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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知识的历史》:一部多国史家编写的真正意义的近现代科学-知识全球史重磅新著!

山东科技出版社 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4-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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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由世界多国史学家共同编写的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科学与知识的全球史重磅新著,是全球史研究的前沿著作。全书立足于科学知识等知识随时空而变化的定义,旨在阐明近现代500年科学发展的情况,既描述了科学知识的性质、做法、实践和理论,也尝试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叙述科学和知识的历史。本书并非从科学-知识本身出发,而是从科学-知识内在思想性本质出发,尽可能保持“情境”——世界的厚度及其活动和遭遇的多样性,故本书对科学理念和知识表达的地方性特点具有首创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01

本书概况


《科学与知识的历史》


原书名: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oirs

总主编:〔法〕多米尼克·佩斯特

分卷主编:〔法〕斯特凡娜·范·达默、〔法〕卡皮尔·拉杰、〔德〕奥托·赛本、〔法〕克里斯托夫·博纳伊

出版社: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实际出版时间:2024年1月

页数:1300页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

定价:348.00元

丛书:科技史经典译丛

ISBN:978-7-5723-1673-9



本书主编

总主编为多米尼克·佩斯特(贝多明,Dominique Pestre),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学者,法国科学史学家,曾参与编写《剑桥科学史(第8卷)》(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ience,2020年),主编《科学与知识的历史(16—21世纪)》(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oirs,即本书,2015年)。他曾于2016年根据本书原版,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进行了《书写全球范围内科学与知识的历史:5个世纪以来的反思》(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第168讲,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举办)的学术报告讲座并介绍了本书。


斯特凡娜·范·达默(Stephane Van Damme)、卡皮尔·拉杰(Kapil Raj)、奥托·赛本(H. Otto Sibum)、克里斯托夫·博纳伊(Christophe Bonneuil)、卫周安、曹聪等70多位分卷作者主要来自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及法国、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印度等各国大学的教授、讲师等。这些作者来自不同国家,研究方向各有侧重,不仅包括人文社科类领域,还有自然科学等理工科领域,使得本书极具国际性和包容性


参与编写本书的唯一中国学者是曹聪,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宁波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创新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社会科学的视角研究科技创新,涉及科学精英、科技人力资源、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创新创业、科技体制改革等。发表国际期刊论文和论文集论文数十篇。近作包括《中国转基因:全球争论如何影响中国的农业生物技术政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国创新:对全球科技的挑战》(合著,Polity,2018年)。应邀为202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报告》撰写中国科学一章。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欧盟第七框架计划、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的支持。


内容简介

《科学与知识的历史》(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Savoirs)是“科技史经典译丛”中一种,分为上、中、下三卷。每卷对应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首先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然后是从18世纪末到1914年战争前夕的漫长的19世纪,最后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的这一百多年。全书着眼于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的定义,旨在阐明过去5个世纪科学发展的情况,既描述了科学知识的性质、做法、实践以及相关理论,也尝试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叙述科学和知识的历史并不是从科学与知识本身、从它们内在的思想性本质出发,而是尽可能地保持“情境”,保持世界的厚度及其活动和遭遇的多样性,这也是它的独创性所在。

本书从科学与知识内在的思想性本质出发,尽可能地保持“情境”保持世界的厚度及其活动和遭遇的多样性,书写了一部长时间段的科学与知识的历史。这部大部头著作对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科学与知识,科学的场域本身,科学作为治理的工具等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细节做了阐释,让我们全面了解世界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及相关问题等,更为有意义的是在全球化广泛发展的今天,科学(或者科技)对于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而对于科学(或者科技)理念和知识的表达的地方性特点又有着独特价值和意义,欧美等发达国家如此,中国亦然。


目录

上卷: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科学与知识的旧制度

第一部分 科学、文化、社会

第一章  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启蒙时代的科学家形象

第二章  实验文化

第三章  “结成一体”:旧科学制度下的学院(17—18世纪)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战争与科学

