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野令”下，贵州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如何转产？听，专家这样说！

作为高效益的致富产业，野生动物养殖在贵州省脱贫攻坚战役中发挥着不小作用。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全面“禁野”达成共识。经此一“疫”，该项产业如何转产（退出）？如何保证广大养殖户、销售商的切实利益，将社会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确保部分从业者不因“疫”返贫、致贫……成了社会迫切关注的问题。

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林业局野生动物和森林植物管理站站长冉景丞，从政策高度和实际情况，深入探讨全省应如何做好野生动物转产（退出）。

风暴：从“养殖宠儿”到谈“野”色变

岁末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国，也把“野生动物”这个词再次推到风口浪尖。当下，“野生动物”彷佛成了一个“时代禁词”，谈“野”色变。而与野生动物息息相关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养殖、交易、运输、餐饮等全产业链及从业人员随即陷入生存风暴，等待“判决”。

关于野生动物养殖产业的界定，冉景丞认为，首先应在法律层面明确自然状态野生动物与人工繁育动物的概念。

“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来源概念而不是物种概念。所谓的“野生动物”应该是生活在自然状况下，不是靠人工喂养的，有自然种群的这些动物才称为野生动物。从行为学上讲，这些动物对人有一种天性的“安全距离”。

“我赞成国际上的惯例，就是把一切非人工饲养的、自然界中的各种动物都定为‘野生动物’，而把一切因人工饲养才能存活的动物都称为‘人工繁育的动物’。人工繁育动物的目的分为科学研究的人工繁育与生产性人工繁育。对于生产性人工繁育，也要搞清楚是观赏、食用、药用、还是宠物，不同的利用目的管理手段应该有区别。而用于生产性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产业（或称特种动物养殖产业）是我们所要探讨的对象。”冉景丞说。

溯源我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发展历史，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浪潮兴起，越来越多人尝到野生动物养殖的甜头。经过几十年发展，全国野生动物养殖已经形成了较为庞大的规模。根据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公开发布的《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业的直接从业者已经达1408.98万人，所创造的直接产值约为5206.16亿元。这是一个由市场驱动下，从非法狩猎到灰色养殖与合法养殖共存的群体自发发展起来的产业，暴利与风险不断博弈。

贵州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全省有野生脊椎动物1053种，而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产业发展却相对滞后。

“受到地域限制和经济发展程度影响，我省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起步晚，规模小。大约从2017年才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社和养殖个体户。相对于广西、江西、湖南等养殖业发展较早的大省来说，我省的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只是冰山一角。不过，这倒是为我们接下来的转产（退出）降低一定的成本和风险”冉景丞说。

疫情暴发前，全国媒体宣传、当地政府对专业合作社和小微企业补贴等鼓励措施、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2019年国家林业局加快林业产业发展的意见等国家政策扶持和金融资金支持、各省份出台的加快产业发展的意见……一时间，“短、平、快”的高收益特种动物，成了“养殖产业的宠儿”。

2017年，紫云自治县回乡创业的姚龙用在外打工多年的积累学习了鸵鸟养殖技术，并从河南、四川引进了鸵鸟和鸸鹋来饲养，总投资花了210多万元。几年时间从30只扩展到200多只，他成功带动了2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养殖，助其增收脱贫。

竹鼠

荔波县的卢淑进养殖竹鼠多年，曾经从广西引入竹鼠种源，饲养了近百只竹鼠，收益可观。2016年当地政府发现是个能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好项目，便鼓励成立生态特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投资120余万元扩建了养殖场（其中卢淑进本人投5万元，贷款35万元，政府补贴扶贫资金80万元）。合作社竹鼠项目发展良好，成本低收益高，常存栏750只种鼠，达到出栏标准500只左右，年可出栏1200只左右，纯收入可达30余万元，带动贫困户45户146人。2018年、2019年贫困户直接参与的分红款逐年递增。

近年来，随着全国特种动物养殖的宣传和政策支持，我省许多地方开始将本地养殖技术成熟、利益见效快的野生动物养殖产业作为脱贫攻坚重要抓手。

数据显示，目前，我省野生动物养殖企业、养殖户有近1900家，以养殖食用为目的动物的养殖场占90%以上，养殖种类主要有竹鼠、豪猪、梅花鹿、果子狸、蓝孔雀、鸵鸟、雉鸡、竹鸡、眼镜蛇等。2019年，全省野生动物养殖产业直接收益达4亿元，涉及群众不下3万人。目前，有610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到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产业中。正当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深入摸索发展的时候，一场疫情让整个产业“背上了锅”，直面史上最严“禁野令”。

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称《决定》）。《决定》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基础上，以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为导向，扩大法律调整范围，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

困境：势在必行，躲不过的转产“阵痛”

冉景丞说：“如今，转产（退出）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种种原因，在特种动物养殖产业发展与监督管理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导致产业良莠不齐、管理相对滞后、部分监管缺位等现象，甚至有些不法分子浑水摸鱼，通过明面上的合法手续开展走私、盗猎等违法犯罪活动、滥食野生动物等乱象，让少数人对整个野生动物保护与产业发展抱以怀疑态度。

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全面禁食，严厉打击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要求一个产业的转产（退出），“一方面要科学对待，另一方面要遵循实际。”

