总理推辞了。现在决定在使馆搞一个小型晚宴，只有几个人，不谈公务，你也来参加”。听到王炳南的刻意安排，胡思升感到受宠若惊。
那个晚宴真的正如王炳南所说，是一个内部的小型晚宴，使馆方面只有大使王炳南及政务参赞余谌，代表团方面有周恩来及代表团副团长贺龙元帅。晚宴在一个小房间举行，中间只有一张圆桌，摆放着精美的菜肴。周恩来进来时，围坐等待的几个人马上站了起来，周恩来即刻摆手叫大家坐下。周恩来看上去很疲倦，短短的五天，他几乎没有睡觉，还亲自到波兰新上任的领导人哥穆尔卡家里拜访。
周恩来刚落座，就目光犀利地环视了一下桌边所有人，一眼就看到一脸陌生的胡思升，目光在他的脸上停留了一下。边上的王炳南马上向周恩来介绍说：“他是《人民日报》记者，刚从匈牙利赶来报道您在波兰的访问。”
周恩来听闻又打量了一眼胡思升说：“很年轻哟！”
王炳南接着又补充说：“他叫胡思升！”
王炳南是陕西人，乡音浓重，在座的人都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名字，大家面面相觑。
胡思升只得鼓起勇气自我介绍说：“胡思乱想的‘胡思’，升官发财的‘升’。”
周恩来听了，忍不住笑了。看到周恩来的笑意，胡思升受到鼓舞，随即即兴再加一句：“正因为胡思乱想，所以没有升官发财。”
这下，周恩来大笑道：“好！好！不要胡思乱想地升官发财！”
服务员不断地上菜，各式菜肴丰富得让人目不暇给。年轻记者胡思升初次参加这种接待高级领导的宴会，看到所有的菜都觉得相当丰盛好吃。周恩来也注意到了这点，突然跟王 炳南说：“炳南，你们使馆是不是经常这样大吃大喝？我们国家还很穷，要注意节约啊。”王 炳南赶紧解释说：“今天招待总理，是破例。你可以问胡思升，他不是使馆的。”
胡思升听了赶忙接口道，”我平常在使馆搭伙，凭饭票都是两菜一汤。”
二、相识在美人鱼的故乡
出乎胡思升意料，当时他在波兰的临时采访撰写的系列文章得到报社领导的赏识，让他继续留在波兰成为常驻记者。这个改变，开启了胡思升在华沙当驻外记者的生涯，让他有机会与傅聪成为朋友。
1957年的春天，胡思升在华沙采访了一批中国留学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留学生在华沙》的报导，刊登在同年四月的《人民日报》专栏上。胡思升在《人民日报》的专栏撰写实名报导的时期，大部分记者撰写的新闻都不能具名，可见当时他在《人民日报》的地位已经与很多老记者旗鼓相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思升在匈牙利和华沙撰写的系列报导奠定了他在《人民日报》的地位。
在这篇采访中，胡思升提到了当时留学华沙的钢琴家傅聪。他们两个人的初次见面就是在 华沙市内傅聪的住所，一间不大的卧室兼练琴室。一进屋，就看见一架钢琴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胡思升在报导中写道：“一个春天的下午，我会见了在波兰学习的我国青年钢琴家傅聪。在一间普通的卧室里，一架钢琴占去了不少的地盘。就在这架钢琴旁边，傅聪谈起他的教授热维茨基。热维茨基是波兰音乐界的泰斗，是波兰音乐学院的教授，也是国际萧邦钢琴比赛的创办人之一和评判委员会的主席。这位六十七岁高龄的学者的“桃李”堪称“满天下”，每次萧邦国际钢琴比赛前三名中总有他的学生。傅聪一到波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就被指定为傅聪的导师。他对傅聪的教导毫不吝惜精力。譬如按规定他每次教授的时间为一小时，但他经常忘了时间，一上就是三小时。他对傅聪的关怀不仅像老师对学生，更像父亲对儿子那样。傅聪每次举行音乐会，老教授比学生还要紧张，一再嘱咐傅聪要睡好，休息好，不要练习过度等等语重心长的话。那时，傅聪还要到波兰石切青、卡托维兹等城市举行音乐会。学生的优异成绩怎么能和教授所花费的心血分开呢！”
胡思升的这篇报导是当年关于傅聪在华沙学习生活的首篇报导，也是唯一的一篇报导。
傅聪是中国大陆著名翻译家傅雷的儿子。1952年，18岁的傅聪进行了人生第一次公开演出，随即引起国内音乐界的注意，次年，作为青年才俊被国家选派参加了在罗马尼亚举行的钢琴比赛，一曲萧邦钢琴曲让他展露头角。同年7月，傅聪第二次到罗马尼亚参加比赛后，跟随代表团访问了德国和波兰，在萧邦的故乡演奏了萧邦的作品，受到波兰的认同。1955年，20刚出头的傅聪被邀请前往波兰华沙参加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获得了第三名和“玛祖卡”特奖，成为首位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中国钢琴家。比赛结束后，傅聪并未回国，而是留在波兰华沙国立高等音乐学校（现为华沙弗莱德里克·肖邦音乐大学）留学，直到1958年底毕业。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傅雷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这件事给了傅聪很大的打击，促使他 1958年底结束在波兰的学业后，却没有按照规定回国，而是乘坐飞机出走英国。在那个年代，傅聪的行为被视为“叛逃”，他成为一个叛国者，导致了文革中，他父亲傅雷被批斗三天三夜后自杀身亡的悲惨结局。