第五章  科学表演

第二部分  科学的场域

第六章  制图学和地球的大小:欧洲地理学(16—18世纪)

第七章  自然的哲学和自然哲学(1500—1750)

第八章  科学书籍与书面文化

第九章  科学观察:科学的视觉文化

第十章  自然志界:欧洲(1530—1802)

第十一章  其他人的知识?种族问题的出现

第三部分  科学和知识的全球化

第十二章  贸易知识:亚洲的案例

第十三章  科学的地方性和中心性:大西洋世界(16—18世纪)

第十四章  传教团的知识

第十五章  18世纪清代中国的历史知识王朝

第十六章  知识的跨国动态和流散族群传播

第四部分  科学与对世界的治理

第十七章  近代欧洲的国家、科学和企业

第十八章  科学的科尔贝主义

第十九章  行政知识的产生

第二十章  环境及其知识

中卷:现代性与全球化

全球化、科学与现代性:从七年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部分  科学、文化、社会

第一章  对革命的分析和现代主义概述

第二章  天文台:空间性制度与知识的迁移

第三章  博物馆、展览会和城市的与境

第四章  政治知识的分裂:文学vs科学,精神科学vs自然科学

第五章  现代性和计量学

第六章  其他性质:19世纪科学的异托邦

第二部分  科学的场域

第七章  清查与盘点地球

第八章  世界如何运作

第九章  数学的形象

第十章  微生物与人类

第十一章  全球化、进化与种族科学

第三部分  相异性的产生

第十二章  劳动中的布歇·德·彼尔特

第十三章  科学与传统知识

第十四章  帝国霸权还是建设性互动?19世纪的印度殖民地

第十五章  美国的殖民认识论

第十六章  明治维新中的“西方”科学:是模仿还是知识的适应?

第四部分  科学与对世界的治理

第十七章  经济世界(Mundus αconomicus):在1800年后彻底改变工业并重塑世界

第十八章  长19世纪的遗传、种族和优生学

第十九章  社会统计的探索

第二十章  气候变化、人类行为与殖民活动

下卷:技性科学的世纪(1914年至今)

技性科学的世纪(1914年至今)