自疫情发生以来，全国野生动物养殖、运输、交易等全部陷入停产状态。广大从业者积极配合着疫情防控的同时，也忍受着惨痛损失，焦灼地等待下一步行动指示。

《决定》发布后，我省林业系统积极响应，全力打击野生动物交易等违法行为，严防严控疫情传播。同时，积极筹备和策划全省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转产（退出）工作。由省林业局组织专项小组，深入一线分头开展调研工作，摸底清查全省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基数，掌握最新养殖情况，了解一线养殖户等从业者心声和意愿。

冉景丞（右）带队调研

冉景丞介绍，通过调研发现，当前我省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转产（退出）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转产（退出）时间的紧迫性。

“动物不比植物，它们每天都要吃东西，没有产出，每天喂进去的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在调研过程中，冉景丞见过太多无助的眼神。一个个“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抛向调研队伍。

在众多养殖户中，大多是背着一身债来饲养特种动物，资金周转紧张，没有多余的储备投入，等来的只有动物饿死、互相吞食等惨状。

据冉景丞粗略估算，自2月份以来，全省野生动物养殖产业损失大约近4亿元，110万只存栏野生动物等待审判，3万多人或面临失业（重新寻找就业机会）、返贫甚至致贫的巨大威胁。非常时期，转产（退出）一刻也等不得，慢不得。

第二，可替代产业选择难度大。

如何有效实现转产（退出）首先面临的便是可替代产业的选择。

我省野生动物养殖户中，有三分之二是2016年以后才开始发展动物养殖产业，部分还处于基建投入且毫无产出阶段。据统计，全省仅基础设施就已投入近10亿元。“野生动物圈舍及配套都是专门配置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一般地直接换品种饲养不可取。”具备多年动物管理和研究经验的冉站长介绍。

庞大的基建配套一时间难以找到“合法的主人”，困境还在于圈舍“主人”的身价。养豪猪的圈舍换成养殖家猪，养殖户成本回转的周期至少要长3倍。

另一方面，技术是短板。广大养殖户受文化程度和技术经验限制，新选产业的适应，需要一定的技术和时间投入。

第三，具体补偿措施制定与落实进展具有曲折性。

4月8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稳妥做好禁食野生动物后续工作的通知，从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科学评估禁食影响；正确理解禁食野生动物范围，分类做好工作衔接；妥善处置在养野生动物，防止引发次生问题；配合做好补偿工作，帮扶养殖户解决困难；加强宣传引导，做好政策解读等方面为全国各林草部门进一步妥善处理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转产（退出）指引方向。

“大方向有了，但具体转产（退出）补偿措施和落实还需要大量调查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马虎不得。”冉景丞说。简单地放生存栏动物，会造成生态环境次生灾害、打破生态平衡，带来更大安全隐患等问题，处理存栏动物更要兼顾生态环保和损失程度；补偿资金来源、赔偿标准及专项落实责任制度拟定……全都需要再三商定，确保处理效果最优。

养殖户

最后，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关注群体情绪。

我省虽不是养殖大省，但是为了脱贫攻坚而建立起来的养殖场占据了绝大多数，现有养殖企业中涉及精准扶贫户就达6103户，“对于他们来说，人工繁育动物成了老人可以看病、孩子可以上学、父母可以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唯一希望。”

简单粗暴地禁止和取缔，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和个体极端行为，万万不可。在调研过程中，冉景丞发现，这场风暴袭来，有可能让这些养殖户一夜破产，雪上加霜。用养殖户的话说：“辛苦拼打四五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有网友分析，仅百多万养蛇人中，约95%的养殖户是通过贷款来扩大再生产。如果禁养了，约95%的人会血本无归。其中20%的家庭会破裂，15%的人会转向其它行业，15%的人会选择打工度日，22%的人会永远翻不起身，25%会转产其它准养动物，3%可能会走头无路甚至走向绝路。

转产（退出）务必在充分了解现实情况下，做好与养殖群众有效的沟通桥梁，建立健全信息反馈机制。真正解民意，解民忧，保障权益，稳定秩序。反馈有着落，进展有举措，给群众吃下定心丸。

破题：抢时间补损失，转产（退出）切忌唱“独角戏”

旌旗猎猎，战鼓催征。2020年是决胜脱贫攻坚、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之年。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决策做好疫情防控，一方面要快马加鞭合力攻坚克难、夺取全胜。

面对国内外特殊环境，当前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松懈，一手抢时间复工复产不停息。全省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转产（退出）关乎广大群众致贫、返贫切身利益，更是等不得慢不得。

抢时间，补损失。为了最大限度缓解全省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转产（退出）“阵痛”，各级林业部门已主动作为，摸清底数、建立台账，依法依规编制转产（退出）实施方案，超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各级政府应牵头成立食用野生动物养殖转产（退出）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的权责，保障政策执行的动力；通过加强培训、提供专家咨询等方式，帮助养殖户利用既有设施，尽快重新寻找合适的养殖方向和其它就业渠道。

“面对这场大考，考验的是各级政府部门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全省各部门要充分联动起来，不能由某一个部门唱‘独角戏’，抢时间补损失！”冉景丞再次呼吁，野生动物养殖产业转产（退出）应从政治战略高度给予重视，加强林业、财政、农业农村、扶贫、生态环境等部门协作，综合施策、联合发力，确保转产（退出）工作稳步推进，维护脱贫攻坚、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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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摄影：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吴采丽 

编辑：喻辉 刘娟 徐然

统筹：施昱凌

编审：王璐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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