胡思升与傅聪第二次碰面是在华沙他的个人演奏会上。演出结束后，胡思升还与当年因为远嫁波兰而轰动一时的中国女生胡佩方一起上前给傅聪献了花。说到当年不过24岁的胡佩方，她的个人经历在那个时代也颇为传奇。五十年代初期，胡佩方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时与一位波兰留学生坠入爱河，遭到学校当局的批评，说她“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一般人在那种政治气候下，早就因害怕而放弃了自己的感情，但性格倔强的胡佩方却不愿意放弃。她费尽周折，通过波兰驻华使馆向中方提出 结婚申请。幸好，申请递到了当时兼任外长的总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亲自签字批准了胡佩方的结婚申请，使得她得以于1955年10月远赴华沙与波兰夫婿结婚并移居波兰。1956年胡佩方到波兰华沙大学教中文。后来，胡佩方坚持用波兰文为主流媒体写作，成为了波兰有名的华裔作家。她于2014年去世。
看到胡佩方和胡思升前来送鲜花，傅聪忍不住笑着跟胡思升说：“你们还真有点欧化呢”。
很快，傅聪与胡思升成了好友。他们两个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家庭都来自上海受过美国教育的海派知识分子，年龄相差两岁，同属国家公派出国的青年才俊，又都是一表人才的帅哥，各方面都谈得来。所以，他们两人有空时常常聚在一起，有时候在胡思升的办公室见面，有时候到布达佩斯的餐厅吃饭。傅聪深受父亲傅雷的家教和影响，中文根底很好，唐诗宋词可以随口拈来。傅聪一再说：“中国人学西方音乐，必须先学好自己的文化。毕竟我们的文化是那么深刻和丰富。”
那时，胡思升在波兰工作时认识了一位漂亮的波兰姑娘，两人很快陷入热恋中。用胡思升的话来说，当时他们两个青春年少，在“美人鱼凝视的维斯杜拉河畔，在肖邦旋律永不消逝的土地上”，在波兰夏季气候温暖却不闷热的日子里谈情说爱，沉浸在青春的爱恋中，完全无视从东欧到中国政治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恋爱中的胡思升对波兰明媚的春天和微风荡漾的夏天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每当想起波兰，他就会想到年轻时在波兰渡过的美好时光，想起他的波兰女友，想起与傅聪的交往。当时，中国没有涉外婚姻的规定，因此，中国人无法跟外国人结婚。像胡佩方那样幸运的人并不很多，很多恋人不仅恋爱未成，还会遭到国内工作单位的批评处分。胡思升与波兰女友的恋情别人不知道，但傅聪却是知道的，在他面前，胡思升毫无隐瞒。
1957年夏天，傅聪从外地演出回到华沙，兴冲冲来找胡思升。两个年轻人在波兰气候宜人无需空调的夏日室内开怀畅聊。心情兴奋的傅聪，挥舞着手上的几封信，对好友说：“这一回，我对毛泽东真是从心里感到佩服。胸襟如此开阔，知识如此渊博，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那是傅聪第一次与胡思升聊政治，让胡思升未免感到有点吃惊。他们两人以往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聊些文学、艺术和生活。胡思升一直以为他不很关心政治。
傅聪将信递给胡思升说：“你读读。这是我父亲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及和各界知识分子座谈时的讲话后，抄录给我读的。” 我拿起信纸，看见这位巴尔扎克小说和丹纳艺术哲学的翻译家，竟如此认真地一字一句地笔录毛泽东的讲话，抄给在海外研习钢琴的爱子阅读，感到非同寻常。
1958年，在苏联、东欧学习文化艺术的中国留学生包括傅聪在内，全部奉调回国集中“学习”。傅聪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中，因为不会说假话，加上因为在国外多年被冠以“资产阶级思想浓厚，因而被列入需要“下放劳动，接受改造”的名单，不准许再回波兰留学。幸好，傅雷的朋友，当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出面说，傅聪已在国际比赛中获奖，为祖国争了光，中断学习不宜，让他学成后再接受改造不迟。傅聪因此得以回到华沙继续学业。