第一部分 科学、经济、社会

第一章  科学家的形象

第二章  科学与战争

第三章  国家:科学的承办者

第四章  一种工业的认知方式

第五章  发展主义国家中的科学与知识

第六章  社会的知识

第七章  一个有毒的世纪——“环境卫生”的出现

第八章  图片中的原子世纪

第二部分  科学的场域

第九章  社会科学的到来

第十章  福柯与生命权力的转变

第十一章  经济学的知识

第十二章  关于人类多样性的知识

第十三章  生态学:对自然的认知与治理

第十四章  基因世纪

第十五章  物质基础理论

第十六章  模型——从表征到行动

第三部分  科学与对世界的治理

第十七章  性别、身体与生物医学

第十八章  治理受污染的世界:技术、健康和环境风险

第十九章  治理地球系统

第二十章  管理创新

第二十一章  中国:向科学技术强国迈进

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今天的知识和科学:一种长时段的解读



02

本书总序

书写一部长时段的科学与知识的历史

这部《科学与知识的历史》旨在阐明过去五个世纪的情况。它分为三卷,每卷对应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首先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然后是从18世纪末到1914年战争前夕的长19世纪(long xixe siècle);最后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今天的这一百多年。第一个时段划分的背后逻辑是:在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知识秩序发生了重大的重组,更广泛地说,学术、经济和政治秩序均发生了重大的重组。第二个时段的划分则比较传统,单选出长19世纪,并着重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显然,这些选择不是必需的,完全不划分也是没有问题的。例如,我们所做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的情况和该地区所定义的“科学”秩序。人们完全可以考虑其他指标,也可以使用其他选择——每一种选择都偏向于不同的知识形式、世界性安排以及全球分级体系。此外,这部《科学与知识的历史》的许多章节都巧妙地越过了这些边界,本套图书的结束语[佩斯特(Pestre),第三卷]以及三卷的导言[范·达默(Van Damme),第一卷;拉杰(Raj)和赛本(Sibum),第二卷;博纳伊(Bonneuil)和佩斯特,第三卷]都重新审视了这些时段划分的选择,以证明它们的合理性、划定其范围或提出替代方案。为了避免任何不合时宜的僵化,我们最后给予作者们完全的自由度,让他们在所述年代的基础上可以适当做出时间的上限或下限的延伸。本套图书继承了社会科学尤其是关于科学的研究方面在过去四十年中经历的变革。我们并没有把科学视为一种显而易见的既定事物,也没有将其作为一种跨历史的现实或是一种非问题性的类别。它的主题并不固定,也不单一,只需要遍览这三卷就可以确信这一点。相反,本套图书着眼于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化的定义。科学是最受关注的知识活动,它把人类的发明性和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但它不能不依赖于设想它的血肉之躯,其真理法则也不可能是绝对的。科学知识并不具有能将它与其他理解现实的方式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超越性;而其他形式的知识——专业的、大众的、业余的、联想的或“传统的”,更不用说艺术、文学、形而上学或哲学——也都是真理和意义的重要载体。因此,人们明白了为什么必须谨慎地始终保留“科学”和“知识”两个术语,才能明确我们探讨的对象。

但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依靠受控的和仪器化的实验、系统的观察和有规律的记录以及数学和统计工具的认知方式,不仅可以得出知识的陈述,这些工具也使得人们在同一活动中得以更明显地把握事物,有了影响世界的优越能力。借用笛卡尔(Descartes)的表述,便是让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因此,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科学与技术领域之间、知识与生产、政治、军事和帝国世界之间存在着深度交融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当权者总是对科学和技术知识能够提供的东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反过来,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往往愿意提供他们的服务。我们还了解到,科技知识并不仅仅是形式化的知识,它只有通过来自其他地方、其他领域的各种技术诀窍和技术对象,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和发挥效力(例如,如果没有提供部件和共同设计的工业界,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加速器会是什么样?)。这些技术诀窍与从业者和工匠的知识、工业和生产实践联系在一起,并且始终与生活方式和经验息息相关。科学研究最终向我们展示了器物和操作在确立科学事实方面的重要性,展示了“校准”仪器和人员以实现协调一致的重要性——简而言之,即研究对象和工作方式的重要性,以在科学本身中可以达成共识。

在认真考虑上述几点的基础上编写这部《科学与知识的历史》,并非易事。不能把它简单归结为概念分析,或是科学学科的发展,抑或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交替或重叠的范式或表征模式的历史。它需要人们超越思想、概念和理论进一步思考,把性质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研究实践和行为,以及它们与其他国家地区人口的做法和知识的关系。而且还应着眼于社会和文化现实,或围绕这些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游戏,以及反过来科技创新对生活、社会和艺术的影响。应该既想到“北方”的知识,也想到“南方”的知识,想到地方动态和全球交流,想到新的霸权使某些类型的知识变得显而易见,而损害其他类型的知识;同时也应该想到有助于塑造所有知识的事件——战争、贸易、商品生产、金融、地缘政治等。简而言之,就像是在研究无缝面料,一定要将其分解,不能有太多的简化,也不能言过其实。

因此,这部《科学与知识的历史》并不是从科学与知识本身、从它们内在的思想性本质出发,而是尽可能地保持“情境”,保持世界的厚度及其活动和遭遇的多样性。这可能正是它的独创性所在,当然,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描述科学知识及其性质、做法、实践以及所提出的陈述和理论。同时也尝试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叙述科学和知识的历史。这三卷本试图刻画每个时代知识和科学方面言论的特点,但并不打算将这些话语与对这些话语付诸成形的具体方式的分析过度地分开;它们希望准确地描述出现了哪些认知框架、它们从哪些空间出现、哪些机构和个人承载着它们、为什么它们会使人信服或丧失真理的地位,以及这些知识如何引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如何促进或作为积极的媒介来重新配置社会和自然世界。

因此,这部《科学与知识的历史》常常从知识诞生的物理和社会的、制度的或性别的空间来思考。它从设计和交换思想、工具和物品的场所出发开展研究。然而,关键在于不拘泥于“预期”的场所或学科。诚然,这三卷分别对科学院[多纳托(Donato),第一卷]、天文台[奥班(Aubin),第二卷]、工业实验室和创新场所[勒屈耶(Lecuyer),第三卷]进行了深入的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义,此外还有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知识,或文学和科学之间的争论[福伊尔哈恩(Feuerhahn),第二卷]。注意力同样放在手工艺知识及其在19世纪物理科学变革中的作用上[赛本(Sibum),第二卷],或者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不同人群在加尔各答的汇集与相遇所产生的全新事物[拉杰(Raj),第二卷]。关注内容还包括近代的传教士[罗马诺(Romano),第一卷]、19世纪的规范和标准世界[沙弗尔(Schaffer),第二卷]、20世纪的自由派智库或非政府组织[佩斯特(Pestre),第三卷]以及相关的或对社会有用的知识如何因此而转变。它涉及公共空间等更抽象的空间形式、科学与知识的利害关系[秦博·索尔热(Thébaud Sorger),第一卷:莱文(Levin),第二卷;比格(Bigg),第三卷],以及重大时刻,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拉斯穆森(Rasmussen),第三卷]或技术工业部署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纳什(Nash),第三卷]。

因此,这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把一系列在大科学史上经常被边缘化的问题纳入其中。首先是保持政治或经济问题的活力,这些问题把对科学的动员和国家或全球发展轨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伊莱尔-佩雷斯(Hilaire-Perez),第一卷;弗雷索(Fressoz),第二卷;埃杰敦(Edgerton),第三卷],将它们作为科学和知识所采取的形式的组成部分加以把握[戈迪埃(Gaudilliere),第三卷]。其次是对空间和地理维度保持关注,一方面造访管理机构,例如,科尔贝(Colbert)所创立的[迪尤(Dew),第一卷],另一方面探访在广阔领土上获得的空间,例如,19世纪的美国[沙普兰(Chaplin),第二卷]或独立后的印度[维斯万纳坦(Visvanathan),第三卷]。最后还要留意交流的空间,例如,大西洋[勒占尔(Regourd),第一卷]或亚洲[贝特朗(Bertrand),第一卷];知识交流的模式,例如,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伊藤(Ito),第二卷]或当代中国(曹聪,第三卷);以及发生交流的当地人口和流散群体[穆奇尼克(Muchnik),第一卷]。

此外,它还通过对“环境”一词的理解及其在近现代的知识[凯内(Quenet),第一卷]或对气候的人为干扰的分析,例如,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发生的情况[洛谢(Locher),第二卷],思考了全球在不同时期的制造方式。最后,它将知识和科学视为人口管理的主要工具或希望。以数字和统计学为基础的治理是古老的[拉布莱(Laboulais),第一卷;贝利韦(Berlivet),第二卷];以优生学和生命政治学为基础的治理有两个世纪的历史「米勒-维勒(Muller-Wille),第二卷;富兰克林(Franklin),第三卷:加尔代(Gardey),第三卷];而以规范、风险和适应性为基础的治理则是较新的[布迪亚(Boudia)和亚斯(Jas),第三卷]。

因此,这个方案是相当明确的。可以说,按照雅克·雷韦尔(Jacques Revel)的说法,关键是“当能把事情变得复杂时,不要把它变得太简单”,不要放弃在案例研究中所学到的东西,即使是在像本书一样尝试采取长时段的观点时。例如,从19世纪中叶兰开夏郡工匠实践植物学的方式这一案例人手来思考,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它可以把知识生产和各层级社会互动的密集网络维系在一起。问题是,针对较长的时间范围和广阔的地理区域,这样做并非易事,甚至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层面上,不可能把所有内容都纳入一个叙述中,因为语言是线性的、顺序的、一维的。我们采用的解决方案是,如果作者愿意,请他们优先考虑论文的形式,也就是说,在近几十年来产生的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找出强有力的论题。这也许存在风险,却使我们可以进行总结,打开问题。