重新回到华沙的傅聪变了。胡思升察觉了他的细微变化，觉得傅聪变的沉默寡言，很少再像以前那样与他有话必说了。据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回忆说，傅聪那次回国，只在北京接受了思想汇报，并没有时间回上海家中。傅雷打长途电话给楼适夷，说傅聪住在马思聪家里，要楼适夷替他去看一下傅聪。就是那次谈话中，楼适夷发觉傅聪思想比以前活跃得多，在闲聊中还谈到了苏联和波兰存在的问题。楼适夷当时就劝告傅聪说：“你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去谈论这些问题”。楼适夷遇见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聪的情况。周巍峙又把情况转告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钱俊瑞便把傅聪找来，批评了他一顿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
这件事对傅聪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他无法想像自己下乡到农村劳动的情景。他深知，一双弹钢琴的手一旦拿起锄头干农活，那他的艺术生涯就完了。当时的傅聪全身心的努力都放在弹钢琴上，那是他毕生所爱所求，除此之外，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挡他对钢琴的热爱。回到波兰继续学业不久，傅聪就接到让他提前毕业回国的通知，那时离开他毕业还有半年。
与傅聪一样，胡思升在个人生活方面也遇到了麻烦。他与波兰女友谈恋爱的事情不胫而走，传到了国内的报社。一名公派记者与当地的外国女孩恋爱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是不被容许的。于是，报社以开会的名义，紧急召回波兰的胡思升。
胡思升回国前，傅聪到胡思升的住所来看他。看到胡思升办公桌上放着的波兰女友的美照。傅聪说了一句：“她很漂亮！”就没再说什么。以往，他们两人相处，总会谈天说地，聊个尽兴。然而此刻，两人都各怀心事，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胡思升并不知道傅聪心里正在酝酿着一个即将决定他此后一生命运的机密计划，而这个秘密一旦泄露，不但牵涉到他自己的个人前途，也会给朋友带来麻烦。因此，傅聪只能保持缄默，无法对胡思升讲他的心事。傅聪的沉默在胡思升看来或许是好友分手时的感伤，正如他的波兰女友得知他即将回国时的哀伤。胡思升心里明白，他这一走，肯定会给他们的恋情画上句号。然而，他无法违抗上级的命令，必须回国。当时，胡思升的心里也沉浸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中，并未顾及傅聪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那是他们两个人在波兰的最后一面。华沙一别，胡思升回到北京，明则开会、实则接受批评教育。傅聪则踏上前往英国的叛逃之路。此后，他们断绝音信23年。
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出走英国。傅聪坐在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打算采取措施。但人算不如天算，使馆还未动作，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乘坐的飞机还在空中时，西方通讯社便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消息。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闻讯而来的外国记者便团团围住了他，准备进行采访，但傅聪拒绝接受采访，直接进入事先安排好的隐藏地点，除了第二个星期到皇家节日大厅演出之外，一直深居简出。据当时的英国报纸说，中方安排了人试图在伦敦一家酒店绑架傅聪回国，但被他从侧门逃脱，因此，英国有关机构为了保护傅聪的人身安全，曾一度把他藏匿起来。
传闻傅聪之所以能够顺利逃离华沙，是得到英国驻波兰大使馆的帮助。波兰也属“社会主义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学生，不能随便与别国使馆联系。傅聪从未与英国官员有任何交往，但关键时刻却能直接投奔该国，让中国的反情报机关措手不及，只好在国内进行了严密的追查，从傅雷周边的亲朋好友开始调查，追究傅聪逃亡的始末，这是后话。
三，二十年生死两茫茫
1958年12月，胡思升已回到了北京，换了新的职务，从驻外记者变成了报社国际部的编辑。一天，他坐在北京报纸国际部的办公室，翻阅着西方通讯社的最新报导 。突然，一条消息映入他的眼帘，使他心里一惊，差点失去了平衡跌下座椅。那条消息的粗体字标题非常醒目：“傅聪叛逃伦敦”。
胡说升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朋友傅聪居然叛逃英国了。那个年代，中国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分属两个阵营，断绝了所有的外事往来。这如同一个晴天霹雳，马上使胡思升坐立不安，他知道，按照规定，组织上一定会审查与傅聪认识的所有人，让他们交代彼此的来往关系。从波兰回来，胡思升因为与波兰女友的恋情遭受了领导的批评，也做了深刻检讨才过关。这件事刚刚平息，傅聪叛逃的事件发生，顿时让胡思升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前途担忧。
针对傅聪叛逃一事，周恩来表示“各人做事各人当”“只要傅聪愿意回来，欢迎”。但是胡思升心里清楚傅聪不会回来了。就像后来他在回忆文章写道的那样：傅聪在海外，也许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左的浓雾并没有消逝。“文革”的爆发、文化专制的极端使傅聪心痛，父母的自杀更使他深感绝望。他只能与琴键、韵律为伍，倾听大千世界中最美妙、最微妙的声音，沉浸在“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寻”的境地里。
胡思升心里清楚，但表面上，他只能用沉默来掩盖内心的起伏不安，从此小心谨慎地做人。从波兰回来以后的胡思升从来不曾谈过傅聪，也从来不提及他在波兰的一段恋情。这两个人是他生命中最难忘的禁忌，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以引爆。1966年文革到来，一直小心翼翼的胡思升也引火上身，他与傅聪曾经的一段友情终于纸包不住火了。1967年初的一个北京冬日，天气异常寒冷。胡思升刚走进报社编辑部的大楼，迎面就看见一张巨幅标语般的大字报张贴在大楼最醒目的位置，大标题写着：胡思升——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标本！在这张大字报中，胡思升被例举了人生的三条罪状：“三家村”主帅邓拓的得意门生、叛国之徒傅聪的密友、与波修女特务暗度陈仓。
邓拓1949年后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虽然，他与胡思升是上下级关系，但因他欣赏胡思升年轻有为，对他的文章也多加重用。因此，报社有人传说胡思升是邓拓的「得意门生」。1966年文革开始，邓拓当首当其冲，因主持专栏《三家村札记》被认为是“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幕后人物，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导致邓拓在5月18日自杀。邓拓虽然死了，但「余毒还在」，因此胡思升作为「得意门生」也得拉出来批判。最主要的是傅聪还活着，因此大字报直指胡思升与傅聪的关系，说“叛徒”傅聪投奔西方前，是胡思升“无话不谈”的“密友”。就连胡思升当初在波兰的女友也被拉出来，说她是“波修女特务”（注：文革期间，苏联是“苏修”，波兰是“波修”）。
惊恐之下，胡思升躲在家里“销毁罪证”，将国内外亲友的来信烧掉。他手里保存了波兰女友的十几张照片，也只好狠心烧掉。他烧之前，最后看了一眼所有的照片，试图把波兰女友的样貌留在记忆里。毕竟、那是他的初恋，无法忘记。正在这时，电话响了，是报社的一位同事兼挚友打来的。他压低了的嗓音说：“我躲在办公桌下给你打电话，你赶快离开家，跑到什么地方藏起来。毛泽东思想捍卫队的一帮人，拿着钢鞭、皮鞭，骑着自行车去抓你。不能多说，立即行动“。胡思升最怕的事情还是来了，他不敢走正门，而是仗着身手矫健，跳过围着宿舍楼的铁栏杆，直奔公车站。直到他坐上了一辆开往郊区的公车才喘了一口气，自我庆幸，避免了一场肯定会被打得半死的恶运。虽然，最终文革他是逃脱不掉的，但被打死的厄运能避免就避免。