为了在文章和观点的组织上更系统一些,我们最初确定了四个标题来帮助设计各卷的布局: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科学与知识;科学的场域本身:全球化和发展自我和他者的方式;科学作为治理的工具。这一抽象的提纲显然需要调整(这些标题并非在所有时期都有效),每卷中主题的权重显然是不同的,但每卷的问题都是由作者们自己提出的:第一卷包含自然哲学[达斯顿(Daston)]、书籍和写作文化问题[萨菲尔(Safier)]和自然志[布尔热(Bourguet)和拉库尔(Lacour)]等章节;第二卷包含现代性、分析革命[皮克斯通(Pickstone)]和异托邦[特雷斯克(Tresch)]等章节;第三卷包含生态知识[马兰(Mahrane)]和经济知识[米切尔(Mitchell)和亨克(Shenk)]等章节,都是20世纪的核心内容。

由于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一致认为,每一卷都应着眼于它所要叙述的最重要的时刻;另一方面,三卷整体必须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一定的总体性。因此,我们综合考虑和平衡了这三卷之间的关系。例如,对于长19世纪,怀斯(Wise)(第二卷)谈到了与社会、劳动和政治经济的关注点有关的物理科学的部署,而谢韦伯(Schweber)和莱维-勒布隆(Levy-Leblond)(第三卷)则对20世纪所珍视的“基础”物理学进行了概念性解读。迪尔(Dear)(第一卷)则讨论了近代实验文化的多样性。在数学方面,作者们采取的角度分别是近代实用数学[布里瓦斯特(Brioist),第一卷]、19世纪的分析、几何和精确性[亚历山大(Alexander),第二卷],以及20世纪的模型和模拟[阿尔马特(Armatte)和达昂(Dahan),第三卷],这些实践在各自时代背景下的影响力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样,社会科学通过第三卷中雷韦尔(Revel)的章节、第二卷中施兰格(Schlanger)关于欧洲史前史学的章节和第一卷中卫周安(Waley-Cohen)关于中国清朝历史的知识,也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对待。

这样安排可以实现互补,而不追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实现的详尽性。同样,在关于地球的知识方面,贝斯(Besse)(第一卷)介绍了近代制图学新知识的出现:赫勒尔(Hohler)(第二卷)介绍了长19世纪对地球(从深海到两极)及其磁学特性进行清查的方式:而爱德华兹(Edwards)(第三卷)则思考了使气候治理成为可能的物质基础设施。关于人体、医学或生命的知识,曼德雷西(Mandressi)(第一卷)介绍了近代的解剖学视角;勒维(Lowy)(第二卷)叙述了19世纪下半叶微生物的发现及其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博纳伊(Bonneuil)(第三卷)描述了20世纪对基因及其全能性的痴迷。尚克(Shank)(第一卷)让人了解到十六七世纪学者“人设”的极端多样性;而夏平(Shapin)(第三卷)则就20世纪科学家的“人设”做了探讨。我们认为,西方学者和科学家对“欧洲人以外的他者”的建构问题,就像种族和性别问题一样具有重要性,应该在三卷书中被紧紧追问。在这一点上,绍布(Schaub)和塞巴斯蒂亚尼(Sebastiani)(第一卷)、道格拉斯(Douglas)(第二卷)和利普哈特(Lipphardt)(第三卷)等人的章节都做到了。

想说的话说完了,那么现在这些地域、这些流派、这些时空,每一个都可以由读者根据自己的好奇心与兴趣实现进一步的探索。本套图书汇集的综述和论文都是由优秀的学者撰写的,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切入问题,在扎实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分析。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书中找到心目中各种问题的答案。或者更好的是:他(也)能发现在此之前自己坚信存在的新大陆或未知的方面,并且对此感到高兴。