经历了二十多年政治运动的胡思升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与傅聪居然有重逢的一天。文革在1976年结束，傅雷1979年被平反。傅聪回国参加1979年4月26日傅雷夫妇平反昭雪追悼会。1981年，傅聪回国演出，在胡思升位于北京平安里的家里，傅聪与弟弟傅敏一起与胡思升见面，畅聊往事。一别二十多年，傅聪已经成为世界级的著名钢琴家，而胡思升也成为《人民日报》著名记者。二十几年后再相逢，曾经的青葱少年已是中年，真应了苏轼「江城子」里的那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1966年底，在英国的傅聪接到在上海的父母双亡的噩耗时，脑海中滑过的就是这句词。
傅聪对胡思升说起去国多年，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唐诗宋词之爱从未减弱：“西方古典音乐有它独有的意境，但当我弹奏时，常常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中国的诗词。莫扎特有一章回旋曲，主题就是：每一次回来，却更添加乡愁，而且结束之时好像不曾结束，恰似古诗中'更行更远还生'的味道。曲中有两句，简直就是'触目愁肠断'。德彪西有一首曲子，我把标题译成中国式的《月夜怀古》。乐曲开始时荒凉一片，像历史流经无垠的沙漠，如同置身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意境，几千年的历史，都浓缩在短短的乐曲中了。”傅聪弹奏的是西方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却从中华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和启示，把萧邦比作李后主，把贝多芬比作杜甫，舒伯特比作陶渊明，莫扎特比作李白。
1982年2月6日，胡思升撰文《傅聪的琴音和傅雷的家书》在《人民日报》发表，文中说：也许是一个巧合：傅聪在首都举行钢琴演奏会的那一天，《傅雷家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问世了。这一对文学艺术家的父子，越过了迂回曲折的路程，在曾经哺育他们的神州大地上，终于会合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官方喉舌首次报导傅聪回国之事。在这篇文章里，胡思升第一次在政府官媒上用了“傅聪不告而别“ 的中性词，而不是叛逃，算是用文字为傅聪当年的行为做了平反。
1982年底，傅聪第五次回国在北京开个人独奏会，照例与胡思升见面。胡思升问他：“还记得王炳南大使吗？”傅聪说他当然记得，王炳南是他们两人在华沙时的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傅聪便托胡思升转赠两张独奏会的票给刚出任中国人民友好协会会长的王炳南。胡思升当即打电话给王炳南，转达傅聪的邀请。王炳南马上说：“明天晚上，我请客，除了傅聪和你，我把夏衍也请上。” 于是，在北京饭店一间幽静的贵宾室里，夏衍、王炳南、傅聪和胡思升四个人见了面。傅聪当面感谢夏衍，当初如果不是夏衍的一句话，他1957年回国后就无法再赴波兰继续学业了，也就谈不上以后的叛逃，那么也许傅聪也不会逃脱文革中与他父亲共同的命运。1983年元旦，胡思升还陪傅聪和傅敏去夏衍的家中拜访，看见夏公钟爱的猫在闭目午休。已83岁的夏衍思维仍然活跃，与他们闲聊，谈中国当时的文艺改革。
胡思升对傅聪的那次中国行写道：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都存在着或明或暗地交锋。傅聪回国，掌声不断，也有人对此不满，说怪话。两极的反应，促使当时在任的胡耀邦总书记不得不出来说话：“傅聪回国，应予欢迎，不应歧视，但对他当年不告而别，仍需表态”。傅聪对琴音有职业的敏锐，并不意味着他对国内的政治风向不敏感。大陆突然批判白桦的作品《苦恋》，使本来心有余悸的“臭老九”们的心跳加速，也使傅聪担心“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中国人太熟悉的政治运动是否即将降临。他带着些许的失望，回了英伦。
九十年代初，胡思升移民美国纽约，他与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傅聪的见面不再方便。2004年10月，傅聪是专程从伦敦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他的个人演奏会，也算为他七十岁贺寿。到纽约后，两人数次打电话相约见面。傅聪每天需要练琴，住到了一个借他练琴的朋友家。傅聪把地址告诉了胡思升让他来自己的住处见面。胡思升担心到了不熟悉的地址，找不到傅聪。傅聪就说，你如果听到琴声，那就是我了。傅聪一生度过的最多的时间就是在练琴上，每天七八个小时，数十年如一日，可谓“把人生的一大半时间都消磨在钢琴上了”。
胡思升到傅聪练琴的地方去接他，然后再一起到到“王朝豪庭”餐厅共进晚餐。这次聚会与他们最后的北京几面已相隔七八年。在纽约冬天的夜晚，两人远离所有的时事政治，放开禁忌、畅聊以往。他们自然而然忆旧，谈到华沙的青年时代，傅聪的出逃以及胡思升以后的命运。对此，胡思升写道：“将近半个世纪了，从飘洒翩翩的青春年少到阅尽沧桑的交往；从华沙、北京到纽约，我和钢琴家傅聪的交往，时间的长度，君子之交的清淡，跌宕起伏的深度，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傅聪那次在纽约的的演出服不是以往的黑色燕尾服，而是穿了一身黑色唐装。更出人意料的是极少演奏中国作曲家作品的傅聪，在纽约与波士顿演出时，难得地选用了居住在纽约、但相互从未见过面的宋抚元的《琴诗》组曲中的《松下问童子》、《咏怀》、《荆轲渡易水》。在傅聪的骨子里，中国传统文化是他的教育根基，也是他在国外多年最怀念的乡愁。
那是胡思升与傅聪此生的最后一面，因为傅聪不用电脑，没有个人网站，没有E-Mail，甚至都不用手机，更不印名片。胡思升与傅聪联络，要么发传真，要么通过傅敏邮件往来。2010年5月底，傅敏从北京发给胡思升电邮说：“家兄今年来两次回国作巡回演出，有深圳、广州、海口、南昌、上海、南京、武汉。都是萧邦Piano Recital。今年是萧邦诞辰200周年，所以他特别忙。
在纽约的后几年，胡思升一直受病痛折磨，多年来深居简出，几乎不与外界来往。但在他的心目中，当年他二十岁出头就被派往东欧做驻外记者的往事一直是他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因此，在他卧病期间，我们两个人唯一一次的采访式深谈就谈到了他的东欧经历，那是他年轻时事业最为辉煌的时代。虽然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他因为撰写了几篇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而从记者变成获奖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但对他来说，刻骨铭心的往事时光还是基于他反复跟我谈的几点：1949年前在上海渡过的少年；抗战时，他与我父亲和大姑一起从孤岛上海偷偷前往国民政府所在的重庆的冒险经历；他在东欧的做记者的几年，以及八十年代，他多次去中南海采访中央领导的情形。
我想，与傅聪的交往之所以在胡思升的心目中留下强烈的印象，不仅仅是因为两人曾经在波兰共度了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也因为这段交往，胡思升在中国历届政治运中遭受的抨击给他心底留下了阴影。更重要的是，两人六十多年的交情见证了1949年后共产党新中国经过的历史风云、起伏和变化，以及他与傅聪彼此不同的个人命运。
2020年从全世界到各国是灾难深重的一年。而对胡思升和傅聪两人来说，却是他们的生命永远没有再跨过去的一年。11月26日感恩节晚上8点20分，胡思升在纽约过世，享年88岁。一个月以后的12月28日，86岁的傅聪因新冠在伦敦去世。真是命运弄人，1957年，青春年少的他们在波兰相识成为好友。63年以后，他们在同一年去世，相差不过30多天。
得知傅聪去世的晚上，我打电话给胡思升的女儿，我的堂妹胡冰，告诉她傅聪去世的消息。回看他们俩的交往以及胡思升的坎坷一生，我们禁不住唏嘘感慨。不过可以告慰的是，他们这两个昔日的好友终于很快在天国再见，也与他们同在上海文革前后相继去世的父母家人重逢了，他们的心里一定摆脱了尘世的烦扰磨难，充满了年轻时曾有的快乐。
原载于《传记文学》2020年12期
作者简介：
纽约桃花，原名胡桃(Sonia Hu)，海外出版个人著作有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再版为《浮生上海》)、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小说集《上海以北，北京以南》、诗集《纽约秋风与明月》等。曾获台湾2020年“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奖首奖，主编诗集《纽约流光诗影》及《石村的蒙娜丽莎》等。现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及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终身会员，美国龙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