多米尼克·佩斯特(Dominique Pestre)撰




03

译丛总序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兴起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到50年代开始职业化和建制化,并将工作重心放在整理祖国科学遗产和认知古代发明创造等方面。1978年,中国科技史学者将研究领域扩展到近现代科学技术史,此后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成为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迄今,中国学者对本国科技史研究已经取得相当显著的成果,产出了以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卢嘉锡主编)为代表的学术出版物,为科学与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并且赢得了国际学界的尊重和支持。

早在1956年7月9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上发表讲话,指出“研究中国自然科学史,无形中会把范围推广到我们毗邻各国的科学史,甚至于世界科学史”。到195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草了《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其中提道:要有计划地、有重点地研究外国科学史,翻译外国科学史名著和古典科学名著;1962年以前编出“洁本世界科学史小册子”;研究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科学史及其与中国的科学交流史;研究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科学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这个雄心勃勃的设想未能如期付诸实施,却为后辈学者带来了启发。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在1975年改称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之后在“科学的春天”里更加放眼世界和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在1978年创建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正式开始研究世界近现代科学史和技术史,编写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世界物理学史》《贝尔实验室》等论著。近些年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尝试国别科技史研究,探讨中国社会和读者们普遍关注的“科技革命”和“现代化”等问题,组织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合作编撰了《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研究叢书》。然而,与关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相比,国内对世界科技史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还只是远未燎原的“星星之火”。我们对世界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及相关问题的认识落后于国际学术前沿的同行们,不能滿足国家现代化建设对学术探索的迫切需求。

国际学界对科技史的关注和研究已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各类学术成果浩如烟海。将国外优秀科技史论著翻译成中文,这是我国提升世界科技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起点以及滿足国内读者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20世纪中国学者们翻译过一些国外科技史论著与经典科学文献,如丹皮尔的《科学史》、梅森的《自然科学史》、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等通史类书籍,再如学科史著作和其他专题论著,包括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更加有规模地翻译《剑桥科学史》等国外出版的科技史论著,包括萨顿、柯瓦雷、默顿、辛格、科恩、夏平等名家的代表作,还有《尼耳斯·玻尔集》和《爱因斯坦全集》等大部头的科学家论著集。无疑,这些论著为传播科技史知识和促进国内对世界科技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鉴于国内研究世界科技史的紧迫性,我们联络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世界科技史研究室、南开大学科技史研究中心、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和其他大学的部分同道,共同策划国外科技史论著的中文翻译和出版工作。我们选译外文学术著作时主要考虑以下五点:①推介普遍获得国际同行好评的力作,不追求作品类型一致或面面俱到;②有助于国内学者更新知识,或者了解国外同行的新探索;③除了英文论著,特別关注以法文、德文、俄文等语种出版的成果;④与国内已经翻译的作品有区別或有互补性;⑤为传播知识和建设科技史学科添砖加瓦。

我们期待中国学者们将来成为世界科技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者。目前,国内世界科技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专门从事这一研究方向的青年学术人才。他们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①了解国际科技史研究的基本态势、理念和方法,能够参与国外论著的汉译工作;②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并且学习其他必要的外语,如拉丁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古希腊语、阿拉伯语等,以具备国际合作及研究国外科技史的基本能力;③不仅能研读研究文献,而且还能解读原始文献,以具备评判前人成果和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④与国际同行进行持续的交流和实质性合作,以加强国际对话并向国际学界提供中国视角的世界科技史研究成果。为此,我们须持续鼓励年轻人到海外学习与合作,同时聘请国外高水平专家来华工作及培养世界科技史方向的研究生,让青年学者们直接走上国际学术舞台。随着青年人才的成长,我们就能够直接参与世界科技史的学术前沿研究,更好地回应中国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关切,为广大读者奉献新知识,在国际学界发挥中国人的学术影响力。

张柏春、赵猛、田淼

2023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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